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記憶史”研究的提出及構想

摘要：隨著新文化史研究的興起和傳播，中國學界開始自覺地開展記憶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也可以汲取記憶史的理論和方法形成“中共記憶史”，發展出新的問題意識。“中共記憶史”研究需要注意記憶與遺忘、社會、政治等方面的關系，以拓展黨史研究的視野，為黨史研究提供新范式，並回答黨史研究與歷史記憶的關系。“中共記憶史”研究要運用記憶史重新審視中共黨史，探索相關理論和方法，加強史料搜集和整理，培育學術共同體。

關鍵詞：記憶史﹔中共黨史﹔中共記憶史﹔研究方法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興起一股被稱為“新文化史”的史學思潮，社會記憶史是其間重要的研究形態。隨著這股新史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一些史學研究者於20世紀末開始從事記憶史研究，近年來記憶史研究在中國學界已逐漸形成蓬勃發展之勢（郭輝：《中國記憶史研究的興起與路徑分析》，《史學理論研究》2012年第3期。）。縱觀國內已有的記憶史研究成果，專門的黨史研究非常之少，遑論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論述記憶史於黨史研究的運用。中共黨史已經形成自身成熟的學科范疇，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並不排斥運用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新理論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形成新的研究領域，有益於中共黨史學科自身的發展。本文試圖借用記憶史方法來構想“中共記憶史”研究，就“中共記憶史”的學術背景、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意義、未來展望等做一探索，希冀從記憶史的視角思考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歷史，從一個新角度改善和推進中共黨史研究。

一、學術背景

新文化史研究熱潮對原有史學產生了巨大沖擊：一是新視角的運用，二是新史料的發掘。兩者皆大大擴充了原有的史學研究，許多已有研究領域得到重新審視，而之前未受到重視和關注的文獻史料也隨著新文化史的興起而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中共黨史研究顯然也受到這股新文化史潮流的影響，某些方面出現了新的發展和走向，如郭若平提出將概念史運用於黨史研究，拓展出研究的新領域。（郭若平：《概念史與中共黨史研究的新視野》，《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5期﹔郭若平：《中國革命的思想生產與“我們”的觀念塑造》，《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12期﹔郭若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共“小資產階級”觀念的起源》，《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4期﹔郭若平：《投石問路：中共黨史研究與新文化史的邂逅》，《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12期。）。可見，新文化史與中共黨史研究之間有結合的可能，也有其必要性。

記憶史屬於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英國學者彼得•伯克將新文化史分為七大類研究，社會記憶史即其一。（〔英〕彼得•伯克著，劉華譯：《西方新社會文化史》，《歷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4期。）。法國史學界在將記憶引入歷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法國學界的記憶史研究自70年代始逐漸興盛，集體記憶成為史學研究的新對象，隨后誕生了記憶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記憶場所》，此為法國著名史學家皮埃爾•諾拉發起組織編寫，成為“集體記憶史研究成果的大檢閱”沈堅：《法國史學的新發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3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史學在70年代出現“語言學的轉向”，到80年代則出現“記憶的轉向”，（王晴佳：《新史學演講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5頁。），並迅速成為學術熱點。

歐美學界記憶史研究的蓬勃發展給中國學界以挑戰。毋庸置疑的是，中國史學界深受歐美影響，在記憶史這一新興領域尤其如此。中國台灣學者面對80年代西方史學的“記憶的轉向”，最早付諸實際行動。台灣學者多具有海外學習經歷，能夠緊跟歐美學術潮流，積極學習西方的最新理論和方法。1993年，台灣《當代》雜志刊載“集體記憶專輯”，對此后中國學界的記憶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王汎森后來回憶，《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為例》“發表在《當代》91期（1993）我所編輯的‘歷史記憶’專輯，這應該是台灣學術界最早討論‘歷史記憶’的一篇文字”。（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自序”頁。）。正是在王汎森等史學工作者的帶動下，台灣記憶史研究漸開風氣。相比之下，大陸記憶史研究略顯滯后。1996年，沈衛威運用“歷史記憶”概念論述胡適受五四影響，較早運用“記憶”進行歷史人物研究。（沈衛威：《五四留給胡適的歷史記憶》，《徽州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不過，此前也有其他學科的研究者使用到“歷史記憶”一詞。（鄭川：《歷史記憶的劇場——淺析意大利新理性主義的創作方法論及對中國建筑的啟示》，《時代建筑》1991年第3期﹔吳福輝：《背負歷史記憶而流離的中國人——白先勇小說新論》，《文藝爭鳴》1993年第3期。）。1999年，趙世瑜等人通過研究發現，流傳於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太陽生日傳說及其信仰習俗“隱含著當地明遺民對滅亡的明王朝的懷念，通過民俗的形式寄托著他們對鼎革的歷史記憶”。（趙世瑜、杜正貞：《太陽生日：東南沿海地區對崇禎之死的歷史記憶》，《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這是中國大陸真正具有影響力的記憶史實証研究成果。此后，中國大陸史學界的記憶史研究也逐漸蓬勃發展起來。

