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當代改革開放史研究若干問題的思考

摘要：改革開放史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具有重要的現實性，也有其特殊難度。改革史研究應當從廣泛搜集資料、拓展閱讀范圍與開展專題、個案研究入手。當然，也需要宏觀觀照，史料與史觀不能偏廢。本文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軌跡和邏輯作了一些個人的解讀。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但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關鍵詞：改革開放史;改革邏輯;理解改革的維度

中國當代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也是國際社會始料不及的重大事件，引起國外輿論和眾多學者的持續關注。然而，中國人更有條件和責任解讀“中國故事”。以我自己的經驗看，黨史國史研究工作者是可以參與到對中國故事的敘述當中去的。最近幾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中國當代改革開放史的研究上。在這裡我把在研究中遇到的問題和想到的問題寫出來，與大家分享。

一、改革史研究應當提上日程

搞當代史研究的確還有許多障礙,更不用說改革開放史研究了。歷史需要時間沉澱，很多事情要拉開一定的時間距離才能看清楚。當代史研究受到很多限制，包括政治上諸多敏感，檔案開放不充分﹔還有人事上的糾纏﹔研究者本身也都是局中人，難免帶著主觀情感，很難作出客觀的評價，再沒有什麼比對當代中國史的看法更加歧義紛呈甚至兩極化了。因此有一種說法，當代人不能寫當代史，或者寫不出一部信史。

我以為，當代史研究的確有許多限制，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克服。當代人研究當代史也有獨有的優勢，至少有兩個：一是有鮮活的史料，許多當事人、知情人還在，散落在民間的史料極其豐富，可以做口述史和田野調查。再過幾年，這些人不在了，資料也會湮滅。現在土改時期的干部和老農很難找了，參與合作化運動的人也不多。所以當代史研究不僅應當搞，而且要有緊迫感。二是研究者有“現場感”。所謂現場感就是我經歷過這段歷史，有親身感受，這個“現場感”很重要。國外學者有關當代中國史的著作有他的長處，他們的視角不同，方法不同，還有一些我們看不到的史料，都會給我們啟發。但看某些境外著作也會有一種隔膜感，原因就在於它無法進入中國的歷史語境和觀念體系。不只是外國人，就是“80后”、“90后”的中國年輕人也很難理解毛澤東時代，很難理解他們父輩的信仰、情感和行為方式。當代史研究者有一份負責，應當把真實可信的歷史記錄下來，告訴下一代。

近年來各大學和民間學者開始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地方檔案館的相對開放。地方檔案館相對中央檔案館來說容易進，是一個好的研究入口。二是研究方法的轉變，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對歷史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引起課題方向的轉變，目光下移，關注社會層面，搜集民間史料，重視個案研究，為當代史研究開辟了一個新局面。許多課題研究的突破都是在搜集和利用地方檔案和民間史料的基礎上取得的。我十分佩服一些大學和民間學者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所做的努力，他們鍥而不舍，甚至有飢渴感。干這件事，無名無利，坐冷板凳，干苦力活，還要有“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經費上也是杯水車薪，但這確實是利在長遠的基礎工程。不過，據我所知，歷史研究者的興趣主要還在20世紀50年代，一批獨立研究者熱衷於搞“文化大革命”口述史，很少有人願意把精力放到改革開放史領域，一則改革開放能否進入歷史還存疑，二則改革史研究有它特有的難度。

以我自己的經驗,中國改革開放史已經可以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了。從時間上看，改革開放時期已佔到當代史的一多半，從1978年算起35年，從1976年底算起已經37年。問題還不在時間長短，而在於改革開放史研究有特殊的現實性。近30多年來，中國現代化的起飛，社會變遷速率之快，都是過去所沒見過的。一位外國學者提出， 20世紀末有兩件大事對世界進程發生了深遠影響，一個是蘇聯集團解體和冷戰結束，另一個事件就是中國改革開放。

