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寫信給毛主席

○我為什麼要倉促寫這封信呢？是聽說15日即要閉會了，想將我接觸到的各種材料反映給毛主席

○口頭上是在強調工農業並舉，事實上是忽視兩條路走路的方針，盲目地擴大基本建設，過多地調走農業勞動力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破壞，有相當范圍的飢餓危險

○對外貿易出口過多，並且一度在國外採取傾銷政策，這樣做是不對的

○爭先恐后地放衛星，以少報多，以劣報優，甚至以無報有，這樣的浮夸風氣是普遍的

　　*本文節自彭德懷1959年7月-8月間出席廬山會議期間和會后所寫的筆記，隻對個別文字作了必要的技術處理、並劃分了段落，余均保持原貌。

    1959年7月14日寫給毛主席的信，是為了將我接觸到的各方面材料，如各地群眾來信和軍隊內部的反映﹔同張聞天、周小舟談話﹔小組會的討論﹔廬山食堂的議論﹔《內部參考》﹔特別是中央印發的《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黨組關於貫徹執行1958年基本建設計劃調整方案的報告（草案）》﹔《對我國幾年來工業生產增長速度忽高忽低的分析》（載1959年6月29日《宣傳動態》）以及幾篇論述大躍進經驗教訓的文章，經過閱讀與同志們交談，加以初步分析，形成的概念，反映給毛主席。

　　我國自1958年執行總路線以來，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大躍進的方法，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是合適的。但是大躍進的速度，究竟宜有多大呢？是一年翻一番，兩年或三年翻一番，或者是四年翻一番呢？經過第一個五年（1952年—1957年）和1958年大躍進的實踐和努力証明，一年翻一番是絕對不可能的。兩年翻一番，也是有嚴重困難的。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這樣高速度的建設是難以繼續持久的。蘇聯採取五年計劃、即五年翻一番，這樣的速度，要求國民經濟的發展，每年平均遞增14.87%。根據蘇聯經驗和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論述，每年平均增長13%至14%，這是最低速度。我國比蘇聯可能要快一點，因為我國的條件比蘇聯當時所處的環境要好些，人力也更強大得多。究竟能快多少呢？如四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遞增18.93%。如三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遞增26%。我國工業建設應當努力爭取在三至四年間翻一番，如果這樣做是可能的話，就可提出四年翻一番，爭取三年或者三年半完成。似此，既緊張又留有余地，避免大馬鞍形。爭取高速度的發展經濟計劃，沒有一個比較合乎實際速度的標准，計劃工作就不能不是隨波逐浪的被動形勢。這是工業方面要有一個標准，在農業方面也要有一個合適的標准。我國解放以來，總起來看，農業每年平均能夠遞增5%到7%就很不錯了。這是就現在條件和逐步改善技術措施來說的。至於將來農業機械化、水利、肥料條件大大改善后，也有可能比現在增產速度要大得多。

　　從1958年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中和某些個別政策上是存在著求成過急‘左’的傾向的。不平衡的現象相當普遍的存在，如不迅速加以糾正，將要動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繼續發展和鞏固。特別是當前工業和農業關系的緊張局面，事實上農業遠遠落后於工業。這不僅將要影響到城市和農村的主副食品﹔而且會影響到輕工業原料﹔影響到國內市場和物資出口﹔影響貨幣回籠，也就是周轉率緩慢，以致影響財政收入和貨幣信任。有同志說：“財政有結余，沒有問題！”根據事實分析，財政不是沒有問題，財政問題是在嚴重不平衡的經濟發展中潛伏著。要想財政真正沒有問題，是建立在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相對平衡的基礎上﹔進口物資和出口物資相對平衡的基礎上﹔國內市場相對穩定的基礎上﹔特別是工農業生產相對平衡的基礎上。隻要上述哪一方面失去相對平衡，發生嚴重不平衡現象，就會要影響市場、影響財政收入、影響基本建設投資。如果超過市場回籠貨幣收入時，不僅會影響財政收入，而且會影響貨幣貶值。“財政沒有問題”的樂觀主義者，不願意研究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中潛伏著的財政問題。

