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暢觀樓事件”

○毛主席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以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

○中央書記處委托彭真在北京組織一個班子，查閱1958年以來中央書記處批發的中央有關部委上報的文件

○大家是“你方歌罷我登場”，輪流到暢觀樓查閱文件，發表看法

○我們這些人畢竟黨齡比較長，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個個都是戰戰兢兢工作，夾著尾巴做人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暢觀樓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成為北京市委的十大罪狀之一

　　*宋汝棼，時任北京市委工業基建委員會主任。

　　北京市委在暢觀樓召開的一次會議已過去40多年了，今天談起這件事可以說是鮮為人知，但“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報、紅衛兵小報、《北京日報》連篇累牘地對這次會議進行“革命大批判”，這次會議一下子變成了“暢觀樓反革命事件”，成了以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又一大罪狀，鬧得是沸沸揚揚、滿城風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暢觀樓事件”不見於正史，海外某些出版物，大多是根據“革命大批判”材料寫的。“暢觀樓事件”究竟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還是一項正常工作，成了遺留的歷史謎團。

　　當年參與“暢觀樓事件”的同志多數已經去世，我作為一個還活著的親身參與這一事件的人，願意將所了解的情況寫下來，免得若干年以后，以訛傳訛的記述反而以假亂真。

（一）

　　暢觀樓原本是清皇朝的一個王府，現在位於北京動物園內，“暢觀樓事件”發生的時候，那個地方還很幽靜，並無暢觀可言。1955年3月，毛澤東曾親自到此看望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大師，並同他作了長時間的親切交談。“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對“暢觀樓事件”進行“革命大批判”，暢觀樓一時間出了名。

　　“暢觀樓事件”就發生在暢觀樓，時間是1961年12月。這一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反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大搞實事求是，“暢觀樓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由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都出現了嚴重困難。中央領導同志頭腦逐漸清醒下來，開始在一系列會議上總結教訓。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同時總結各地整風整社試點的經驗。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說：“實行方針、政策，要有一種方法。你們有很好的方針、政策，而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就等於沒有。”1961年1月中旬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國民經濟八字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再次提出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這標志著黨在經濟建設領域的指導思想再次轉向糾正“左”的錯誤，從主觀主義轉向實事求是。

　　1961年5、6月間，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未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11年，先要總結經驗。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會議（即第二次廬山會議）在廬山召開，討論工業、糧食、財貿、教育等問題。會議第一天，毛澤東在會上講“對社會主義，我們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會議期間，毛澤東在與有關人員談話時，多次談到要大搞調查研究，總結黨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他感慨地說，他有三大志願：一是下去搞一年工業，搞一年農業，搞半年商業，以便多做調查研究，了解實情，不做官僚主義者﹔二是騎馬到長江、黃河兩岸進行實地考察﹔三是寫一本書，把自己的一生寫進去，把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人民去評論。鄧小平作為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總書記，在會上也表示中央書記處要負主要的責任。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准備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通知指出：1958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間“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妨礙著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

　　根據中央通知的精神，為了准備七千人大會，總結1958年以來中央方針政策的經驗教訓，中央書記處決定委托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同志，在北京組織一個班子，查閱1958年以來中央書記處批發的中央有關部委上報的文件。於是在1961年12月，北京市委組織、召集了一些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借暢觀樓這個幽靜之處，執行中央交辦的任務。這就是“暢觀樓事件”的由來。

（二）

　　1961年12月，北京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項子明，在暢觀樓召集市委一些部門的負責人開會，要大家查閱1958年以來中央書記處批發給北京市的由中央有關部委上報的文件，以及少量的北京市委轉發給下面區、縣的文件。根據會議的通知，北京市領導機關各口都要派人參加。我當時是北京市委工業基建委員會主任，作為基建口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據我的記憶，當時來參加會議的主要是各口的副職領導，個別人還帶了一個助手。現在能記起名字的，除項子明以外，還有市農辦主任常浦、市委文化部副部長韋明、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市委工業部副部長陸禹、市計委副主任萬一。

