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泉整訓與紅軍早期的黨和軍隊建設

新泉整訓正值毛澤東上井岡山開辟黨領導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兩年之際。這兩年既可視為紅軍初創時期，也是黨的幼年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同時，也開始了對紅軍的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的探索。從井岡山斗爭到新泉整訓，再到古田會議，探索在總體上是順利的，放射正能量的。紅軍內部包括領導人之間，由於經歷不同、文化底蘊有異，對探索中的一些方針和制度以及工作有不同意見，乃至發生爭論屬於正常現象。正是通過這些爭論，對不同意見的聽取和磨合，最后形成共識，紅四軍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走上了馬克思主義軌道。

一、井岡山斗爭的偉大成就與方針歧見的表露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革命軍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28年4月，朱德和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在發動湘南暴動后，上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會師。兩支革命隊伍組建為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指戰員驟由原來的2000多人劇增到10000余人。紅四軍的成立，是中國工農紅軍具有完整建制的最早的部隊，堪稱人民軍隊發展史上的裡程碑。

井岡山斗爭的偉大成就是多方面的。比如：重建黨的地方組織，發展地方武裝，建立地方政權，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全面領導根據地的建設和斗爭﹔在根據地普遍開展打土豪分田地運動，1928年12月頒布黨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奠定了后來領導土地革命斗爭的初始基礎﹔抗擊國民黨軍的多次“會剿”，在1928年6月后就進入根據地全盛時期。但是，最偉大的成就還是在取得上述諸多成就的基礎上，開辟了井岡山道路。這就是毛澤東總結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年來的實踐經驗，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紅色政權理論，強調在黨領導下，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重要依托進行革命斗爭。盡管那時還沒有明確“鄉村為中心”思想，但是，作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紅色政權理論載體的井岡山道路的開辟，為探索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起了決定性的奠基作用。如果說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新方向，那麼井岡山道路的開辟就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基本源頭。

井岡山斗爭的偉大成就也說明：紅四軍的廣大干部，包括主要領導人之間在一系列根本問題上如要武裝斗爭，擴大紅軍隊伍，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紅軍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軍中要建立黨的組織，進行政治工作，要有組織紀律，注意群眾關系等，其認識是一致的。否則，不可能取得上述偉大成就。這是基本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於紅四軍的構成來自不同方面，經歷各異，在一些問題上難免有不同看法。有的強調這一方面，有的強調那一方面﹔有的看法基本正確，有的則可能偏頗一些﹔有的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正確些，有的可能在那個問題上正確些。不同意見的分歧在那時已有所表露。比較大的分歧有兩個。

一是在井岡山時的歧見，主要表現為要不要“分兵遠攻”。一種意見強調井岡山地形易守難攻，群眾基礎好，傾向於集中兵力鞏固井岡山根據地﹔另一種意見強調地區狹小，加上敵人封鎖，經濟極度困難，傾向於分兵下山，遠道游擊。在湘南八月失敗之后，批評主張遠出游擊的人為“逃跑主義”﹔另一方則將鞏固根據地的意見稱之為“保守主義”。朱德和陳毅當時並不主張遠出湘南，但對遠出的主張制止不力。毛澤東給部隊做工作，說明朱軍長本人是反對去湘南的，才使矛盾有所緩和。以后，湘贛敵軍對井岡山實行大規模“會剿”，紅四軍主力不得不退出根據地，轉戰贛南閩西。這時，被批評為“逃跑主義”的主張又不服輸了。但在轉戰贛南期間，紅四軍很穢氣，被敵軍追逼著打，四次戰斗皆失利。由於大敵當前，內部分歧暫時平息了。

