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國際環境和黨制定的外交方針
中國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新中國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以獨立自主的嶄新面貌屹立於世界，這就為結束百余年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新型外交關系創造了前提。在正確分析戰后國際形勢的基礎上，黨制定了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和指導原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國際形勢經歷了深刻的變化。大戰的結果使得各種國際政治勢力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戰前相比，資本主義勢力受到嚴重削弱，社會主義力量顯著增長。戰后，美國和蘇聯成為世界的兩大強國，分別代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力量。同時，在亞洲和非洲的廣大地區，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運動蓬勃興起。戰后不久，為奪取世界的控制權，美國對蘇聯實行了遏制政策，從政治、經濟、軍事上發動對蘇聯的冷戰﹔同時又在反蘇宣傳的掩蓋下，向各國各地區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平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發起進攻。世界上逐漸形成以美蘇兩大強國相互對峙為特征的兩極格局，出現了美蘇之間的矛盾同帝國主義與和平民主兩大陣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相互對抗交織在一起的局面。
戰后國際形勢的演變雖然錯綜復雜，但在總體上有利於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一方面，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增長和亞非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與中國革命呈相互呼應之勢﹔另一方面，當時美蘇斗爭的重點在歐洲，美國干涉中國革命的力量受到限制。在中國內戰爆發后，美國公開採取扶蔣反共的政策﹔蘇聯出於對蘇美沖突的擔心，謹慎地保持中立，同時又悄悄地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地區人民武裝力量提供一些援助。當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勝利的形勢已十分明顯時，美國試圖從中國內戰中脫身，蘇聯則逐步轉向公開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
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國際環境，一方面為新中國成立后同蘇聯和一批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周邊一些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建立新型外交關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新中國同美、英等國之間必然存在著深刻的矛盾。這主要是因為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性質，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抱著敵視態度。
1949年上半年，毛澤東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條方針。這是根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以及當時的國際環境作出的重大決策。這三條方針的形成有一個過程。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共中央在外交方面首先確定的重要政策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對於駐在舊中國的各國使節，隻當作普通僑民對待，而不當作外交代表對待，以便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系。稍后，毛澤東用簡煉而生動的語言將這一政策思想概括為“另起爐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明確提出，不急於取得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的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在1949年1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現在帝國主義在中國沒有合法地位，不必忙於要帝國主義承認。我們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認它，將來要通商，可考慮，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蘇聯及民主國家通商建立外交關系。3月5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強調：舊中國是一個被帝國主義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具有徹底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我們可以採取和應當採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他再次指出：“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隻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毛澤東提出的“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就是要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清除干淨，不給它們留下活動余地，然后再考慮建交問題。採取“另起爐灶”和“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這兩條方針，使新中國在外交上掌握了戰略主動權，不受過去屈辱外交傳統的束縛，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在政治上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
明確宣布新中國將聯合蘇聯，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一邊，這是黨確定的一項重要的外交方針。在考慮未來新中國的對外關系時，黨一直把同蘇聯的關系置於首位。這不僅因為長期以來蘇聯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給予同情和支持，而且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美蘇冷戰和國共內戰的相互作用下，美國已同中國共產黨處於尖銳對立狀態。新中國成立前夕，黨面臨的現實問題是：新中國誕生后如何迅速與一些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獲得國際承認﹔如何防止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保障國家的安全﹔如何取得外國對戰后經濟恢復的必要援助等。在當時的國際條件下，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爭取蘇聯的幫助。但蘇共領導人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抱有某種懷疑態度，擔心中國走上“民族主義”道路。1949年初，斯大林派遣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為特使到西柏坡訪問，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利用這個機會，向蘇聯方面通報了中國革命的形勢和奪取全國勝利的部署，介紹了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構想和將要採取的內政外交方針，並就恢復生產、開展經濟建設以及請求蘇聯給予援助等重大問題交換了意見。通過這次內部訪問，中蘇兩黨消除了彼此之間的一些隔閡和誤會，密切了相互關系。3月13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中說：“中蘇關系是密切的兄弟關系，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隻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確提出：新中國將“倒向社會主義一邊”。
在未來新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建交的條件上，黨既堅持原則立場，又有相應的靈活性。4月中下旬，在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作戰前后，發生了英國軍艦闖入解放軍防區並與解放軍交火的嚴重事件。4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了一份聲明。這份聲明表明了中國人民不怕任何威脅、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干涉的嚴正立場，同時鄭重宣告：“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願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外國政府如果願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余力量的關系，並且把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在外交基本方針和原則立場已經明確的情況下，黨注意觀察各國特別是英、美的反應，謹慎地保留著回旋的余地。
南京解放前夕，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一些西方國家的外交使節沒有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仍在南京逗留。毛澤東注意到這個重要動向。他在給渡江戰役總前委的指示中提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系，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五六月間，根據司徒雷登的請求和毛澤東的指示，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外事處負責人黃華以私人身份同司徒雷登進行了幾次接觸。司徒雷登提出，希望回到北平他曾擔任校長的燕京大學看看，並希望能同周恩來會面。經請示，黃華答復他可以赴燕京一行，並有可能同我領導人晤面。當時中央考慮在建交問題上，固然不能允許帝國主義提出束縛我們手腳的條件，但“如果帝國主義各國採取承認中國的新政府的政策，那我們就要准備和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系”。這在外交事務的處理上是一種非常現實的態度。然而，美國最高當局很快作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的決定。這意味著美國政府關上了同新中國交往的大門。
從1949年6月底到8月中旬，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不公開地對蘇聯作了訪問。這是黨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採取的一個重大外交步驟。訪蘇期間，劉少奇向斯大林等聯共（布）領導人通報了中國革命的形勢、黨的內外政策、新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籌備情況，強調新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與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站在一道，希望中國新政府成立后蘇聯和東歐各民主國家能率先盡快地予以承認。他還轉達了毛澤東希望在中蘇建交后公開訪問蘇聯的意向。雙方就蘇聯提供貸款、派遣專家幫助中國進行經濟和國防建設進行了商談，並就處理1945年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初步交換了意見。在會談中，斯大林表示，中國黨的政策是正確的，中蘇兩黨應建立密切的關系，互相幫助。他承諾，中國新政府一經成立蘇聯立即承認，並將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他同意，中國新政府成立后即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斯大林還詢問，蘇共在戰后初期提出的關於進行國共談判的建議，是否擾亂或妨害了中共同國民黨的斗爭。劉少奇答復說，中共中央的頭腦是清醒的，毛澤東到重慶去談判結果是很好的，在當時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動權。那次和平運動很有必要，我們孤立了美蔣，為后來推翻國民黨、打倒蔣介石准備了條件劉少奇：《同斯大林談推翻國民黨問題》（1949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頁。。劉少奇的這次訪問，為中蘇建立新型國家關系奠定了基礎。
中國共產黨為新中國制訂的與外國建交的原則，后來由《共同綱領》從法律上作了規定，即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