中國改革引起國際社會普遍的關注。諾貝爾獎得主、100多歲的著名經濟學家科斯在去世前還與他的助手王寧寫了一本書叫《變革中國》。另一位美國學者，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80多歲的傅高義寫了一本書叫《鄧小平時代》，他們對中國的興趣始終不渝。這兩本書都在國內出版了，都試圖解釋中國故事，但方法不同，結論也大異。前者認為中國市場化轉型是 “人類行為的意外結果”﹔后者則強調領導集團特別是鄧小平個人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他研究中國問題的著作很多，如香港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寫了一本書叫《中國的經濟制度》，試圖從縣際競爭的特殊制度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跡。在國內，關於改革開放歷程回顧有影響的觀點不在黨史國史學界，而是其他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的文章或著作。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們許多人都參與了改革進程，對改革史有特殊的興趣。他們的看法值得重視，有時研究者還會從中得到一些難得的史料。但依我的閱讀所見，目前還沒有誰把中國故事講圓了，更不用說達成共識。譬如究竟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各種看法莫衷一是。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動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增長，學界也是爭論不休。要厘清一些重大事件的經緯，還要做大量的工作。

搞黨史國史研究的可以參與到對中國故事的敘述當中去。一般來說，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對事件的解釋重思辨、輕史實﹔重邏輯、輕過程。搞史的人的長處，不是提出什麼解釋范式，而是厘清事實，搞清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這本身就很有價值，無論作何評價總得以事實為根據。我是從自己的研究中得到這份信心的。我對改革進程的興趣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當時在學《資本論》，但興趣卻是追蹤正在展開的經濟改革，1985年至1986年冬春走訪了許多職能或研究部門的專家，了解改革進程和他們的設想，並在幾個縣做過農村調查，1991年寫了自己第一本書《崛起與徘徊——十年農村的回顧與前瞻》。這本書有很多思考性的文字，與其說是歷史研究，不如說是對現實的跟進觀察。也因為我一直跟進，因此對一些問題的理解隔膜較少。最近幾年做過一些改革史的專題，主要選題於80年代。值得欣慰的是，我的這些零散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分量的學者的關注。上面提到的兩本書，科斯的《變革中國》、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都注意到我的研究。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也給予鼓勵。他看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一本書《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認為比較嚴謹，多次敦促我把改革史做下去。他在為我即將出版的一本集子的推薦語中說：梳理和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中的重大事件“中國人責無旁貸”。本人沒有這麼大的抱負，條件更受限制，沒有一個可以依托的平台，單槍匹馬，隻能做點兒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我覺得做這件事的確很有意義，也很有意思，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參與到改革開放史的研究中來，不是應付差事，而是真正出於興趣，把它當成自己的事業。

二、如何進入改革史研究

改革史研究有其特殊的難度。首先是資料搜集的困難，當代史研究面臨一個檔案開放不充分的問題，相較於前二十八年，改革開放時期更突出一些，短期內也不要指望有太大的改變。當然，一些基本的文獻還是有的，如正式出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十二大以來》《十三大以來》等等，還有經濟改革的政策文件也匯編出來了。但這些都是結果文件，缺少過程文件。就是說缺少反映政策文件出台的背景、過程和實施結果的資料。單憑結果文件是寫不出歷史來的，無法反映歷史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也得不出什麼有價值的結論。一般講，歷史學的功能是還原歷史。然而歷史本身是豐富的、多彩的、復雜的，有成功有失敗，有陽光面也有陰暗面。還原歷史就是要還原它的這種豐富性，這樣的歷史才能給人以啟示。當然，較低層次和社會層面的資料是很豐富的，但需要下大力去搜集整理，隻有建立在豐富史料搜集基礎上才稱得上研究。

改革史研究的另一個難度是離現實太近，許多問題難下判斷。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進行時，不是完成時，歷史與現實沒有明顯的區隔，很難分清哪些是歷史，哪些是現實。有些改革看似結束了，但它的全部后果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反映出來。更多的過程並沒有結束，更難下定論。在輿論場，總體上大家都是肯定改革的，但涉及具體問題分歧就大了。我的感覺，對80年代的改革分歧小一些，但對90年代以來的許多改革看法都有分歧，評價甚至兩極化。媒體很敏銳，但也有熱炒的傾向。跟著輿論走，很可能影響你的獨立觀察和判斷。