二是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過程中的歧見。這主要為如何認識軍委與前委的關系。還在紅四軍下山前，中共中央1928年的“六月來信”，對邊界的黨和紅軍的許多重大問題作指示時，曾指定朱德為軍委書記，毛澤東為前委書記，前委是黨在軍中的最高領導機關，軍委受前委領導。在轉戰贛南期間，前委無地方工作可做，與軍委工作重疊，而這時紅四軍又很困難，特別在尋烏圳下幾乎潰不成軍，於是在1929年2月初的尋烏羅福嶂前委會議上，毛澤東作出兩個決定：一是取消軍委(名為“暫時停止辦公”)，軍委機關改為政治部，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以減少層次，便於直接指揮﹔但這樣的結果，毛澤東身兼數職，黨權、軍權、政權、人權和財權，全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了，而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則停止了活動。二是不討論“分兵”問題。在轉戰游擊和不斷被敵軍追著打的困難條件下，原來主張“分兵”的同志又將問題提出。他們認為，人多目標大，給養和宿營困難，要求前委討論“分兵”。毛澤東知道，如果前委討論，這可能成為多數人的意見，因此強行壓下，未予討論。這為矛盾的激化和爭論的加劇埋下了“引線”。

二、朱、毛爭論與紅四軍黨的七大、八大

1929年2月中旬紅四軍在大柏地打了翻身仗之后，形勢逐漸好轉，穿插贛南、閩西游刃有余。這時內部的矛盾開始由隱漸顯，由比較平和的討論發展到帶有情緒化的激烈爭論。

(一)三個因素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促使紅四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朱德之間的不同意見越來越公開化，主要有三個因素。

一是紅四軍在4月接到中央“二月來信”。該信根據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的發言，對革命形勢的好轉作了悲觀估計，提出朱、毛離開部隊和隊伍分散游擊，以縮小打擊目標的主張。這使原來提出“分兵”意見的同志感到符合中央精神。應當指出，中央“二月來信”提出紅四軍分散游擊的意見是錯誤的，隨后中央來信已承認這個錯誤，但當時持“分兵”意見的同志沒認識到這個錯誤。中央改正的意見幾乎是在半年之后了，這使雙方的爭論持續了相當時間。

二是5月初中央派來的劉安恭沒起好作用。他是四川人，早年進入雲南講武堂，與朱德一起留學德國，並在比利時加入共產國際，成為旅歐留學的早期黨員之一。回國后，又與朱德、陳毅一起在四川軍閥楊森部隊中任職，策動楊森響應廣東革命軍北伐。1927年參加南昌八一起義后，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1929年回國后，即由中共中央派他來紅四軍工作。由於他是從蘇聯回來，又是中央派來的，不僅在軍事理論上能說一套，而且還有一定指揮才能，前委任命他為紅四軍政治部主任，接替毛澤東所兼此職。紅軍二次入閩，在5月下旬攻克龍岩后，鑒於地方工作繁忙起來，前委決定成立臨時軍委，任命他兼臨時軍委書記，使毛澤東更能集中精力處理軍隊和地方的重大問題。但是，他擔任此職后，不作調查研究去了解蘇區情況和紅軍特點，而是照搬蘇聯紅軍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長負責制，削弱了軍隊中黨的領導作用。毛澤東提議成立臨時軍委的初衷，是為了協助前委加強軍隊建設，而劉安恭上任后第一把火，指向前委，直燒毛澤東。他主持臨時軍委會議竟然作出決定：前委隻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這個決定首先違背組織原則，軍委是下級機關，前委是上級機關，哪有下級機關來限制上級領導機關的道理。再從這個決定的實質看，如果前委隻討論作戰行動方針，不能管其他，那前委就無法領導全面工作，這違背中央對前委工作職能的要求，等於取消前委領導。對於劉安恭的這個決定，毛澤東很惱火，認為這是在與前委分權﹔政工干部也不贊成，認為劉安恭有野心。劉安恭利用傳達中央“二月來信”之機，播弄是非，散布領導人分兩派，一個是擁護中央派，一個是反對中央派，在軍中制造思想混亂。

三是林彪的信激化了矛盾。6月上旬，林彪給毛澤東寫信，就是否重設軍委問題講了個人意見，有的看法還是有見地的，但是在信中對朱德進行了非實事求是的指責，說現在四軍裡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在群眾中是比較有地位的。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結成一無形的派別，專門吹牛皮攻擊別的同志。許多黨員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他還用了“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為”、“無恥的陰謀”等超出黨內正常批評的語言，攻擊直接提拔他的朱德。這對已經開始表面化的毛、朱間的不同意見起了火上澆油作用。

