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莫支部歸國干部與大革命期間中共組織制度的改造

摘要：中央集權制作為中共的建黨原則在中共二大就已確立，但真正落實，則是在大革命期間旅莫支部歸國干部成為黨內中心力量以后。這些人以自身經驗推動中共中央集權制改造，實現了黨中央直接任命地方黨部干部，並使之成為慣例。改造的主要內容是黨以“鐵的紀律”管黨、地方服從中央、各級黨部嚴格會議制度，其目的是使全黨成為組織嚴密的整體。中央集權制改變了中共黨組織的渙散狀態，使其實現了在組織上的建黨。

關鍵詞：旅莫支部﹔大革命﹔中央集權制﹔陳獨秀

中國共產黨以組織嚴密和“鐵的紀律”著稱，但這一特性並非建黨時就是如此。大革命前，中共組織弱小且散漫，內部紛爭不斷，共產國際認為其不能承擔重任。中共真正產生脫胎換骨的變化，源於大革命期間進行的中央集權制（此處所說的集權制是制度學范疇，是相對於分權制而言的。而與之在概念上易混淆的集中制則專屬於列寧主義建黨理論，是相對於西方民主制而言的。）改造。從當時中共領導人的論述和相關文件看，中央集權制改造得到諸多好評。這次改造改變了中共的組織形態，干部素質和組織凝聚力均有明顯提升，使黨在當時嚴酷的革命斗爭中既能“保持隊形”又能快速發展。對這一重要的黨史事件，學術界顯然應給予重視。

目前，學界尚未對中央集權制推行的背景、制度設計及運行實態進行考察，更讓制度脫離了具體的人，造成關於中央集權制背后的人事關系研究付之闕如。（參見庄有為：《論陳獨秀的建黨思想》，《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管懷倫：《集中制是中共“二大”、“三大”、“四大”的組織制度》，《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何益忠：《陳獨秀與民主集中制的確立》，《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而且，目前也沒有人注意到旅莫斯科東方大學支部（以下簡稱“旅莫支部”）歸國干部和中央集權制之間存在聯系。即使對旅莫支部，也僅有簡單的介紹。（參見ՕЕфимов:Из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7, No.2; В•Н•Усов: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деле подготов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партийных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каров в 20-30-е год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7, No.5﹔張澤宇：《莫斯科東方大學旅莫支部述論》，《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有鑒於此，本文以旅莫支部歸國干部為中心，探討他們與大革命期間中共中央集權制改造的關系。筆者認為：本研究不僅有助於加深理解留俄學生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而且對研究中共組織史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旅莫支部的組織形態

1921年2月，旨在為印度、中國、朝鮮等國培養共產革命干部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下簡稱“東大”）建立。在該校籌辦時，陳獨秀即從維經斯基處得知消息。他致信各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要求他們以最快速度，讓盡可能多的青年團員“停止一切工作來上海”，（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編：《上海革命史研究資料》，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第302頁。）到俄共（布）黨員楊明齋創辦的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為留學莫斯科做准備。外國語學社培訓的首批學生羅亦農、彭述之、劉少奇、任弼時、卜士奇、蔣光赤、蕭勁光等10多人在1921年8月進入東大，他們與通過其他渠道到校的30余名首批學生組成中國班（后改為中國部，分多個班）。至1928年5月中國部撤銷前，共有4批中國學生進入東大學習。（參見張澤宇：《莫斯科東方大學旅莫支部述論》，《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到1924年底，中國部已有學生100人左右，佔東大學生總數約1/10。此種入學規模一直持續至1925年底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成立。國內人員去東大有兩個途徑：一是黨組織派往，這是主要方式，人數較多。如1923年7月，中共派出100名同志去莫斯科學習，（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5頁。）其中大部分入學東大。自費前往則為次要方式，人數不多。（參見抱朴：《赤俄游記》，《晨報副刊》1924年8月23日。）旅歐支部亦是東大生源之一。東大學制3年，1926年改為4年，因中共即時抽調，很少有完成學制者。

旅莫學生多僅粗通俄語，因而共產國際決定讓中國學生自我管理，（參見〔美〕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和中國革命》，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120頁。）於1921年冬特准設立中共旅莫支部，（俄國學者Усов認為：1922年底陳獨秀訪俄時領導創建了旅莫支部。此說法有誤。因為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劉少奇已作為旅莫支部代表出席大會。另外，當事人蕭勁光回憶說是1921年冬。而實際上，留學生到莫斯科即成立了“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的組織，內分交際、秘書、庶務、編譯、圖書、衛生6部。參見В•Н•Усов: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деле подготов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партийных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каров в 20-30-е год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7，No.5,81c﹔《“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三），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3頁﹔蘊良（張學琅）：《游俄通信》，長沙《大公報》1922年2月4日。）亦同時成立團支部。羅亦農、彭述之、劉少奇、卜士奇等人最早由團員轉為黨員，成為支部早期的領導核心。支部實行委員制，羅亦農任書記，彭述之等4人為執委。團支部歸黨支部領導，任弼時為團書記。支部執行集體主義的制度，權力集中於支委。支委會對支部訓練、黨團員工作分配及何時歸國等問題擁有決定權。中國班早期學生來源復雜，無政府主義者佔很大比例，他們對嚴厲的制度非常不滿，要求採用普通的團體組織法。經過斗爭，委員制得以重新確立。（反對者主要以抱朴、蔣光赤等人為代表。其中，蔣光赤認為：“我們反對執行委員會，並不是人的問題，實在是制度的問題”。對此，羅亦農指出：“委員制度是共產主義的組織法，說反對委員會，便不是共產主義者。”袁篤實也認為：“共產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執行委員的制度就是共產主義的組織法。”經舉手表決，反對委員會制的佔多數。羅亦農遂把情況匯報給校方，指証支部內有無政府主義者。經校方干預，旅莫支部繼續實行委員制。參見抱朴：《赤俄游記》，《晨報副刊》1924年8月28日。）1922年底，陳獨秀在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四大時，曾參加旅莫支部會議，也表態支持委員制。

