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黨史要有好思路、好見解

大約三四年前，我便聽說金沖及先生正在整理當年胡喬木、胡繩等在編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下簡稱《七十年》）時的談話記錄。現在，這些談話終於整理完畢並成書面世，書名是《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簡稱《一本書的歷史》）。金先生對學術研究真的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對他來說，這是了結了多年來的一樁心願。對黨史后學來說，這無疑又是一份寶貴的財富。

經典背后的思考

《七十年》是一部經典的黨史學術專著。可稱其為經典，至少有三個理由：第一，這部書可謂黨史學科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梳理了黨的70年歷史的完整脈絡，構筑起一個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豐富內容的框架。第二，這部書充滿新意，是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時代的產物。與此前出版的黨史書相比，其寫作的指導思想遠勝一籌，對歷史的記述力求真實，立論不拘泥成說，選用史料豐富且精當，寫作手法亦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第三，這部書代表了老一輩（或第一代）黨史工作者對黨史的研究和認知。先后主持這項工作的胡喬木和胡繩學識淵博，是黨史學界的泰斗。他們不僅是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而且長期從事和領導黨的宣傳工作和黨史研究工作，對諸多問題均有深入研究和反復思考。這樣的史家也絕非尋常環境所能造就。《七十年》已出版24年，至今仍對黨史的學習和研究保持著很大影響。此后出版的通史性黨史著作，或繁或簡，大多以《七十年》為藍本或摹本。

一部上乘的史書，離不開修史者對相關歷史的深入研究，離不開宏大精妙的構思和嫻熟的寫作技巧，更離不開史家對歷史的洞見和領悟。從事過歷史研究工作的人大都有這種體驗：一段歷史，研究它時的思路與編寫史書時的思路常常很不一樣﹔一部成稿幾經斟酌推敲，雖是思索的結晶，卻無法呈現思索的過程及其內容的豐富。在拜讀一部經典之后，如果能了解到文字背后史家的觀察和思考，那必定會給讀者帶來更多的啟迪。金先生是《七十年》的主要作者之一，參加了該書編寫的全過程，聆聽了胡喬木和胡繩的多次談話。他晚年經過反復掂量后，決定花大氣力整理這些談話記錄並付梓，其原因便在於此吧。

關於《一本書的歷史》，金先生有兩點重要說明。在《前言》中，他說：胡喬木和胡繩在編寫《七十年》的過程中，一直在認真地思考，不斷提出許多問題來探討，談話的內容幾乎涉及這70年黨史中的各個重要問題。如果沒有這種特定條件，很少有可能聽到他們這樣系統地發表對中共黨史的意見。而系統地閱讀胡喬木、胡繩的多次講話，對讀者了解這本書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問題為什麼要那麼寫，對提高黨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是有益的。金先生還強調：這些談話帶有探討和工作性質，並未准備發表。2014年12月，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他說：“嚴格說來，這本書是胡喬木、胡繩講的話，我只是記錄、整理，沒有發表什麼自己的議論，更不會以我的看法改動他們的觀點。所以署名隻有個名字，沒有寫‘著’，因為內容不是我寫的，是他們的話﹔也沒有寫‘編’，他們沒有授權我編。寫我的名字表示我負責任就是了，這裡的內容都是嚴格按我自己的記錄整理的。”

《一本書的歷史》將胡喬木、胡繩等人關於《七十年》寫作的談話按時間順序分成6個部分：第一、二兩部分是編寫任務的提出和編寫大綱的擬訂，內容涉及寫作的指導原則、基本要求和大的思路﹔第三、四兩部分是胡繩在修改初稿時的多次談話，內容涉及對許多歷史問題的認識﹔第五、六兩部分是關於《七十年》的出版，內容涉及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批准此書出版時的討論和舉行出版座談會的情況。此外，附錄還收入了胡喬木的3篇和胡繩的1篇在其他場合關於黨史問題的講話，以及金沖及回憶胡繩的1篇文章。

