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和常香玉：中共領導人同藝術家友誼的典范

習仲勛在20世紀50年代曾主管中央宣傳部和政務院文教委工作。在此期間，他看文藝演出的機會比較多，對京劇以及豫劇、粵劇等地方劇種產生了濃厚興趣，同戲劇界的藝術家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在習仲勛交往的眾多戲劇界人士中，有一個地方劇種的藝術家和他非常熟悉，她就是被譽為豫劇五大名旦之一的常香玉。

常香玉率團義演捐贈飛機，得到習仲勛的大力支持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次年6月，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向全國人民發出了為志願軍捐獻飛機、大炮、坦克的號召，全國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捐獻武器運動的高潮。已於1950年8月把香玉劇社遷回西安的常香玉知道后，就同丈夫陳憲章商量要為國家捐贈一架飛機。於是，她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寫了一份報告，表達了自己捐獻飛機的願望。

時任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知道此事后，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愛國義舉。他指示說：“就用香玉劇社的名義進行義演，好！”西北局有關部門還在習仲勛的主持下，組織由宣傳部、文化部及西北文聯等有關方面領導參加的座談會研究了這件事情。西北局文聯主席馬健翎介紹了常香玉的情況。

習仲勛聽完后總結說：看來，常香玉是來自人民並深知人民之苦的。人民有恩於她，她用義演來給災民募集衣食，是一種朴素的階級感情，也是一種愛國行為。她在解放前同情人民的苦難遭遇，到解放后又熱愛共產黨、熱愛新中國，這在邏輯上來講更是必然的。因此，我們要重視她的愛國行為。她要用義演來捐獻一架戰斗機，我們要支持她。事情如果成功，這在西北、在全國可以說樹立了一個好的榜樣。習仲勛又說：這件事情，我要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匯報，爭取黨中央領導人的支持。

在這次會議之后，為了幫助常香玉搞好義演，習仲勛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馬運昌、毛雲霄、荊樺三名干部協助劇社從事捐獻演出工作。西北局宣傳部還通知常香玉，要她把劇團整頓好，並做好動員工作，准備募捐演出。這架戰斗機按當時的幣值是15億元人民幣。常香玉下定決心，並做好了艱苦奮斗的思想准備。

當時，香玉劇社還是個民營劇團。劇團有一部大卡車，是他們流動演出時拉衣箱的。為了義演，常香玉把它賣了，把首飾也全部賣光，以用作演出基金。為了不影響演出，她把三個不滿10歲的孩子送到托兒所，帶領59名演員踏上了義演募捐的征程，並公開宣布：劇社的演職員不拿報酬，所有義演收入全部用於為志願軍購買飛機。

捐獻義演自1951年8月5日開始，常香玉和香玉劇社的演員們從西安出發，半年時間裡，先后在河南省的省會開封、平原省的省會新鄉、湖北省的省會武漢、廣東省的省會廣州、湖南省的省會長沙等地演出。常香玉帶領劇社終於實現了捐獻一架飛機的願望，捐款全部寄到北京的抗美援朝總會。抗美援朝總會會長郭沫若高興地給飛機命名為“常香玉”號。

常香玉在回憶這段義演經歷時說：《花木蘭》在西安一炮打響，場場爆滿，這可不光是俺常香玉演得好，是黨和政府支持俺的結果。打開報紙看，宣傳香玉劇社的文章一篇接一篇﹔擰開話匣子聽，每時每晌都有贊揚俺《花木蘭》的聲音。要不然老百姓有幾個人知道常香玉演出《花木蘭》呀。打從捐獻義演開始就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受到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同志的熱情支持。

完成捐獻一架戰斗機的任務后，常香玉於1952年2月回到西安，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西北文聯專門為她舉行了慶功大會。中國人民志願軍、朝鮮人民軍到西安訪問的將領，也參加了這次慶功會。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代表在致辭時，一再贊揚常香玉的愛國行為。

為了回顧捐獻義演這段不尋常的歷程，陳憲章向有關部門寫了一份總結，作為工作匯報。西北局宣傳部部長張稼夫把這份總結轉呈給習仲勛。習仲勛審閱了這份材料，在上面作了“愛國主義的典范”的批示。