改革史研究第三個難度是主觀上的，就是知識准備問題。黨史研究的一個傳統是專注於政治史，而且政治史也基本上是政治事件史，研究者特別關注於高層活動，對於隱身於背后的制度背景，包括權力結構及其運作機制等層面的內容卻很少研究。當然，這與過去的歷史特點有關，毛澤東時代基本是一部政治運動史，整個歷史可以用運動串起來。改革時期歷史不是沿一條主線延伸，而是呈扇面展開，內容比過去豐富得多，涉及制度變革和社會變遷各個領域，這對於研究者的知識儲備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按時間順序排列史實得出結論，這種習常的方法在處理比較簡單的課題如考証具體事件時有效，但在處理比較綜合的課題時就捉襟見肘，要揭示宏大事件發生的內在機理就要有一些思辨力，有一點兒多學科知識的訓練。否則對學界討論得很熱鬧的話題，你會感到一頭霧水，不能進入。寫出來的文章，難免流於表面化。

改革史研究的進入，當然首先要在搜集資料上下功夫。政策文本的閱讀和梳理還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停留在對文本的解讀上，只是拿來幾份文件抄來抄去，這樣是做不出什麼好文章來的。我覺得資料搜集有幾個方向是值得重視的，一是查閱檔案。去年華東師大韓鋼與其他機構共同申請到一個課題：當代中國農村民間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他們組織學生正在做大量的工作，証明地方檔案館隻要有正當理由還是可以進去查閱檔案的。我希望這項工程能延伸到改革開放時期，至少延伸到上世紀80年代。干這件事需要依靠某種平台組織眾多人力來完成。二是到專業刊物中去淘寶。1979年以后的一個可喜的現象是公開和內部出版物眾多，重大決策引入了咨詢機制因而透明度增加。相較於過去隻搞規范研究，80年代以后興起實証研究的風氣，這種研究會留下許多重要歷史信息，當年大量國內調查報告、國外考察報告、重大理論問題的討論、重大政策形成的背景資料，重大改革進程的實証分析，都具有史實價值或史識價值。刊物眾多，文章海量，要沙裡淘金，需要有敏感度，有問題意識。三是搜集私人性的資料。包括一些人留下的日記、工作筆記、會議記錄，一些參與者和知情人的回憶著作文章等，其中有些史料價值很高。與這類似的就是做口述史，現在已經有許多機構或個人在做。我有幸參與了一個機構的口述史項目，採訪了不少比較高層的親歷者，有學者，有官員。這兩類史料有其特殊的價值，它讓你從表面進入到內幕，了解問題的復雜性，幫助你把歷史的碎片串聯起來，使死的材料活起來，使你對歷史的感知有立體感。當然，無論回憶文章或口述史料都有它的缺陷，同樣一件事不同的參與者會有不同的陳述，但這不要緊。歷史研究本來就是拼圖，拼版足夠多，就可以相互參照，大體還原歷史的原貌。只是這一類資料各機構都據為己有，很難整合成公共平台，供大家利用。

另一個需要用功的方面是大量閱讀。這對於治改革史尤其重要。一個好的研究集體應當是多學科的人員搭配。現在有一批年輕黨史研究者都有多學科的訓練，這是值得欣慰的。沒有多學科的訓練也不是沒有辦法補救，主要是通過廣泛閱讀來拓展自己的知識領域，至少做到能看懂，能對話。閱讀還可以幫助你形成全新的問題意識，找到感興趣的話題。任何熱議的現實話題都有它的成因，都可以從史的方面考察。而一些著名學者關於改革進程的著作能給你提供直接的幫助，如薛暮橋的回憶錄、杜潤生的《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這樣的著作不僅提供了不少珍貴的史料，而且為你理解改革提供了一條捷徑，讀一些社會學家依據實地考察做出的課題會大大豐富你的認識。本人從這種閱讀中獲益良多，我把它叫做“借船出海”。當然，不是說要求自己成為哪方面的專家，作為歷史學者還是要守住自己的本分，不班門弄斧，越俎代庖。在這方面我是有意識地保守，避免把活的歷史裝進某種既成的理論框架內，慎用自己都弄不太清楚的新概念、新詞匯。不是拒絕借用新方法來分析問題，但結論必定是依據事實，而不是主題先行，六經注我。我一直認為，任何看似“深奧”的問題都可用淺顯的語言表達出來，關鍵在於你是否真正吃透了它，吃不透的東西最好不用，力爭把文章寫得通俗易懂。現在思想界很熱鬧，各種思潮紛呈，爭論得很厲害。對於這種論戰，我的態度是關注但不卷入。不是說沒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還是應當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凝視這個時代”。一旦摻和進去，選邊站，很難不失去客觀立場。如果站在一個相對超脫的立場，你會發現爭論雙方可能都有其合理成分又各有盲點。有一個現象，凡事不從事實出發，甚至不屑於了解事實，而是價值預設，主義先行，依據一種理念包打天下。有時爭論某個問題，不用看內容隻看作者的名字就知道他的結論了。歷史學者首先應當尊重事實，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總是不那麼肯定，一方面自知學識有所不逮，對事實了解有限﹔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態度，天生對問題復雜性抱持一種敬畏。其實，所有人的觀察都是“盲人摸象”，隻觀察到一部分真相。不相信誰參透了所有中國問題的真諦，掌握了解決所有問題的命門。對那些視民眾為群盲的自命不凡者，更應保持一個距離。這裡還要注意一個變化，80年代的爭論主要基於觀念或意識形態分歧，90年代以來的爭論許多都是利益之爭。屁股決定腦袋，許多言論有意無意為利益代言。這在一個利益分化的時代不奇怪，但增加了你鑒別的困難。改革史太過切近，許多事情還要看，最好不要把話說得太滿了，這是一個史者應該保持的冷靜。