《一本書的歷史》約20余萬字，並不算厚重，但讀來卻不輕鬆。談話是在寫作過程中陸續進行的，涉及的問題很多，有些談得比較集中，有些則談得比較分散﹔特別是如果要了解談話的語境和最終處理情況，必須與《七十年》的內容相對照。這本書筆者已經讀了三四遍，仍感到難以全面把握。這裡，隻能就感觸較深的幾點加以介紹並談些粗淺的認識。

黨史的戰斗性與科學性

《一本書的歷史》第一部分記載：在1990年3月8日召開的全國黨史工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上，中共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提出編寫一本黨史書的任務，其基本設想是要盡快寫出一部完整的、篇幅不大的，便於更多人閱讀的黨史簡本。這裡，筆者想就此前的情況做些補充說明。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葉劍英、陳雲等老同志就提出要編寫一部黨的信史公之於眾，但那時的條件尚不成熟。1980年初，中共中央成立黨史委員會和專門的工作機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新中國成立后的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1985年，又成立了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整個80年代，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大潮下，黨史學界十分活躍，黨史研究也打破了以往的研究禁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開始進入黃金時代。這一切都為編寫一本新的、比較完整的、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黨史書創造了條件。

到1990年3月召開黨史工作座談會時，編寫一部新的黨史書已顯得十分必要。除了上述背景和此時距黨的70周年誕辰還有一年多時間外，一個不容忽視的新因素是：中國剛經歷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國際上發生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社會上思想比較混亂。這就使得加強黨史研究、宣傳和教育的任務變得更加突出和緊迫。當時已有的黨史書（大部分為“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一般隻寫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少數的寫到1956年前后，個別新編的雖然也寫到改革開放新時期，但相關內容非常簡略。

在座談會上，三位參會的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薄一波、胡喬木、胡繩先后講話。

薄一波首先說：現在急需實事求是地寫出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留給后人看，也有現實意義。寫歷史，就是要真實。（參見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4、5頁。）

接著，胡喬木就怎樣加強黨史研究、宣傳和教育問題提出6條建議：（一）認清黨史工作的戰斗性﹔（二）加強黨史工作的科學性﹔（三）黨史研究要進一步深入，精密化，要更重視詳細地佔有材料﹔（四）加強和改善黨史、革命史的教育和宣傳工作﹔（五）加強對黨史出版物的領導和管理﹔（六）加強黨史隊伍本身的建設。在這6條中，筆者認為前兩條是重點。關於戰斗性，胡喬木強調：不能把黨史工作看成是平靜的、書齋裡的事業，它是在思想斗爭最前線的一項戰斗性的工作﹔黨史工作的目的並不是面向過去，而是面向現在，面向將來﹔我們是為現在而研究過去的，是為將來而研究過去的﹔黨史工作者必須站在與敵對勢力、敵對思潮斗爭的最前線。關於加強科學性，胡喬木講得更多，要點是黨史工作者要闡明：就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來說，我們黨的產生、興起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的每一步勝利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結果，黨的斗爭勝利都是依靠人民群眾共同努力才取得的。（參見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7—11頁。）

胡繩在講話中提出：要重視建國以來40年的黨史，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而這段歷史和當前現實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他還說：研究建國后的歷史，已有搶救資料的問題，還有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要以“一分為二”的觀點來分析這段經歷﹔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新的制度，在產生、發展中間必然要經過許多曲折，沒有一套現成的成功經驗，不可避免會有復雜曲折的現象。他強調：要使全黨、全國人民對社會主義有堅定信心，不動搖自己的信念。在建立統一思想方面，黨史研究工作是可以很有作為的。（參見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3—17、21—22頁。）

胡喬木、胡繩在這次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對黨史工作具有長期指導意義，實際也提出了編寫《七十年》時所應遵循的原則。

寫書要有好的思路、好的見解

《一本書的歷史》第二部分主要記錄胡喬木在擬訂《七十年》編寫大綱時的幾次談話。那時，胡喬木准備親自主持這本書的編寫。（稍后，胡喬木把主持編寫這本書的任務交給胡繩。原因是這時他的身體已很衰弱，並開始撰寫關於毛澤東的回憶，他把有限的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后面這本書上。）這些談話反映了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思路。胡喬木反復強調的就是：這本書“要提出一個能貫穿始終的思想”，“要提出一些見解”。他特別指出：“對於過去的一些說法，不能全盤接受。那樣，寫不出黨的歷史。”他還說：“不能滿足於歷史問題決議。那是個骨架。”（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0、32頁。）