習仲勛還在辦公室親切地會見了常香玉和陳憲章夫婦。習仲勛對常香玉說：“你和你的劇社，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獻一架飛機，這對志願軍、對全國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當之無愧的愛國主義的典范。你們的愛國壯舉，在全國乃至國際，都有很大的影響。”常香玉說：“義演捐獻是我應該做的事。我們不能去前線打仗，但是我們會演戲，隻能用這種方式盡到我們的責任。因為有黨和政府以及廣大群眾的支持，才順利地完成了任務。謝謝習書記的鼓勵。”習仲勛還說，他看過常香玉演出的《花木蘭》《拷紅》，說常香玉唱腔好聽，吐字清晰，不用看字幕就能聽明白，夸獎常香玉練出了真功夫。接著，他又問了常香玉的生活情況，問了劇社的現狀，說有什麼困難可以找西北局宣傳部和文化部幫助解決。

1952年國家正處於經濟恢復時期，尤其是貧窮落后的大西北，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作為西北局的主要領導人，習仲勛可謂日理萬機，可他還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關心常香玉，關心一個民間劇團，這種深入實際、禮賢下士的作風，讓常香玉十分感動。

在習仲勛的關懷下，常香玉成為豫劇領軍人物

1951年秋，毛澤東提議習仲勛擔任中宣部部長。毛澤東在同胡喬木、林默涵談話時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得知自己即將擔任中宣部部長后，習仲勛曾向毛澤東反映，自己難以擔當起領導全國宣傳文教工作的重任。毛澤東講：“關鍵在於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1952年9月，習仲勛正式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習仲勛調任中宣部部長后，主持制定了“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團結了大批的藝術家。

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4日，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參加會演的有京劇、評劇、豫劇、河北梆子、晉劇、秦腔、眉戶戲、越劇、淮劇、滬劇、閩劇、粵劇、江西採茶、湖南花鼓、湘劇、漢劇、楚劇、川劇、滇劇、曲劇、桂劇、蒲劇、昆劇等23個劇種的37個劇團、1600多名演職員，共演出82個劇目，包括傳統戲63個，新編歷史劇11個，現代戲8個。這是戲曲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交流活動。大會成立了由52人組成的評獎委員會，對參演的劇目、演員及有關藝術創作人員進行了評獎，以推動戲曲藝術的進一步改革和發展。毛澤東為這次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這次演出，無論演出劇種，還是演員總數，正如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在大會總結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像這樣大規模地把民族戲曲集中展覽，在中國戲曲史上還是第一次。”在這場全國戲劇界的盛事中，剛剛擔任主管黨和國家文藝工作領導人的習仲勛嘔心瀝血，多方協調，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觀摩演出之前，先由各大區舉行會演選出劇目，再由大區文化主管部門選出劇目向北京推薦。香玉劇社在北京會演的劇目是《花木蘭》。該劇是從西北被推薦進京的，擔任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觀看過《花木蘭》並予以高度評價，對常香玉率團進京演出也給予支持。會演結束后，七人獲得全國榮譽獎，這榮譽是很高的。在七位入選者中，京劇五人為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蓋叫天和王瑤卿，地方戲二人為常香玉和袁雪芬。當年，梅蘭芳58歲，程硯秋48歲，周信芳57歲，蓋叫天64歲，王瑤卿更是71歲高齡，而袁雪芬隻有30歲，常香玉才29歲。常香玉主演的豫劇《花木蘭》榮獲演出獎二等獎。29歲的常香玉和京劇大師們一起獲得全國戲劇的榮譽獎，這是和習仲勛的關心愛護分不開的。自此以后，常香玉成為了豫劇界的領軍人物。

習仲勛拍板決定陳憲章陪同常香玉入朝演出

在“常香玉”號戰斗機飛赴朝鮮戰場的時候，一位名叫常寶昆的藝術家赴朝鮮前線慰問志願軍時不幸犧牲。這件事對常香玉觸動很大，她和陳憲章商量后，決定向上級提出赴朝鮮前線慰問的請求。

陳憲章解放前曾在國民黨三青團工作過，盡管沒有任何反革命事實，但還是引起一些人的警覺，具體到赴朝慰問演出這樣重大的政治任務時，陳憲章能否隨團赴朝就成為有關方面領導頗感為難的一件事。陳憲章開始被允許后又被拒絕赴朝，常香玉想不通，於是在1953年3月16日給周揚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常香玉說：

