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英雄楊子榮背后的故事

因有小說、電影、電視劇《林海雪原》，特別是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與廣大讀者、觀眾見面，楊子榮英雄形象聞名全國。可是有些寫楊子榮英雄事跡的文章，卻有不少史實錯誤。有的寫得不真實，有的寫得籠統，有的虛擬細節，更有甚者隨心所欲地歪曲史實，直到目前還有人發出令人不可思議的言論。作為一個讀者、一個黨史研究者，有義務、也有責任為楊子榮說話。

闖關東，漂泊生活14年

楊子榮，原名楊宗貴，1917年1月28日出生於山東省牟平縣（今煙台市牟平區）。父親楊世恩是泥瓦匠，母親宋學芝是農家婦女。夫婦生有三男三女，兩個早夭。楊宗福是楊世恩長子，楊子榮是楊世恩次子。

楊子榮4歲那年，家裡飢寒交迫，無法度日。這年秋天，全家決定闖關東另謀生路。全家定居遼寧安東（今丹東）郊外的大沙河村。然而安東的生活也不如意，楊世恩夫婦每天從早到晚拼命地干活，也難以維持全家人的溫飽。

無奈之下，楊世恩夫婦決定各領幾個孩子分開活命。楊世恩與大女兒留在安東，宋學芝帶著幾個孩子回山東。盡管生活困難，宋學芝還是省吃儉用供楊子榮讀了4年書。

1929年，楊子榮在母親的安排下，獨自去安東投靠父親。開始，父親讓他上學。兩年后，家中日子過得實在艱難，楊子榮到姐姐做工的繅絲廠當童工，掙錢補貼家用。3年學徒期剛滿時，因工廠效益不好，楊子榮失業了。后來，楊子榮在岫岩一帶干了不到三個月的繅絲工人。不久，他又回到安東。

在安東，楊子榮採過石頭，伐過樹木，有時也被人找去挖石洞。到了1935年，他到鴨綠江上當船工，在碼頭上扛大包、放木排，在江岸上拉纖，從事著繁重的勞動。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楊子榮熟悉了安東的山川地貌、風土人情，也接觸到三教九流、行幫黑道各色各樣的人，熟悉了他們的種種規則，甚至對土匪、地痞的暗語、黑話，都了如指掌。這段經歷，為他后來參軍當上偵察員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楊世恩被日偽當局抓到黑龍江當勞工。大女兒去找他，不僅未找到，連自己也下落不明。楊子榮與父親、姐姐失去聯系。1940年，楊子榮離開安東到鞍山千山當礦工。礦區生活艱苦，勞動強度大，不僅隨時有生命危險，還要忍受日本監工的打罵。有一次，日本監工鞭打工友，楊子榮痛打了監工一頓。最后，在工友們的幫助下，楊子榮離開礦山。1943年春，他回到了山東牟平。回到家鄉后，楊子榮參加了民兵組織，配合八路軍打日軍。

參軍到東北，剿匪立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8日，楊子榮向本村農救會會長孫承祺報名參軍。報名和體檢也是孫承祺領他和另外一個叫韓克利的村民到城南雷神廟去的。10月，楊子榮被編入膠東軍區海軍支隊。10月末，部隊在萊西縣水溝頭村整訓后，奉命向東北挺進。11月24日，部隊在庄河登陸。

海軍支隊到庄河后，副政委李偉向駐在安東的遼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蕭華匯報工作。根據蕭華的命令，海軍支隊更名為東北人民自治軍遼南三縱隊二支隊。

在五常時，二支隊把下屬的兩個大隊擴編為兩個團和一個警衛營、一個炮兵連。

1946年1月，楊子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月15日，二支隊從五常出發，去海林縣剿匪。二支隊廣大干部戰士不畏艱難困苦，經過一面坡、葦河、亞布力、橫道河子等地，於2月2日到達牡丹江以西的海林縣。

牡丹江軍區司令員李荊璞等領導專程前來歡迎和慰問部隊，並講清當前敵情，明確了剿匪任務。

3月22日，攻打杏樹底村殘匪的戰斗打響，楊子榮帶著尖刀班沖在最前面。由於敵人火力太猛，組織了多次進攻，都沒成功。為了盡早結束戰斗，減少部隊傷亡，指揮部命令炮火支援。幾炮打過去，敵方陣地和村寨裡立刻濃煙滾滾，也隱約聽到婦女、小孩的哭喊聲。如果再打下去，雖然能把土匪消滅，但老百姓也將遭到更大的損失。