在看了最初的編寫大綱后，胡喬木顯然不滿意，認為“思路不清楚，條理不清楚”。有感於此，他說：考慮到當前要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不是那麼容易的，不是抄老本子就可以做到。不要想得太簡單了，要提出一些見解。沒有見解，這本書人家就不要看了。事情就這麼多，但是要把事情理出一個頭緒來不容易。思想上要理出個頭緒，寫出來要使人讀得下去。寫得有條有理，不容易。沒有一個很好的思路不行。對歷史要有一個觀察點。你發表評論，要有一個思路。要使人看了覺得有新意，要說清楚發展的脈絡，不是像搭七巧板那樣，拼起來就行。要找到一個脈絡，才能籠罩全書，才有這麼一口氣。（參見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5—26頁。）

關於全書的大思路，胡喬木講了如下一段話：“70年要貫穿一個思想，就是中國要搞革命，要搞建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怎麼結合起來要進行探索，要靠中國人自己來了解情況，在這個基礎上下正確的決心。這中間會碰到各種挫折，但是我們黨還是總結了教訓。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國共產黨是一直在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的。盡管犯了錯誤，還是要為人民謀福利，把中國推向現代化。整部書要有這麼一個思路。”（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6頁。）

胡喬木還說明，要出新意就必須有針對性。他說：要寫一部70年的歷史，如果平鋪直敘，像老的黨史寫法一樣，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因為這個稿子一方面要對黨的歷史做總結性的回顧，有肯定，有評價，有批評﹔另一方面，要答復青年中間一些重要的跟黨史有關的思想上的問題和一些錯誤的、歪曲的看法。希望寫的時候，這個稿子能澄清思想上的一些混亂，有這個目的和沒有這個目的寫起來很不一樣。（參見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4頁。）

循著這樣一條大的思路，在主持編寫《七十年》的過程中，胡喬木和胡繩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以回顧的眼光看，“中國黨當年為什麼能夠成功？成功中也經過種種曲折，在沉重的打擊下，能夠存在、發展到勝利。勝利以后，又有許多曲折”（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4頁。）。從他們前后多次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們認為：寫黨史不僅要寫黨取得的勝利，也不能回避黨的錯誤和失誤，並要認真加以分析，因為黨是在曲折中成長並臻於成熟的﹔反映歷史的曲折才能真正寫出我們黨的特點，讓人看了之后感到確實有說服力。筆者以為，這種看法是十分深刻的。

關於黨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所出現的曲折，胡喬木和胡繩曾作過反復思考，一些新的見解便是在思考的過程中逐漸清晰起來的。

在討論編寫大綱時，胡喬木就提出：實際上，在八大以后，黨內是有兩個指導方針。《一本書的歷史》中特別說明：從胡喬木前后多次講話來看，他不是指領導集體內有兩批人，各有一個方針。而是指領導集體內、甚至同一個人頭腦裡存在著兩個思路、兩種趨向，起伏不定。有正確的東西，也有錯誤的東西。一會兒正確，一會兒錯誤。（參見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5頁。）胡繩在談及這段歷史時也說：犯錯誤時也要一分為二，許多事情不是成功的就一切都好，錯誤的就一切都不好。歷史有個總結經驗的問題。要搞社會主義，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個不斷加深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很困難的。（參見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5、17、31—32頁。）

