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導解放思想與堅守改革開放的任仲夷

從1976年11月起到1985年7月，任仲夷在一北一南的遼寧、廣東主政長達9年，堅持思想解放，堅守放革開放，他雖未曾擔任過國家級領導職務，卻無可爭議地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政治家，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

解放思想 力主為張志新平反

1972年6月，在“文革”中被批斗了2300多次的任仲夷，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兼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6年11月，中央決定調任仲夷到遼寧工作。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派機接任仲夷進京談話，華國鋒、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人強調遼寧是受“四人幫”危害的重災區，派任仲夷去主政，使命重大。由於遼寧的特殊情況，省委第一書記由沈陽軍區政委曾紹山兼任，任仲夷任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負責全面工作。1977年2月10日，任仲夷隨李德生抵沈陽赴任。1978年9月4日，中央任命任仲夷擔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兼省軍區第一政委。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那幾年裡，中國仍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任仲夷到遼寧后，思路清晰堅定，著力抓了三件大事。一是抓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推動干部群眾解放思想﹔二是平反冤假錯案，起用一大批干部﹔三是抓改革，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

為了撥亂反正、推動思想解放，1977年7月，在開展真理標准大討論前10個月，任仲夷在遼寧省委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響應鄧小平提出的“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觀點，並對這一觀點進行深入的闡述。1978年6月，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暢談實事求是、支持開展思想大討論，6月30日，任仲夷又立即響應，在遼寧省委信訪工作會議上做了“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根本觀點”的講話，立場鮮明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的觀點。

真理標准大討論發動以后，任仲夷立即表態支持。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發表的第3天，任仲夷便著手撰寫論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批判“兩個凡是”的文章。此文6月寫出初稿，幾次修改，8月定稿，題目定為《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刊登在遼寧省委理論刊物《理論與實踐》1978年第8、第9期合刊上。文章提出針對“兩個凡是”的“三個不要”：不要迷信“特殊身份”;不要單憑朴素的階級感情看問題﹔不要以政治需要為借口反對實事求是。提出堅持“實事求是”的“四個必須”：必須完整地、准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這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基礎。必須充分發揚民主,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這是堅持實事求是的組織保証。必須和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起，時刻傾聽群眾的呼聲，這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方法路線。必須承認實踐高於認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是堅持實事求是的鑒別標准。

作為省委第一書記，在那個特殊時段就能公開發表如此鮮明、尖銳的文章，義無反顧地投身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除了需要敏銳的政治眼光、清醒的頭腦外，確實還需要“舍得一身剮”的勇氣。很快，新華社發了通稿轉發全國。《光明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不久，鄧小平到遼寧視察工作，任仲夷曾把這篇文章送他一份，並談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鄧小平表示贊賞。

任仲夷對提倡解放思想、沖破“兩個凡是”束縛還有更深層的思考。他認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上揭露“兩個凡是”的謬論﹔提倡解放思想，則是從思想上沖破“兩個凡是”的牢籠。這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繼續。因此，他從9月起著手撰寫以解放思想為主題的文章，11月完成了《解放思想是偉大的歷史潮流》一文，刊登在1978年12月《紅旗》雜志上。文章提出了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兩個凡是”：“凡是被實踐証明是正確的東西’就要堅持﹔凡是被實踐証明是錯誤的東西，就要堅決糾正。”

任仲夷堅持實事求是，大力推動遼寧平反大量冤假錯案，最為突出的是頂住壓力，繞過禁區，公開、高調為張志新平反昭雪，則是當時一件在全國產生了極大震撼的、影響深遠的大事。

張志新是原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干部。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出於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心，明確表示對林彪不信任、對江青有懷疑、對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滿，同時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錯誤也坦誠地提出尖銳批評。因此，她遭到林彪、“四人幫”及其在遼寧死黨的殘酷迫害，於1969年9月被捕。張志新被捕后，堅持原則，堅持斗爭，被加上“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判處無期徒刑。在長期監禁中，她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遭受了更加殘酷的迫害，1975年被判死刑，並於是年4月4日被以極其慘無人道的手段秘密殺害。