1923年春，旅歐支部的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鄭超麟等12人來到東大。至此，支部共有黨員14人，團員9人。4月底，旅莫支部大會改選，彭述之、趙世炎任支部委員，羅亦農仍任書記。5月，旅莫支部制定《旅莫中國共產黨支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訓練工作具體方針》（下稱《具體方針》）等決議案，（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24、25頁。）支部建設從此進入規范期和穩定期。

中國班的培養目標是使學生成為職業革命家。旅莫支部特別強調學習應有的立場：第一，必須堅定無產階級立場。支部告誡學員：作為以革命為終身職業的同志要站穩階級的立場，“不要忘記我們出身是中國式的小資產階級，帶有經濟落后宗法社會遺傳下來的種種舊觀念、舊思想、舊習慣，不合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條件”（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4冊，台灣“國立編譯館”，1980年，第1728—1729頁。）﹔既為革命一員，就應拋棄一切舊觀念，不管來自何種階級，不再有等級和工人、學生之分，都是革命同志。第二，不允許旅莫學生進行研究性學習而成為知識分子。反對把精力過多用於學習理論，凡發現，必給予批評。旅莫支部流行一句口號：“我們是來這裡受‘訓練’的，不是來這裡做‘學院派’。”（《鄭超麟回憶錄》（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94頁。）趙世炎還將其進一步闡發為“沒有訓練，就沒有共產主義”。（《趙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59頁。）

東大開設有工人運動史、十月革命、經濟學、唯物史觀等課目，用俄語和英語授課。中國班上課時須由俄語好的同學現場翻譯，課堂效果較差。支部又堅持不能有先學好俄語、后研究主義的認識。（參見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4冊，第1730頁。）同時，中國學生很少與其他國家學生交流，極少能交上一兩個外國朋友。（參見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4冊，第1701頁。）在外部學習渠道不暢的情況下，1922年底召開的旅莫支部大會決定將全部黨員分成黨章、黨的策略和農民問題3個專題研究組，每周討論1次。（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23頁。）但這一方法不利於非黨員學生的學習。支部后來將全體學生分成數個小組，每小組4到5人，新舊同學、籍貫、關系生疏全被打亂，每周開1到2次會，集中學習。用的書籍主要是瞿秋白等人翻譯的蘇俄文獻。

羅亦農對支部建設還提出“集體化、紀律化、系統化”的訓練口號。（《羅亦農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頁。）集體化主要針對個人主義，旅莫支部確立集體的權威性，成員始終要“絕對的維持團體在行動上的一致”。支部要求每個人都要改造自己的個性，達到“個性方面的集體化”。組織同一性要求管理應精細化，處處有組織。如前述各學習小組，支部均指定負責人。為防止小組主義，支部同時規定：“每個同志至少須與兩個同志以上發生密切關系（除本組同志外），以期達到同志的團結”。（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4冊，第1730頁。）支部還建立了黨團員每周向支部匯報的制度。

支委會還用“鐵的紀律”進行管理，嚴格革命態度和紀律。支部建立互相批評的監督制度，認為“批評是達到我們成為鐵一般似的共產主義的手段”，同志間須隨時隨地互相糾正思想和行動上的錯誤，如有意見一定要發表，否則是“站在團體以外反革命的動機”。（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1730—1731頁。）因沒有實際工作內容，也不能進行理論性研究式討論，所以批評常常指向抽象的心理狀態，如你個性強，你有小資產階級習氣、無政府主義思想等。（參見《鄭超麟回憶錄》（上），第193頁。）學習與監督等工作均需開會，也使開會成為支部活動的主要內容，支部因此染上俄共（布）的作風，每次開會時間都很長，多在4小時以上。支部還嚴防同志間藐視和欺騙，提出：“對待同志，永久比自己親兄弟還親近些”。《具體方針》還嚴戒驕傲、喜出風頭和一切不落實際的毛病，強調支部成員應工作踏實，嚴守集體秘密。支部還反對工作中的懦弱與溫和，指出：“我們要有常態和鎮靜，要用冷靜的頭腦去觀察事實﹔要有堅決而且積極的精神和靈敏手段去做事”。（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4冊，第1731、1732頁。）為避免工作中搶功、冒功，支部也做了具體規定。