在修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初稿時，胡繩提出：這一段要有個總論。摸索十年，取得經驗。遭受的失敗也是可貴的經驗。（參見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69頁。）最終，這些思考形成了《七十年》第7章第9節中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觀點：十年探索中，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發展趨向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主要指八大前后黨提出的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另一個發展趨向是錯誤的趨向，主要指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和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361—363頁。）“兩個趨向”的觀點意在說明：正確的認識與錯誤的認識在實踐過程中常常混在一起，並非截然分開，一時也難以分辨，這就導致了歷史的發展必然有所曲折﹔而正確地加以總結，無論是正面的經驗還是反面的教訓，都是黨的寶貴財富。對於這個觀點，胡喬木和胡繩都十分看重。今天看來，這個見解不僅對認識和理解這十年的歷史，而且對認識和理解黨的全部歷史都有啟示作用。

歷史要有政治性，黨史要用“董狐筆”

力求真實，這是《七十年》寫作之初就確定的原則。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時代的需要。對於編寫大綱初稿，胡喬木批評其“思路不清楚、條理不清楚”，首先就是指標題行文沒有脫離老套，沒有體現實事求是的精神。他說：“歷史上最高的‘董狐筆’，該怎麼說就怎麼說。歷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實都加以合理化。”（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8頁。中國歷代史家都把春秋時晉國的董狐作為史家秉筆直書的典范。）他舉例說，對“合作化高潮”之類的說法，不宜用肯定的口氣來講﹔批判鄧子恢是“小腳女人”是錯誤的，黨內已有公論，要說得公道。

在編寫和修改《七十年》的過程中，胡喬木和胡繩有很多思考，或涉及事件，或涉及人物，或涉及對歷史的宏觀認識和把握。他們許多新的分析、認識和評價，不僅對《七十年》的寫作，而且對推動黨史研究走向深入起到重要作用。這些思考涉及黨史的各個時期，這裡限於篇幅，僅舉筆者印象較深的幾個例子。

關於全書第一章，胡繩把初稿開篇從鴉片戰爭寫起，改為從辛亥革命寫起，把原先對歷史的長篇記述改為以論述為主。這一改變不僅是為了簡潔，而且是為了突出與中共建黨最相關的內容——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胡繩提綱挈領地指出：馬克思主義說明的問題不是中國現實原本沒有的，而是中國本來就存在的。中國共產黨建立時，沒有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詳細研究，只是抓了兩個東西：一個是階級斗爭，一個是社會主義思想。中國歷史上沒有產生過中國共產黨這樣的黨，它是以分析階級力量、依靠階級斗爭來進行革命的黨。中國共產黨也不同於許多外國的共產黨，中國黨的特點是從一開始就做群眾運動。十月革命使中國從學習西方資本主義轉向學習俄國，但中國接受十月革命的影響還是以內因為主。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特別強調十月革命的影響，有當時的背景，是講給蘇聯聽的，因為斯大林對中國黨不放心。（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5—36、44頁。）

關於大革命這段歷史，胡繩提出：不能夸大黨在這個時期的影響，好像一開始幾十人幾百人就影響幾千人幾萬人。實際是慢慢把群眾、特別是龐大無聲的中間群眾吸引過來的。到土地革命時期，對中間群眾的影響還縮小了一點。而抗戰時期是個大發展。不把這個脈絡搞清楚，就容易夸張一些時期的作用，反而說不清楚整個發展的脈絡線索。（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48—49頁。）關於大革命的失敗，胡繩說：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陳獨秀對右傾錯誤是有責任的，但不能把一切責任都推給陳一個人。他主張過退出國民黨，這不能說右，還有個尊重第三國際的問題。總之，要不就“左”，要不就右。這麼復雜的政治局勢，幼年的黨怎麼應付得了？（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51頁。）應當說，他的這些觀點都是很有見地的。

關於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史學界有不少爭論。胡繩從反面設問，巧妙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抗戰都是你領導？那麼蔣介石也歸你領導？他的錯你也要負責？是不是叫‘合作領導’？抗戰也有一個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他也想領導，我也要領導。最后他的領導作用給我們限制住了。總的說抗戰不是按照他的方針進行下去，而是共產黨的一套政策才堅持到底，也限制了投降、倒退和分裂。我們影響了各派政治勢力。”（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60—61頁。）《七十年》一書關於抗戰一章，沒有直接回答領導權問題，而是在標題上使用“中流砥柱”一詞來突出中國共產黨的作用。后來，劉大年先生提出：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筆者以為，這個觀點客觀公允，海峽兩岸均可接受。

