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親歷記

○若沒有吳老（玉章）的幫助和保護，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

○主持北京新聞界座談會，沒能保護老朋友彭子崗，一生引以為憾，始終感到內疚

○在人大校常委會上，盡可能縮小打擊面，但對林希翎那樣的“名人”愛莫能助，對一些小人物也最終還是挽救不了

○贊成把費孝通劃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后當面道歉

　　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若沒有吳老（玉章）的幫助和保護，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麼后半生的我將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但在吳老的鼓勵下，我也積極地參加了反“右派”的斗爭，特別是參加了反對社會學領域中的“右派”。在把費孝通等著名社會學家打成“右派”的錯誤中，我也有一份責任。對此我在1979年當面向他承認了錯誤。所有這些，在我的腦際刻下了很深的痕跡，它不時會涌現出來，使我的心情無法平靜。因此，我必須如實地把它寫出來，讓后人知道這一段痛史，以便根據真實情況來評判各人的是非功過。林則徐被貶到新疆后，曾哀嘆“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我認為：隻要能把歷史的真實情況保留下來，青史的是非盡可由后人去評定，當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6年“胡風事件”中，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的謝韜被捕了。在解放初期，謝韜和胡華是北京宣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著名人物。謝韜因為替胡風上中共中央的“萬言書”提出意見並參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動不小。經過吳玉章的追查，羅瑞卿（公安部長）很快就說是抓錯了。但又不能釋放（因必須經過最高領導同意才行），於是決定讓他到被關押的戰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風分子”時，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趕回了學校。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把我找去征求意見，因為我堅決反對，公安部的同志才沒有把何干之抓去。

　　緊接著“胡風事件”之后，機關內部又展開“肅反”運動。我是中國人民大學肅反運動五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當要把一個1946年就已將歷史問題交待清楚的教師定為歷史反革命時，我提出了反對意見。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見。但后來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歷史反革命。因此我對1956年的這些政治運動是心存不同意見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為從1956年起，我開始被高教部調去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通史》的教材，覺得在“百家爭鳴”的方針下從事歷史研究大有可為。同時，全國政協建立了社會主義學院，請吳玉章任校長，楊明軒、千家駒、聶真任副校長，要我去任教務長並講授革命史。統戰部在社會主義學院提出三不方針（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樣就使得社會主義學院的教學和討論都非常活躍，全校充滿了歡樂氣氛。

　　1956年中共召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認為暴風疾雨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了，今后應該專注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從而使全國的政治氣氛趨向緩和，人們對前途都充滿希望。

　　1957年之初，毛澤東提出中共要整風，希望各民主黨派幫助。各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紛紛發表意見。開始意見較緩和，大家都高興。后來意見提得尖銳了，人們的心情也開始緊張。等到有人提出國家的領導要“輪流坐庄”時，毛澤東生氣了。便發動全黨實行反擊，一下把55萬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並給他們以嚴厲的處罰。大多數是勞動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恢復名譽﹔有不少人從此耽誤終身，甚至丟掉了性命。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沒有積極參加。因為1956年我被調去編寫教材，連黨的組織關系（臨時的）都轉到高教部去了。為了逃避承擔一定的領導責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以免碰見中國人民大學的領導人（那時我和他們同住在東四六條38號）。我平時在近代史研究所編書組工作，假日則回西郊中國人民大學革命史教研室，與何干之為鄰。我們兩人對當時的形勢都很關注。我最擔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為“胡風事件”牽連著他。我主張他要對反“右派”表現積極，但又不可多說話，而且說話要特別謹慎，以免被人抓住辮子。我們當時哪能想到，中國人民大學的領導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頭上戴呢？

　　當時，中國人民大學的反“右派”斗爭，正搞得熱火朝天。因為我事前知道黨的策略，我想什麼話都不說，等一陣熱潮退去也就完了。誰知就在把吳景超、李景漢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中國人民大學的領導人（黨組書記）竟然想趁機通過北京市委把一頂“右派”帽子安在我的頭上。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實在可怕極了！

　　就在我從編書組回到西郊的一個晚上，黨委辦公室的一個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剛出版的《黨內參考資料》（北京市委的內部刊物）送給我，要我立刻打開來看。我打開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顯著地方，登著一則中國人民大學反“右派”的報導說：人大黨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務委員會，讓大“右派”分子吳景超、李景漢參加，引起廣大群眾不滿，連黨外教授趙錫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評意見。這個報導讓讀者看了，一定認為李新是吳景超、李景漢的后台，是隱藏在黨內很深的“右派”分子。我看了這個報導，怒不可遏，來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趕回家中，連忙寫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備送交《黨內參考資料》編輯部，希望他們於下期登出來，以正視聽。

