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和新中國的誕生

　　在中國革命戰爭迅速取得勝利的形勢下，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都已經成熟。中國共產黨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積極進行組織和籌備工作。

　　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由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到達哈爾濱市的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進行協商，對於成立新政協籌備會和新政協的性質、任務等問題，取得共識。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先后從哈爾濱等地到達北平，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共同建立新中國，這是它們以前共同進行革命斗爭的繼續，也為新中國建立后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奠定了基礎。這種制度成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1948年秋至1949年上半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人民團體紛紛建立和擴大，有些過去被分割在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團體也迅速統一起來。1948年8月，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在哈爾濱舉行，參加大會的不僅有各解放區的職工代表，而且有原國民黨統治區的以朱學范為理事長的中國勞動協會的代表。會議決定恢復中國工人階級統一的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選出以陳雲為主席，朱學范、劉寧一、李立三為副主席的第六屆執行委員會。1949年7月至8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北平召開全國工會工作會議，確定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把全國工人階級首先是產業工人組織起來。1949年3月初，中華全國學生第十四屆代表大會在北平舉行，正式組成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3月至4月，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在北平舉行，成立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蔡暢當選為主席。4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決議，在北平召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工作綱領和團章，推選任弼時任名譽主席，選出馮文彬為書記的青年團中央委員會。5月，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平舉行，成立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7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成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同時，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社會科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的代表也舉行會議，分別成立全國性組織的籌備委員會。這些全國性群眾團體的組成和全國會議的召開，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擴大和鞏固的標志，也是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組織准備工作。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毛澤東、朱德、李濟深等21人組成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常委會推選毛澤東為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李維漢為秘書長（后因病由林伯渠代理）。會議決定在常委會領導下設立六個小組，分別完成下列各項任務：（一）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協的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以后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決定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在《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說：“在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覺到‘民主’與‘共和’有共同的意義，無須重復，作為國家還是用‘共和’二字比較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擬定國旗、國歌及國徽方案。通過這些小組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召開新政協及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准備工作。

　　在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時候，為了闡明人民共和國的性質、這個國家中各個階級的地位和相互關系、這個國家的前途等根本問題，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總結中國近百年革命的歷史經驗，闡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必然性，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這一科學概念。他指出，在中國，在現階段，人民中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是領導力量，工農聯盟是基礎力量。由於中國經濟落后，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它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地位。“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指出，人民在建立自己的國家之后，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並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這是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向。

　　毛澤東還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站在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一邊，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

　　毛澤東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發展。它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和政策的基礎。

　　在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1949年8月5日，即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離華返美南京解放時，司徒雷登沒有去廣州而繼續留在南京。他在觀望和等待，希望利用他在中國的多方面聯系，能夠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施加影響。為此，他曾計劃訪問北平，但最后被美國國務院否決。1949年6月底，美國政府決定調他回國，隨后於8月2日離華。的途中，美國政府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並把國務卿艾奇遜7月30日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作為該書的序言一起發表。白皮書是一部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記錄和辯護書。它一方面披露了美國侵華和國民黨腐敗的若干事實材料，不得不承認中國革命“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也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頁。﹔另一方面歪曲中國革命發生和勝利的原因，掩蓋美國侵華政策的實質，並堅持同中國人民為敵的政策，公然聲稱，美國將鼓勵“中國民主個人主義者再顯身手”，以推翻被稱為受“外來羈絆”的新中國政權。

　　白皮書的發表激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新華社於8月12日發表以《無可奈何的供狀》為題的評論。接著，毛澤東又為新華社撰寫了《丟掉幻想，准備斗爭》、《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五篇評論，揭露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侵略本質及其對中國革命的仇視，批評存在於一部分人中間的對於帝國主義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並對中國近代革命的發生及其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說明。從8月到9月，在已解放的各大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員、工人、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中掀起了討論和譴責白皮書的熱潮。學生舉行抗議示威游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人民團體紛紛發表聲明、談話和文章，表示對美國侵略政策的反對。這些活動，對於提高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本質和中國革命的認識，對於加強各革命階級、各民主黨派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團結，起了積極的作用。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基本通過由各小組分頭起草的政協組織法草案、共同綱領草案、政府組織法草案等。會議一致通過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將北平改為北京﹔採用公元紀年﹔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國旗為五星紅旗。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周恩來等56人為委員，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同時，還選出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由180人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