1977年任仲夷到任遼寧時，張志新已犧牲近兩年。從目前看到的資料反映，張志新案的復查平反，大致是這樣一個過程：

在張志新親屬提出申訴前，遼寧營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按照中央關於復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的指示，復查該地區案件。刑庭副庭長宋延齡發現張志新案是反對林彪、“四人幫”的，於是向副院長閆景春匯報。之后，閆景春親自復查張志新案，調來張志新的全部案卷審查，認為張志新同林彪、“四人幫”一伙針鋒相對，毫不含糊地捍衛真理，堅持原則，不怕犧牲。於是，閆景春派人到沈陽監獄去提審張志新，去后才知道張志新早已於1975年4月被處決了。

從1978年7月開始，張志新親屬分別向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省公安局、省高級人民法院，中共中央組織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同時發出申訴信件。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最先回復，表示已轉有關部門復查。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復查張志新案的通知后，指示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復審。

1978年10月16日，營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布張志新案撤銷原判，平反無罪。營口法院曾到遼寧省委宣傳部開座談會，介紹張志新的觀點。省委宣傳部部長看到會議記錄報后批轉各副部長傳閱。省委宣傳部到沈陽市法院了解張志新處刑情況。當時沈陽市法院對此案復查按兵不動，不讓看案卷。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志新案件的復查最初由原辦案人辦理，原辦案人堅持認為：“張志新這案，還有什麼可改的，她把黨的九大、十大也否了﹔加處死刑，是實事求是的。”

省委宣傳部將情況報告省委。1979年1月中旬，省裡成立公檢法聯合復查組。復查組由當時分管公檢法的省委領導張鐵軍挂帥。李德生指示“此案從頭查。省、市分開查，宣傳部、市中院、營口中院、監獄各查各的”。任仲夷對復查組工作抓得很緊。分管領導張鐵軍強調一定要實事求是。1月15日，遼寧省法院通知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省裡提出張志新案復查要換人，原辦案人不要參與復查。省市復查人員審查后，認為這不是一般案件，是重大冤案。1979年3月1日，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發文宣布：我們認為，張志新同志是敢於堅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幫”進行英勇斗爭而獻出了寶貴生命的好干部。......按照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應立即撤銷原判，推倒一切污蔑不實之詞，為張志新同志徹底平反昭雪。

此至，公檢法方面同意平反，但認為是一般冤案，張志新不算烈士。省委宣傳部部長不同意認定為一般冤案，認為張志新應定為烈士。省委政法小組、省委宣傳部於1979年3月專題報告上報省委。3月9日，復查組向省委匯報。省委常委會認定張志新為革命烈士，公開發文宣布平反和召開追悼會。３月２６日，遼寧省委作出《關於為張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認她為革命烈士的決定》：“張志新現行反革命案件，純系林彪、‘四人幫’及其死黨一伙為了篡黨奪權，瘋狂踐踏黨的民主生活，破壞社會主義法制草菅人命，殘酷迫害革命干部，實行法西斯專政造成的一起大冤案，必須徹底平反昭雪。”

在張志新案平反的前前后后，任仲夷起到什麼作用呢？

那段時間，“文化大革命”的陰霾還沒有散去，“文化大革命”尚未徹底否定。當時中央下發的文件明確規定：“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此時，遼寧省委要為張志新平反昭雪並追認她為革命烈士，面對的阻力很大，是需要有敢於擔當的勇氣的。在這裡，任仲夷起了關鍵作用。

1979年1月在遼寧省委擴大會議上，張志新案被揭露出來，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視，他一再強調“公安司法部門應抓緊清查這一案件”。2月11日，任仲夷參加遼寧省革委五屆三次全會，強調：“在‘文化大革命’中，省委宣傳部有個女同志（張志新），就因為說了反對林彪、江青的話，結果遭到慘無人道的摧殘，最后被迫害而死！這個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給予平反。”由於任仲夷的高度重視和督促，張志新案的復查進展得很快。

在張志新的所謂“犯罪”檔案材料中，涉及當時的一些“禁區”。復審案件的法官為張志新平反感到很為難，認為隻有在兩種況下可以平反，一是沖破“禁區”（指所謂反對毛澤東的言論），這在當時是不現實的﹔二是從張志新患有精神病方面考慮。於是，任仲夷果敢地繞過“禁區”，對張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談，利用張志新后期被迫害患有精神病的情況，以“模糊戰術”為她平反。任仲夷為平反定調：“張志新反對林彪、‘四人幫’﹔關於張志新批評毛主席的言論，應列入神志不清時所講，把這些說成是她的，是不公平的”。

