洛川會談前后
○1936年初，錢之光隨李克農赴洛川同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代表舉行了秘密會談，商談共同抗日問題。
○這次會談是秘密進行的。我們出發時，沒有對任何人講過要到洛川會談﹔王以哲、趙鎮藩他們更是小心冀翼，生怕泄露出去。
○張學良說：“我是來做大買賣的，搞的是整銷，不是零售。”
○這次會談，對聯蔣抗日還是反蔣抗日的問題，雙方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最后商定：由張學良在裡面勸，我們在外面逼，內外夾攻，逼蔣抗日。
○后來宋綺雲同志同楊虎城將軍一起在重慶被國民黨殺害了，他就是《紅岩》中小蘿卜頭的爸爸。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的長途跋涉，突破了敵人的圍追堵截，勝利到達了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十一月，中央紅軍和紅十五軍團配合，在直羅鎮打了一個大勝仗，全殲敵人一個師，擊潰一個師，師長牛元峰自殺身亡。這一仗繳獲了許多武器彈藥，抓獲了很多俘虜，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同時我黨抗日救亡的主張和優待俘虜的行動。對東北軍產生很大的影響。張學良本人也受到很大的震動，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出路。
我黨在長征途中，就已經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各界人士和各部隊停止敵對行動，共同抗日救國。到達陝北后，十二月在瓦窯堡又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對於我黨團結抗日的這些方針政策，當時張學良將軍已有所了解。為了爭取東北軍停止內戰，我們釋放了國民黨軍隊被俘人員，首先釋放了張學良的親信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高是在榆林橋戰役中被我十五軍團俘獲的，在瓦窯堡住了兩個多月。他親身體驗到我軍優待俘虜、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官兵一致的優良作風。親眼看到我黨我軍真誠團結抗日的行動，認識到隻有團結抗日才有出路，悔恨自己不去打日本人，反而與自己的同胞紅軍作戰，覺得對不起東北的三千萬父老兄弟，要求回去做張學良的工作，爭取張共同抗日。周恩來副主席親自接見了高福源。在問明他的安全確有保証以后，就同意讓他回西安去對張學良進行勸說。
高福源本來是東北講武堂畢業的學生，做過張學良衛隊營的營長，以后升任為尖子團團長，很受張的器重。
高於一九三六年一月起程，先到洛川，經由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的引見，回去見到了張學良。高向張詳細報告了在紅軍中的所見所聞和自己的切身感受，勸張學良同共產黨團結抗日，“打回老家去”。高的勸說，對張學良很有影響。與此同時，我黨也通過多種渠道，對張進行了工作。加上張本人有家仇國恨，聽了高福源的陳述后，便下了決心，決定與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問題。他讓高立即返回瓦窯堡，請我軍派出正式代表，到洛川會談。這樣，就為雙方接觸，建立了聯系。
前往洛川
二月中旬，中央決定，讓李克農同志和我一起到洛川同張學良會談。克農同志是代表團總的負責人。克農同志曾經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有豐富的斗爭經驗。中央到達瓦窯堡后，克農同志任中央聯絡局局長，當時的聯絡局對外實際上是外事部門的性質。因此，黨派他全面負責這次會談工作。當時我是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貿易總局局長，讓我負責談判通商、貿易問題。如果會談成功，還要我到白區去採購一批蘇區急需的物資。
我們是二月二十一日從瓦窯堡出發的。代表團一行除克農同志和我以外，還有中央軍委二局研究員戴鏡元同志，他以機要譯電員的身分參加﹔還有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一位同志，負責警衛工作﹔另有中央保衛局的一位飼養員同志。此外，中央還派了兩個同志護送，在我們到達鄜縣（今富縣）后，他們就回去了。高福源作為聯絡員陪我們同行。
我們都騎著馬，改了裝。克農同志和我身著中山服。我改名叫“徐之光”。戴鏡元穿學生服，當時他隻有十七歲，個子小，加上很少講話，有些羞怯，很象剛出遠門上學的學生。警衛員是陝北人打扮，頭上圍一條毛巾，身著對襟白布衫，腰間扎一根布帶，懷裡藏著駁殼槍，走在我們前面。高福源也著的是便服。
