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抗戰 民族榮光—岳謙厚談抗戰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七七事變，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從抗戰實際出發，從中國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提出並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實行立足於人民戰爭的持久戰和游擊戰的軍事戰略，開辟了廣大的敵后戰場，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如何尊重事實，客觀評價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和貢獻？本報記者採訪了山西大學近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岳謙厚。
國共兩軍規模相差懸殊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知道，抗戰全面爆發時，國共兩黨領導的軍隊在規模上相差懸殊。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岳謙厚：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時，國民黨軍隊或稱國軍總人數包括預備役部隊超過259萬人（亦有170余萬人之說），而同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共有3個師4.5萬余人（含總部直屬部隊），約為國軍的六十分之一左右，如加上1938年初改編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1萬余人，總兵力約為國軍的五十分之一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麼，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將領人數有多少？
岳謙厚：我知道，現在有一種聲音說中共軍隊“犧牲的高級將領人數太少”，並以此來判斷其抗戰貢獻。我們要明確這樣一個事實，八路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后，番號變更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軍銜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集團軍總司令朱德上將外，其余最高者不過中將而已。據統計，當時中共軍隊接受改編時，國民政府授予中共將領總計31名（含新四軍），其中上將1人、中將10人、少將20人。
“游而不擊”與“坐大”系悖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麼問題來了，一些觀點認為，抗戰爆發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規模與抗戰勝利后的規模相比，可謂天壤之別。於是，出現了中國共產黨“游而不擊”、“坐大”等各種言論。
岳謙厚：“游而不擊”與“坐大”論產生於兩個不同時期。前者產生於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的所謂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至年底和次年國共第一次“摩擦”發生﹔后者產生於國民黨內戰失敗后，有人認為國民黨軍隊在八年抗戰中損失慘重，實力被嚴重削弱，共產黨軍隊則通過抗戰實力不減反增，在后來的內戰中佔盡優勢，以此來為內戰期間國民黨的徹底失敗進行辯護。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怎麼看待這兩種言論？
岳謙厚：“游而不擊”與“坐大”本身就是個悖論。如果共產黨“游而不擊”，又怎麼能夠壯大或所謂“坐大”？怎麼能建立了面積那麼大、數量那麼多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軍力由最初的四五萬人擴展到近百萬人呢？
進一步說，抗戰勝利后，隨著國共沖突危機增大、國共軍事沖突發生，國共兩黨通過雙方實力的對比作出判斷，國民黨方面認為僅需5個月時間即可武力解決共產黨問題，共產黨方面則認為至少需要5年才能打敗國民黨。抗戰后實力“大為削弱”的國民黨軍隊，為何對自己實力的自信程度遠遠超過“坐大”的共產黨呢？
實事求是評價兩個戰場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抗戰研究中的“八年抗戰論”和“十四年抗戰論”僅僅是起止時間界定的差別嗎？
岳謙厚：中國抗戰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是符合國際認知的。日本在表述侵華戰爭時也是將其作為時間起點的﹔而且，從日本的侵華計劃與線路來看，先“滿蒙”或東北，后華北，進而整個中國，這是承前啟后、一脈相承的。
之所以有“八年抗戰論”與“十四年抗戰論”的不同認識，是基於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淞滬抗戰，再到熱河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綏遠抗戰等，最后到盧溝橋事變發生，其間的戰事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存在“間歇期”，甚至出現過短暫的“中日敦睦”期，亦未形成以國民政府為主體的戰爭動員，國民政府甚至對愛國官兵的主動抗戰採取打壓政策。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抗戰研究中，關於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關系，仍存在不同的看法。
岳謙厚：關於這個問題，目前學界大多數學者的共識是，以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等抗日武裝為主體開辟的敵后戰場和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遙相呼應，互為依存、互相支持，相輔相成，共同支撐了中國持久抗戰的大局並贏得了戰爭的最后勝利。這種看法是學界經過不斷解放思想、克服國共兩黨意識形態上的歧見而得出的科學的歷史判斷。