關於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當下十分引人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前30年與后30年的關系。其實，這個問題在寫作《七十年》的過程中就碰到了。不過，那時是前30年與后11年的關系。對此，胡繩講了一段話：“我們深感經濟再不能大起大落了。這是從30年的經驗教訓中得出來的。用這些來教育干部，同時又不能造成一種印象：過去隻有錯誤的累積。現在這11年，還是在過去30上的基礎上搞的，還有教育、經濟發展水平，是在這個基礎上來搞改革開放的。”（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6頁。）的確，歷史不能割裂。正是由於前30年各方面的積累，加之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得以開辟。

寫歷史要有波瀾、有起伏、有新意

在指導編寫《七十年》和修改書稿的過程中，胡喬木和胡繩用心頗多的一個方面是，如何把一部比較簡略的黨史寫得有波瀾、有起伏、有新意。

撰寫史書離不開敘事。大約在寫作《七十年》之前一年多，胡喬木在審看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時就提出：怎樣從文山會海的格局中走出來，使人讀起來一方面感到輕鬆，另一方面感到是老的歷史有新的探索、新的見解、新的表述，這樣才會對書有新的評價。（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15頁。）《七十年》寫作剛開始，喬木就提出：不能寫成一部流水賬，不能是一個微雕，而是要以一個段落、一個段落，說明那些需要回答的問題，如馬克思主義為什麼在中國被接受。（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5頁。）胡繩在修改《七十年》書稿時也說：寫作的困難，還在敘事。記事文，怎麼寫得有點波瀾？現在是壓縮式的，文章缺少波瀾，讓人看了沒有喘氣的余地。（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56—57頁。）其實，胡喬木和胡繩所說的，是一般黨史專著的通病。

如何避免這樣的通病？首先要做到詳略得當。胡繩說：簡化也不是平均化，細的地方要非常細，粗的地方可以非常粗。他舉《木蘭辭》為例說：“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寫得很細﹔而上路之后僅有兩句話，“萬裡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總之，有的要有概括，不能太瑣碎﹔有的要有特寫。（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8、57頁。）那麼，哪些地方需要寫得詳細？胡喬木說：一定要有新的、過去沒有著重講過的，甚至忽略的，而現在需要解釋、說明、強調的內容。他還說過：早已作了結論的問題當然不可能不重復，但要盡量減少一些，避免過於重復。不然，不用看黨史，隻要看決議、毛選就行了。（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8—39、223頁。）

全書的謀篇布局也有詳略問題。胡繩在修改書稿的過程中提出：“文化大革命”一章不能在總的篇幅佔得太多，不能平均使用力量，總的講，“文革”是個插曲。他還指出：不能把這個時期的黨史隻寫成毛澤東的錯誤史和林彪、“四人幫”的壓迫史。要回答黨到底是怎麼回事。這部分不是寫“文革”史，是寫“文革”中的黨史。主角是黨、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部分權力被篡奪是事實，但是黨沒有完全消失它的力量。（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52—54頁。）

打破沉悶，避免“流水賬”式的寫法，更重要的是要夾敘夾議。在擬寫提綱時，胡喬木就提出：全書要有五分之一篇幅帶言論，才有話可說。一方面是自我認識，做出什麼評價。對老同志，回顧有哪些根本的經驗教訓和根本的傳統﹔對普通讀者，要能夠答復疑問。如果整個都是敘事，就達不到這個目的。一部書應該是一篇長的論文，不可避免地帶有論戰性﹔等於一個黨史的演說家在演說，不是一個教員在課堂上講課。要引起廣泛的興趣。（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4—35頁。）他還說：書要寫得有分量，要照顧大局，還要有點分析，要使人看了覺得是內行人說的，是懂情況的人說的。要有些議論，真正對人有啟發。老說那些說過多少遍的話，讀者不會有興趣，我們也沒有興趣。（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8、38頁。）