(二)三次前委會議凸顯朱、毛矛盾。首先是湖雷會議。1929年5月下旬，紅四軍二度入閩、攻佔龍岩和永定后，於月底在永定湖雷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由於受中央“二月來信”影響，在會上，兩種不同意見以劉安恭和林彪為代表公開交鋒。劉安恭等要求成立軍委，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批評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不但“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還代替了“群眾組織”﹔指責前委領導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傾向。林彪等不同意對前委的批評，提出：現在紅軍隻有4000多人，又在頻繁作戰、游擊動蕩之中，“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置重疊的機構。林彪說：再設軍委的要害在於與黨分權。會議爭論激烈，領導人都亮明了觀點。前委成員譚震林、蔡協民贊成林彪的意見，支持毛澤東的觀點。朱德等一些軍事干部支持劉安恭的意見。

二是白砂會議。紅四軍在6月上旬二次攻克龍岩后佔領上杭白砂。次日晚，前委繼續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要不要設立軍委問題。這次會議擴大到連以上干部。前述林彪的信就是在會前幾個小時，派人飛馬送交毛澤東的。會議開始，毛澤東公開了林彪的信，並提交了一份書面意見。毛澤東的書面意見列舉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前委、軍委發生分權現象，前委不能放手工作，但又要擔負領導責任，陷於不生不死狀態。二是根本分歧在前委和軍委。三是反對黨管一切(認為黨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於前委)，反對一切歸支部(主張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機關)，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也要受限制，要求黨員有相當自由。這三個反對使組織原則發生動搖，是個人主義與無產階級組織性紀律性斗爭的根本問題。林彪發言，聲明他的信是專為軍委問題而寫的，點名批評說：朱德一貫喜歡說大話，吹牛皮，喜歡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攏部下，形成團伙。這次他支持成立軍委就是想借此脫離前委領導。劉安恭不贊同林彪的看法，批評毛澤東的書面意見說：毛澤東總是強調黨的絕對領導，按這條標准來評論朱毛兩人確實存在很大區別。朱德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澤東總是自創原則，拒絕中央命令。這次拒絕共產國際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個明証。他建議用完全的選舉制度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劉、林兩人的發言將朱、毛二人推到了前台。朱德發言回應林彪說：有人說我放大炮，說大話，確實說過要紅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漢、南京，解放全中國。這不叫“吹牛皮”，是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說我拉攏下層，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謂的小組織活動。這也說得不對，這是為了和下級打成一片，便於及時了解情況。毛澤東發言對是否設軍委再次表示說：從機構設置看，軍委不僅與前委重復，而且是同前委分權，動搖了黨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則。現在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狀態，不好工作，提出辭職。毛澤東的這個聲明使全體與會者為之一震，許多人對劉安恭的發言表示反對。會議最后對是否設置軍委舉手表決。與會41人，主張撤銷臨時軍委、不再設正式軍委的有36票，贊成設正式軍委的有5票。這樣，撤銷臨時軍委，劉安恭被免職，調任紅四軍第二縱隊司令員﹔其軍政治部主任職務也被免去，由陳毅擔任。

三是新泉會議。白砂會議后，圍繞要不要設立正式軍委的分歧沒有解決，爭論雙方仍然各持己見。前委在毛澤東執意辭職的情況下，決定暫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紅四軍於6月10日進駐新泉休整擴編。在新泉7天，連以上干部，特別是縱隊干部，天天開會，繼續就前述的分歧展開討論。最后爭論聚焦在“黨應不應該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歸支部”，以及有無流寇主義和軍閥殘余等問題。毛澤東、朱德對下面提出的批評意見在會上作了答辯。

在新泉期間，根據前委要求，毛澤東、朱德兩人寫出書面意見，陳述觀點，供黨內討論。隨后，《前委通訊》第3期將《林彪致毛澤東的信》(6月8日)、《毛澤東復林彪同志的信》(6月14日)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談前委黨內爭論信》(6月15日)，還有劉安恭的意見等，一並刊印出來，黨內領導人的爭論完全公開化了。