　　項子明在會上說，這件事是由中央書記處交辦的，具體做法是把文件中認為有問題的段落摘錄下來，待匯總以后上交中央書記處。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參加會議的同志就開始工作。不過，當時大家並不是每天都在這裡工作，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大攤子事要做。具體的做法當時稱之為“流水席”，各口參加這項工作的人“隨叫隨到”，看完指定的文件，做一個正式的發言以后，就可以回去了。我當時大部分時間還在抓基本建設工作，只是被叫到時才到暢觀樓去，查閱摘錄文件。

　　項子明對參加會議的人傳達中央指示，說的是讓大家把中央報告中各自認為有問題的段落摘錄下來，並對相關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要求大家暢所欲言。但是，無論是在非正式發言的時候，還是在正式發言和做摘錄的時候，大家都還是很謹慎，主要是根據當時中央堅決糾正“五風”的精神，對中央報告中一些浮夸和高指標的問題發表一些看法，將其中的一些段落摘錄下來。參加查閱文件的同志雖然也提出過一些批評，比如，對譚震林，說他壓指標，說北京是鍋底﹔對新華社，說亂放衛星。但這些批評都還是在中央糾正“五風”的范圍之內，當時就公認的，並不尖銳，對黨中央、毛主席更沒有講任何看法。畢竟我們這些人的黨齡都比較長，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而且又剛剛經歷了1957年反右派斗爭和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個個都是戰戰兢兢工作，夾著尾巴做人，即使有一些比較尖銳的意見，也不肯、不敢在會議上表露，而且當時我們對黨中央和毛主席都很崇拜，認為毛主席過去是正確的，今后也必然是正確的，現在出現的一些困難，是下面執行中出了偏差，黨中央、毛主席關於“三面紅旗”的決策還是正確的。

　　暢觀樓會議的正式會期是九天。九天的時間裡，大家是“你方歌罷我登場”，輪流到暢觀樓查閱文件，發表看法。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對大家的發言，無論是非正式的討論，還是正式的發言，都做了記錄。正式會議結束以后，有關工作人員對摘錄的文件進行了整理匯總，時間稍微長一點，大概是十幾天。這樣，經過二十多天的努力，完成了中央交托的任務。

　　北京市委把查閱文件摘錄下來的段落匯總以后，寫了一個報告，上交中央書記處，同時也給北京市委的有關部門發了一份。我當時所在的市委工業基建委員會就得到一份，我看了以后，由基建委員會辦公室存檔。該報告分農業、工業、基建、財稅、城市人民公社、教育6個方面，共有29項110多條，近2萬字，較為全面地概括了大家摘要的文件和發言，為七千人大會的准備工作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暢觀樓事件”的經過大體上就是這樣，在當時是很平靜、普通的一件事。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這次普普通通的一次會議，居然會成為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的一大罪狀。

（三）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以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雖然已經“頃刻瓦解”、“一朝覆亡”，但這個“反黨集團”到底有哪些反黨罪行，老百姓並不清楚。不少人認為，《二月提綱》畢竟是出在中央的問題，《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也隻能說是寫文章的人的問題。因此，制造出一個為作反對毛主席的赫魯曉夫式的秘密報告做准備，背著毛主席，攻擊毛主席的事件，就變得十分必要了。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暢觀樓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成了以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十大罪狀之一。

　　1967年春，我已淪為“黑幫”，被專政將近一年了。白天在單位挨斗、接待外調、寫交待材料、掃廁所，晚上還可以回家。一天晚上，小兒子慌慌張張回家說：“爸爸，壞啦，動物園暢觀樓辦了一個展覽，裡面的會議桌上擺著‘黑幫’的名牌，還畫了漫畫像，也有爸爸的名牌和漫畫像。”原來，小兒子到暢觀樓參觀過了。

　　其實，《北京日報》、紅衛兵小報和許許多多的大字報，已經連篇累牘對“暢觀樓事件”進行“革命大批判”了。我已經多次為此被批斗，專案組嚴令我徹底交待參加這個反革命陰謀活動的罪行。

