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上旬至5月7日劉少奇為什麼要到天津蹲點並發表系列講話？

從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中國共產黨由農村包圍城市的歷史任務，因軍事上的決定性勝利而基本完成，大批城市的解放帶來了大量新的問題，經濟困難也十分嚴重。一是生產嚴重下降，許多工廠關了門。二是失業工人激增，人民生活十分困難。三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工商業政策的認識一度出現混亂。四是由於工業嚴重萎縮，工資結構畸變，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猛烈擴大，影響了工農聯盟。

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勝利是偉大的，但面臨的問題也是嚴重的。而全黨對這一系列問題認識並不一致。1948年底到1949年初，在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態度上比較普遍地出現了“左”的傾向，不少黨報一連幾個月對上述的嚴重問題不敢講，鼓勵資本家開廠的文章一篇也沒有，批判民族資本家的文章卻連篇累牘。

錯綜復雜的現實在歷史的轉折時刻，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在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應當怎樣對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怎樣根據中國的國情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在中國人民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中共中央及時地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

全會向全黨提出了偉大的號召——把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改變我國落后的農業國的狀況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制定黨的戰略、策略和政策的基本出發點。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佔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同時，還指出，這種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還應當“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於資本主義採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

全會結束到人民解放軍開始渡江作戰隻有40天。總結北方城市接管的經驗教訓，糾正偏差、澄清思想、明確政策，對於更好地接管即將解放的南方各城市，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勝利地完成國民經濟恢復的歷史任務是十分重要的。當時，天津是已解放的第一大工業城市，解放后，在經濟恢復工作中出現的一系列客觀和主觀問題比較典型。因此，受中央委派，劉少奇來到了這裡蹲點，展開調查研究。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麼》，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