我們這次出來，是中央派的正式代表，首次與東北軍會談，能否談成，是很難預料的。當時，我們作了兩手准備：一是談成，兩軍停戰，互不侵犯，相互通商。根據張學良的態度和東北軍的情況，以及我們黨的政治影響和紅軍作戰能力，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底是首次接觸，我們也不能不作好談不成的准備。當時我們大家對於黨把這樣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們，都感到很振奮，願意盡最大努力去完成。同時，也感到任務是艱巨的。
瓦窯堡位於延安以北。我們一路從北向南經蟠龍、甘泉、鄜縣，到達洛川。為了減少沿途的麻煩，每經城鎮總是繞道通過，夜間也總是住宿在紅軍駐地的村庄。只是在鄜縣進了城。那是二月二十五日上午，西北風卷著大雪，從我們的背后和側面打來，路上積雪很厚，行路確很艱難。我們暫歇在城外一個村子裡，由高福源進城聯系。城裡駐有東北軍六十七軍一個團，他們早有准備，知道我們已到城外，就由團長親自出來把我們迎進城去，還款待我們吃了一頓午飯。飯后，我們急向洛川趕去。這時風雪小多了，行軍速度也快些，到洛川時已近午夜。
洛川會談
洛川是東北軍六十七軍的駐地。我們到達時，軍長王以哲、參謀長趙鎮藩熱情地接待我們。這次會談是秘密進行的。我們出發時，沒有對任何人講過要到洛川會談﹔王以哲、趙鎮藩他們更是小心翼翼，生怕泄露出去。他們把我們安排在一個事先准備好的、行人稀少、非常僻靜的院子裡。六十七軍軍部駐屯在洛川東門附近的孔廟大院內，我們住的四合院，就在他們的軍部旁邊。這是一個有三進的四合院，我們住在最后一進，外面有哨兵把守。他們派了參謀處長佟道和一名副官陪我們住在裡面，負責雙方的聯絡工作。在這裡，他們把生活和伙食都安排得很好，據說是他們的上級長官親自交待的。
王以哲、趙鎮藩接待我們以后，很快向張學良秘密發報匯報情況。我們在出發前，我黨中央也以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和司令員彭德懷的名義，電告了張學良和王以哲。張曾表示要親自參加會談。但這時，張因事正在南京，所以回電要王、趙妥善招待我們，可以先談局部問題、具體問題，重大問題等他回來再談o
當時通商問題是雙方都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就先從通商問題談起。在東北軍方面有許多問題急需解決。因為我們到達陝北后，接連打了幾個勝仗，解放了許多地方，好些農村成了革命根據地。有些地方也是我們經常活動的游擊區。六十七軍的部分軍隊，幾個月來被困在城裡，買不到糧食和柴火。好些東西靠飛機空投接濟，但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駐軍的需要。信件投遞更談不上。加上部隊長時期得不到換防，軍需裝備不好解決。所以他們希望停止內戰，互不侵犯，相互通商。當時我們紅軍也有些困難需要解決。如軍需、武器彈藥、醫療器械、藥品以及一些必要的電訊、文化設備都很缺乏。同時，陝北地廣人稀，土地脊薄，再加國民黨的禍害，人民生活極端困難。我們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不但要解決軍隊自身的給養，還要解決人民生活疾苦的問題，因此通過會談，打破封鎖，也是我們在這次會談中要解決的重要任務之一。
根據雙方的迫切需要，我們到達的第二天就開始和王以哲、趙鎮藩進行會談。雙方首先對通商問題交換看法。我們說：當前日寇燒殺擄掠，蹂躪人民，而蔣介石卻搞不抵抗政策，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我們都是中華兒女，應該槍口對外，收復失地。因此，兩軍不宜再對立下去，應該盡快解除封鎖，實行通商貿易，互通有無，以解決彼此的困難。通過通商貿易，也可以相互走訪，加深了解。為此，互相可派人到對方管轄地區採購所需物品，對方不得阻攔﹔還應給予方便，並保護辦貨人員的安全。他們說：城裡部隊被圍困幾個月，糧食、柴火、蔬菜等農副產品供應缺乏，他們希望：一是由他們派人下鄉採購，二是由我們動員老鄉送貨進城。他們還要求恢復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運輸，並允許被困在甘泉縣的兩個營換防。當時，克農同志又具體講了大敵當前，應該停止內戰，團結起來，一致抗日等我黨的主張，並提出各守現有駐地等等問題。我們隨時把談判的情況，用密電向中央作了匯報。
會談就紅軍與東北軍六十七軍局部合作問題達成了幾項口頭協議：
政治方面：他們正式同意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軍事方面：確定雙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包括六十七軍在陝甘邊區及關中地區的防地），我方允許在甘泉被圍困半年的六十七軍的兩個營重新換防。