支部建有懲戒機制，根據學員表現調控團員升為黨員速度的快慢，還以支部會鑒定的形式決定學員能否回國。如支部認定抱朴思想上有無政府主義殘余，不讓其回國。（參見抱朴：《赤俄游記》，《晨報副刊》1924年9月7日。）而鄭超麟因在列寧逝世后往國內做輿論宣傳時有突出表現，被彭述之提名先期回國。支部學生多是未婚青年，加之女學生極少，戀愛糾紛較多。在后來的莫斯科中山大學，甚至出現為爭奪心上人1名男生被刺傷的情況。（參見〔美〕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和中國革命》，第126頁。）旅莫支部認定浪漫對組織有害，“文學和戀愛即是浪漫的根源”，要求黨團員把“對戀愛和文學的興味用在黨的工作上”。（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4冊，第1729頁。）所謂系統化，即是針對浪漫主義而言的。

支部重視與中共中央保持聯系，經常向中央或來莫斯科的中共領導人匯報工作。黨的領導人到俄時也常參加支部會，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等人都曾到支部作報告。（參見《革命回憶錄》（4），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頁。）中央的決議都會經過共產國際傳至支部，支部通過集體學習研討的方式傳達至每一名黨團員。旅莫支部非常注意維護中央權威。如得知李漢俊因反對國共合作而退黨時，彭述之召集支部全會，譴責李漢俊，支持中央。（參見《鄭超麟回憶錄》（上），第199頁。）旅莫學生也非常擁戴陳獨秀，其原因主要是支部成員多成長於新文化運動時期，受他影響較大，他們當中很多是在他的委派或介紹下到東大的。另外，陳獨秀1922年底的莫斯科之行，也給旅莫學生帶來直觀的好感。

二、中共國內組織狀況與大革命期間的人才缺乏

與旅莫支部相反，中共國內組織在大革命前一直呈現散漫的狀態。

中共是由對社會主義抱有熱情的積極分子組成，早期領導人對建立什麼樣的黨有不同理解。建黨前，陳獨秀傾向於委員制，委員產生書記，其他分擔宣傳、組織之責。他認為委員制已由俄共（布）証明成功，既能遇事公決，發揚民主，又能避免當時國內政黨採用黨魁制的流弊。張國燾則建議黨應有1名居中策劃者，為陳獨秀所允。（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一），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95—96、100頁。）這也是集權制的濫觴。但共產主義小組內數量較多的無政府主義者認為組織不應干涉個人意見，反對集權制。這一爭議造成各共產主義小組內常爆發吵鬧。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上力主建立中央集權制的黨。持無政府主義觀的李漢俊則明確反對，並指出中央應該是一個聯絡的機關，而不能任意發號施令，一切應征求各地方組織的同意。（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一），第140頁。）因兩人沒有互相說服對方，大會在組織制度上未形成決議。

中共一大后，無政府主義在黨內影響進一步增強。北京支部的無政府主義者要把“共產黨無政府主義化”。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有二三百人，“完全在無政府黨人的手中”，造成組織內無一致的思想，“鬧得不成樣子”。（《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6—27頁。）廣東黨支部執委會9名委員中，有7名是無政府主義者，倒“不如稱作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0頁。）陳獨秀要求其作出改變時，竟發生激烈爭吵。黨的領導人中反對集權制的聲音也繼續存在。中共二大時，李漢俊拒絕到會，並致意見書給大會，詳細闡述反對集權制的理由：當前主要任務是在知識分子中宣傳共產主義，且中共人少勢小，“集權制”易被野心家利用﹔中國經濟落后，交通不便，也無集權制之必要。他主張仿照聯邦制，即使設中央，僅須1人即可。（參見《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29—30頁。）沈玄廬和陳望道也反對中央集權制。陳望道在主持上海組織時，“黨是表現無組織的形式，總不開會”。（《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215頁。）

這時，陳獨秀也在逐漸改變認識，認為過於尊重個人意見會影響效率，“若是事無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意的少數人，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服從多數，除了退出別無他辦法”，所以應犧牲個人意見。（《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139頁。）另外，在組黨一年后的工作中，陳獨秀又感悟到在中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並非易事，必須要有服從領袖的黨，“我們的天性生來不喜歡什麼首領、什麼指導者。然而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無產階級非有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不可，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都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所以要想無產階級底革命與專政實現，非去掉我們厭惡首領、厭惡領導者的心理不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頁。）所以，他下決心建立黨的中央集權制。中共二大前夕，陳獨秀在黨務計劃中明確“厲行中央集權制”，要“嚴查黨員每星期工作成績”。（《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53頁。）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會議抑制住反對聲音，制定了中央集權制的決議案，強調革命黨須有“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和訓練”，才能保証有足夠力量進行革命活動。決議規定的中央集權制可總結為：黨以“集權精神與鐵似的〈紀〉律”組黨、管黨，中央和地方應成“嚴密系統”，地方服從中央。黨員須視黨的利益至高無上，自覺排斥無政府主義思想，時刻准備為黨服務，受黨支配，不能公開發表與黨不一致的觀點。（《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90—91頁。）陳獨秀對決議案極為滿意，認為其是按照“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精神而制定的，是訂得好的，比歐洲各國的黨章都要革命得多”。（《“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三），第137頁。）此段話為濮清泉回憶。濮清泉一直追隨陳獨秀，直至后者逝世。陳獨秀本人沒有參加中共一大，據內容判斷，這段話明顯是談中共二大章程。大會還決定設中央執委會，委員為5人，行使最高權力，統攝全國黨組織。另外，二大黨章同時規定，下級機關須完全執行上級機關命令，否則，上級機關有權取消或改組該機關。（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93—98頁。）中共二大確立的中央集權制，在中國政黨史上前所未有，也是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開始。