在炮擊的間隙，楊子榮來不及向上級說明情況，對戰友們說：“我進村勸土匪投降。”戰士們一聽急了，連忙說：“班長，那哪行，太危險了！”楊子榮說：“為了救老百姓的命，再危險我也認了，就是死了，也值。”說著，他躍出掩體，手揮白毛巾，喊著：“不要打槍。”土匪打開西門放楊子榮進了村。楊子榮進村后，先叫“同志”，再勸他們趕快投降，並大聲說：“外面全是民主聯軍，都給圍上了。”

楊子榮向土匪們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宣傳剿匪部隊的強大，部分土匪開始動搖。敵人分成兩撥，外地土匪許大虎、王洪賓色厲內荏，叫囂著“誰投降就槍斃誰”。家住本村的土匪頭子郭福春、康祥斌顧及同村人的死活，有了投降的意思。雙方發生爭執，最終郭、康佔了上風，楊子榮趁勢又作了一番宣傳，土匪們紛紛把槍扔了出來，圍牆上挂起了白旗。

就這樣，楊子榮用勇氣和智慧，化解了一場戰斗，勸降400多個土匪。戰斗結束后，楊子榮榮立特等功，並被評為戰斗英雄。

5月，楊子榮奉命潛入亞布力、葦河一帶偵察匪情，這個地區盤踞著許福、許祿、許禎、許祥兄弟四人，有土匪600余人。部隊派兩個營的兵力圍剿。戰斗打響后，由於土匪火力密集，部隊受阻。楊子榮化裝成土匪，潛入偵察，搞清了匪情。原來“許家四匪”又秘密派500多個土匪增援，充實戰斗力。5月20日，二支隊也增派兵力，一舉殲滅土匪1000余人，並活捉了“許家四匪”，葦河、亞布力一帶土匪完全被殲滅。

6月，楊子榮孤身一人去綏芬河偵察匪情，路過一處密林小屋，發現有土匪蹤跡。他摸進匪窩，大聲喊：“不許動，我們是民主聯軍，你們被包圍了！”接著，他又詐喊：“一班堵房后，二班准備手榴彈，三班跟我抓活的。”嚇得三個土匪扔槍投降，束手就擒。在審訊土匪過程中，三個土匪供出了號稱“左手打槍百發百中”的“姜左撇子”匪部的窩點及兵力。二團發動突然襲擊，活捉匪首“姜左撇子”及土匪100余人。二團官兵無一傷亡。生擒“座山雕”，血洒林海 1947年初，剿匪近一年，大股土匪已基本被消滅，隻剩少數殘余土匪還躲在深山老林，且更加隱蔽、狡猾，“座山雕”就是其中的一個頑匪、慣匪。“座山雕”本名張樂山，1880年生於山東昌濰。他15歲進山為匪，18歲就當上了匪首。清末以及奉系軍閥和偽滿時期，都對“座山雕”進行過圍剿，但最后都讓他溜掉了。1945年抗戰勝利后，他被國民黨委任為“國民黨中央先遣軍第二縱隊第二支隊司令”。經過東北民主聯軍多次圍剿，“座山雕”手下隻剩下20多個人。

按照以往經驗，對這種小股土匪，用大部隊圍剿是行不通的。團裡決定，由楊子榮帶領5名偵察員，組成一支剿匪小分隊，扮成土匪模樣，進山搜尋“座山雕”的匪窩，並伺機剿滅。同時派出大部隊跟蹤配合。

1947年1月26日，楊子榮一行6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處開拔。

他們在深山老林裡一連轉了好幾天，才在一個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工棚裡住了十幾個人，樣子像是伐木工人。楊子榮先用土匪手勢和黑話試探，意思是自己遭了難，走投無路，想請人幫忙牽線，投奔山頭。開始沒人搭理，后來一個自稱姓孟的工頭搭腔。消除疑慮后，對方亮明自己身份，其中一個自稱是“座山雕”的副官，一個自稱是連長，他們同意帶楊子榮等人進山。孟工頭答應給楊子榮等人安排住處，並拿出幾斤玉米面和一些鹽。然后，孟工頭領他們走了二三十裡路，來到一個空木棚住下就走了。