但有人借共產黨軍隊除1940年發動的“百團大戰”外並未組織過其他大規模戰役而否認或貶抑敵后戰場的作用﹔亦有人認為正面戰場是國民黨軍隊獨當一面，而敵后戰場則是國共雙方共同支撐的，並以南岳軍事會議之后冀察和蘇魯兩個敵后戰區的設立、閻錫山晉西根據地等的開辟以及大量國民黨軍隊在敵后的存在作為“鐵証”。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些所謂的“鐵証”足以判斷國共雙方在兩個戰場上的作用嗎？
岳謙厚：實際上，學界達成基本共識的依據是各個戰場以誰為主體、誰在各個戰場發揮的作用大小。
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全面抗戰初期亦參加了正面戰場的抵抗，如忻口會戰、娘子關戰役、徐州會戰等，特別是晉東南反擊日軍“九路圍攻”時國共雙方軍隊就是在朱德和彭德懷直接指揮下進行的。國民黨軍隊有敵后戰場或敵后游擊部隊亦是事實，只是從有到不斷萎縮直至基本喪失，其軍隊打散的打散、投降的投降，到抗戰勝利前夕已所剩無幾。而共產黨方面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或抗日戰場則不斷擴大，並在日軍投降前夕能夠在局部地區展開全面反攻。
國民黨片面消極抗日造成不利
《中國社會科學報》：還有一些觀點認為，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在當時具有合理性。
岳謙厚：著名史學家魏宏運教授曾批評這種論調“實際上就是重復蔣介石當時講的話……這亦算研究歷史？歷史研究是要結合歷史實際考察的。日本會允許中國積蓄力量嗎？反過來，即使中國能增加一些力量，而日本因佔有中國更多資源，其力量不是增加得更迅速嗎？這是普通常識，這就是歷史實際！”
《中國社會科學報》：一些聲音認為，國民黨軍隊並未有過片面抗戰。您怎麼看？
岳謙厚：按照通行的認識，所謂片面抗戰路線就是說在抗戰時期國民黨所走的是一條不發動群眾、不依靠群眾而單方面依靠軍隊的路線。
實際上，國民黨方面亦進行了一定的社會動員，比如說七七事變發生后蔣介石於7月17日發表廬山講話就指出，“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再如滇緬公路的修復和中印公路的打通及大量物資的運送均動用了包括南僑機工在內數以千計的民力。所以，與其說國民黨方面在主觀上不發動群眾或不想發動群眾、不想依靠群眾，倒不如說其發動群眾無序、無力，甚至屢屢發生軍隊擾民現象。這又何以能夠贏得民眾信任與支持呢？
《中國社會科學報》：關於國民黨軍隊消極抗戰的態度，您怎麼分析？
岳謙厚：關於國民黨軍隊是否“消極抗日”的問題，從歷史實際或比較的眼光看，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確實打過不少大仗硬仗，而到中期則明顯“消沉”了好多，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在主觀上就有了“等待”的思想。
當然，這種思想是在一個復雜而綜合的背景下產生的，一是前期戰事消耗很大甚至說達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二是日軍進攻勢頭弱化，三是盟國遲遲不予開辟亞洲戰線，四是擔心共產黨“做大做強”，等等。不過，要說其徹底或完全“消極”亦是不盡客觀的。比如，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在整體上或戰略上可謂大潰敗，但“衡陽保衛戰”就是個例外，是役國軍打得很英勇很頑強。再如，其間中國入緬軍或遠征軍同樣打得很艱辛很頑強，甚至一時享譽國內外。
《中國社會科學報》：但從整體抗戰實踐來看，上述“片面”和“消極”因素，都給抗戰造成很大不利。
岳謙厚：確實是這樣。與共產黨方面相比，亦從抗戰具體的整體的實踐來看，國民黨方面抗戰路線的“片面”性，直接后果是喪師失地、損兵折將，間接后果是各種戰爭資源得不到發掘並有效配置己方，甚至為敵所掠而變成了敵方的戰爭動力。
“消極抗日”特別是三次大規模的國共軍事“摩擦”，直接后果是國民政府對內失信於民、對外毀掉了中國抗戰的聲譽，間接后果是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而增強了敵方的實力並使中國抗戰立於更加不利的地位。
戰爭評價不可“唯武器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一些聲音認為，中國裝備落后、不足以抵抗日軍，整個抗戰是靠美式武器打下來的。這種認識與歷史事實有哪些偏差？
岳謙厚：中國軍隊，姑且不論八路軍和新四軍等抗日武裝，就是國軍的裝備來說也相當落后，但不能因此下結論 “整個抗戰是靠美式武器打下來的”，這顯然是一種典型的“唯武器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麼，美式武器什麼時候開始供給中國戰場？
岳謙厚：至少是在1940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之后，乃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了。
而此前中國軍隊已憑借自己原始落后的武器先后組織了多場大規模會戰，特別是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四次會戰。總的來說，均打得不錯。不僅打破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幻想，亦贏得整個戰略轉移的時間，奠定了抗戰最后勝利的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武器先進與否，對戰爭勝利有多大影響？
岳謙厚：武器先進與否確實很重要，並對戰爭進程會產生重大影響，但絕非決定戰爭勝負的唯一因素。中國是大國而非強國，日本雖強卻是小國，它以少兵臨大國，是經不起持久戰和消耗戰的，戰爭一旦進入拉鋸或膠著狀態，其疲相就顯現出來了，攻陷廣州和武漢之后的戰略調整即是最好的例証。
再者，中外兵家或軍事學家均有類似“失道寡助、得道多助”的認識。日本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性的、非正義性的，亦即“失道寡助”﹔而中國進行的是保家衛國的反侵略戰爭、正義戰爭，亦即“得道多助”。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比不上日本，甚至官兵的整體軍事素質亦遠遠落后於日本，戰爭初期被動的軍事撤退或主動的戰略轉移，說得不好聽一點，是無奈的軍事潰敗這也在所難免。但貴在堅持，整整堅持了八年全民族抗戰，這亦驗証了人們日常所雲“堅持就是勝利”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