　　目前，我國農業生產最基本的還是靠人力勞動，可是農業勞動力極為緊張，這對發展農業生產是很不利的。我國從解放以來，自然氣象是：三年中有一年是豐年，一年是平年，一年是歉年。即1952年是豐年，1953年是平年，1954年是歉年，又1955年是豐年，1956年是平年，1957年是歉年。過去是以豐補歉，而1958年是一個特大的豐年，由於各種原因，使它收獲得不好，保管得不好，以及多吃等浪費，造成了豐年不豐收。如果過去幾年自然氣象是規律性的話，那麼，1959年是一個平年，1960年將是歉年。真的如此，我們當前的困難將要增多，而不是減少，時間將要延長，而不是今年秋后即可好轉。即使繼續採取有效措施，糾正工作中偏差，農村中所遭受共產風的破壞，也需要有兩年才能恢復到1958年夏季以前水平。至於耕牛的死亡，樹木的砍伐，要恢復那是幾年和十幾年的事。現在並沒有多少同志來注意這些情況，而是盲目樂觀，盲目地擴大基本建設，過多的調走農業勞動力，口頭上是在強調工農業並舉，而事實上是忽視工農業並舉，忽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1958年人民公社化，那一股共產風沖擊和搞亂所有制，錯誤地把生產大隊或生產隊管理區的集體所有制，個人所有制，幾乎都變為公社所有制，造成窮隊與富隊之間，貧農與中農之間，干部與農民之間，同時緊張。對於自留地也是幾收幾放，增加了農民對發展生產的顧慮，人心不安，大量農民自發地流入城市，這一切當然會打擊農民生產情緒，必然會造成減產的效果。上述這些錯誤和缺點，雖然經過兩次鄭州會議，武昌、上海六中和七中全會，以及1959年4月22日發出《黨內通訊》，總的說來，‘左’的傾向基本上得到了糾正，未釀成動搖總路線的錯誤，也沒有打擊那些真正熱情高漲的干部和群眾，而且使他們得到了教育，這當然是一個很大勝利。但是到現在為止，並不是所有地區和所有部門都糾正了，某些地區和某些部門‘左’的傾向還在繼續存在和發展，特別是共產風所帶來的嚴重強迫命令，浮夸虛報，脫離群眾等現象是異常嚴重的。某些個別縣要在兩三年之內單獨進入共產主義。相當多的地區，實行大兵團作戰，不計報酬，違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按男女強弱分編勞動大軍，而不是強弱搭配。根據我國農村現在生產條件，這樣的分工和組織是很不適當的。為了急於建新居民點，事先拆毀房屋，新居民點尚未著手建設，舊有房屋已經拆毀不少。為了煉鐵，搗毀鐵鍋和農具，這些現象決不是正常的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這是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出身未改造好的干部，被過去勝利沖昏了頭腦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這些人對農業生產帶來了嚴重的破壞性。由於過高的估計畝產量，不少地區過早的進行園田化，以1/3土地耕種，1/3土地停荒（即休耕，編者注），1/3土地植樹木花草以供觀賞，把遠景規劃當作行動口號。在這些不切實際的口號影響下，以及農村中勞動力不定等等原因，致使1959年春播面積，比1957年減少9000萬畝左右。1958年大躍進，農業也是特大豐年，但因各種浪費，庫存糧食沒有任何增加，而且減少了！這種情況，如果一旦遭遇較為嚴重些的自然災害，將要出現相當范圍的飢餓危險。