事實上，《七十年》中議論的部分遠不足全書五分之一篇幅，但這些議論和點評精當而耐人回味，常是書中最出彩之處。后來，胡繩在《胡喬木和黨史工作》一文中回憶了《七十年》最后修改和定稿的情況，並列舉了五六個例子，很詳細地說明了胡喬木在最后審定書稿時所做的修改。胡繩認為：這些修改不但使這本書增加光彩和減少疏漏，而且也反映出胡喬木對於黨史的真知灼見﹔經胡喬木修改后，有些句子才成為真正具有概括性的論斷。而貫穿在這些修改意見中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73頁。）

胡繩在修改書稿的過程中要求：“這些議論不是脫離事實來寫，不是在事實講完以后再講幾條經驗，那常常索然無味。寫事情本身中也有議論，最好畫龍點睛地說幾句，文間要有點波瀾。”（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56—57頁。）從成書看，這樣的效果達到了。讀《七十年》有一種奇妙的感覺，厚重而又趣味盎然。

寫黨史應多採取一種科學的、民主的態度

《一本書的歷史》在附錄中收錄了胡喬木、胡繩關於黨史的其他幾篇談話。其中第一篇是胡喬木於1988年9月談《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書稿的修改。在這次談話中，他提出：寫的黨史，要考慮現在的形勢，要有一些新的面目，有新材料、新觀點、新態度。這些想法和要求，在《七十年》的編寫中也得到體現。

這次談話是從新史料透露的一些以前不為人知的情況說起的，隨后講到現在的寫法是擺材料多，有一種官方檔案匯編的感覺，思想體現得不夠，缺乏新的面目、新的態度。胡喬木談話的重點在於回答兩個問題：一是寫黨史應抱什麼樣的新態度？二是怎樣才能體現出黨史的科學性？

關於新態度的內容和實質，胡喬木講了三點：

第一，寫黨史要把人民放在中心。黨史是人民構成的歷史，跟人民斗爭的歷史分不開。要講清楚黨在人民中間奮斗，是在群眾斗爭的基礎上引導斗爭，密切地依靠群眾取得勝利的。黨的斗爭不能跟人民的斗爭分開，人民斗爭跟黨的聯系也很多。我們要在人民斗爭歷史的背景下寫黨史，黨中央和領導人要寫，但是要避免分量太大。說黨在群眾運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這方面要說得很適當。因為有些話我們用慣了，不知不覺隨時會流露出來，就會引起人們的反感。把事實說清楚就行了。（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19、220、223、238頁。）

第二，黨是依靠跟黨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奮斗的，跟共產黨合作的人應當在黨史裡有他的地位。其中有些人后來加入了共產黨，沒有加入共產黨的那些人，也是共產黨的親密戰友。如宋慶齡、魯迅、鄒韜奮、沈鈞儒、高崇民、杜重遠等，在黨史書中他們應佔有適當的篇幅。（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20頁。）

第三，要寫黨的廣大干部黨員。黨中央當然是最重要的，但是黨中央不能離開干部和黨員就能夠使革命發展。所以，我們要有意識地多寫一批黨的優秀干部、各個革命時期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雖然不可能詳細地寫，但是應提到，也要選擇一些普通的黨員加以描寫。（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22頁。）

關於黨史的科學性，把胡喬木談話的要點加以歸納，大致有三層意思：

首先，他強調黨史要多講事實，要敘述大量的豐富的事實，因為歷史是由事實構成的。觀點要通過敘述事實來表達，必要時作點概括。要多用新的事實，對於這些事實要有新的見解，對事實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認識，新的思想。（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39、218頁。）

其次，他指出要重視和使用來自各個方面的材料，表明黨史是在掌握了充分材料的基礎上寫的。胡喬木說，我們的論斷要更多地採用現有的材料、客觀的材料，已經發表的材料和沒有發表的材料都要用得比較充分。不但是黨中央的決定、領導人的著作，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可以使用蔣介石的講話、美國人的評論、張治中和李宗仁的回憶錄等，如果像這樣一批人寫出來的東西，我們也尊重，也使用，這才是歷史的公正的証言。我們跟這些証人共同來探討歷史。引用多方面的材料來表明我們的觀點。這樣就使得黨史不拒人於千裡之外。你不是共產主義者，照樣可以看得津津有味。要有這麼一種態度，要用這麼一種方式來寫。（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18—219、223、225頁。）