中共二大基本消除無政府主義者在黨內的影響，但中央集權制並未遵行。其原因有二：一是黨員紀律觀念不強。例如，中共二大要求黨員未經允許不能擔任“資本階級”的官員，但杭州的黨員卻“完全埋沒在地方政治裡”。再如，“二七”慘案后，漢口的一些黨員不滿中央的撫恤政策，要派代表去廣州爭取孫中山的支持，被陳獨秀和馬林攔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454頁。）又如，有京區黨員回憶，有一次北大第三院開支部會，李大釗登台闡述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必要性后，台下竟有人用臟話咒罵李大釗，“使得他立即退出了會場，后經調解，乃得平息”。二是干部政治素質不高，做不到嚴格服從黨組織。當時黨的干部普遍年輕，在工作中極易情緒化。例如，鄧中夏入黨較早，但某次在北京與同志出現爭執，便“很生氣、消極，並且要求退黨，他說：‘我不對，dismiss me（即“開除我”——引者注）’”。於是，雙方隻能到李大釗家調解。（《“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2頁。）那時，李大釗家裡經常會有來調解爭執的黨員。這些情況的出現，與黨員缺乏服從意識有關。但中共將大量精力忙於國共合作，缺少對黨員的教育也是重要原因。

組織渙散使中共面臨分裂的危險。在地方黨組織層面，湖北、上海兩地對中央不滿的黨員在1923年意圖聯合議員胡鄂公在北京另立組織。（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第454頁。）另外，廣東支部陳公博違反中央與陳炯明劃清界限的指示，與其走得很近，還曾於陳獨秀訪俄時在《珠江評論》上公開與中央唱反調。中共中央“去信嚴格責備”，並經調查發現陳公博“擬離黨而組織廣東共產黨”，隨即將陳公博、譚植棠開除。（《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44—45頁。）組織渙散也使地方黨員缺乏工作干勁。例如，湖北“同志精神頗不振”。（《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340頁。）另外，在中央層面，還出現了張國燾“小團體事件”。張國燾認為“陳獨秀搞的黨太鬆弛，要有紀律嚴的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377頁。）於是，聯合部分干部組成小團體，意圖按自己的思路改造黨。馬林在中共三大前也發現：“中央委員會的5名委員中有4名是這個小團體裡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第477頁。）陳獨秀得知自己最信任的人在黨內有小團體后，極為不滿，遂寫信給馬林，要求辭職。在這些情況下，中央集權制便徒具規章，黨的各項工作進展緩慢。至中共三大召開時，黨員人數僅有420名。

共產國際對中共組織工作也很不滿意。1922年，拉狄克批評“在廣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群眾相結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第354頁。）馬林也在中共三大召開前指稱中共呈“渙散狀態”，並認定其為“早產兒”。（《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第477、478頁。）至中共四大召開前，共產國際仍認為中共“現在所面臨的任務確實太復雜了，所以有些任務它不能很順利地完成”（《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493頁。）。1924年初，共產國際東方部指示盡快召開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全會，而加強中共的組織工作應列為議題之一。（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400頁。）

同時，大革命期間的中共干部人才一直處於匱乏狀態。有學者發現：國共合作開始后，中共黨員中可用之才“差不多都擔負了國民黨的發展工作”，自身工作卻陷於荒廢。（楊奎鬆：《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兼談陳獨秀的“右傾”問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當時中共重要干部李大釗、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毛澤東、張太雷、李維漢等人或在蘇聯或在廣州，經常出現領導人中僅陳獨秀一人在上海中央的情況，整個黨陷入“人材缺乏的飢荒”（《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36頁。）。北伐戰爭開始后，這種情況表現得更為明顯。1926年9月，維經斯基催促在蘇聯的蔡和森回國，並稱“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員而喘不過氣來，特別是現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542頁。）當時中共需355名中級以上干部，僅能勉強滿足120人。（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186頁。）中共中央也曾多次號召地方組織加強對干部的選拔，但選上來的干部難盡人意。問題如何解決？陳獨秀與共產國際都把目光投向了旅莫支部。

陳獨秀訪俄時即對旅莫支部學生非常滿意。正如有學者所揭示的，陳獨秀發現旅莫學員“一經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便顯示出既能勝任工作又能頑強斗爭的可貴品質”。（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40頁。）於是，在返回國內時，他把熟知馬列理論並和共產國際關系良好的瞿秋白帶回，成為其重要助手。李大釗於1924年底從蘇聯回國后，也向黨內報告說：對“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紀律及在工作中耐苦耐勞的精神，甚為佩服”。（《“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94頁。）他也極為重視旅莫支部學生的培養，在蘇聯時常找學員談話，鼓勵他們早日回國服務革命。（參見《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第29頁。）大革命期間，中共中央還多次從旅莫支部征調干部。1924年7月，陳獨秀致信維經斯基，“鑒於急需給北京、哈爾濱、天津和漢口派遣工作人員，所以我們同意召回的同志務必盡快返回中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506—507頁。）這些人員共有10多人，彭述之、陳延年即在其中。次年5月，中共中央再次建議從旅莫支部召40人迅速回國。（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612頁。）另外，1924年6月，在蘇聯的李大釗向中央提議，要求趙世炎提前回國。（參見《趙世炎文集》，第645頁。）共產國際選用干部時，也同樣唯旅莫支部是舉。1924年4月，維經斯基發現京區缺乏干部，遂建議“盡快從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派10至15名學生來這裡工作，現在確實很需要”。（《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494—495頁。）