毛澤東的信從紅四軍的歷史和所處環境兩方面考察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列舉了“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14個問題，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信中分析了四軍不能絕對地建立黨的領導的三條原因：一是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帶來了許多舊思想、舊習慣﹔二是這支部隊是從失敗的環境中拖出來集結的，原來黨的組織很薄弱，便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三是一種不從實際需要出發的形式主義理論從遠方到來，使其提出的一些站不住的理由振振有詞。信中認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於唯心主義，唯心主義之來源是由於游民、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成分中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該信逐一批駁了流寇思想、黨內有家長制、黨代替了群眾組織等觀點。

朱德在信中發揮了在白砂會議上的發言，對毛澤東的批評作了答辯。他認為，說“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為他們的參謀部”，黨應該“經過無產階級組織的各種機關(蘇維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實行此口號(黨管理一切)，必然使黨脫離群眾，使黨孤立”﹔說“反對黨管一切”的口號出自於我，不能接受。信中還提出在黨的指導下軍事機關應該起核心作用。“軍事行政路線是受黨的政策指導的，它的行政路線是有處理的責任，黨員在此機關內起核心作用時也是黨給予的行政責任，絕非機械式的去執行”，使軍事機關“不起作用是黨的損失”。負責軍事的黨員要求在軍事機關起核心作用，不是“代表軍官爭自由，與黨分權”。目前的問題是“黨還沒有管理一切而是書記”管理一切。過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實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長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我反對的“不是集權於前委，而是集權於前委書記”。

前委公開發表這些信文的初衷，本是讓廣大黨員干部參與討論，結束紛爭，為召開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作好准備。但其結果事與願違，反而使爭論更加擴大開來。毛澤東批評人甚多，有的批評也過頭一些，因而對毛澤東的意見也多些。這三次會議助長了四軍的極端民主化、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

(三)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岩召開。6月19日，新組建的紅四軍第四縱隊三打龍岩，攻克縣城。3天后，紅四軍七大在龍岩開幕。這次七大由代理前委書記陳毅負責籌備。他認為，爭論雙方各執一詞，都有片面性。朱、毛都是他的領導，關系又非同一般。他與朱德是同鄉、視朱德為兄長，曾跟隨朱德率南昌起義軍從三河壩輾轉粵閩贛，發動湘南起義，同上井岡山﹔后來又一起下山去湘南遭受了八月失敗，與朱德同甘共苦、情深誼長﹔紅軍能有目前的發展，朱德的建樹不可抹殺。上井岡山后，特別是經歷湘南八月失敗后，他對毛澤東的政治魄力、軍事才干、思想作風和淵博知識與詩人氣質十分敬佩，視毛有如師長﹔他認為毛的領導是正確的，但作風不民主。他對朱、毛的論爭採取“和為貴”。他后來說過：當時毛澤東找過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對毛說：你們是秦、晉大國，我是小國，處在你們大國之間，我哪邊都不好得罪。

出席紅四軍七大的，既有前委委員、全軍大隊(相當於連)以上黨代表，也有部分軍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約四五十人。陳毅主持大會召開，作工作報告，代表前委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據參加七大的老同志回憶，會場氣氛緊張熱烈，與會代表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但有的過了頭。代表們對朱、毛等領導人的批評，有的意見很中肯，但不少意見很偏激，特別是對毛的意見更尖銳些。朱德發言承認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歡迎大家的批評。毛澤東發言重申自己的看法，強調要根據四軍的實際情況，加強政治領導，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軍隊應該嚴格地在黨的領導之下活動，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要講紀律。他表示：對他的批評，現在不說﹔對他有幫助的，他會接受﹔不正確的，將來會通過實踐得到証明。

陳毅起草的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對上述爭論問題發表了結論性意見。這些意見既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要具體分析。不過，七大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同時，又展現了極端民主化傾向。會議對朱、毛二人的缺點進行了批評，認為有同等的錯誤，但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朱德以書面警告處分。會議最后選舉前委領導成員，原由中央指定的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由陳毅當選為書記。