最后，他提出寫黨史要多採取一種民主的、科學的態度，避免一種硬邦邦的強迫別人接受的感覺。胡喬木說，不是說別人的東西都不行，我才能夠做最后的判斷、最權威的判斷。沒有這種權威。權威就是人民，權威就科學，就是對歷史所做的科學研究。（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24頁。）

作為黨史研究者，胡喬木和胡繩都非常重視史料，重視學術動態，不僅國內的，也包括國外的。《一本書的歷史》中記載，在修改《七十年》書稿的緊張日子裡，胡繩還抽空翻閱了《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特裡爾的《毛澤東傳》、邁斯納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等外國學者的著作。那段時間，筆者正參加《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編寫工作。胡喬木在談延安時期中共與美國接觸時，也詢問過國外相關的新材料、新觀點，而且聽得很認真。品讀《七十年》，事實的敘述和把握，史料的選擇和運用，不少地方都表現出那種深厚的學術功力，那種令人嘆服的對歷史宏觀的駕馭。

對歷史的認識和研究永無休止

《七十年》是經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批准出版的。在決定出版的會議上，領導小組副組長鄧力群說：“總的印象，這本黨史在已有的范圍內，比過去高出一頭。”（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89頁。）這個看法是代表性的，實際是很高的評價。

稍后，胡喬木為《七十年》寫了篇題記，頗有意思。他肯定《七十年》“正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內容比較完善而完整的黨史”，並說“無論如何，寫這樣的書而能寫成這樣，是不容易的”。話鋒一轉，他又說這部書並非“十全十美”，而且隻成“一家之言”。看《七十年》的題記和后記，都未提該書是否經中央審定，而隻說經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審議批准出版。胡繩說，這是為了歡迎大家提出意見，以便在適當時修訂再版。（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79頁。）附帶說一句，這部書是由中央組織班子編寫的，署名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胡繩主編。標明主編是學術著作的規范，表示某個具體人要對全書內容承擔責任。當然，胡繩是名副其實的主編。不過，他晚年在編輯《胡繩全書》時，唯獨沒有把《七十年》收錄其中。顯然，他並不認為這是一部個人著作。

對《七十年》的態度反映了胡喬木、胡繩歷史觀中一個很深刻的思想，即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對歷史的研究永無休止。在指導《七十年》寫作時，胡喬木就說：歷史需要不斷重新觀察，每次觀察要有新的內容。歷史是非常豐富的，可以從許多角度來觀察。人們的思想也不會像我們現在想的那麼簡單的幾條。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想法。社會生活是復雜的，要宣傳黨的70年，就要看到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確實說出些新東西。（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8頁。）

從這種思想出發，胡喬木十分反感那種論斷式的、以權威自詡的寫法。他曾說：寫黨史的時候，最好減少“一、二、三、四”這種形式的論斷，列舉出來，而且按順序排列好。這樣好像就是結論，就是權威，但歷史研究永遠沒有最后一頁，是不斷發展的。當然要有論斷，但不要表現出一種姿態，好像在下最后結論。這樣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你是在作法院判決，不是讓人家來思考，只是讓人家接受。我們的黨史是開放式的，不是企圖把所有的問題全部分析完，誰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問題都分析完。用這種寫法，好像不要讀者去思考了，好像我們就代他思考好了，這些結論都不能動搖了。要避免採取這種形式。（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23頁。）20多年前的這些話，至今讀來仍使人感到振聾發聵、感慨萬分。

在《七十年》題記的最后，胡喬木寫道：“進入下個世紀，如果本書作為素材還多少有用，至少書名將改變為《中國共產黨的八十年》之類了。但是，話何必說得這麼遠呢？”轉瞬已不是八十年，甚至也不是九十年，五六年后我們要迎接的已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了！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