大革命期間，究竟有多少旅莫支部學生歸國？目前並無確切統計。根據中共當時選派的力度和頻次看，應不少於200人。其中，1924年夏回國的彭述之等人和次年4月羅亦農帶領回國的人員加起來共20余人。他們與之后旅莫支部領導成員中的回國者都得到了重用。

三、旅莫支部歸國干部主導的中央集權制改造及效果

彭述之於1924年8月到上海中央，很快取得陳獨秀的認可，被委以重任。當時在滬的領導人極少，彭述之實際成為黨的二把手。恰在此時，孫中山要求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文件須交國民黨審查，彭述之堅決反對。他建議中央：對國民黨的政策和行動須持批評態度﹔重新整頓各地方黨組織，盡量速從旅莫支部調回同志，擔任各地方黨組織和工人運動的領導工作。（參見《彭述之選集》（一），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年，第65頁。）他的建議被採納，中共遂開始黨的中央集權制改造並大力發展黨組織。

中央擁有地方黨組織人事任命權是中央集權制形成的關鍵。改造開始后，旅莫歸國干部被任命擔任多個重要地方的領導職務。中共地方黨部的領導人此前多由本省人擔任，地方選舉產生黨委會，中央予以確認。其中，李大釗領導京區﹔滬區先由陳望道負責，后由《民國日報》工人徐梅坤接任﹔粵區自建黨至國共合作一直由譚平山負責﹔湘區由毛澤東領導，1923年4月后由旅歐歸來的湖南人李維漢接任。中共三大后，中央已開始委派地方黨部負責人的嘗試，但力度較小。此時，旅莫學生歸國為中央委派干部提供了可能。當時，上海、廣東、北方三個區委是中共最重要的地方組織。1924年7月，趙世炎剛到北京即被任命為京區委員兼地委委員長。北方局在該年底成立，李大釗、張國燾、高君宇、趙世炎為常委，日常工作實際由趙世炎負責。1925年10月，中共正式成立北方區委，趙世炎繼續為實際負責人。陳喬年回國后即在京區任職，1926年5月趙世炎調往滬區后，陳喬年成為北方區委實際負責人。（參見《趙世炎文集》，第645、647、650、653、659頁。）陳延年回國后先任粵區團委書記，不久改任廣東區委書記，直至大革命結束。

陳獨秀極為重視中央所在地上海區委的人事安排。改組開始后，旅莫干部庄文恭、王一飛先后被任命為滬區書記，但效果不理想。1925年底，中央任命在北京黨校干出成績的羅亦農任上海區委書記，最終形成趙世炎、尹寬、鄭超麟、何金亮、馬禹敷等旅莫干部為主的區委會。從這一安排過程中也可以看出中央選擇旅莫干部負責上海工作的堅定性。同時，對寄予厚望的待發展地區，中央也選派旅莫干部去開展工作。如尹寬被任命為山東黨組織負責人，王若飛為河南黨部書記。重點城市中，同樣有旅莫干部任職。如高風任保定市委書記，李慰農任青島市委書記等。在黨群部門，旅莫干部也多被委以重任。其中，任弼時回國后擔任共青團江浙皖區負責人﹔1925年7月，又被任命為共青團中央局書記兼組織部主任。（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43頁。）汪澤楷先是擔任安源地委書記，負責工運﹔1925年6月后，為加強中共在馮玉祥部的組織工作，又轉任豫陝區委委員。大革命期間，當某地黨部因形勢發展而重要性提升時，中央一般會派旅莫干部到該地任職。其中，彭澤湘在1924年秋任湖北黨部負責人，后被調離﹔1926年9月，湖北區委因北伐重要性凸顯，他又被任命為鄂區書記。1926年底北伐軍佔領江西后，中央組建江西區委，李富春被任命為南昌地委兼江西區委書記。（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15頁。）旅莫歸國干部任職一方后，也多選用旅莫學生充實所在黨委。例如，羅亦農在1925年7月致信旅莫支部：現在黨正需人才，“就是回來百個同志來廣州工作也不夠。”（《羅亦農文集》，第61頁。）1926年春，趙世炎途經上海時，就被羅亦農“扣留”，（《鄭超麟回憶錄》（上），第227頁。）強行調至滬區。陳延年也明確說：廣東區委“都是東大生”。（《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383頁。）

除了地方層面外，到1925年初，彭述之正式當選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這樣，旅莫干部就擔任了黨內從中央到地方多數重要崗位的領導職務。他們對全黨的組織路線等工作，具有關鍵性影響，以至當時黨內有了“旅莫支部派”和“莫斯科派”的說法。（《鄭超麟回憶錄》（上），第218頁。）鄭超麟就認為：大革命期間，旅莫歸國干部是黨內的中心力量。（參見《鄭超麟回憶錄》（下），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475—476頁。）