改革史研究應當從專題和個案研究入手。真正有價值的研究都是從專題研究和個案研究開始的。不是說宏觀研究不重要，但宏觀研究必須要以微觀研究為基礎，專題和個案了解得多了，歷史的整體感也就慢慢顯露出來了。一開始就想搞出一個自己的敘述體系，隻會是事倍功半。做專題研究也是一個藏拙的辦法，選擇性靈活。避開自己的知識短板，做自己能夠駕馭的題目，避開自己難以駕馭的題目。我的專題研究大都側重於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因為自己感到對經濟不太隔膜，也是興趣所在，而駕馭其他題目比較吃力。當然也考慮到話題的敏感度，暫時避開敏感話題也無可厚非，否則隻能做無用之功。當然有人願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藏之深山，那又是不一樣的境界了。專題研究還有一個好處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飯，能搜集到什麼材料就做什麼文章，材料不足暫時擱置起來。當然，如果是一個研究集體，可以把面鋪得開一些，做有計劃的資料搜集。改革開放史的研究可以說還是處女地，可選擇的有價值的題目實在太多了。隨便舉個例子，80年代的鄉鎮企業曾經享譽全國，許多人對它寄予厚望，認為是“中國特色”的重要標識，有望“超越私有制邏輯”。然而在90年代鄉鎮企業幾乎悄無聲息地全部改制，集體產權大都通過WBO(管理者收購)方式私有化了，與此相聯系的是90年代以后的國企改制，也是相當激進的。對這樣的重大制度變革很值得從歷史角度進行考察，包括做個案研究，當然必須作獨立調查，不能隻依據地方官員和主流學者提供的說法和材料。通過個案研究你會發現不一樣的歷史，甚至可能得出與流行說法不一樣的看法。再譬如，城鄉分割體制的鬆動真的促進了社會流動嗎？據有的專家觀察，目前社會階層和利益結構有固化的趨勢，社會的層級流動反而比過去更加困難了。究竟怎樣，需要作細致的實証研究。專題和個案研究也要有所選擇。所謂“魔鬼在細節中”，並不是任何細節都有歷史價值。依我看，判斷一個專題的價值應當看兩點，一看是否具有統計學意義，二看是否具有趨勢性意義。純粹偶發性事件不值得去深究，盡管有時被輿論炒熱。

三、我對改革史的一些理解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並不是從中國開始的，但迄今大多數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都失敗了。中國的市場化轉型沒有導致經濟衰退和體制崩潰，而且推動了中國持續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把它稱為“中國奇跡”，都是世界矚目的事。國內外學者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模式”的解釋很多。

從起源上說，中國70年代末走上改革道路，肯定是因為有一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帶來了兩大災難性后果：一個是傷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階層，特別是精英階層都傷害了。第二個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問題已經成為很重大的政治問題。這兩個問題促使黨內和知識界對於我們過去所走過的道路進行深刻的反思。1978年大批官員出國考察，看到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巨大差距，更加強化了這種危機意識和緊迫感。在1978年最早醞釀對外引進和體制改革問題時，高層幾乎沒有出現什麼意見分歧，在某種意義上說大家都是改革派，包括華國鋒對改革和引進都持積極的態度，因為大家都希望盡快擺脫“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走出貧窮的困境。其實，任何改革都是因為面臨某種危機。沒有危機，沒有普遍的危機感，不可能形成改革共識。