　　對“暢觀樓事件”進行“革命大批判”期間，各種揭發材料很多，姑且舉出一例。1967年4月，當時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首都紅衛兵組織散發了一份《暢觀樓反革命事件》的揭發材料。該材料宣稱：1967年11月，在劉少奇、鄧小平的庇護下，由彭真親自授意，劉仁等指揮，帶領市委內部各部委一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西郊公園暢觀樓密室“審查”中央發至縣級以上的文件和毛主席的黨內講話、批示，其直接目的是收集反黨材料，企圖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配合“劉、鄧黑司令部”，向毛主席猖狂進攻，妄圖一舉把毛主席推下台來，實行其反革命政變陰謀。這就是聳人聽聞的“暢觀樓反革命事件”。

　　根據各種揭發材料，以及對我的“逼供”，可以清楚地知道策劃者為了制造“暢觀樓反革命事件”，確實費盡了心機，他們主要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歪曲的：

　　第一，捏造查閱文件的范圍。根據項子明布置的要求，查閱的是中央書記處批發的中央有關部委上報的文件，以及少量北京市轉發給所屬區、縣的文件。這個查閱范圍可以由參加會議的同志証明，也可以由當時在會上分發文件的同志証明，查閱以后匯總上報的文件更可以証明。中央書記處存有這份匯總上報文件，從北京市委的檔案裡也可以找到，北京市委有關部委的辦公室也有存檔。但策劃者卻一口咬定，這次會議查閱的是“中央發至縣級以上的文件和毛主席的黨內講話、批示”。對查閱范圍的這種篡改，真是用心險惡。本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這樣一篡改，講成是查閱了毛主席的黨內談話和毛主席批發的中央文件，這個問題就嚴重了。在當時，背著毛主席，審查毛主席的講話，從中找出問題，加以攻擊，顯然是居心叵測，足以証明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干這件事，是陰謀反對毛主席，為以后“作秘密報告做准備”。

　　第二，捏造攻擊毛主席、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革命大批判”文章裡專門有一章，叫做“群魔亂舞”，說什麼暢觀樓會議上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犯了路線錯誤”，“歷史上凡是犯了路線錯誤，都不能自己糾正”，說什麼會上攻擊“總路線”是違反了經濟規律，攻擊“大躍進”是萬馬折騰，攻擊人民公社辦早了。其實，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言論，查閱一下上報給中央書記處的匯總文件和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所做的會議發言記錄，就可以一目了然，但是策劃者偏偏要對已經被隔離審查的“黑幫”進行逼供。誰堅持實事求是，誰就是“頑固不化”，就是抗拒，就得從嚴。1974年夏天，在我獲得解放之前，專案組給我看我的審查結論草稿，仍然說我在暢觀樓會議上“散布了一些錯誤言論”。我堅決不同意，同專案組爭執得很激烈。但是專案組不予理睬，硬是在審查結論中保留了這句話。

　　第三，捏造“暢觀樓事件”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這一點同樣用心險惡。暢觀樓當年是個幽靜之地，挑選這個地方不過是為了工作不受干擾罷了。但是，“革命大批判”卻繪聲繪色地將這次會議講成是“行動詭秘”、“策劃於密室”，極力把這次會議誣陷成陰謀行動。其實，這件事並不難查清。會議的內容因為當時不允許隨便向外傳，知道的人確實不多，但暢觀樓會議本身，知道的人很多，比如我在暢觀樓查閱文件，工業基建委員會的許多同志都知道，一問就清楚了。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暢觀樓反革命事件”等強加給彭真的不實之詞，均予以徹底推翻。至此，我們這些親身參與“暢觀樓事件”的人，總算是擺脫了身上的一道枷鎖。

　　總之，我所了解的“暢觀樓事件”，是在1961年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大搞實事求是的背景下，受中央書記處委托，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所做的一項正常工作，目的是為了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根本不是什麼“策劃於密室”的“政變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