　　工業方面主要是基本建設范圍太寬，投資過多，材料缺乏，又加上分散使用，許多限額以內的工廠半截停建，或者停工待料。許多非生產性的建設可以緩建，甚至幾年之內可以不建，但是急如星火，拼命趕工建成。原料生產建設一般落后於加工業，使許多加工工廠經常吃不飽或技術太差，不能不停工，結果修制兩誤，職工也增加過多，不少工廠人有備份，工資總額直線上升，但原材料均無儲備，一失平衡，不能馬上調整，結果是資金積壓，浪費很大，成本過高，不合乎多快好省的要求。

　　對外貿易，出口過多，並且一度在國外採取傾銷政策。在我國現在物資基礎這樣薄弱時，這樣做是不對的。而且對於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利的。如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這樣做不僅不能多出口豬肉，反而會打擊農民養豬的積極性，這於發展養豬不利，也就會減少豬肉出口。

　　在全民辦教育的口號下，入學人數成千萬地增加，這當然是好事。但在生產技術沒有得到大量改革，生產力沒有顯著提高以前，佔用過多的勞動力，過多的人員脫離生產，這與我國當前的經濟條件是不相適應的。將會影響生產，影響人民生活，妨害大躍進，也就會真正妨礙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無人售貨也幾乎成為運動，在全國各地都有，特別在北京市區和郊區，是很普遍的。在各機關、團體、學校、工礦企業單位，所有採用無人售貨者，沒有一個不是賠錢的，少則千元，多至萬元。某些單位反映經營不錯，但不反映真實情況。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離開實際，實際上也是離開物質基礎的抽象的社會觀，忽視社會待遇的實際差別的存在，是唯心主義的一種特殊表現。為什麼是特殊表現呢？因為它是在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群眾政治覺悟大大提高，共產主義風格等美名譽詞的掩飾下進行的，隻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就可以扣上你不相信群眾覺悟的大帽子，誰也就不敢提意見了。群眾覺悟是否提高了呢？回答是肯定的，比解放以前大大提高了，但沒有提到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無人售貨那樣的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風格有沒有呢？有！要不要呢？要！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有不少共產主義風格的先進人物，越多越好。現時這些先進分子，在絕對數字上是不少的，但是在相對數字上，所佔的百分比還是很少的。隻有這些先進分子佔多數時，還要加上從經濟發展狀況去考慮，在這兩方面經過長期努力，才能做到。無人售貨是將來的事，不是現在就能做得到的事。

    搶先思想，爭先恐后的放衛星，報捷報喜，以少報多，以劣報優，甚至以無報有，這樣的浮夸風氣是普遍存在的。還有某些同志認為‘左’比右好，左是小資產階級的方法問題，右是資產階級的立場問題。在公社、大隊、生產隊，黨內嚴重缺乏民主生活，這一問題在地委和縣委兩級也是值得注意的。還有任務繁重，什麼都要第一書記挂帥。造成嚴肅認真負責者，忙亂不堪，疲倦已極﹔官僚主義者，置若罔聞，其結果都是辦不好事情的。要完全糾正‘左’的現象，克服歪風，還要用一把大力才行。以上這些就是我7月14日寫信給主席的原因，也可以說這就是動機。我想把這些問題用寫信的方式，大綱式的寫給毛主席作參考。有無參考價值，請主席斟酌。我沒有想到主席會把此信印發到會同志，如果我當時想到寫信會要印發的話，那我就要盡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我在當時也看到有右傾萌芽，但認為‘左’還是主要的，這封信印發后，我17日看到，19日就在小組會上做了說明，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有些沒有完全寫明本意和不大符合邏輯的地方，建議中央辦公廳在會議后，將此信收回，不要下發。此時，我還不知道中央常委會已經決定要開中央全會。我為什麼要倉促寫這封信呢？是聽說15日即要閉會了，我12日上午想到主席處談談就算了，走過去時，警衛人員說，主席剛睡，我回居住地后，仍去參加小組會。13日晚間便寫成此信，14日送給主席的。我認為有不同意見，不應該隱瞞，寫信或當面說是應該的，有錯誤公諸討論也是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