就此而言，中國記憶史的研究還比較年輕，隻有20余年的發展歷程，大量成果的出現則是在本世紀初。中國記憶史的研究成果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理論研究與實証研究。前者主要是譯介西方著述，將《論集體記憶》《社會如何記憶》等西方著作翻譯成中文，（〔法〕莫裡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美〕保羅•康納頓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給中國史學界以巨大影響。中國本土的記憶史理論研究還比較少，主要為一些零星著述，大都是研究者在記憶史實証研究過程中得出的相關認識，缺乏專門的理論研究。具體到中共黨史與記憶史方面的理論探索，更付之闕如，尚未引起學界重視。

實証研究主要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對族群、傳說等的研究﹔二是對精英人物、重大歷史事件等的研究。前者主要以族群、鄉村民俗、民間傳說等歷史記憶為對象。該路徑較多地重新挖掘以往社會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用“歷史記憶”作為分析工具，從此角度重新闡釋這些問題，最終落實到對具體歷史事實的探究，其史料來源多為地方志、譜牒、口述傳說、碑刻等，借助多學科研究方法，傾向於研究下層社會記憶，由此探尋國家與社會的歷史。后者主要以宏大歷史事件和精英歷史人物的記憶為研究對象，其史料主要來源於各種報紙、雜志、日記、回憶錄等。因為是關於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記憶的研究，此類記載多能在文本中找到。該路徑雖不排斥其他學科研究方法，但更注重傳統的文本分析，通過對文本的分析和解讀，探索文本所載記憶形成的思想背景，以及記憶所蘊含的理念和思想。（參見郭輝：《中國記憶史研究的興起與路徑分析》，《史學理論研究》2012年第3期。）中共黨史方面的記憶史實証研究成果尚不多見。台灣學者翟志成從“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的關系出發，探討平型關大捷的相關問題（翟志成：《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張艷則研究中國共產黨對五四運動的記憶與闡釋（張艷：“五四闡釋史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2005年。）﹔謝迪斌考察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中間人士的“延安敘事”，由此觀察歷史記憶的多重建構（謝迪斌：《歷史記憶的多重建構——論延安敘事的三種形態》，《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3期。）。諸如此類成果尚不多見，但可以從記憶史角度更廣泛地觀照中共黨史研究。不少研究者皆強調中共黨史研究雖有其特殊性，但也應積極汲取歷史研究的各種理論和方法，以豐富和深化中共黨史研究。

二、問題意識

以往中共黨史主要研究中共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本身，“中共記憶史”則強調對事件人物發生之后歷史的研究，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中共記憶史”研究雖脫離了傳統史學的書寫模式，但應該是黨史研究的應有之義，也能顯示中共黨史研究的深化趨勢。

歷史記憶作為人類特有的記憶功能，逐漸受到研究者的關注。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一般來說，13歲以前的兒童主要以記憶作為“學習”的核心，而不會強調對“為什麼”進行追問（轉引自羅福惠：《研究“辛亥革命記憶”的意義與方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當研究者將記憶用於歷史研究中時，並非是要嘲笑研究對象屬於未成年人，實際上沒有記憶的個人或群體並不存在。反之，將歷史記憶運用於中共黨史以進行“中共記憶史”研究，乃是基於對中國共產黨歷史記憶的高度重視，因為隻有保持歷史記憶的人和群體，才能算是自覺的文化意義上的人和群體。實際上，“中共記憶史”也是提醒人們要看到中國共產黨歷史背后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存在。