(四)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召開。七大會議結束后，根據毛澤東的請求，新前委同意他到閩西地方工作和休養。支持毛澤東的一些同志情緒有些波動，有的調整了工作，有的要求離開四軍，包括林彪也提出去蘇聯學習。新前委書記陳毅將七大《決議案》和《前委通訊》第3期等材料呈報中共中央。7月下旬，中央要求四軍派領導干部到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匯報四軍情況。前委全體成員到毛澤東所在的上杭蛟洋開會，陳毅將去中央開會的情況告訴了毛澤東，並表示赴滬期間請他回前委主持工作。兩人的看法還未一致，毛澤東堅持不受。這樣，前委決定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

紅四軍在9月中旬攻下“鐵上杭”后，前委決定在縣城召開紅四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召開這次會議的本意是想解決七大沒有解決的一些爭論問題，以統一思想，增強團結。但由於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和毛澤東離開前委養病后，四軍領導不健全，政治工作鬆弛，極端民主化傾向更加嚴重。為了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代理前委書記朱德寫信給毛澤東，希望他回來主持前委工作。毛澤東回信拒絕：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四軍黨內是非未解決，我不能隨便回來。在八大前，第二縱隊參謀長郭化若等又聯名寫信，請他回來主持紅四軍的八大會議，也被謝絕。

在這種情況下，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由前委代理書記朱德主持召開。由於會前准備不充分，又無系統的工作報告，隻提出幾個問題交大會討論。會議開了三天，七嘴八舌，嚷嚷吵吵，毫無結果。與會的熊壽祺①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大會選舉前委委員，為了讓各縱隊都有人參加，將前委擴大為17人。前委事先對於選舉沒拿任何意見，全在大會上臨時推選。這樣，選出來的四軍第八屆前委沒能改變過去的渙散狀態。大家意見紛紛，都感到毛澤東離開后，四軍政治上失掉了領導的中心。時任三縱隊九支隊黨代表羅榮桓發言，要求將毛澤東請回來，許多代表支持。朱德也表示：朱不能離開毛，朱離開了毛過不了冬。但他擔心毛不回來。於是，讓幾個同志給毛寫了“敦請信”：接此信后若不回來，要給以黨內處分。這樣，毛乘擔架從永定趕回上杭。但此時八大已結束，大家見他病得厲害，讓他繼續養病。

紅四軍八大會議開得不好，但它也有一“功”——廣大干部明顯感到，四軍不能沒有毛澤東。這促進了許多干部的思想轉變，為紅四軍九大即古田會議的成功召開作了一定准備。

三、中央的八月“指示信”和“九月來信”

中共中央對紅四軍的黨內爭論和出現的極端民主化狀況非常重視，接連發出指示予以積極指導。這為在四軍內統一思想、加強團結指明了方向，從而也為新泉整訓和古田會議的召開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

(一)中央的八月“指示信”。黨中央收到陳毅寫的關於紅四軍黨內爭論和七大會議情況的報告以及七大《決議案》后，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認為紅四軍七大《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並於8月21日發出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該信充分肯定紅四軍的發展，贊揚朱、毛紅軍對於全國的政治影響很大，“能保全這部分實力而更擴大之，便是對於全國政治影響的保全與擴大”﹔還肯定了紅四軍前委的工作和七大的那些正確結論。同時對七大的缺點提出了批評，指出：七大在敵人“會剿”的嚴重形勢下，沒有“著重於與敵人的艱苦奮斗”，“決議案無一語引導全體同志向著敵人爭斗”，而將主要精神“解決黨內糾紛”，這是不好的﹔劉安恭的發言，“潤之、玉階同志”的答辯，都“看出你們整個的精神是正用在對內”，應扭轉這種傾向。

《指示信》對有關紅軍建設的若干原則問題作出明確指示，肯定“地方武裝與紅軍武裝應同樣擴大”，武裝農民是擴大紅軍的前提，必須堅決執行這一路線﹔紅軍不僅是戰斗組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政治部工作和宣傳隊組織“是紅軍中的政治命脈，其作用決不減於戰斗兵”﹔“黨管一切”的口號在文字的涵義和群眾的了解上都不正確，對群眾宣傳不甚切合，會引起不正確的解釋和認識﹔在目前游擊狀況下，前委和軍委無須採取兩重組織制，應合在一起，用不著再組織軍委了﹔在目前環境中，紅軍必須採取“比較集權制”，但並非不要“黨內民主化”，“在比較集權制之下，絕不會妨礙黨內民主化，許多政治問題斗爭策略還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討論，不過討論時要更有集中的指導”，要更集中於“指導機關，以統軍權”，書記“要多負些處理日常事務與臨時緊急處置的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1]83-87