當然，1978年所以容易取得共識，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目標的模糊性，或者說，當時理解的改革是有限的。當時提的是管理體制改革而不是經濟體制改革。最初的改革如放寬農村政策讓農民休養生息、擴大企業自主權以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發展非國有經濟以緩解就業壓力等等，都是應對危機的舉措。我們設想一下，如果1978年就有人提出搞市場經濟，允許私有制大發展，在黨內百分之百通不過。

爭論是隨著改革逐步深化而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市場化改革之所以很難突破，除了既成利益格局的阻力，關鍵在於意識形態障礙。傳統的社會主義有三大原則：第一是堅持公有制，第二是堅持計劃經濟，第三是堅持按勞分配。換句話說存在三個戒律：一不能搞私有產權，二不能搞市場經濟，三不能搞雇工剝削。這些觀念是根深蒂固的。中國80年代的分歧大部分不是利益之爭，而是觀念之爭、意識形態之爭，不要以為觀念之爭比利益之爭好解決，觀念之爭面臨一個信仰的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在改革初期支持改革的人后來越來越質疑改革，根源就在於改革已經越過了上述信條。

這些信條是怎樣被逐步打破的呢？這與中國的改革路徑有關。一般都認為，中國改革與蘇聯東歐改革有“漸進”與“激進”之別。中國沒有採取任何一攬子解決方案，而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不斷的局部試驗逐步推進。這確實是中國改革實際走過的道路，但需要補充的是，走這條路既是一種改革策略，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唯一可能的選擇。改革之初，以中國領導人和知識界的認知程度，不可能提出一個清晰的路線圖，隻能走一步看一步，試探著來。一般稱鄧小平為改革的總設計師，但鄧小平不是對具體改革方案的設計，而是一種戰略上的謀劃，提出了一個分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藍圖以及實現這個藍圖的基本方略，即堅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定而又有秩序地推進改革開放。這比直接提出一個整體改革方案容易繞開意識形態爭論取得共識，為各種改革試驗提供正當性。至於具體改革怎麼搞，鄧小平的方針是鼓勵各地試驗，取得經驗，全國推行。中國改革在宏觀政策上採取了一系列雙軌過渡的方式。整個80年代對國企改革作了許多探索，核心是放權讓利，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但沒有從結構上進行大改。率先在農村、鄉鎮企業、城鄉個體私人經濟和對外開放等“體制外”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逐漸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在計劃體制之外形成了很大一塊市場經濟，這就造成一種競爭態勢，倒逼國有部門改革。因此有人認為中國改革，與其說是漸進式改革，不如說是 “體制外先行”的改革。

對於這種局部試驗、雙軌過渡的改革路徑，一直存在爭議。當時東歐和西方一些經濟學家提出，這種雙軌並存的體制必然會帶來混亂，就像開汽車，既可以右行，又可以左行，肯定會發生撞車。國內也有人指出，局部試驗太多會造成新舊體制大量的摩擦和矛盾，價格雙軌制帶來“官倒”和大量的尋租空間，主張改革應當有整體設計配套推進。主觀上看，決策層並非不想作整體設計，全面推進。1979年底，當時的體制改革組就提出一份改革方案，1982年成立的國家改革委員會職能就是搞方案設計的。據說80年代研究機構一共拿出了14份方案，這些方案研究不是沒有價值，它推動了人們認識的深入，然而大多數只是抽屜方案。隻有一次，就是1986年的價稅財聯動的整體方案被趙紫陽接受，成立機構准備推行，最終擔心風險難以控制，各部門利益無法協調而擱淺了。原體改委副主任安志文說，80年代凡是設計的方案都沒有行得通，反而一些地方性的試驗取得了突破，“如果具體的改革辦法都由國家來設計，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漸進式改革盡管不是一個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個可行的改革模式，有利於分散風險，減少阻力，也減少了掉進理性陷阱的機會。更為重要的是，給執政黨、干部隊伍和普通民眾一個學習和適應的過程，一個逐步取得共識的過程。真正使干部隊伍觀念發生轉變的，不是灌輸了多少理念，而是改革本身的不斷發展和取得的成就。對於80年代的國企改革和宏觀改革，部分經濟學家評價不高，從這些改革本身看，的確沒有取得多少突破，但從全局看也可以作不同的評價。它對整個國民經濟起到一個穩定作用，當時基本保障制度沒有，就業市場也沒有，貿然讓大批企業破產、職工下崗，非釀成大亂不可。80年代國有企業的局部改革釋放出一定的市場空間，事實上沒有妨礙反而有利於體制外經濟的發展，也為90年代國企改制積累了經驗。