3月9日復查組向省委匯報，任仲夷親自主持匯報會。省委常委會確定省委作決定、發文，召開張志新平反昭雪大會和追悼會，在報紙和雜志上刊登她的英雄事跡，並且要安排照顧好她的親屬和子女。在會上，任仲夷表示：張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慘的。張志新同志是一個很好的黨員，堅持真理，堅持黨性，堅持斗爭。寧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幫”及其死黨的屠刀之下。我贊成定為烈士，予以徹底平反昭雪，對她的家屬、子女要很好照顧，由此造成的影響要徹底肅清。要開追悼大會。要號召黨員、革命者向她學習。她是很努力學習的，不學習是講不出這麼多言論的。我們現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學習她那種“五不怕”的精神。3月31日,任仲夷主持遼寧省委召開的為張志新平反昭雪的大會，號召全省黨員和干部向她學習。

在全省大張旗鼓地開展向張志新學習活動，同樣要冒政治風險。因為張志新不僅堅定地同林彪、“四人幫”進行斗爭，同時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錯誤（包括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錯誤批判），也坦誠地提出尖銳批評。這兩個問題，當時是極其敏感的政治“雷區”。對於任仲夷為第一書記的遼寧省委這樣做，當時政界和社會上都存在異議，中央高層領導中也存在不一致的聲音和考慮。1979年2月，任仲夷請正在遼寧視察工作的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為張志新烈士題詞，華國鋒沒有題詞。於是，有人問任仲夷怎麼辦？任仲夷說：“他不題可能有別的考慮，這不要緊，我們還是按省委的決定辦。”一句“按省委決定辦”，體現了任仲夷敢於承擔和敢於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的政治品格。

與此同時，在依然嚴峻的政治空氣下，任仲夷在各種場合毫不諱言自己對張志新的贊賞和愧疚。任仲夷說，張志新的惟一“罪名”就是公開說出並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而且這些觀點是對組織講的。在看望張志新的母親郝玉芝時，任仲夷坦承：“我不如志新，我不如她敢想，更不如她敢說。”

1979年7月，任仲夷在全國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就張志新案件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林彪、“四人幫”十幾年來踐踏社會主義民主，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曾給我們國家帶來奇災大禍，其教訓是極為沉痛的。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黨的好女兒張志新同志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典型。

披荊斬棘 推動廣東改革開放

一直想親歷創辦經濟特區的任仲夷，終於等來了一個大展身手的機遇。1980年10月，中央決定調任仲夷到廣東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代表中央同任仲夷談話，他說:“你曾要求在大連辦特區，這不可能，但中央決定調你到一個有特區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廣東。”從10月31日至11月6日，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趙紫陽、萬裡、韋國清、姚依林、谷牧等中央領導人先后接見任仲夷和梁靈光。11月9日，中央任命任仲夷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1月中旬，任仲夷帶著中央期望和重托來到廣東﹔15日，省委在廣州舉行干部大會，習仲勛傳達了中共中央的通知，任仲夷傳達了中央領導人的指示，並表示將與廣大黨員干部一道，堅決貫徹中央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努力把廣東的經濟搞上去。

1979年、1980年中央先后發出50號文和41號文，讓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試辦經濟特區，要求兩省在對外開放和改革舊的經濟管理體制先行一步。此時的廣東，在改革開放上已走出了開創性的一步，但在“左”傾思想仍有較大影響、對廣東的改革開放議論紛紛的時刻，面臨著如何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倒退的關鍵選擇。雖然有了中央要求廣東先行一步的“尚方寶劍”，但廣東主政者是否具有“殺出一條血路”的膽識、戰略思維和領導才能，能否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披荊斬棘、奮勇前進，至關重要。為此，任仲夷以其敢於擔當、勇於創新的膽識開始了艱難的開拓。

1980年11月18日至19日召開的省委工作會議，剛到任的任仲夷要求：全省各級領導充分運用中央給予的權力，進一步解放思想，發揮廣東的優勢，盡快把廣東經濟搞上去。我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新情況，要求思想更加解放。任仲夷提出“三真”方針：特殊政策要真特殊，靈活措施要真靈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他說：“中央給了我們這樣大的權力，現在就看我們敢不敢用這個權力，會不會用這個權力。我們應當大膽使用它，而且學會善於使用它。”