《指示信》的意見與毛澤東的許多主張是一致的，並且糾正了毛的一些不准確說法，有些觀點比毛更明確、講得更周全。但是這封《指示信》，紅四軍沒能在八大召開之前收到，使八大走了彎路，造成四軍歷史上的一段曲折。陳毅在中央看到此信后深受教育。1929年8月底，中央政治局開會聽取陳毅報告。政治局決定以周恩來、李立三和陳毅三人組成委員會深入討論四軍問題，並代表中央提出比《指示信》更加全面的指導性意見。

(二)中央的“九月來信”。三人委員會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委書記和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召集。周恩來閱讀了陳毅的報告，對紅四軍的歷史與現狀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對四軍七大及毛澤東與朱德的分歧和爭論的由來也更為清楚。他高度地評價紅四軍的斗爭經驗，指出：這些經驗很寶貴，許多經驗在中國是“別開生面”的，這是紅四軍的創造。照這些經驗去做，紅軍和蘇維埃區域就很有把握發展壯大，這就是紅四軍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紅四軍的作用遠遠不隻影響湘贛閩三省，對全中國都有影響。同時，他在八月《指示信》基礎上，進一步對紅四軍七大和前委對處置領導內部分歧的缺點提出了四點意見。(一)紅軍領導應集中主要精力對付敵人，前委召開七大沒有將注意力引導對外斗爭，而將爭論交下級討論，客觀上有放任內部爭論的傾向﹔(二)七大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得出一個政治標准來判別誰是誰非，缺乏政治眼光﹔(三)七大前的前委擴大會議和七大的開法，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了極端民主化的發展﹔(四)對朱、毛的缺點，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責任的重要，公開擺到群眾中進行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而許多批評又大多是主觀推測，這隻會使糾紛加重。

周恩來、李立三和陳毅一起，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對紅軍建設的一系列根本問題達成了共識。周恩來代表中央委托陳毅起草致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陳毅以周恩來起草的八月“指示信”為基礎，充分吸收一個多月來三人討論的意見，完成了起草任務。周恩來對起草稿仔細審閱后，提交中央政治局於9月28日討論通過。這就是中央“九月來信”。該信論及了九個問題，基本內容和觀點是：

——關於國內政治形勢和中國革命的特征。認為導致軍閥混戰的各種矛盾是無法克服的，軍閥混戰將繼續發展。紅軍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存在，並繼續向前發展。在這種形勢下，產生了“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這個論斷，對於提出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起了奠基作用。

——關於紅軍的基本任務。認為主要有三項：一是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是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擴大隊伍﹔三是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紅軍不能實現上面三個任務，則與普通軍隊無異。”這個規定既批評了單純軍事觀點，也比井岡山時規定的打仗、籌款和發動群眾的三大任務有了發展。

——關於紅軍的分兵與集中。認為這只是某一時期工作方式的便利問題，絕不能把四軍分成幾路各不相屬的部隊。分兵游擊、集中指導是不可移易的原則，“四軍兩年來集中奮斗，渡過各種難關，此種艱苦的經驗不應為全體同志忽視”。這否定了主張分兵的觀點。

——關於紅軍的群眾工作。它特別強調了調查工作和群眾路線問題，指出：調查工作應切實去做，“這個工作做得好，對於了解中國農村實際生活及幫助土地革命策略之決定有重大意義。”關於籌款工作，“亦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干”。這兩條對於后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基本點的形成，起了奠定根基的作用。