關於中國改革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強調政府主導的作用，領導人個人的作用，似乎改革都是預設的，改革進程都在掌握之中﹔一種認為中國是一場“邊緣革命”，是社會的邊緣力量起的作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完全是“人類行為的意外結果”。這兩種解釋各自說明了一個方面的事實。依我看，中國改革是一個高層放手、地方試驗和民間突破上下互動的過程。地方試驗大都也是地方政府主導，例如興辦經濟特區就是中央與地方共同推動的，很難歸類於所謂“邊緣力量”。頂層設計與地方試驗究竟哪一方面起了主導作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情況，改革初期地方試驗更多些，但也不能否定中央政府的作用，后期頂層設計的味道更濃，但也不能忽視地方和民間發揮的作用。我們看到，80年代有些改革完全不在決策者預料之內，如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鄧小平說沒有想到。80年代的許多故事發生在地方和民間。浙江最具有典型性。浙江黨史辦的人查閱，在浙江《大事記》的記載中，80年代浙江省政府費力最多的是國有企業改革，發出的文件最多，大事也最多。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專業市場等，省級政府沒有單獨下發過文件，也無扶持的措施。隻有一些市、縣政府出台過相關規定。結果是，費力最多的國有企業成效不大，所佔比重從1980年的60.6%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0%，而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卻“無心插柳”，成了浙江經濟的主體。（姚先國：《浙江經濟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為評析》，《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市場機制一旦引入就具有為自己開辟疆域的力量，我理解科斯所說的“邊緣革命”就是指的這種市場力量。所謂市場力量並不玄奧，就是指進入市場的各類主體為追逐利益自發地拓展市場，這種力量是巨大的，是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所謂市場經濟的效率由此而來。那麼，是不是說中國改革完全是自發力量推動的呢？絕對不是，市場的發育與政府的放權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我們說農村實行家庭經營的改革是農民的願望和選擇，但這是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的選擇，在這場改革中，從中央到省、地、縣、社都看到一些領導干部的身影。單有農民的選擇，沒有領導者的思想轉變和政策的跟進，農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全國性的突破。一個很好的反例是，歷史上農民多次包產到戶的要求，都由於政策強行糾正而未能如願。多數地區鄉鎮企業的興起也離不開國家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扶持。

中國改革，觀念變革與實踐演進是一個互動過程。究竟是觀念的突破推動了實踐，還是實踐的突破推動了觀念變革？我認為這兩種情況都存在。這裡有知識界特別是經濟學家們作出的巨大貢獻，思想史、觀念史本身就是改革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不了解理論界思想界討論什麼問題，不了解他們的分歧和爭論，你就不能深刻了解中國改革。早期改革，薛暮橋、杜潤生、馬洪是被公認的起作用最大的官員型經濟學家。當然不只是他們，還有一大批學者包括一批中青年學者參與了改革方案論証、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學者們的廣泛討論對推動改革的意義，不只是提供決策咨詢，更在於對廣大民眾的思想啟蒙。不過我還是認為，推動觀念突破更大的動力來自實踐。第一是別人的實踐。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化，對國際經驗的了解的增加，幫助中國人特別是干部隊伍逐步接受了市場經濟的一系列觀念，所以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應當說是開放改革，開放推動了改革，推動了中國的觀念變革。第二是我們自己的實踐，這是主要的。改革的成效為自己開辟道路。譬如農村承包制改革，開始爭論最大，后來成為最沒有爭議的改革。為什麼？一是增產效果顯著﹔二是城鄉居民和國家都受益﹔三是改革過程較好地體現了公平原則。