后來，當人們對改革開放是收還是繼續放莫衷一是的時候，任仲夷又明確提出三個“更加”，即對外更加開放，對內更加放寬，對下更加放權。這裡的“更加”，一是說比過去更開放、更放權，一是說中央叫廣東當排頭兵，那就比其它省份要更加開放。怎樣才能用好中央的政策呢？任仲夷主張既要“大膽地使用”，用足、用活，更要“正確的使用”。他認為中央允許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就是一切要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根據具體情況，相機辦事。在政治上和總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違背。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要因地、因時、因情況制宜。他說：可以“變通”中央的政策，“變通”就好比“變壓”，各級黨委、各部門，執行上級政策、指示，因情況特殊而必須“變通”時，要像“變壓器”或“變電站”那樣，把上面輸送來的電流進行變壓，使之適合本單位、本部門具體需要的電壓，使機器正常運轉，否則機器就會燒壞。為了落實“變通”思想，省委陸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些政策，如放寬進出口和引進外資的某些規定等，需要到中央、國務院各部門去反復匯報，做工作。有些則要自己變通解決。對特區如何放權，對廣州市如何放權，對海南島（時屬廣東)如何放權等大問題，任仲夷都親自調研、開座談會、聽匯報，主持省委會議，一項一項研究解決。他的思想觀點，對於改革開放初期廣東各級干部加深對中央精神的理解，消除顧慮，敢於把中央精神與本地實際結合，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全國實行舊的經濟管理體制的情況下，局部地區要在探索新的管理體制中先行一步，絕非易事。為了沖破僵化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任仲夷提出廣東要“從有利於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著眼，積極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例如，廣東各級領導班子對“包產到戶”的認識不一，任仲夷到廣東還不到兩個月，就在1981年1月省委召開的地市縣委書記會議上，強調對農村出現的新問題，要分清主流支流，不要把問題看得過重，甚至夸大，走回頭路﹔又不要不重視解決，放任自流。他指出：“已經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即使是搞的面大了一些，隻要群眾滿意，又能增產，對國家貢獻增多，就不要硬改過來了。政策一定要穩定下來。凡是有利於促進生產發展，又受群眾歡迎的政策，都不要輕易變動。”在省委貫徹全國農業書記會議精神的會上，他說：“農業實行聯產計酬的責任制，是一場偉大的變革，這場變革的意義不亞於三大改造。”他和其他領導不斷做工作，為省、地、市、縣領導層中關於“包”字之爭，畫上了句號。“包”字之爭解決后，在“富”字之爭，即允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商”字之爭，即允不允許農民務工經商﹔“股”字之爭，即允不允許農民搞股份制﹔“雇”字之爭，即允不允許農民雇工等重大問題上，任仲夷都頂住壓力、排除干擾。

特區初創時面臨著不少指責和非議，有人給扣了三頂“黑帽子”，即搞改革開放、辦經濟特區是在搞“資本主義”、“殖民主義”、“賣國主義”。這樣的責難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對此，任仲夷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以自己的認識和理解為特區正名。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特區“香港化”、“特區就是租界”之說，他以滿腔熱情肯定特區這一新事物。他說：“主權完全在我們手裡，那裡的政府、警察、軍隊都是我們的，執行我國的法律。這有什麼危險呢？沒什麼危險！”1981年5月，在廣東省委常委會上，任仲夷大力宣傳創辦經濟特區的重要意義，他說“建設特區，可以更多更方便地引進外資、僑資，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可以更好地學習外國在經營管理方面的先進經驗，培養一批人才﹔可以更多地為國家積累四化建設所需要的外匯﹔可以使特區這個局部地方加速實現現代化，為全省以至全國提供現代化的借鑒。還有一個深遠的意義，就是可以穩定港澳人心和促進台灣回歸。”在一次省委常委會上他還指出：“有的同志懷疑辦特區是否有損主權，是不是會‘香港化’，是不是會變成殖民地？對這個問題，我們要肯定地回答：不會。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由於辦特區而變成殖民地，沒有這樣的先例。恰恰相反，隻有掌握主權才能辦特區。辦特區是對主權的運用，是行使主權的表現。” 他還列舉自己到深圳、珠海考察時的所見所聞，以切身體會稱贊特區的新氣象。對有的人提出特區到底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任仲夷公開回答特區從社會性質來說姓“社”不姓“資”。他一再強調特區一定要“特”，“特區如果不‘特’，就達不到辦特區的目的。”