旅莫支部歸國干部還主導了大革命期間中央集權制改造的制度設計和實施。制度設計主要由彭述之負責。（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二），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14頁。）1924年10月，中央向各級黨部發出通知，指出黨的組織並沒有因工作日漸繁重而有顯著進步，各地向中央匯報工作不認真，“散漫的精神如果繼續下去，影響是很壞的”。通知細化了中共二大規定的中央集權制，提出：各級黨部應通過開會的形式把中央決議傳達至每一名黨員，分配任務無論執行好壞，須隨時報告中央，各級黨部負責人一周至少向中央匯報一次，“報告不宜過於簡略，要很有條理的敘述各項工作之全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64—165頁。）1925年10月，中央擴大執委會又通過《組織問題決議案》，要求各級組織應真正完全執行中央命令，一切政治上及策略上的問題，都要請示中央。為加強對地方督導，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導員。（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523頁。）上述兩個決議是大革命期間中共中央集權制改造的綱領性文件，其核心要求就是全黨服從中央。

重要地方黨部和重要部門的組織改造是中央集權制改造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在上海、廣東、北方三大區委等地方組織和共青團，旅莫支部歸國干部又進行了以強化黨的紀律為核心，以讓黨團員服從黨的命令、聽黨指揮為目標的組織改造。上海區委當時管轄江浙滬皖黨組織。羅亦農要求區委首先對所屬各級黨組織進行檢查，以便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造。他本人還用3天時間檢查了徐家匯、閘北和曹家渡的工作。（參見《羅亦農文集》，第380頁。）其后，上海區委開始改組各級黨組織。先是調派旅莫學生充任區委干部，從而開啟了滬區工作的“黃金時代”。（《鄭超麟回憶錄》（上），第227頁。）然后，再改造部委。部委是承上啟下的組織，對滬區黨組織的信息傳遞及政策執行起關鍵作用，而當時滬區部委設置較亂。羅亦農遂要求重劃部委，使各部委黨員人數相對均衡。該工作既樹立了區委權威，又能強化紀律。當時浦東部委內部有紛爭，羅亦農要求“鬧意見的都調開”。他本人兼任浦東書記及工人部長，以便對該部進行有針對性的整頓和管理。滬區對部委的整頓，得到中央肯定。再次，整頓支部。羅亦農對整頓支部提出“大發展組織，大洗刷同志”的口號，對凡不到會、不繳黨費的都開除。為使中央決議能順利下達，上海區委還設立了秘書處，負責傳達中央指示和分配下級部門工作。（《羅亦農文集》，第76頁。）同時，羅亦農非常重視開會在傳達中央政策和教育黨員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規定：區委全會兩星期一次，每三次開擴大會。區委主席團每周二、四、六晚8時開會。（參見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獨秀也經常直接指導上海區委的工作，而羅亦農貫徹其指示也非常果斷。1926年11月，陳獨秀指示上海區委應在停泊滬港的北洋政府軍艦上發展黨支部。1927年2月，陳獨秀又指示上海區委應汰劣培優，培養新的工人領袖。（參見《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68、151頁。）這些指示都得到積極落實。

在廣東，陳延年到達后，首先大力改造團的工作：擴充團區委兼廣州地委，設委員7人﹔（參見《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5頁。）嚴格區委至各支部會議制度，凡會必須有批評與討論﹔建立對各支部書記的問責制度，廣州各支部開會，區委均派員參加指導工作。（參見《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第129、130頁。）通過這次改造，廣東團區委之前的組織渙散狀態得到改變。陳延年出任廣東區委書記后，為強化區委黨委權力，又立即建立區委主席團（后改為委員會）。周恩來、蘇兆征、彭湃、阮嘯仙、羅綺園、鄧中夏、楊匏安和旅莫干部張太雷、蔡暢、穆青等人出任委員，而主席團每周開會兩次。（參見《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第421頁。）另外，陳延年還任命旅莫學員傅烈、任旭等為自己的助理。在組織建設上，陳延年強調要以布爾什維克為榜樣建設黨組織，嚴格組織生活和會議制度。其一，規定一切重大問題都應提交區委主席團會討論，然后作出決定，分頭貫徹。廣東區委每周召集活動分子會議，報告黨的政策和民眾運動情況。其二，要求每個黨員不論其職位高低，都必須參加黨的小組會、支部會，學習黨的文件和指示，討論黨的工作。各級黨組織會議均要開展以服從黨、做合格黨員為標准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廣東區委還規定凡無故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者，給予批評、警告、開除等紀律處分。例如，周佛海即因自由散漫，被開除出黨。廣東區委還開設黨校和各種培訓班。陳延年專門請旅莫支部把講義寄來以編著教材，並完全仿照東方大學課目講授，而其本人還主講“黨的建設”一科。為交流工作經驗，廣東區委還創辦了內部刊物《我們的生活》。（參見黎顯衡等：《陳延年》，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46、49頁。）陳延年還重視激發支部黨員的積極性和執行力。如廣州中山大學總支在1926年2月黨員已超過200人，“為粵區最大的黨支部”。有重要任務時，陳延年會親自指導中大支部工作。1926年，為營造迎接魯迅擔任中大文學院院長的氛圍，並爭取魯迅，陳延年曾專門召集李求實、施存統、任卓宣、熊銳、徐彬如等人開會研究，指示中大黨總支把這項任務當主要工作來抓，“隻能做好，不能做壞”，並指定惲代英、畢磊、李求實負責做好魯迅的工作。（《黨史資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6、239頁。）