除歷史學家外，就大多數社會群體而言，歷史記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時勢變遷。時間流逝如同過濾篩，大小事件、大小人物，有的被保留，有的被遺忘，其中隻有很小一部分能夠成為歷史記憶（趙世瑜：《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20世紀的新史學到后現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被保留事件和人物成為的歷史記憶，則有記憶層次和記憶場所的區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記憶顯然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個體記憶或私人記憶，比如中共歷史上各重要事件親見親歷者的記憶，可以回憶錄、日記和訪談口述等形式呈現，所傳播的場所隻能是在家庭、親友和不多的閱讀者的較小范圍。第二層是群體記憶，它包括在相同的歷史時空中，與同一事件存在某種關聯的記憶，由於群體成員的立場並不一致，故成員之間因選擇而留下的歷史記憶各異。由於這個層次上的群體遠非一個，無法成為第三層次的集體記憶或公共記憶，就算是記憶場所的范圍擴大，仍然不可能是整個民族國家的公共記憶空間。第三層是集體記憶，或者甚至已經成為公共記憶“新傳統”中的一部分。此時的個人和群體皆被遮蔽起來，記憶的價值和影響得以擴充，成為超越性質的具有社會功能與目的的社會記憶。此類公共記憶的新傳統的記憶場所為民族國家，甚至還可能成為具有超越民族國家范圍的文化實力。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記憶能夠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社會記憶，並具有公共記憶的性質，這與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的歷史有密切關系。各種文書檔案資料得以保留下來，報刊、相關文字記載的傳播能力越來越巨大，更有廣播、電視、網絡等電子媒體的廣泛宣傳，從而使得中國共產黨的社會記憶具有豐富得多的實証經驗的支撐。更為重要的是，現代中國的政府、包括共產黨自身在內的政黨與各種社會力量在中國共產黨歷史記憶的建構中發揮著越來越明顯的作用，它們通過話語控制、制度設置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動員，根據時勢需要和利益訴求，編寫和出版大量的相關文獻資料，制作出各種文化產品，並為有關人物樹碑立傳，保護和修復有關遺址遺跡，興建紀念場所，舉辦紀念會，直至制定固定的紀念節日，舉行或庄重或輕鬆的紀念儀式。正是通過“互動、文字記載、圖片和空間”制造了社會記憶，（〔德〕哈拉爾德•韋爾策：《社會記憶（代序）》，〔德〕哈拉爾德•韋爾策編，季斌等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頁。），強化人們的某種社會記憶，或者讓這種社會記憶得到保存和延續。所以，中國共產黨歷史記憶的呈現方式非常多樣。

“中共記憶史”的內在邏輯涉及三個關鍵性問題，這也是利用記憶史方法進行中共黨史研究必須解決的三個問題，即記憶的主體、客體與載體，分別是誰的記憶、記憶什麼、如何記憶。顧名思義，中共記憶的主體應該包括政府、黨派，中國共產黨經歷民國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正式的政權更替，其間還有廣東國民政府等臨時性、過渡性政權，而中共自身成立過蘇維埃政府和陝甘寧邊區政府。此外，還有抗戰時期的汪偽政權、1949年后國民黨敗退台灣后的政權。具體到某個時期，則有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差別。黨派主要指國民黨、民主黨派、共產黨自身等。當然，假如將視野放開的話，還應包括國外的一些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系，曾經有過“歷史記憶”的外國政府和政黨。除此之外，還有民間社會為記憶主體，具體可以包括工商界、知識界、宗教界、史學界等，當然也有國外的民間社會。中共記憶的各種主體形成了不同的歷史記憶。中共記憶的客體肯定是中國共產黨，具體包括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歷史事件如中共一大、秋收起義、遵義會議、萬裡長征等，也包括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歷史人物如毛澤東、周恩來、王明、張聞天、鄧小平等，還包括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思想文化如毛澤東思想、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以及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政治勢力如國民黨、民主同盟、共產國際等。對於這些事件、人物、思想等方面的歷史記憶，需要著重闡述其政治內涵，以及記憶主體借助這些記憶客體表達自身利益訴求，不同記憶主體對這些客體關注的側重點。中共記憶的載體即“記憶之場”的問題。記憶需要載體才能傳承和呈現，最常見的記憶之場是文本，文本傳承著人們的觀點與想法。另外，口述、行為儀式、形象化物體等也是重要的記憶載體。記憶史觀照下的中共黨史研究將全面觀察記憶的主體、客體和載體，以往黨史研究以文本分析為主，而記憶史方法運用於中共黨史研究，除與中國共產黨歷史有關的文字語言外，圖像、歷史遺跡、場所等都應該納入記憶載體的考察范圍。