1980年底，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國民經濟的調整。他在分組會上強調，要把“集中”和“搞活”統一起來。他說：“我們30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証明，把經濟搞活不容易，搞死卻很容易。這幾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點，如果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所以，強調集中統一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點。他提出“在強調集中統一的前提下，凡是有利於搞活經濟、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增加社會財富、有利於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好的政策、好的措施，都應當繼續堅持下去。”任仲夷回廣東后，全面的而不是片面地、積極地而不是消極地理解和貫徹中央的調整方針。任仲夷強調：一是把經濟調整和實行特殊政策結合起來﹔二是把“集中”和“搞活”統一起來﹔三是把“退夠”和“前進”統一起來。中央要求集中統一的，一定要集中統一，不能含糊﹔該搞活的，一定要繼續搞活，不能倒退。廣東先后關、停、並、轉了近千家生產條件差、耗能高、效益差的小鋼鐵、小化工企業，把騰出來的能源和原料著重發展食品、電子、家用電器、紡織等行業，建立起具有廣東特色的輕型產業結構，“廣貨”開始稱譽全國。

1982年初，沿海縣市走私問題多了起來。從香港走私進來的物品主要是電子表、收錄機、電視機、衣襪等。其實，這一問題已引起廣東省委的重視，僅1979年全省就查獲走私和投機倒把案件9千多宗，1980年7月省委省政府發出《關於堅決打擊走私和投機倒把活動的指示》，並組織有關部門大規模的開展打擊走私販私的斗爭。1982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了緊急通知，要求在全國開展嚴厲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等犯罪行為。起因是中央看到中紀委的一份簡報，反映廣東有極其嚴重的走私販私的犯罪行為。中央認為這是嚴重毀壞黨的聲譽，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必須雷厲風行的加以解決。中紀委主要領導立即帶隊進駐廣東，調查辦案，這對廣東是極大的震動。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走私現象又最多，所以中央專門召開了“兩省會議”。廣東由任仲夷帶著省黨政班子的大部分同志出席。這次會上，有的中央高層領導講得很嚴厲，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猖狂進攻。還特別講到珠江三角洲干部的問題，說珠江三角洲的干部都是不可靠的，有些問題很嚴重。因為當時中央已經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所以就講這場打擊經濟犯罪是“不叫運動的運動”，決不能手軟，“要殺一批頭”。當時按照刑法規定，走私構不成死罪，走私殺頭不行，就提出修改刑法，但是也不行，修改了刑法，以前的事還得按照以前的法律﹔那時又想出了另一個辦法，五一以前不自首的，按照新的刑法，就要殺頭。兩省會議的氣氛異常嚴峻。任仲夷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詳細匯報了廣東出現走私販私、投機倒把、貪污受賄的情況，以及省委對上述情況所採取的措施，也談了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時，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給予廣東的特殊政策。

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任仲夷對那些不利於廣東改革開放，不利於在廣東實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黨內外思想混亂的話他都不傳達。當時有中央領導建議要對存在問題進行大辯論，以統一認識，廣東省委也沒有採納。任仲夷認為搞一次大辯論，就會出偏差，弄不好就像過去政治運動一樣，上綱上線，他認為既要清醒地認識到經濟犯罪問題的嚴重性，又要清醒地看到執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成就。回到廣東后，任仲夷召開各市地領導干部會議進行傳達貫徹，他在會上講話，一是講“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打擊經濟犯罪堅定不移”。會后有人好心地說：“仲夷同志，到什麼時候啦，還講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最近中央報刊都不講啦。”任仲夷說，反正中央文件的提法沒改。二是講各地領導干部隻要沒往自己腰包裝錢，而是按省委部署抓改革開放的，“即使出些問題，也應由省委負責，主要由我負責”。任仲夷當時的處理方式，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整干部，沒有擴大化。