　　在要發信的時候，一想這麼大的事情，還是該先請教吳老才好。我於是拿著信和刊物，忙到吳老家去。吳老住在六條39號，就在我們38號的旁邊。我見到吳老的時候，雖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聲，但余怒未息，心裡還是氣鼓鼓地，吳老一定看得出來。我把刊物翻到登報導的那一頁，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吳老的茶案上，希望吳老看一看，並指示我是否可立即發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吳老客氣地笑了一笑，便用鎮紙石把兩樣東西壓住，然后，對我說：“你先到書房休息一下，看看書吧。”吳老的書房，就在他辦公室旁邊，我平常見他的時候，常到裡面去看書。但今天進到書房，什麼書也看不下去。稍等一會，我又走出來，走到他坐的沙發旁邊。還沒等我開口再問，吳老就說：“別急嘛，先看看書，冷靜冷靜再說。”我這時的心情，也確實冷靜下來了。我想吳老見我這麼急，他卻一點也不急，這其中必定有道理。我於是從報架上拿下一些外地報紙來看。我估計吳老已經看完了我的東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廳。這時，吳老手中拿著我的東西，見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們壓在鎮紙石下面。過了許久，吳老也不說話。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口問道：“吳老，您看我的信可以發嗎？”吳老沉吟了一會，才回答說：“他們就是要你跳嘛！”隻說這麼一句，就不再說了。坐了一陣，我隻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細揣摩吳老那句話，“他們就是要你跳嘛！”看來，這封信是發不得的。《黨內參考資料》是市委的黨刊，你若有不同意見，就可能說你反對市委。我於是感到去請問吳老，這一步是走得太對了。

　　當天晚上，吳老又派警衛員叫我去。他親切地對我說：“反右派是毛主席決定的嘛，你怎能不參加呢？我已經跟胡錫奎校長說了，他會找你談的。”

　　第二天，胡錫奎找我談話，說已經告訴高教部，要我回校參加反“右派”斗爭。並且分配給我就近指導城內兩個系的運動，這兩個系就是新聞系和檔案系。檔案系運動的情況我現在已記不清楚了，但新聞系一次會議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而且始終感到內疚。

　　那天是由新聞系召開北京新聞界的座談會。系主任安崗要我主持會議。我於是請大家對黨的新聞工作發表意見。大概到會的新聞系統的人員都不知道我黨這次“引蛇出洞”的策略，他們的發言非常激烈，對我黨的新聞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評。在會場熱烈情緒的鼓舞下，安崗也忍不住起而發言了。他說：“毛主席就不斷說，他最不愛看《人民日報》，死板板地……”。我連忙暗地裡扯了他兩次衣服，希望他及時停止發言。但他的興頭很大，一直講個不停。不得已，我隻好宣布休會一刻鐘，隨后再繼續開會。在休會時，我把安崗拉到一旁，嚴厲地批評了他一頓。等續會時，我故意問安崗是否繼續他的發言，他說他的意見已經講完了。我於是請別人發言，特別請校外的人發言。這時，彭子崗起來發言了。她說話時激昂慷慨，首先批評《人民日報》，說它擁有那麼多的人，花了那麼多的錢，結果卻完全脫離群眾。她問道：“現在，誰還喜歡《人民日報》呢？連毛主席也不愛看了。”說到這裡，會場上為她鼓起了掌聲。她隨即又說：《大公報》人手不多，經費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許多文章，很快就流傳全國……。她越說越有勁，還是她的丈夫徐盈勸阻了她，她才結束了發言。

　　這次座談會的記錄，根據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來上報了。彭子崗就是因為這次發言被劃成了“右派”，因為安崗是新聞系主任，記錄對他的發言記得很少，上報時可能又有刪節。彭子崗是校外來參加會議的，又是名記者，而且那天她講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記錄對她的話記得最詳細，后來根據記錄來劃“右派”，她自然就無法逃脫了。彭子崗是彭華的姐姐，而彭華在抗戰時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統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軍調執行部工作的時候，彭子崗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館事件后招待記者，還是由子崗用電話新聞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報》上。從此，直到全國解放后，我們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友誼。而這次座談會竟使她被劃成了“右派”。這次，我客觀上保護了安崗，為什麼不能保護她呢？倘若能事前給她打個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難嗎？我為什麼沒有那樣做呢？真是太不夠朋友了！對此，我一生引以為憾，始終感到內疚。