幾天后，孟工頭和一個土匪來到楊子榮他們住的工棚。楊子榮讓兩名戰士把土匪給綁了，並假意解釋說：“現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隻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說。”兩個土匪覺得到山上自會見分曉，也沒太在意，就領著楊子榮他們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很狡猾，一路上設了三道哨卡。楊子榮他們每過一道哨卡，都讓兩個土匪上前搭話，然后把哨卡上的土匪也一塊兒給綁了，一同押上山。過了三道卡不遠，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這是一個被當地人稱作馬架棚子的木棚。

楊子榮命令兩名戰士看好土匪后，帶領其他戰士沖進棚子，佔據有利位置，槍口對准土匪。棚子裡共有7個土匪，其中一個白頭發、黑臉膛、長著鷹鉤鼻子、留著山羊胡的瘦老頭，這人正是慣匪“座山雕”。至此，楊子榮與戰友們一舉將作惡多年的“座山雕”及其屬下土匪全部活捉。二團團部給楊子榮記了大功。

消滅了“座山雕”，剿匪任務並沒有結束。1947年2月20日，楊子榮又領了新任務。這次是清剿土匪劉俊章、丁煥章和鄭三炮。23日，楊子榮和幾個偵察員向土匪所在的屋內猛扑過去。慌亂中的土匪開始操槍，楊子榮立即扣動扳機，可能是天氣太冷槍栓受凍，槍沒有打響。這時，從屋內射出一顆子彈正好打中了楊子榮的胸膛，楊子榮晃了幾晃，便倒了下去。開槍的土匪見打中人了，嚇得扔下槍沖出門逃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懷疑孟老三（孟同春）一輩子隱居山上，夏天種大煙，冬天打獵，有土匪嫌疑，於是把他揪了出來。沒想到，他心中有鬼，自己招供了。交代的時間、地點、情節與楊子榮犧牲時的情景一樣，后認定他就是向楊子榮開槍的人。最終，孟老三被法院判刑7年，后病死。

楊子榮倒下后，戰友們爬上屋頂，揭開房蓋，向屋內扔手榴彈，終於把這股頑匪消滅干淨。

2月25日，二團的干部戰士為楊子榮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安葬儀式。3月17日，追悼楊子榮大會在海林朝鮮族小學廣場舉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授予楊子榮“特級偵察英雄”光榮稱號，他生前所在排被命名為“楊子榮排”。

楊子榮參軍后就隨部隊去東北剿匪，由於戰事緊張，加之他當偵察員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隱蔽性，所以楊子榮沒有給家中寫過信。因為家裡不知道他在部隊用了楊子榮的名字，這就給家裡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

1947年臘月二十三日，村裡一個從東北回來的人說，在牡丹江看到過楊宗貴，說他“一身土匪打扮，頭戴禮帽，穿黑棉襖，腰間插著兩支匣子槍”。這天晚上，宋學芝和兒媳被叫到村公所受到一番盤問。村干部說：“人家都看見了，還能有假？”在第二年開春時，村裡取消了楊子榮家的代耕，又派人把挂在他家大門口牆上的“光榮軍屬”牌子摘下來。宋學芝不服，一連上訪多年，公社、縣裡和地區她都去過許多遍，單是去縣裡上訪就有數百回之多。后來，縣裡認為証據不足，於1957年1月發給宋學芝一紙失蹤軍人証書。1958年11月，又給宋學芝發了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証。

1966年，宋學芝去世。老人到死也不知道《智取威虎山》裡的楊子榮就是自己的兒子。楊子榮的妻子因為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又背上了“土匪家屬”的黑鍋，再加上女兒夭折，自己得肺結核病無錢醫治，憂思成疾，在1952年秋離開了人世。

1966年，海林縣委、縣政府決定派民政局副局長關會元等一行4人去北京、膠東查尋楊子榮的籍貫、身世和家庭情況。他們先到北京找曲波。第一機械工業部造反派誣蔑曲波寫《林海雪原》是為自己樹碑立傳，曲波正在挨批斗。曲波隻說，楊子榮是膠東人。他告訴海林來的人說，楊子榮的戰友孫大德也在北京。關會元找到了孫大德，孫大德也隻說楊子榮是膠東人。