中國改革過程是一個不斷做適應性調整的過程，我們一般講“與時俱進”，用另外一個詞可以叫“順勢而為”，所謂形勢比人強。“勢”沒到想做做不成，有些觀點由於過分超前不被接受﹔“勢”到了迫使理論上有所突破，政策上進行調整。比如說股份制，80年代世界銀行的人提出一個建議，是不是可以搞股份制，趙紫陽征詢德國五賢人委員會主席施奈德的意見時，他也建議搞股份制。當時提出的還不是公私相互參股的股份制，而是不同國有企業之間互相參股。但是當時條件不具備，最后搞的是承包制，隻有到了90年代后股份制才逐步成為國企改革的選項。再譬如關於所有制的規定，從以公有制為主體到以公有制為主導，到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觀念一步步前進，防線一步步退卻。原因不在於誰的意見佔了上風，而是因為經濟結構發生重大改變，私有經濟已與國有經濟平分天下，如果再堅持傳統說法，所謂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就越來越縮小了。中國改革始終是問題導向，在許多情況下是實踐推動政策走，觀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對事實的追認。

中國改革模式的選擇有它的路徑依賴。盡管唯物史觀有諸多質疑，我還是相信馬克思說的這段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頁。）觀念改變歷史，但歷史同樣制約觀念。歷史從來就不是一張白紙任人涂抹。這裡就涉及一個熱點話題：如何看前后兩個三十年的關系。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不是個問題，歷史本來就不可能人為地割裂，后期的走向都要受到前期遺產的影響，問題在於要分析這種影響的性質。我以為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一方面，改革發生在后三十年，改革的種子卻孕育在前三十年。沒有前三十年的實踐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改革，這種實踐有成功有失敗，有經驗有教訓，教訓居首。如果前期發展得很順暢，哪來的改革？改革是一個轉向，是發展模式的重新選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相去甚遠了。另一方面，改革又有很強的路徑依賴，受到起始條件的約束，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更多的可能是一體兩面，兼而有之。這些約束或隱或顯，隻有在與參照系作對比時才能看得清楚。國內外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國不同於蘇聯東歐的一些結構性因素，影響到改革的不同路徑選擇和不同結局。也有國外學者將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作比較，認為中國的發展成就部分歸因於早期改革的成果，這些觀點可以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

四、改革史研究同樣要有反思的精神

中國近30年的改革帶來了巨大的改革紅利，維持了35年年均 9.8%的高速增長，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中國改革總體上是成功的，這是國內外主流的看法。當然也有人認為原蘇聯東歐國家的轉型比中國有更好的前景。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看不出有這種前景。事實是：“中國的快速發展他們沒有，我們存在的問題他們也都有，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林毅夫：《中國學術界不能隻引進》，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2014年8月13日。）我比較認同這種判斷，中國目前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這是我討論的前提。

然而，這並不意味中國改革沒有應當反思的地方。現今的中國就像狄更斯筆下的“雙城記”。一方面全世界都在熱議中國崛起﹔一方面“中國奇跡”的背后積累了太多的矛盾。財富的巨大涌流帶來貧富急劇分化，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腐敗現象泛濫，官商勾結權錢交易隨處可見﹔粗放型增長導致生態嚴重惡化。中國的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對中國改革史的梳理和總結，既要揭示“中國奇跡”的邏輯，也要反思“中國問題”的成因，才算是全面的。我們當然要警惕借反思之名否定改革，但也不能拒絕反思，把任何反思都斥之為反對改革。反思精神是當代史研究的靈魂，無論其研究對象是革命還是改革，概不例外。

觀察中國改革，有幾個維度我認為很重要。第一，應當承認理性的局限。改革本身就是一場試驗，而且是一場巨大試驗。凡試驗都會有對有錯，有成功有失敗。再縝密的論証都不可能窮盡所有因素，再好的方案設計都不可能沒有漏洞，改革沒有最優選擇，隻有次優選擇。第二，改革是有成本的，沒有免費的午餐，沒有不付出成本的改革，一項改革可能產生多重后果。每一階段改革都是為了解決當時突破的矛盾，但同時可能引出新的矛盾，許多是事先難以預料的。第三，改革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有人受益有人受損，“帕累托改進”的機會很少，80年代的農村承包或許接近“帕累托改進”。除此之外很難找到其他例子。從長期看改革會讓所有人受益，但近期必定會讓一部分人承擔代價。第四，整個改革過程始終存在復雜的利益博弈，再縝密的方案也抵不過無數利益相關者的精明計算，利用政策漏洞追逐自己的利益，或將改革向有利於自己利益方向扭曲。恩格斯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有無數個力的平等四邊形”融合為“一個總的合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748頁。）。中國改革也是一種合力。一項政策實施的結果完全與它的初衷相吻合，這樣的機會很少。有超預期的改革，典型的是農村改革，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民工潮推動的城鄉一體化社會變遷。這些都不是設計出來的，但取得了超預期的效果。更多的情況是達到部分目標也引出了新的問題，例如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就是這種情況。也有的改革違背它的初衷，如住房、醫療、教育改革等都沒有解決它想解決的問題，甚至進一步加深了矛盾。當然對這些改革的評估有分歧。