三、研究方法與意義

“記憶”與“遺忘”是一對孿生兄弟，所有表述化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形成過程中都會存在對過去的記憶與遺忘。正如雅克•勒高夫指出：“記憶和忘記是各階級、群體以及個體們的焦點問題之一，這個問題曾經支配過並且正在支配著社會的歷史。各種忘記以及消失的歷史都體現出了集體記憶中存在著操縱機制。”（〔法〕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倪復生譯：《歷史與記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0頁。）記憶與遺忘的產生，內在原因是中共記憶在傳承過程中因記憶主體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而被社會淡忘，外在原因則是歷史與正統性訴求之間的關系，即政治力量的介入影響到社會，從而選擇記憶或選擇遺忘。中共記憶史研究可以向兩條思路展開：一是客觀主義的，強調歷史記憶的歷史性和真實性﹔一是相對主義的，強調歷史記憶的建構性和象征性。哈布瓦赫即強調歷史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法〕莫裡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第39頁。）。中共記憶史研究中“建構”和“象征”的一面，無疑對歷史實証主義和歷史經驗論構成了威脅和挑戰。以往那些自信的歷史敘述和簡約化的歷史結論於“記憶史”都將面臨新的求証和檢驗。如此，中共記憶史將中國共產黨歷史視為人類社會下的歷史，嘗試弄清政治權力與文化權力等對中共歷史的影響，不再專注於各種披露的官方文獻和各方研究者的言說，而是將構成社會文化的各種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記憶傳說、空間遺跡和紀念儀式等內容都納入考察和研究的范圍，無疑將豐富中共黨史的研究內容，增強中共黨史的活力。

因記憶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並且具有以多樣性和流變性為基礎的建構性特征，所以在具體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記憶時，就必須對之進行時段劃分和空間場所界定，還要分門別類地考察歷來的政府、政黨、民間社會與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淵源或精神聯系，分析種種中國共產黨的記憶如何產生，具有哪些內容以及如何表達。對於各種中國共產黨記憶表達所明現或隱含的現實訴求應加以探討，並盡可能地發掘中共記憶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公共記憶之價值。中共記憶史研究材料來自報刊上各時期政府、政黨、團體組織以及領導人或以組織名義發布的文告，重要人士的有關講演，中共歷史事件親歷者或相關者的日記、書札、回憶錄、訪談錄之類，也涉及教科書對中國共產黨歷史記敘的變化、文藝作品對中國共產黨歷史元素的運用和塑造，還有關於紀念空間和儀式的探討，如中國共產黨相關遺址遺物的保存，祠、墓、紀念公園、紀念館場的建造，以及在這些場所進行的節日紀念、儀式操演等。總之，通過這種動態的視角立體多維分析，既能探明中共歷史記憶如何存在和表征，也有助於說明后來者如何形成中共的歷史記憶。

將記憶史納入中共黨史研究，既擴大了黨史的研究范圍，同時也是一種創新嘗試。雖然學界已有部分相關成果，但其研究空間尚有待大大發掘。絕大多數的中共歷史記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中國共產黨相關歷史過程和細節的敘事﹔二是對記憶客體的功過或價值的評判﹔三是借以表達記憶主體的特定思想和現實訴求。於個體記憶和群體記憶層面，因記憶主體與記憶客體存在某些經驗經歷的淵源或某種精神聯系，這樣的中共記憶往往比較鮮活具體，但難免帶有強烈的自我中心色彩，如夸大本人或某群體的歷史功績。必須肯定的是，無論個體記憶還是群體記憶，皆不能完全視作個人或群體的主觀產物。作為社會人或社會群體，在理解自己並產生記憶之前，皆已有“社會化”，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經歷和行為世界的社會構造物”。（〔德〕安格拉•開普勒：《個人回憶的社會形式》，〔德〕哈拉爾德•韋爾策編，季斌等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第87頁。）。所以並非歷史屬於個人，而是個人屬於歷史。而公共記憶隻有通過極力地包容吸收各種個體和群體的記憶，才具有廣博基礎﹔隻有與不同歷史時段的記憶盡可能地保持連續性，才會更具有生命力。但是個體和群體記憶顯示的可能僅僅為歷史全貌的局部或側面，瑣屑、片面、扭曲、自我夸張、貶低對方的情形很難避免，從而使得不同的記憶產生錯位和沖突。而在公共記憶的形成上，記憶可能又會被化約，成為簡單口號或抽象符號。而且如前所言，記憶也可能會發生變化或被遺忘。