——關於紅軍的自身建設。認為必須依靠和發動群眾來擴大紅軍，對參加紅軍的農民必須“加強無產階級意識的領導，才可以使之減少農民意識”﹔在組織系統上，紅軍目前仍可由前委指揮，對外用軍部、政治部來號召﹔黨代表制度應改為政治委員制度，軍政治委員可由前委書記兼任，但不可再兼政治部主任﹔紅軍要嚴格軍事訓練，加強戰斗力﹔要加強紀律與處罰，堅決廢除肉刑。這對於軍隊建設也起了奠定根基作用。

——關於紅軍中黨的領導。提出黨的組織系統可保持現狀，前委下面可不成立軍委﹔“黨對軍隊的指揮盡可能實現黨團路線，不要直接指揮軍隊，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經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前委應著眼在紅軍的政治、軍事、經濟及群眾斗爭的領導上”，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一切工作歸支部這個口號是對的，“但不是與黨的民主集權制相對立”。

——關於反對極端民主化。它指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不能用反對“家長制”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為極端民主化打掩護。“前委對於一切問題毫無疑義應先有決定后交下級討論，絕不能先征求下級同意或者不作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后再定辦法”。這樣做“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軍隊中民主化隻能在集中指導下存在，並且實行的限度必須依據客觀條件來決定伸縮，不應漫無限制，以妨害軍紀之鞏固。”

——關於朱德、毛澤東的爭論。它對朱、毛兩人“常採取對立的形式去相互爭論”、“離開政治立場互相懷疑猜測”、工作方法“犯有主觀的或不公開的毛病”作了批評，肯定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為挽回過去爭論造成的損害，前委應該：(一)加強前委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斗爭﹔(二)在幫助糾正朱、毛兩人的缺點后，要恢復他們在群眾中的威信﹔(三)朱、毛仍留四軍工作，經過前委會議傳達，對毛澤東的工作安排“須使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1]91-105

中央“九月來信”對於解決紅四軍黨內爭論非常重要。朱、毛二人的分歧最初並不大，但毛澤東擔任一年半前委書記，沒有征求過朱德的意見，使他的一些不同看法沒有發表機會。劉安恭來四軍挑撥，林彪“選邊站隊”，使兩人的矛盾激化了。由於朱、毛是四軍的兩位主官，陳毅夾在中間很難辦，隻能兩邊“各打五十大板”。為此，毛澤東對陳毅意見很大，認為他搞調和折衷。中央“九月來信”將紅四軍黨內爭論的一些重大問題表明了態度，這不僅對於紅四軍，並且對於各根據地紅軍加強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都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四、新泉整訓和古田會議決議

陳毅回到閩西后，於11月中旬在上杭官庄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正式傳達中央“九月來信”。隨后在長汀接回毛澤東主持前委工作。毛澤東向朱德、陳毅等前委成員表示，誠懇接受中央批評。陳毅當面向毛檢討，詳細介紹上海之行情況﹔毛也表示八大時因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信說了些傷感情的話。朱、毛握手言歡。前委三位主要領導，自此摒棄前嫌，又並肩戰斗了。

11月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四軍前委擴大會議。這是半年多來第一次團結民主的會議，毛、朱、陳三人笑逐顏開，一掃湖雷會議至七大會議的陰霾﹔會議氣氛融洽而熱烈，認真討論中央“九月來信”精神，認為四軍此時不加以整頓和訓練，難以落實中央要求，執行黨的政策，遂決定集中進行整訓，為召開紅四軍黨的九大作准備。

(一)新泉整訓。12月初，紅四軍到連城新泉進行軍事政治整訓，即“新泉整訓”。這是紅四軍在半年之內第三次到達新泉了。第一次是紅四軍在5月下旬從贛二度入閩時進入新泉境內，駐扎廟前營宿。第二次就是上述6月中旬到新泉休整召開了前委會議。這次到新泉整訓，是因為敵軍正著手准備第二次三省“會剿”，為避開敵軍鋒芒，將部隊轉移到基層紅色政權比較穩固、群眾發動比較充分、物資供應比較充裕的新泉來進行10多天的政治軍事整訓。