中國人有一個思維定勢，功勞歸於一個人，過錯也歸咎於一個人。其實歷史是極其復雜的，有許多不可控的因素在裡邊。財富迅速向少數人集中，這種趨勢的出現是鄧小平沒有預料到的，也肯定不是他想看到的。鄧小平的設想是，把發展生產力與實現共同富裕放在一條時間軸上，先把蛋糕做大，再來合理分配蛋糕。他設想，到20世紀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分配蛋糕的問題。辦法就是讓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稅，幫助落后地區。然而鄧小平很快發現，實際情況並沒有這麼簡單，不只是地區差距，尤其是貧富分化。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同其弟弟鄧墾有過一次談話，他說：“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他警告說：“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64頁。）

可見，一個過程開始了就有其自身的軌跡，強勢如鄧小平也不能完全掌控。

然而，改革本身並非沒有反思的余地。我認為至少應在兩方面作反思。一是指導思想存在偏差。中國改革是從擺脫貧困開始的，因此一直沿著發展主義的思路前行，發展是硬道理。據此，80年代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這在當時並不算錯。問題在於在執行中變成了隻顧效率，不顧公平。地方政府追求GDP至上，著眼於甩包袱，熱衷於招商引資，儼然成了有限責任公司，發展出被稱之為縣際競爭的特殊制度。對這種制度是優是劣，看法不同。張五常認為，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制度，是創造中國增長奇跡的主要因素。國內學者大都持負面評價，認為它使政府職能錯置，扭曲了市場經濟。我們暫且不評價它的優劣，有一點是肯定的，公司型政府在政策執行中本能地注重效率而忽略公平，在利益分配上本能地維護資本而不是勞動。在輿論場，一種類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調大行其道，為掠奪財富的叢林現象張目。現在人們談論貧富分化，都集中在貨幣性收入分配上，我認為這是有意無意遮蔽主要事實。當前的貧富分化主要不是工資性收入的不平等問題，而是一個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問題。國企改制中的資產流失、國家礦產資源轉讓中的利益輸送、証券市場的造富運動、房地產泡沫中的利益鏈條、土地征收強制拆遷中的利益掠奪等等，構成了一系列財富分配的逆向調節。這當中政策設計是否得當，很值得思考。

另一個需要反思的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始終沒有形成有效制約權力的制度，公權力私有化，腐敗愈演愈烈，直至危及政權的根基。任何一個國家，隻要有足夠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就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但中國現今的問題具有轉型期的獨有特征，這是兩方面歷史因素的契合，一是毛澤東時期的集權制遺產，一是市場化轉軌釋放出來的尋租空間。過去訴諸群眾運動和階級斗爭，用翻燒餅的辦法阻止特殊利益集團固化，造成了無盡的傷害。一旦不搞運動，失去階級斗爭這把利劍和群眾運動的壓力，同時失去道德和理想的自律，加上財富大量涌流和無處不在的尋租空間的誘惑，原本就沒有制衡的絕對權力大面積腐敗就不可避免了。中國改革和發展是政府主導的，不可否認，近30多年中國的發展奇跡，政府是一個推手。然而，一個掌握著巨大資源的強有力的政府是一把雙刃劍。政府（實質是官員）之手伸得太長，公權力過度介入市場，其結果必然是權力尋租現象的廣泛產生。

應當承認，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制約權力的濫用，但也不能忽視對市場的法制建設和監管。市場經濟是趨利性經濟，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創造效率奇跡的魔力所在。市場經濟的理想狀況是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自然導向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增進。然而，這種純粹的市場經濟隻存在於理想主義者的頭腦之中，現實中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完美的。資本的貪婪與權力的貪婪都基於人性的貪婪，沒有規制的市場隻會充斥騙局和掠奪，最壞的情況是權力與資本的合謀與分賬，前面提到的那些情景，大都看到官商勾結聯手分贓的身影。我們既不能放縱權力，也不能放縱資本，推進市場化改革不意味減輕政府的職責。

（本文作者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上海200241）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