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戰的地位和作用不能被低估
長期以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國內外對中國戰區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缺乏研究，甚至避而不談。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內外學界對相關專題的深入研究、越來越多的檔案文獻得以公之於眾，媒體、政界以及專家學者逐步形成一種共識：中國進行了長達14年的反法西斯戰爭，牽制日軍兵力240萬人，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對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以及維護世界和平發揮了巨大影響。
堅強信念震撼日軍
中國共產黨以其堅定意志和模范行動，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它在大江南北領導廣大民眾，掀起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浪潮，既在精神上大大激發民族覺醒，又在氣勢上震懾了不可一世的入侵者，同時在道義上得到世界各國正義力量的支持。
譬如活躍於東北大地的抗日力量主要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抵抗部隊，他們發動群眾、組織民眾的效果非常顯著。更重要的是，由中共領導的各種抗日力量所堅持的堅強信念和不死精神，不僅激勵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也極大震撼了日本侵略者。例如東北抗日聯軍先驅楊靖宇將軍的英勇犧牲就讓日軍感到極大敬畏。他犧牲后，日軍解剖了他的尸體，胃裡隻有草根和棉絮，沒有一點糧食，在場的日本人無不受到莫大震撼。日軍頭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淚，長時間默默無語。據史料記載，這個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一天之內，蒼老了許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窮畢生精力研究中國抗日將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內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妻兒后自殺。他在遺囑中寫道：“天皇陛下發動這次侵華戰爭或許是不合適的。中國擁有楊靖宇這樣的鐵血軍人，一定不會亡。”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十幾年間，全國各地到處都留存著中共領導各地民眾英勇抗日的足跡。至1940年，由於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日軍大本營不僅不能從中國撤出軍隊，反倒於當年4月又加派兩個師團﹔ 同年8月至10月，八路軍展開百團大戰，使日軍在華北遭到沉重打擊，日本更無法抽走軍隊。
中國戰場牽制日軍
中國是亞洲各地抗擊日本侵略的主戰場，日本陸軍的主力部隊基本上完全被拖進中國抗日戰爭，它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終的勝利起到關鍵作用。
這一貢獻也被國內外學者所認同。法國尼斯歐洲研究所國際問題專家喬治·佐戈普魯斯最近在接受採訪時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全球一盤棋，任何局部的得失都會影響全局的命運”。當德國、日本、意大利三個法西斯軸心國在柏林簽署軍事同盟條約之時（1940年9月），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息息相關了。而早在二戰在歐洲正式爆發（1939年9月）之前，中國人民已與日本侵略者正式開戰兩年有余了（1937年7月）。自那時之后，在幾乎所有時間段，日本陸軍力量至少有三分之二被拖在中國大陸戰場。即便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於中國人民的頑強奮戰有效牽制住日本的有生力量，使后者能夠派往太平洋區域作戰的部隊隻佔全部兵力的27%。
對此，國際風雲人物以及主流媒體均道出了客觀公正之言。
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曾說：“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中國）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指出，正是千百萬中國人民在漫長的四年半的時光裡頂住了轟炸和飢荒，在日軍佔優勢的情況下一次又一次地打擊了侵略者。據資料記載，他曾私下裡對兒子埃利奧特說：“假如中國被日本打垮了，你們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大規模突擊，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通道。”
英國時任首相丘吉爾曾如此評價：“如果日本進軍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隻有中國。”
在十年前全球慶祝二戰勝利60周年之際，英國各大媒體紛紛強調中國和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功績”。英國《衛報》的報道認為，若非中國以犧牲2000萬人的巨大代價在亞洲戰場拖住日本軍隊，日本在侵佔控制了中國后，就會轉而進攻蘇聯后方，或者進一步進入太平洋地區，歷史將會重寫！
持久抗戰拖垮日軍
艱苦卓絕的持久戰尤其是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戰最終拖垮了日本侵略者，從而大大支援了太平洋戰場以及歐洲戰場，此為日本宣告投降的主要原因。
首先，持久抗戰最終拖垮了日本經濟。二戰后的資料表明，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華，其如意算盤是速戰速決。然而中國人民的持久抗戰特別是敵后強大的抗日游擊戰爭打亂了日本大本營原有的部署，其國力消耗增大，國民不堪重負。1937年日本的直接軍費佔國民收入的17.6%﹔而到了1941年，其直接軍費已佔國民收入的34.9%——高額軍費嚴重影響了國民生活與生產，民眾收入下降，勞動時間延長。
其次，在政治方面，中國的抗戰對日本致以沉重打擊。毛澤東主席曾指出，在這場戰爭中，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基本特點，即當時日本是強國、小國，中國是弱國、大國﹔但日本是退步的、寡助（它是失道者），而中國是進步的、多助（得道者），因此中國不會速亡，日本也不會速勝，結局是中國將日本法西斯拖進持久戰，這種局面造成其政界矛盾重重，危機叢生，內閣頻繁更迭。自“九一八事變”至日本投降，其內閣平均每年更換一次，一共換了15屆。
再次，中國軍民的持久戰使得中日民心所向發生轉換。抗戰越是到了后期，中國人民越是團結一致且信心倍增。無論在敵后根據地還是敵佔區，各種抗日武裝力量或地下抗日組織及各階層民眾逐步發展壯大。相反，持久戰對日本軍心、民心影響卻是消極而沉重的。由於擔心動搖軍心，侵華頭目岡村寧次對來軍慰問的日本政界、財界、教育界、輿論界人士向一線官兵訴說國內情況之事非常不滿﹔ 時任日本外相重光葵也曾認為，“自滿洲事變以后，經過十數年的戰爭，大家都已精疲力竭極盼停戰”，“盡管軍部怎樣地宣傳玉碎戰之說，但不能不看到那是國家表面的、假裝的現象”。這一切表明日本國民心態之變化，而非像官方媒體所宣傳“眾志成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了。
總之，中國戰區在整個亞洲戰場包括南亞和東南亞戰場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和作用決不能被低估。正如喬治·佐戈普魯斯所指出的那樣，由於西方學者長期壟斷著二戰研究領域，其中某些人認為歐洲戰場是主要反法西斯戰場﹔同時他們出於“地理和心理上的接近性”而將目光聚焦於歐洲戰場，甚至一些人至今不願意摘掉“西方中心論”和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進而刻意低估亞洲戰場的歷史功績。而值得慶幸的是，如今，戴著這種有色眼鏡的人已經越來越少。
（作者為史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