經濟方面：恢復紅、白區通商，恢復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經濟往來。延安、甘泉兩地六十七軍所需的糧食、柴火等物，一是六十七軍自己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一是紅軍轉飭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送糧、送柴進城出賣，便利東北軍。雙方都可互派人員到對方駐地辦貨。雙方對辦貨人員要負保護之責，並給予方便。但為掩人耳目，辦貨人員應著便服。
以上口頭協議商定后，我們也以密電向中央匯報，得到批准。雙方約定自三月五日起秘密下達執行。
洛川續談
張學良是三月三日從南京回到西安的。四日親自駕駛飛機，飛抵洛川。到后就來我們住處看望。他身著便裝，手拄文明棍，貌似商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來做大買賣的，搞的是整銷，不是零售。”克農同志握住他的手說：“張將軍，你解甲從商啦！”隨即是一陣笑聲。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主客之間都不拘形跡，比較隨便。
下午三點左右，就在我們住地開始了會談。張學良談了幾個方面的問題。他首先表示：會談開始的情況，已聽過王、趙的報告，認為很好，完全同意那幾項協議。接著談到國際國內形勢。他先請我們發表中共方面的看法，並問中共對抗日戰爭的看法。對這兩個問題，克農同志根據中央瓦窯堡會議的精神，作了解釋說明。張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我軍東征的問題。他認為我們東征既然是抗日，就不應該走山西，而應該走寧夏、綏遠﹔認為我們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不行，他說蔣介石有國家政權、軍隊、財權、實力雄厚﹔還說蔣這個人什麼都干得出來。
克農同志解釋東征取道山西，是為了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共同抗日和解決我軍軍需與兵源的問題。至於抗日統一戰線包括不包括蔣介石，這取決於蔣介石本人。我黨“八一宣言”和瓦窯堡會議，對國際國內形勢，對中日政治、經濟、軍事等情況，都已作了透徹的分析。提出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全國總動員、全民總動員、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主張。目前我軍正開赴抗日前線，對日作戰。這些都是符合全國人民意願的。而蔣介石從“九一八”事變以來，不僅不抗日，反而繼續堅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鎮壓抗日民眾，“圍剿”抗日紅軍，堅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與他合作，豈不是與虎謀皮嗎？在這個問題上，雙方展開了坦率的爭論。最后克農同志表示：你的意見，我們可以向黨中央匯報。這次會談，對聯蔣抗日還是反蔣抗日的問題，雙方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我們的會談，持續到五日凌晨四點左右才結束。雙方確定了這樣幾條協議：
一、我方請示中央，請毛澤東同志或周恩來同志與張學良當面會晤，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地點初步定在膚施縣城（延安），時間由我方決定。
二、為了推動國防政府的成立和組織抗日聯軍的活動，由我方派一位代表常駐西安（即后來派的劉鼎同志），由張學良給以灰色名義作掩護，以便開展工作。
三、紅軍與東北軍派代表出國的路線問題，由張學良負責與新疆盛世才聯系。
四、這是一次重要的秘密會談，不登報，不外傳，隻在雙方部隊秘密實施。
會談期間，除商定這些問題外，彼此還作了進一步交談，使張學良對我黨抗日救國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這次會談雖是初步接觸，是打前站的性質，但確是很重要的。它在聯合抗日問題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為周恩來副主席同張學良在延安進一步的商談，鋪平了道路。