史學作為追求客觀的學問，史學家應該時時抱持求真、求公的立場和態度，不僅研究公共記憶，也要尊重個體和群體的記憶，從中發現被遺漏的資料和思想資源，將其作為從事研究工作的養料來源之一。中共記憶史的研究也應該遵循這樣的方法，尋求歷史的真相。而中共記憶史研究又有其特殊性，當面臨一些歷史記憶的分歧，在強調全面、客觀和歷史邏輯的同時，需要分析了解分歧背后的原因，通過中共記憶史的研究“去彌合民族歷史記憶的分歧，著眼於民族發展的長遠需要，構建更具有共識性與融合力的民族歷史記憶，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復興提供歷史記憶的基礎與平台”。（謝迪斌：《歷史記憶的多重建構——論延安敘事的三種形態》，《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3期。）。

所以，用記憶史方法觀照中共黨史研究，具有以下幾點特色與意義。

第一，開闊視野，豐富史料來源。史料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基礎，沒有史料就無法進行中共黨史研究。同時，史料的選擇又與研究者的學術視野和研究對象有密切關系。研究者在從事中共黨史研究的實踐時，要求盡可能地擴充史料，並根據研究對象有所取舍。中共記憶史研究將以往不太關注或關注比較少的史料皆納入視野，包括報刊、書札、回憶錄、訪談錄、教科書、文藝作品、網絡文章、革命遺址遺物等。另外，還可以進行一些田野調查，拍攝照片，結合文獻史料，可以作為中共記憶史研究的史料來源。因為中共黨史的特殊性，於時代變遷過程中產生了各種具有不同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史料，研究者需抱持不偏不倚的態度，顧及各種姿態的中國共產黨記憶和詮釋，盡可能全面客觀地呈現“中共記憶”。史料的擴充使還原復雜的歷史面相得以可能，必將呈現更為豐富的歷史場景。

第二，為中共黨史的研究提供新范式。記憶史能夠成為中共黨史研究的新領域，也能夠為黨史研究的發展提供新方向。當然，並非所有歷史事件和人物都能進行記憶史研究，但中國共產黨因其在現當代中國具有的特殊意義，能夠成為少數“典型”記憶史的研究對象。中國共產黨歷經90余年歷史，擁有豐富多彩的記憶史資源，對其進行記憶史研究，能夠反映近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發展變化。中共記憶史研究引導學者放寬研究視角，將眼光延伸到中國共產黨相關事件或人物發生之后的時空，而不再僅僅局限於事件或人物本身，將徹底改變史學研究中成熟話題難以為繼的困境，“成熟”正是進行記憶史研究的起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記憶具有多樣性，不同的政治勢力、群體、人物有著不同的記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記憶具有時代性，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記憶主題，與時代的政治社會大環境聯系密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記憶具有層次性，政府、黨派與民間社會的記憶存在於不同層次，政府、黨派、民間社會內部的記憶也有層次性。

第三，回答中共黨史研究與“歷史記憶”的關系。史學家以追求歷史真實為志業，黨史研究也不例外。從記憶史視角進行中共黨史研究，一方面應將已有的歷史記憶與真實的歷史進行比對，分析有關記憶形成和變化的主客觀原因，發現歷史記憶與歷史真實的異同﹔另一方面對被抽象化、簡約化的記憶，不斷地通過實証研究來加以豐富，避免歷史上有價值的事物被社會遺忘。所以應該說歷史是客觀不變的本源，而記憶是對部分歷史的建構與復制。通過中共記憶史的研究，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價值和共產黨員的偉大精神進行肯定和保存，力圖為當世和后世的人們提供更為客觀、更為完整、更為本質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記憶資源。如此研究既有一般性的歷史記憶的一面，也能夠為人類歷史記憶提供可靠根據的“記憶再生產者”的資料來源和素材。中共記憶史研究對“歷史記憶”的追求和探尋，有益於認清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真實，正如雅克•勒高夫所強調的那樣，是“記憶滋養了歷史，歷史反過來又哺育了記憶，記憶力圖捍衛過去以便為現在、將來服務”。（〔法〕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倪復生譯：《歷史與記憶》，第113頁。）。