按照前委分工，毛澤東、陳毅負責政治整頓，朱德負責軍事訓練。政治整頓旨在明確中央要求的紅軍主要任務，自覺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糾正舊軍閥作風。這主要進行了三方面工作：首先是召開各種調查會。一是地方干部群眾參加的調查會，了解鄉情民意，群眾對紅軍的意見﹔二是深入連隊的士兵調查會，了解戰士們的思想生活狀況，官兵關系和對領導的意見與要求﹔三是召開連長以上干部的聯席會議，鼓勵大家談出紅軍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及建議。其次是開展思想教育活動。根據中央“九月來信”指示，對半年來已經暴露的各種錯誤傾向和中央指出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部隊內部展開討論，初步明辨是非，為統一思想認識打好基礎。第三，加強組織紀律教育。對紀律鬆弛進行初步整頓，並結合當地習俗情況，對兩年前初上井岡山時提出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兩條規定，形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原生態初始版本(去年我去永定考察時，永定黨史辦同志說：在1929年5月下旬紅四軍由龍岩轉移永定途中，在紅四軍夜宿坎市一家店鋪的牆上留下的紅軍標語，寫有包含“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兩條規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也算一說，但也不必否定在新泉提出了這個問題。有些老同志的回憶在做進一步研究后也應當尊重——作者注)。軍事訓練旨在根據中央“九月來信”要求，加強官兵軍事素質和提高戰斗力。主要工作：一是舉辦基層軍事干部訓練班，在全軍開展軍事技術、戰術訓練﹔二是加強紅軍的制度建設，制定紅軍的若干條例、條令等法規，使其逐步健全起來﹔三是朱德講授組織編寫的《新游擊戰術》，提高指戰員的軍事知識和戰術意識﹔四是培訓地方武裝干部，上軍事課，為發展地方武裝和鞏固地方政權打基礎。

新泉的政治軍事整訓，既為紅四軍九大的召開創造了條件，也為起草九大決議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備和文字准備。

(二)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古田召開和古田會議決議。紅四軍在新泉整訓后，於12月中旬進駐上杭古田，一方面繼續進行軍事政治訓練﹔另一方面為紅四軍九大的召開作各項具體准備工作。

1929年12月28日，中共紅四軍九大開幕，與會代表有120余人。陳毅首先傳達中央“九月來信”等中央文件。隨后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與會代表熱烈討論了中央“九月來信”和各個報告，對黨和紅軍建設的各種經驗教訓進行總結，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為大會起草的包括八個問題的《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次日，大會選舉前委領導成員，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由於有中央“九月來信”和毛澤東在會前作了充分的調查研究，以及各項具體准備工作，紅四軍九大開得十分成功。它不僅是紅四軍歷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會議，而且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都有重要意義。古田會議決議，既吸收了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又根據四軍的實際情況作了必要的調整和補充，大大地豐富和具體化了許多重要內容。它對於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對於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對於加強思想政治建設，堅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進性質﹔對於紅軍的政治與軍事的關系﹔對於紅軍的宣傳工作﹔對於紅軍處理內外關系的原則等，都在理論上作了重要發揮，並有許多深刻的論述。說它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不為夸張。古田會議在紅軍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地位，有如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地位。一是具有撥亂反正的味道，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四軍的領導地位。二是初步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許多重大問題。古田會議決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次偉大實踐。它確立的建軍原則，不但在紅四軍實行了，經中共中央推廣，各地紅軍也都貫徹了，從而使整個紅軍建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建軍原則基礎之上，為人民軍隊的革命化建設找到了一條正確道路。它強調的從思想上政治上加強黨的建設的思想，屬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黨的建設理論的原生形態，對於后來黨的建設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迄今仍具有指導意義。

既然古田會議有這麼偉大的意義，而新泉整訓則是古田會議的重要准備。如果將古田會議比喻為是在唱建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和人民軍隊的一場大戲，那麼新泉整訓則是這場大戲的序曲。講古田會議不能不講新泉整訓，它為古田會議的成功召開，使之成為黨和人民軍隊建設歷史上的重要裡程碑起了奠基作用，功不可沒。

注釋：

①熊壽祺(1906-1971)，四川人，參加秋收起義后上井岡山，隨后轉戰贛南、閩西，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黨代表(縱隊長為林彪)。

【參考文獻】

[1]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來源：《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