四月九日，周副主席偕李克農同志等到膚施（延安）與張學良、王以哲會商聯合抗日救國大計。在談到是否聯蔣抗日這個問題時，恩來同志說：抗戰如果爭取不到蔣介石這個集團參加，將是一個大的損失，爭取過來是有好處的。但蔣介石是中國大官僚買辦階級的頭子，視人民為死敵，他的指導思想是西太后的“寧予外人，不給家奴”的思想，所以他採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外實行不抵抗主義，使日寇佔領了我東北全境，在華北長驅直入，如履平地。使我無數炎黃子孫，慘死在日寇的鐵蹄之下。對內他又瘋狂鎮壓抗日民眾，“圍剿”抗日紅軍，實際上充當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不過，為了抗日大計，我們可以既往不咎，願意爭取這個力量。但是先讓步是不行的。讓步太多，會使不知足的人認為我們軟弱可欺，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教訓的。所以要讓步，還得要斗爭﹔隻有經過斗爭，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最后商定：由張在裡面勸，我們在外面逼，內外夾攻，逼蔣抗日。這次會談，就成為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和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契機。
前往西安
由於洛川會談順利，我便執行中央交給的下一個任務——到西安採購蘇區急需的物資。會談后第二天，我單槍匹馬前往西安。克農同志和戴鏡元同志及一名警衛員共三人，於七日徑返我軍抗日前線——山西石樓，向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匯報。我在離開洛川時，為了讓我行動方便，王以哲讓我換上了他們的軍裝，騎上他們的戰馬，改扮成他們的軍官﹔還派一名副官隨行，作為我的聯絡員。
有一天上午，馬跑得很累，需要加料，我們就在一個駐有東北軍的地方休息下來。我讓隨行副官進營區聯系，我就一個人在路邊徘徊。路邊有個球場，一個正在打球的東北軍士兵走過來主動同我搭話：“你是哪一部分的？從哪裡來呀？”我答：“是軍部的，從軍部來。”他聽我是南方口音，以為我是南京方面派來的。他說：“你是南京派來的吧！我們政治部有個部門幾乎都是南方人，他們都是南京派來的，你是跟他們一塊的吧！”他邊說，邊用警惕和不滿的眼光看著我。當我隨便點點頭以后，他勉強笑了一下，說：“對不起，打攪了”，就轉身徑向營區奔去。他的行動，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本想同他聊聊，了解點情況。但他的突然離開，倒使我有點迷惑。我打量自己的裝束和剛才的講話，是否有什麼破綻？等那位副官回來后，我問他：“你們政治部是不是有個部門南方人很多？”他說：“是的，這些人是蔣介石派來的特務。”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理解了剛才那個士兵為什麼是那樣的態度。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到南京特務活動的猖獗，也可以看出東北軍普遍對南京方面的憤恨和不滿。
到了西安，他們把我安排在他們的一個宿舍裡住下來。這個宿舍，隻有幾個人住，很少有人往來。為了我的安全，他們告訴我盡量少出門，不要上街去活動。我要購買的東西，由我開出貨單，交他們負責辦理。有些東西，西安也沒有貨，要到上海、天津、北京訂貨。當時我們很需要一台好的石印機，解決印鈔票的問題。本來在江西蘇區時，我們有印刷機，長征途中由於要輕裝，把它丟掉了。到陝北后，要穩定金融，發展生產，必需自己發行鈔票。可是，當時我們沒有象樣的印刷機器，靠木刻手工印刷，要先在好的硬雜木上雕刻出圖案、字碼，然后再套色印刷。工序多，效率低，印不了多少又要換版，印出的票面很不清晰。印制速度慢，滿足不了蘇區生產發展的需要，而且圖案不清，也影響貨幣信用的嚴肅性。所以到西安辦貨，購置一台好的印刷機，也是我這次出來要辦的一件重要事。后來，得到東北軍方面的幫助，從上海買來了一台好的石印機。當然，他們是不知道我們的用途的。
為了掌握一些市場的情況，了解一些政治動向和西安的風土人情，以利於開展工作，有時我也單獨出去活動。一次，我在大街上迎面碰到我的同鄉張以民和他的愛人。張以民原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他領導諸暨暴動失敗，被國民黨通緝，流亡在外。一段時間與黨失掉聯系。這時我忽然見到了他們，因為不知底細，想馬上轉身避開，但已經來不及了。他們老遠就按在家鄉的習慣叫我：“光友哥，你在這裡呀！人家都說你不在人世了，鄉裡人都傳遍了，沒想到你還在這裡。”他們認為我死了，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參加革命后，反動派曾到我家裡抓我，沒有抓到。第二天夜間，我偷偷回去和母親告別，就秘密離開，從此和家裡很少往來。到蘇區后，就中斷了音信。所以他們在這裡突然見到我，自然十分驚訝。當時我不好如實回答他們熱情的問話，只是說：“我在他們軍隊裡，住的地方經常變動。”后來，我知道張以民在西安《西北文化日報》工作，化名張從仁。