四、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記憶史在中國有了20余年的傳衍，但於中共黨史研究尚處於萌芽階段，有著廣泛的研究和應用空間。因此，需要對未來中共記憶史研究展開進一步思考，在此陳述幾點不成熟的看法和認識。

第一，重新審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諸多大人物和大事件，應該開展系統的大型的記憶史研究，如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國民黨的關系、重大會議與重大起義，以及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領袖人物等。記憶史研究不僅要加強大事件大人物的研究，也要增強小事件小人物的研究，即要發掘底層社會記憶，將鄉村故事、區域社會、鄉村政治等中共歷史記憶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相當豐富，本身與農村社會、地方政權建設等有密切關系。這些都形成了相當豐富的歷史記憶，並留下不少物化與空間載體，此皆可成為中共記憶史的研究對象。此類研究的開展能夠反映社會普通民眾的歷史記憶，梳理中國共產黨與民眾的關系。中共記憶史研究要加強小事件小人物的研究，還必須充分利用田野調查這一重要手段，搜尋隱藏在民間的中共記憶文本，如此才能實現真正的底層社會記憶史研究。

第二，探索中共記憶史理論和方法。記憶史理論是體現記憶史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志，而中國的記憶史理論研究尚停留在比較寬泛和淺顯的層次，甚至對何為“歷史記憶”都缺乏明確定義，更不用說對中共記憶史理論和方法的考察。面對如此境況，中共黨史研究更應打造自己的記憶史理論。這就要求廣泛地譯介西方學界關於記憶和記憶史的理論著述，隻有在充分了解西方理論的基礎上才能有所創新。同時，還要結合中共黨史研究的具體語境和知識體系，消化和吸收這些理論，為中共記憶史研究貢獻力量。中國要有原創的中共記憶史理論，不僅需要充分了解國外相關知識，同時更需要扎實的實証研究。隻有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符合中國語境的中共記憶史理論。另外，研究方法的改進對某領域研究乃至整個學科發展都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欲圖使中共記憶史研究在已有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發展，必須在改進研究方法上作出更多努力，運用比較研究、分層研究、綜合研究、動態研究等方法。

第三，重視中共記憶史的史料發掘和整理。中共黨史研究史料的發掘和整理非常重要。黨史研究雖缺少記憶史專題資料的整理，但相關史料的出版，特別是一些回憶錄、口述資料的問世，可以作為中共記憶史研究史料的重要來源，為中共記憶史研究創造越來越便利的條件。學界出版的中共領導人的各式各樣的回憶錄、口述資料，為記憶史研究助益良多。但是，對某些事件的回憶、口述的開展顯得非常急迫。比如，“文化大革命”口述的進行、回憶錄的撰寫，“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參與者日漸老去，不少已去世，必須加緊時間。而其他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各個時段和重要事件的田野調查、口述、回憶也顯得越來越重要和迫切。除回憶錄、口述之外，日記也是重要的記憶史料。據筆者所知，全國許多地區的檔案館和圖書館或多或少地都保存著一些時人日記等史料，因尚未編纂出版，研究者利用起來甚為不便，且使用成本比較高。如果能夠加快中共記憶史資料的整理和出版，相信會大大促進中共記憶史的相關研究，將中共黨史研究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

第四，加快中共記憶史的學術共同體建設。中共記憶史研究的未來發展和成長離不開學術共同體的建設。中共黨史學界在記憶史的學術共同體建設方面尚缺乏自覺，這顯然不利於記憶史研究的發展。首先，創辦專門刊物或專欄，及時發表相關科研成果。中共黨史學界有《中共黨史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黨的文獻》等專業學術刊物，但在發表和促進中共記憶史研究的相關成果方面，還需予以更多的關注與支持。其次，建設中共記憶史研究團隊。法國學者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場所》，有百余位法國歷史學研究者參與編寫，包括諸多史學界的重量級人物。中共記憶史研究也應該加強團隊建設，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或組織固定的科研隊伍，還可以舉辦中共記憶史方面的專題研討會，開展系統的學術研究，進行長期有效的學術交流，打造中共記憶史研究的學術共同體。

（本文作者郭輝，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長沙410081﹔羅福惠，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武漢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