北方區委管轄華北及東北地區黨務，組織發展相對緩慢，改造組織與開發新組織同樣重要。國共合作開始后，張申府、劉清揚、劉仁靜等人仍在北方區委內宣揚一些個人主義的思想，受到趙世炎的抵制。趙世炎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革命運動，在某種條件下工作是積極的，“但遇著艱苦困難，則有不少的人首先動搖不定，甚而至於脫黨叛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95頁。）趙世炎致力於清除無政府主義思想遺留。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區委黨校秘密開學，對北方各地黨團骨干加以集訓，而趙世炎、羅亦農等人專門講授蘇俄革命史和中共政策。集訓強化了區內干部的組織、紀律意識，在黨內也獲得好評。陳喬年主持工作后，北方區委對開發新組織不遺余力。到1925年，中共已先后在熱河、綏遠、察哈爾、包頭等建立工作委員會，新機構都在新制度、紀律下運轉。北方區委還最大限度地吸收黨員。1926年5月，在哈爾濱的維經斯基就遇到了北方區委派往哈爾濱的負責同志，看到“他們吸收哈爾濱本地的幾十名工人參加黨的工作，還吸收同樣多的工人參加青年團的工作”，成效明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298頁。）到北京后，他稱贊陳喬年的工作說：“最近一個月，革命組織要比北方反動軍閥到來之前更加發展和鞏固了”，“黨和共青團在最近幾個月內在北方的所有主要據點都大大擴充了”。他甚至以中共取得的成績來反駁某些成見，說“所有關於革命離開了我們以及中國進入革命運動低潮時期的預言都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301、302頁。）

大革命期間，團組織同樣發展很快，但也存在黨團不明、團日漸黨化、管理鬆散的問題。1924年5月，中央決議黨團分開，明確黨對各級團組織的領導。（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69—71頁。）但該舉措也並未使團的工作出現好轉。1925年2月，任弼時認為國內團組織普遍的缺點是對團員缺少訓練，各地組織尚沒有認清本身的根本責任，“缺少能作指導工作的人材，組織與工作不能有條理的發展”。（《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34頁。）他認為，團應以“布爾什維克化”為標准：一要使團體能群眾化﹔二要使團員正確明白主義且不忘其為群眾的領導者﹔三要能按實際情形運用經驗與理論，使同志不做一個不顧環境的模仿主義者。（《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323—325頁。）從任弼時對去莫斯科留學團員的要求可以看出，其選任團干部的標准必須是：“一、革命意志堅定者。二、不迷信個人自由，能受團體拘束者”。（《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38頁。）另外，為增強團的組織動員能力，任弼時還要求各級團組織在青年工人中最好每周舉行一次聯歡會或同樂會，“壓迫不甚嚴重的地方可公開的召集大會﹔在環境惡劣的地方，可半公開的形式召集”，（《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55頁。）以加強對青年的教育，擴大團組織。

中央集權制改造使中共各級組織呈現出新的面貌。在中央，機構逐漸發展健全。中央秘書處於1926年成立，王若飛任主任，約有40余人，總攬中央各種技術工作，負責文書、機要交通、檔案等。中樞工作也日漸條理化。

地方工作也有起色。在上海方面，上海區委初步整頓后，各部委普遍反映說：“整頓已有相當的效果”，“情形很好，（同志）都很堅決”、“支（部）干（事）會已很有效力，很有作用”。（《羅亦農文集》，第380頁）。鄭超麟在1945年回憶上海區委的工作時，仍贊不絕口地說：羅亦農“完全改變以前的作風。他有魄力，有膽量，大刀闊斧地干。他把黨內組織工作托付於趙世炎一雙可靠而能干的手﹔工會日常的事務，何金亮很能應付，重大問題，趙世炎可以裁決。工作一天發展一天，機構一天完備一天，共產黨在上海成為一個大力量”。（《鄭超麟回憶錄》（上），第232頁。）他的話或有過譽，但未失真。

在廣東方面，包惠僧曾評價說：“自陳延年任廣東省區委書記后，工農軍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長足的發展。”（《“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440頁。）到1925年秋，廣東區委已有400名黨員。至1926年9月，更增加至4000余名。尤其在清黨后，區委干部走向工農，黨員增長速度反而加快，“使C.P.在群眾中的工作更進一層”。中共中央也認為，“粵區近來對於支部及各縣黨部的整頓，及提高同志知識，培養工作人材等事都積極進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506頁。）陳延年還於1926年9月告訴共產國際：廣東區委是一個集中統一的、有許多分支機構的組織，在廣州的革命團體中，“共產黨人是最有組織、與群眾聯系最密切的政治團體”。（《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471頁。）在其他革命團體極端分散、政治上不定型和不穩定的情況下，中央集權制改造大大提高了共產黨人在廣東地區的政治分量和領導作用。

在北京方面，時任北大學生黨組織負責人的朱務善曾回憶說：旅莫歸國同志對京區改造后，組織呈現新面貌，“在北京青年運動中，青年團的工作發展很快。我們的工作在北京可以說無孔不入，當時的學生運動及一切社會活動，幾乎沒有一處不是由我們領導的”，北方區委吸收培養了一批黨團干部，還與內蒙古、熱河一帶的農民武裝建立起緊密聯系。（《“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96—97、102頁。）“三一八”慘案后，由於北方區委受到沖擊，中央還再次予以整頓重組。