同時知道，家鄉的邊雪風也在裡邊工作。邊原來也是黨員，不過已好多年不聯系了。事后，我與張以民見了面。他邀我到飯館便餐，我考慮后同意了。在吃飯中間，我問了他這幾年的情況，從各方面來看，他還是朋友。后來我們又在蓮湖公園密談了一次，就談得深一些。他說：“他們的社長是宋綺雲，比較進步，同楊虎城的關系密切，是楊的秘書。”其實宋是我們的秘密黨員。由於張的介紹，我與宋綺雲同志見了面。他很熱情，談了很多情況，我在他這裡了解到楊虎城已與我們有了接觸，他也傾向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可惜后來宋綺雲同志同楊虎城將軍一起在重慶被國民黨殺害了，他就是《紅岩》中小蘿卜頭的爸爸。
我在西安住了將近兩個月，辦了不少東西，除印鈔票的機器外，還有無線電器材、烈性炸藥、貴重藥品、高級紙張等物資。這些東西，都由東北軍用汽車送到洛川六十七軍軍部。我則由他們的聯絡員陪同乘小汽車回到洛川。這次由六十七軍的參謀長趙鎮藩招待了我，並商定由他們負責把這批物資運到雙方防地的交界處。
返回瓦窯堡
我在洛川休息了兩天。他們調集了二十幾匹牲口幫助我們運送物資，並派人護送。長長的馬隊，蜿蜒行進在山谷、田野間，乍看起來，很是壯觀。從洛川到瓦窯堡有好幾天的路程。有時走了很長時間，還是人煙稀少。並且要經過一些深山密林，這一帶有土匪出沒，經常發生搶劫。有些地方的“民團”，也在活動，殺人劫貨，無惡不作。我們這麼長的隊伍，雖然進行了偽裝，但還是很惹人注目的。這時雖有東北軍護送，但畢竟不是紅軍。我方隻有我一個人，此時此刻，深感責任重大，所以警惕性很高，隨時准備應付突然事變。每到險要的地方，我總要先派人探探虛實，然后再行進。晚上也盡量趕到有東北軍駐屯的地方住宿。到達甘泉縣時，東北軍的駐防團長張文清接待了我們。原先是准備安排我們過夜的，但他們看到有這麼多東西，怕在他們管轄區域內出事，所以讓我們略為休息后，繼續趕路。
在一天夜幕將臨的時候，我們到達了與蘇區交界的地方。本來事先商定我們的人馬到這一帶來接應，六十七軍護送的人馬就撤回去。可是到了這裡，卻不見我們的人，等到晚上還未見來。護送人員看到天色已晚，再向前就是蘇區，不便前進，要求在這裡過夜。我即安排住宿，招待他們吃飯。我就去找當地負責人接頭。
我們停留之處，是一個小村庄，這裡已有半公開的黨組織。村長是我們的同志。我找他商量動員送貨的事。他見東西很多，非常吃驚，說：“唉呀，這麼多東西，動員人倒好說，一下子要那麼多牲口，困難還不小。”我說：“不管怎麼樣，你得趕快想辦法，我們不能在這裡久留。”我還從他那裡了解到，這裡地勢險要，四周都是高山峻嶺，懸崖峭壁，常有土匪。“民團”到這裡襲擊，也是常有的事。於是，我們進一步偽裝貨物，又交待村長注意封鎖消息，並請他派可靠的人看守。但即使這樣，這一夜我仍然輾轉反側，不能入睡，不時起來觀察動靜。天亮后，村長東跑西奔了一陣，動員的牲口陸續到齊。我很早就起來，先安排六十七軍護送人員吃完早飯，送走了他們，我們的隊伍才向前進發。大約到上午十點左右，碰上了貿易總局派來接我的同志。他高興地說：“錢局長，可把你等來啦！”我見隻有他一個人，不禁驚異地問道：“還有人嗎？”他說：“還有呢，都在林子裡。”說著用手指著路旁的樹林，然后拾起幾塊石頭，向林中拋去。不一會，我們的人和牲口都出來了。大家趕緊動手卸東西，換牲口。他們告訴我，已在這裡埋伏等候一天一夜了，因為沒有與我取得聯系，不敢貿然行動，所以就在這條必經之路上隱蔽下來，等候我們的到來。
我們裝卸好貨物以后，辭謝了幫助運輸的老鄉，迅速趕回了瓦窯堡。當時採辦的這些東西，對於本來就很貧困、又被國民黨長期封鎖的瓦窯堡來說，是十分稀罕的。老鄉們都在門口看熱鬧。我回到外貿總局，我們的同志已來了不少。林伯渠、王稼祥等負責同志也來了解情況。他們聽完我的匯報后，親自去看買回的物資。他們都很高興，認為這次收獲不小。林老看到石印機高興地說：“之光，你買回這部印刷機可解決問題呀！以后我們印票子，圖案就不會那麼模糊了，印起來也就快得多了！”王稼祥同志見到買回的藥品中有他所需要的藥物，更為高興，說：“沒有想到這種藥你也弄到了！”我說：“這是中央的決策好，也要感謝東北軍的幫助。”稼祥同志的這種心情，反映了我們成百上千紅軍傷病員的共同心願，因為有了藥品，他們得到治療，才可以重返前線。后來，這批物資分別交給有關部門，解決了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
回憶這一段往事，不難看出，洛川會談為以后的延安談判開辟了道路﹔為紅軍與東北軍的全面合作、一致抗日，為徹底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后來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很大的影響。洛川會談的成功及在西安順利完成辦貨的任務，都是我黨在政治上、軍事上勝利的結果。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