這時中央傳來消息，說廣東對兩省會議精神的傳達貫徹不夠得力。主張計劃經濟的人一直認為廣東的改革是對計劃經濟的沖擊，很不喜歡。不久，中央專門叫任仲夷去北京（有人稱之為“二進宮”）。當時有人對廣東的形勢看得特別嚴重，甚至說廣東已經改變了顏色，要收復失地。說過去的租界就是糊裡糊涂送給外國人的，經濟特區就像當年的租界。還認為廣東這樣的地方，資本主義熟門熟路，不應當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須用金剛鑽，這個腦袋像金剛鑽一樣硬才行。這次，任仲夷是和省長劉田夫一同去北京的。胡耀邦說，你們這樣貫徹，上面認為力量不夠。又對任仲夷說：“你是不是做個檢討？”任仲夷說：“我們認真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怎麼檢討呀？”胡耀邦又說，“總之你們要好好想想，寫個檢討。”胡耀邦做了一個兩手攤開的姿勢說：“我都檢討了啊！”任仲夷不得不以大局為重，回到住處，經過商量，由秘書執筆，連夜起草了一份檢討，怎麼寫呢？不能說瞎話，還得像個檢討的樣子，就寫道：我們在工作中對如何打開改革開放的局面，如何更好地引進外資、引進項目，考慮得多，而對改革開放中可能出現的問題考慮得少，一些問題直到出現了才發現、才解決，見事遲。次日，呈送胡耀邦，得到認可。“二進宮”之后，氣氛仍然緊張，廣東的壓力很大，當時還傳出要撤了任仲夷職務的消息。

3月1日，中央批轉《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紀要》，后又發出《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廣大干部和群眾對過去“左”的一套仍心有余悸，產生了種種疑慮，怕改革開放的政策變。省委如何貫徹落實中央精神，一時成為上下左右關注的焦點。4月，省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有人預測會議可能會“殺氣騰騰”，有的還准備作檢討。但在會上，任仲夷首先肯定全省各級干部為國家建設和改變廣東面貌所作的貢獻，並為近年出現缺點錯誤承擔了責任。他說：“缺點錯誤，主要在省委。我們對資本主義思想腐蝕和經濟領域中違法犯罪活動的嚴重性、危害性和危險性缺乏清醒的認識，對打擊犯罪活動抓得不緊，處理不力。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從發展經濟上考慮多，對政治上可能出現的問題考慮少﹔看成績多，看問題少﹔對廣東如何‘先行一步’想的多，從全國一盤棋想得少。”“沒有及早引起足夠的重視，很不清醒。”“在省委裡面，又主要應當由我對這些問題負責。”他還說“隻要不搞各種違法亂紀和犯罪活動，工作上還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對干勁足、闖勁大的干部應予鼓勵。”他的講話既引導大家認識走私販私、貪污受賄、經濟領域嚴重犯罪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又重申實行特殊政策，必須反對“三特”(特權、特殊化和特殊黨員)，必須堅持“三更”(紀律更嚴、執法更嚴、管理更嚴)，黨員干部必須“在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在工作上一絲不苟，在經濟上一塵不染”。后來他特別強調“打擊經濟領域中的嚴重犯罪活動，我們是堅定不移的﹔實行對外開放和搞活經濟，也是堅定不移的﹔執行讓群眾富裕起來的政策，也是堅定不移的”。任仲夷在復雜的形勢下，審時度勢，從容面對，敢於和善於“揚棄”，既不“偏聽偏信”，又不“矯枉過正”，實事求是地分清思想界限、政策界限和應負的責任。這次會議使廣東干部明確了方向，堅定了信心，防止在執行政策時從一個偏向走到另一個偏向，會議開得熱氣騰騰。在任仲夷的主持下，廣東先后制定了《關於處理經濟領域中違法犯罪活動的若干政策規定》等10個文件。省委貫徹落實中央精神，依法嚴懲了極少數貪污受賄和嚴重經濟犯罪人員，有效遏制了走私販私，從而在打擊經濟犯罪與搞活經濟兩個方面都取得顯著成績。至1982年11月，全省揭露出經濟犯罪案件6800多宗，其中大案要案622宗﹔截獲走私船隻693艘，罰沒走私款物9700多萬元。在搞活經濟方面，全省與外商簽訂合同1.4萬多項，引進先進技術設備10萬多台（套），避免了廣東因為出現走私販私歪風而錯失歷史發展機遇。