　　這時，中國人民大學的反“右派”斗爭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約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劃“右派”要經過黨的常委會討論。李培之和我在常委會上，盡量把各系總支上報來要劃“右派”的人減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條件還不夠，或情況還不夠具體，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說。這樣推、拖的結果，就少劃了些“右派”。但有的系總支，由於領導人的借機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們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經濟系有個青年教師孟氧，注釋《資本論》出了名，但系領導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幾次送到常委會討論。常委多數同志“愛才”，說小青年說幾句怪話不能算反黨，應好好地教育他、教訓他。但系裡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惡毒攻擊黨的“罪証”，終於給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爭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為在批判《紅樓夢》研究中，她羨慕毛主席表揚了李希凡和蘭翎兩位青年，才改成了這個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學生，但隨后研究紅樓夢並寫出了頗有見地的文章。吳老認為她是個人才，在頤和園裡為她專門找了一個地方供她寫作。后來中國人民大學還專門開了一次紅樓夢研究的學術會議，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學習過）和他在山東大學的老師吳大琨請來參加了會議。吳大琨就是參加了這次學術會議后才調到人大的。林希翎因研究紅樓夢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輪到了她頭上。她不但會寫文章，而且會說話，因此，開她的斗爭會很不容易。黨委從全校找到了一些能說會道的積極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備並經過“預演”之后才召開斗爭會。但在斗爭會上，積極分子的發言卻不斷被林希翎駁倒。主持斗爭會的人無法，隻得領著群眾高呼口號，才能將她壓倒。像這種斗爭的准備和召開過程，我是從不參加的，但聽到情況后也覺得十分滑稽可笑。據說當時北京大學斗爭譚天榮的情況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譚天榮一時成了北京學生界的著名人物。他們被打成“右派”后，當然是弄去勞動改造，甚至受到異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幫”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大黨委把給林希翎平反決定派人送去給她時，派去的人以為她會感謝涕零，誰知她卻不甚答理，於是，這人便把平反決定帶回去了。這樣，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幾個沒有平反的“右派”之一。80年代，林希翎被允許出國。台灣把她請了去，希望她能罵中共，給台灣說幾句好話。但她並不罵中共，也不給台灣說好話。人們以為她一定會到美國去，但她卻去了法國，顯然，她到美國謀生會比法國容易。但她有頭腦，認為這樣做要高尚一些。現在不知她怎樣了？寫到這裡，實在令人嘆惋。

　　過了多少年后，我才深深體會到，當年要不是吳老的幫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頭上。我后來的經歷，絕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如果沒有吳老的指點，我不是也會像葛佩琦那樣去要求更正嗎？而要求更正的結果是迎來全國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邊工作，所以才能得救。但是，他雖然救了我，卻救不了許多他愛惜的人才。甚至連他的一個外孫女婿，因為不在身邊（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對此，他雖沒有任何表示，但每當他的二外孫女（吳蜀平）來看他的時候，我從旁也能看出他內心的痛苦。吳老啊！您是多麼好的人啊！中國幾千年優秀文化傳統和日本、法國、俄羅斯等世界各國一切先進文化所培養出來的真正的人類先進分子，像吳老這樣的人是永遠值得人們敬愛和學習的。

　　在吳老指導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響下，我在反“右派”斗爭中，絕沒有存心去害過人，而且是盡可能地縮小打擊面，特別是對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為他們說了話。但是，像林希翎那樣的“名人”，我就實在是愛莫能助。就是像孟氧那樣的人，我雖然說了話，開始也起了點作用，最后還是挽救不了。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續到秋后，在某些領域和某些地區，仍在進行。例如：社會學領域的全國性反“右派”斗爭，就是秋后進行的。中國人民大學黨組織認為我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學問題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參加了領導這場斗爭的黨組。其實，我不僅對社會學毫無研究，就是對馬克思如何批判社會學也毫無研究。我只是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會學鼻祖孔德的一些觀點。至於孔德的書，我一本也沒有讀過。據我現在的記憶，批判社會學的那個黨組好像是直屬中央（或中宣部）的，組長是誰已記不清了，經常召集開會的是副組長趙守攻，他當時是國務院的副秘書長兼專家局局長。趙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過事，他一見我非常高興。范老（文瀾）也參加了這個黨組，他是由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派來的。我見范老后，就向他談了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情況，並表示希望離開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聽后對我極表歡迎，並說：“我那裡是和書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樣復雜。”此后，我就想法調動，最后，還是同吳老商量，先把我調到文改會過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調到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和我雖然都參加了社會學反“右派”斗爭的黨組，但我們兩人都不積極，不過，對所有那些人被劃成“右派”，我們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對專家局副局長費孝通，趙守攻把他說得很壞，說費是個大野心家，因此，把費孝通劃為“右派”，我也毫不猶豫地表示同意。1979年，中美剛建交，社科院就組織了一個代表團訪美，費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員。這時，我當眾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說：那不能怪你。我說：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責任當然不是我，但我當時也確實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應該的，而且也是真誠的。從這以后，他又發達起來了。不過，我們似乎也未再見過面。

　　關於反“右派”斗爭的事情，我知道的還有許多。因為我這篇只是寫親歷的，因此，其余的我就不寫了。

　　我和張聞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