聯共（布）和共產國際也意識到中共黨組織發生的顯著變化。1926年春，布勃諾夫使團欣喜地看到：“共產黨是最有組織的力量。它有領袖，它造就著自己的干部，並率領群眾前進。現在共產黨的工作已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和相當穩定的組織形式”。（《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250頁。）維經斯基也感受到中共黨員在集權制改造后呈現的精神品質，稱贊說：“中國的同志不僅具有良好的意願，而且具有堅強的意志、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熱情。”（《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300頁。）這一評價與改造前中共的狀況相比，頗難想象。陳延年也曾告訴共產國際：中共是中國最有組織，與群眾聯系最密切的黨。

通過中央集權制改造，中共確立了中央—區委—地委（部委）—支部的四級組織系統，基本上做到了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制定決策時，爭吵明顯減少，而彭述之會不斷地闡釋陳獨秀主張的合理性，使其主張一般都能夠形成決策，不再愁眉不展。中央決策下達到地方后，能得到堅決的貫徹執行。1926年10月，陳獨秀就致信各地方，以“我”的名義，要求各級黨組織努力在五大前使黨員增加1倍，每個區省級黨部均細化指標，總目標為4萬人以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635—636頁。）各級黨組織都積極響應，至1927年4月底五大召開時，中共人數達到5.8萬人。大革命期間，罷工是中共展開斗爭的重要形式。陳獨秀對罷工運動具有最高決定權，“每有重大的決議，如應否罷工，什麼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等問題，都是工運干部和他同開會議決定的”。（《鄭超麟回憶錄》（上），第221頁。）黨組織的蓬勃發展，使陳獨秀信心滿懷。1927年3月，他告訴吳稚暉說：中共將用20年的時間使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轉引自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華文出版社，2010年，第404頁。）

通過中央集權制改造，陳獨秀也明確了旅莫支部對黨的重要性。1925年10月底，他致信要求旅莫支部應派兩人管理有103名中共留學生的旅莫中大支部工作。（《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第728頁。）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的抬頭是“中共莫斯科區委”，這是迄今唯一一次在史料中發現此名稱。而“區委”是當時中共的一級組織，中共對區委有嚴格的“准入”標准，重要性和黨員規模必居其一。1926年10月時，中共在國內已有滬區、粵區、湘區、鄂區、北方5個區委，黨員均在2000人以上。而即使算上中大支部，旅莫支部總人數也僅稍多於200人。可見，陳獨秀顯然是因旅莫支部的重要性，而想和其產生轄屬關系，並把旅莫支部升級為區委。但是，可能由於旅莫支部受聯共（布）、共產國際、中共的三重領導，陳獨秀的設想未能成功。

總之，大革命期間，旅莫支部的歸國干部將聯共（布）組黨經驗，直接應用於改造工作，改變了黨組織的渙散狀態，使中央集權制得以形成。應當指出的是，改造也存在不少問題。在中央，陳獨秀的個人權威日漸增強，“大家長”作風開始顯現。而瞿秋白、張國燾等人對陳獨秀重用旅莫支部歸國干部的做法表示不滿，再加上路線分歧，最終使中共領導人在五大后出現分化。在地方，旅莫干部也表現出實際經驗不足、“較國內實際工作者尤為幼稚”等弊端。（《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34頁。）再者，中央集權制的改造在地委（部委）以上部門相對成功，但在基層並不成功。很多基層黨員紀律意識、階級意識依然薄弱。

結語

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時，共有50多名黨員。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有195名黨員。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開時，有420名黨員。國共合作開始后，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開時，也隻有黨員994人。但至同年底，黨員卻達到18200多人。而至1927年4月中共五大時，更是達到57967名黨員。（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5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360頁。）可見，中共人數在大革命期間出現爆發性增長。從此點看，中共在大革命期間的組織建設還是比較成功的。

何以能成功？有學者認為：大革命期間中共幾乎所有組織、宣傳和人員生活的費用，都要靠共產國際按月撥款，僅1927年一年裡給予中共的財政資助，就不少於100萬盧布﹔而“沒有蘇聯如此力度的各種援助和幫助，很難想象中共會有如此迅速的發展與壯大。”（楊奎鬆：《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1頁。）對此，筆者認為：共產國際援助自是此期間中共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也應看到，共產國際援助畢竟為輔助因素，且援助很少是事前撥給，而多是中共因組織發展需要而要求加款，共產國際也從不一次性撥款。也就是說，共產國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結果，而不是中共組織發展的原因。比如，維經斯基就在1926年6月向共產國際報告說：中共已經有很好的發展勢頭，“只是需要給他們以幫助”。（《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300頁。）到了1927年，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款驟增，主要是因北伐后需要加強中共的軍事等方面工作而為之。而此時，中共已是超過5萬人的國內第二大黨。所以，共產國際的援助對於中共發展的作用不應過於夸大。

筆者認為，中央集權制改造前后中共組織狀況的變化更能說明問題。在改造前，中共在組織和紀律上與當時其他黨派及其他號稱社會主義的黨派相比，也呈現出相似的散漫。但在改造后，中共一躍成為中國當時“最有組織力和紀律的黨”。即使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黨組織也並未在結構上出現潰散的局面。因此，旅莫支部歸國干部主導的中共中央集權制改造是中共得以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因，而中共真正在組織上開始建黨也起於這次改造。

（本文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3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