樂觀豁達 發揮余熱

1985年7月4日，中央批准和同意廣東省委、省顧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組成新領導班子及候選人提名，任仲夷正式離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9月16日，在參加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后，任仲夷在有葉劍英、鄧穎超、徐向前、王震、李德生等64人向全會請求不再擔任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信上簽名，這是中共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主動請求不擔任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的集體行動。9月23日，任仲夷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增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完成了他從一線領導工作崗位退到二線的轉折。

“終於安全著陸了”的任仲夷，在退居二線和離職休養之后，仍然踐行一個老共產黨員為黨和國家事業奮斗終生的諾言和責任，敢於講出逆耳忠言，為黨的建設、國家的長治久安以及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事業貢獻政治智慧和經驗，展示了他獨特的風採。

1986年3月26日，任仲夷參加第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發言談了主流與支流的關系等。他的發言受到輿論界的重視，《人民日報》分兩次刊登了他發言的主要內容，《經濟日報》作了詳細的報道，新華社還以“牙齒的哲學”為題，報道了任仲夷把前進中出現的問題比喻為幼兒換牙，舊牙去了，新牙更加堅固，風趣而富有哲理。9月，任仲夷參加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在討論《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稿）》的發言中，任仲夷提出精神文明建設要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一些新的精辟的見解。

1987年7月11日至16日，谷牧到廣東就進一步開發海南問題分別與廣東省委、省顧委、省政府及海南區黨委負責人交換意見，任仲夷參加了這次調研活動，提出了一些中肯建議。也正是在這一年，任仲夷全票當選為中共十三大正式代表。

1988年6月10日，《羊城晚報》（第一版）刊登該報特約記者對任仲夷的專訪，標題是《社會生活的多樣化與多層次——任仲夷同志一席談》。其中談到了文藝欣賞問題，體現了領導者可以有偏愛、不可有偏向的公正原則。

1989年4月上旬，《開拓者》雜志記者就“新權威主義”這一問題對任仲夷進行了專訪，以《任仲夷談新權威主義》為題，發表於《開拓者》1989年第10期。任仲夷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若干思想。

1990年9月中旬，任仲夷會見《南方日報》和《羊城晚報》記者，對“排污不排外”的論點又有新的發展，提出“對外開放，排‘外污’，更要排‘內污’”。

1992年任仲夷再次高票當選為中共十四大正式代表。1994年12月27日《羊城晚報》刊登李次岩根據任仲夷的談話整理的《任仲夷說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重視和發揮“兩隻手”的作用》。

1997年10月，已退休12年的任仲夷又一次高票當選黨的十五大正式代表。中共十五大期間，《人民日報》發表《銀發一絲不亂》，贊嘆任仲夷是“德高望重，眾望所歸”。

2002年，88歲高齡的任仲夷再一次高票當選黨的十六大正式代表。11月，在十六大期間，任仲夷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表示：“三個代表”，一個都不能少。他認為,“三個代表”是防“左”思想武器, 是防止和避免重犯歷次政治運動中“左”的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左”的錯誤的一種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晚年的任仲夷一直保持著樂觀而又豁達的人生觀。笑對疾病，笑對人生。有一次，一位老同志跟他說：為了鍛煉身體，我退休后學會了打高爾夫。他就風趣地說：你打你的高爾夫，我打不了高爾夫，我就在家打“地爾夫”啦。他說的是拿起掃把打掃家裡衛生進行鍛煉。1983 年11 月切除膽囊后, 他笑言自己“現在是渾身是膽”。1993 年, 任仲夷的胃被切除了百分之八十，依然幽默不減,自謂從此“我沒有胃了，無所胃（畏）懼”。任仲夷一目失明, 隻有一目可視, 他自嘲為“一目了然”; 他一耳失聰, 另一耳可聽, 他自嘲為“偏聽不偏信”。對於生死，他同樣是那樣的樂觀，他說“每個人都一定要見馬克思的，關鍵是看你是不是做到了無愧無悔。我這一輩子，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可以無愧無悔地去見馬克思了，我估計馬克思也會面帶微笑接見我”。

2005年11月16日，任仲夷走完了他不平凡人生的最后一步，享年92歲。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史書上，任仲夷的名字濃墨書寫著。

（作者為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處處長）

來源：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