　　10月1日是新中國誕生的日子。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一致決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針。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上，毛澤東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偉大勝利，標志著中國人民受奴役受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已經過去，中國已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歷史從此進入一個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新時代，中華民族的發展從此開啟了新的歷史紀元。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性勝利的重要歷史階段。從1946年6月開始自衛戰爭算起，經過僅僅三年多的時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就以雷霆萬鈞、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國民黨蔣介石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實現了黨的七大確定的“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奮斗目標。氣勢磅礡的人民解放戰爭進展之快，影響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黨的正確領導是全國解放戰爭迅速取得勝利的根本條件。這個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高度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黨根據革命發展的進程，適時地提出為建立新中國而斗爭的基本政治綱領和各個發展階段的動員口號，為中國人民的團結奮斗指明方向。從“和平、民主、團結”到“武裝自衛”，從“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到“將革命進行到底”，黨的這些口號將中國人民團結、凝聚成為無堅不摧、所向披靡的強大力量。黨制定和實施關於農村工作、城市工作、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國民黨軍隊中的工作等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並善於把方針、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同時照顧各革命階級、階層的利益，從而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了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力量，建立起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黨根據形勢的變化和敵我力量的消長，准確把握戰爭的進程，適時地實行戰略轉變。從戰略防御到戰略進攻，從戰略決戰到戰略追擊，充分顯示出黨領導革命戰爭的卓越能力和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無論是對戰爭節奏的把握上，還是對戰爭發展趨勢的預測上，無論是在軍事戰略方針的提出上，還是在作戰原則和方法的使用上，都顯示出對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掌握和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

　　人民群眾是全國解放戰爭凱歌行進的力量源泉。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統治集團推行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把廣大人民群眾推到了飢餓和死亡的邊緣。而共產黨先是倡導和平、民主、團結，在被迫進行自衛戰爭后，堅持實行保護人民利益的各項方針、政策，特別是在廣大的解放區內廣泛深入地進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使上億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國共兩黨的政策給廣大人民帶來的是兩種不同的命運，而廣大人民從切身體驗中所作出的抉擇，則決定著國共兩黨截然相反的兩種前途。國民黨政權日益陷入全面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危機之中，加速了覆亡的進程。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解放區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完全信賴，而且在國民黨統治區也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中國人民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不僅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人民解放戰爭，而且積極參加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開辟的第二條戰線的愛國民主運動，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人民群眾和人民解放軍干部、戰士不怕犧牲、英勇奮斗，創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輝業績，涌現出以董存瑞、劉胡蘭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巨大的犧牲贏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是全國解放戰爭最終勝利的重要保証。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黨的隊伍空前壯大。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的建設，經過整黨、整軍運動的相繼開展，進一步鞏固黨的組織，提高廣大黨員的覺悟，保証了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始終站在人民解放斗爭的最前列，成為團結人民、爭取勝利的堅強核心。面對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新形勢、新情況，中共中央適時地強調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組織性紀律性，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定期請示報告制度，健全黨委制，不僅使黨的團結和統一達到了延安整風運動以來的歷史新高度，而且切實保証了黨的綱領、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及時告誡全黨同志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繼續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斗的作風，保証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中共中央還高度重視黨的思想理論建設，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在這個時期得到多方面展開而不斷豐富。全黨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堅強領導下，思想一致、行動一致，不僅保証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而且為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

　　從客觀方面看，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和腐敗沒落促成了中國革命高潮的早日到來，加快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步伐。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統治集團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利益，違背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意願，堅持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與廣大人民為敵，迫使中國人民不得不奮起反抗。這就決定了國民黨政權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況且在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以在“收復區”的大肆掠奪為起點，貪污腐化之風迅速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民黨政府的組織力、軍隊的戰斗力和政綱的號召力，嚴重地動搖了其反動統治的基礎﹔另一方面則使國民黨喪盡民心，最終隻能被人民所拋棄。

　　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長期奮斗的結果，完成了黨所肩負的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使命，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