關會元等人又到膠東，雖然查出一些線索，但都不能認定。第一次北京、膠東之行，無功而返。

盡管初查未果，但關會元並沒失去信心，他又拿出新的方案。1968年5月，關會元率調查組第二次到北京，並找到了楊子榮生前所在部隊。

部隊副政委姜國政是楊子榮的老戰友。聽到海林縣派人查詢楊子榮的生平情況，非常激動。他說：“楊子榮為了革命事業作出巨大貢獻，又獻出了生命，我們作為他的戰友和同志，連他的身世都說不清楚，就太對不起先烈和后人了。”在當時“文革”的復雜形勢下，他以部隊回憶軍史為由，把楊子榮在北京的老戰友曲波、孫大德、劉崇禮、魏成友等人召集到一起，召開了老戰友追思楊子榮座談會。

老戰友們百感交集，發言特別熱烈。有的說楊子榮家在榮城，有的說在牟平，還有的說在文登，眾說不一。但是談起楊子榮的相貌和特征時，大家的口述形象卻是相同的：長臉，顴骨稍高，濃眉大眼，有少許絡腮胡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爽朗、健談。

為了保証調查工作的順利開展，姜國政從部隊抽出兩名干部與海林調查組一起前往膠東，開展調查工作。一來到膠東，聯合調查組就直奔煙台地委說明來意，請求協助。地委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各縣區成立尋找楊子榮辦公室，各縣區公安、民政、武裝部通力配合，支持調查組開展調查。各地通過廣播、貼尋人啟事等形式，查詢楊子榮的籍貫、身世。僅三天時間，調查組就收到127條線索。對於其中有價值的線索，調查組找相關人員面談、核實，但沒有一人與楊子榮姓名相同。

有一天，牟平縣城關公社民政干部馬春英提供了一條線索：許多年前，嵎峽河村有一位老太太，老來查兒子當兵的事，可她說自己兒子叫楊宗貴。而且，她兒子參軍后一直沒給家裡寫信。后來傳說他開小差當了土匪，村裡停止他家的代耕和軍屬待遇。老太太不服，到縣裡找了幾百回。后來，縣政府認為証據不足，於1957年和1958年先后認定楊宗貴為失蹤軍人、革命犧牲軍人。

調查組把情況向在北京的曲波等人作了匯報。1969年6月29日，曲波給調查組回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內容是：“一、年齡，當年（1945年）29歲和30歲。二、有妻子，小孩有否不詳。三、楊子榮當兵時改名參軍可能性較大，否則其家屬為什麼多年不向我聯系呢？四、中等身材，一米七至一米八。五、為人活潑、熱情，能言善道，人緣好，社會知識豐富，農耕是好把式，能下力吃苦。酒色財氣不沾。他曾對我的警衛員劉希茂說過這樣四句話：酒是穿腸毒藥，色是刮骨鋼刀。財是下山猛虎，氣是惹禍根苗。”

不久，調查組又根據1968年楊子榮老戰友的回憶及曲波來信提到的情況，查訪當年領楊子榮、韓克利一起到雷神廟報名、體檢的孫承祺，又找到了當年村裡和鄰村當兵的人和本村一些老人，還專門查訪了楊子榮胞兄楊宗福，他們所談的情況與曲波等人的回憶是吻合的。初步確認，楊宗貴和楊子榮為同一個人。

1974年秋天，關會元去北京讓楊子榮的戰友辨識一張翻拍的、放大的楊子榮照片，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這不是楊排長嗎？從哪兒得到的？”與此同時，這張照片又送到嵎峽河村讓村子裡的老人們指認，老人們都說：“這不是宗貴嗎？”當照片送到楊宗福手中時，他先是泣而無語，過了一會兒，號啕大哭。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共海林縣委、縣政府先后五次修建烈士墓碑、兩次重修楊子榮紀念館。楊子榮烈士陵園也被黑龍江省政府批准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991年，中共牟平縣委、縣政府為紀念這位智勇雙全的戰斗英雄，在縣城中心位置建起了楊子榮廣場，在城南楊子榮參軍集合的雷神廟西側，建起了楊子榮烈士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