我的愛人陳憲章曾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在反動派三青團做過三年工作，我們結婚后他就脫離了。我愛新中國，我愛共產黨和毛主席，當然他應該向政府把歷史徹底交代清楚，為此他不去，我當然毫無意見。不過領導上在事前並不是這樣談的，說是為了修建香玉劇院，說是建筑很重要不叫他去，而我總認為朝鮮的工作是重要的，我不同意。原因是自香玉劇社成立以來，全部的工作都是他領導。我是社長，他是副社長，但我是隻演戲不做其他工作的。赴朝慰問我認為是我最具體的愛國表現，更是一件大事，我是下了很大決心的。

憲章又確實是我一個最得力的助手：我的工作靠他安排，我的生活由他護理，我的學習由他幫助，我的講話稿和所發表的文字又都是靠他寫的，所以從劇社工作上他是執行副社長，從我個人的工作上他是我的助手。為了要把這次的工作盡力做好，所以當時我曾提出來，叫憲章不搞劇場參加赴朝工作。

后來，文化局才提出不叫憲章去，是他歷史沒作結論的原因。但張局長和陳若飛科長的談話，互不一致，使我思想上很不明白：因為第一次在西北決定赴朝時，劇社隻有五個人，是包括憲章在內，憲章並曾主動提出了他的歷史問題，領導上仍是決定他去。第二次在北京會演時，決定去四十三個人赴朝，又決定他去的，沒有什麼問題。在政務院給毛主席和許多次演出時，憲章也曾主動提出來他的歷史問題，經西北的干部和政務院保衛機構聯系，仍決定叫憲章領著去演出，這些都沒有問題，我問他們，他們說曾提出過保証。但這一次不叫憲章去，我當時無法想明白這個問題。

周揚收到常香玉的信后，就讓文化部和公安部協商。在征得文化部批准和公安部同意后，1953年3月22日，周揚將常香玉的信轉給習仲勛，並寫上了自己的意見：“仲勛同志：常香玉來信，請閱。關於她愛人去朝鮮的問題，已商得中央公安部同意，允許他去，並已電話告西北。特告。”最后，身兼中宣部部長和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拍板批准香玉劇社編入中國人民赴朝鮮慰問文工團第五團（即西北大區慰問團），常香玉任副團長，陳憲章擔任豫劇隊隊長，一同赴朝慰問演出。

習仲勛和常香玉互相關心“文革”時的遭遇，並對即將到來的黎明充滿了希望

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小說《劉志丹》被打倒。在“文化大革命”中，習仲勛又遭到迫害。

“文革”開始后，許多藝術家受到迫害，常香玉也未能幸免。1966年6月6日，常香玉被批斗。此后，她長期被批斗、關押，就連父親去世都未能見上最后一面。造反派給常香玉捏造了“三反分子”“反革命”“大地主”“大資本家”“大戲霸”“中統特務”等罪名。常香玉曾經從早上6點開始被批斗，一直到次日凌晨2點多，站那兒不吃不喝，最后昏死過去，醫生打針才搶救過來。但常香玉心中有一個信條，那就是戲比天大，自己隻要活著就不能沒有戲。

粉碎“四人幫”后，各地紛紛安排布置各種演出慶祝粉碎“四人幫”，常香玉也得到了任務。恰巧當時郭沫若發表了那首傳誦一時的詞作《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杰，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在陳憲章的提議下，常香玉把這首詞譜成豫劇曲調，四處傳唱。1977年元旦，在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前身）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的“迎新春慶勝利”演唱會上，常香玉再次演唱了這首詞，獲得極大的反響。郭沫若看到這場演出之后，感到十分滿意，寫信稱贊：真沒想到，用豫劇的曲調唱這首詞效果會這麼好，這是其他任何曲譜都不可能達到的效果。

1977年12月27日，常香玉調任河南省戲曲學校校長。而此時的習仲勛也迎來了黎明的曙光。1978年2月中旬，在葉劍英和胡耀邦等中央領導的關懷下，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書記負責，速將在洛陽的習仲勛接回省委，護送進京。河南省委迅即派人於當天晚上趕赴洛陽。2月22日，習仲勛乘坐火車離開洛陽，到達鄭州。當晚，他住在中州賓館。同樣尚未完全“解放”的常香玉（1979年3月14日，中共河南省委正式為常香玉平反，因她遭受迫害而受到株連的親屬、干部及文藝工作者也一律平反）特地去看望他。

常香玉對習仲勛說：你在洛陽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許多委屈，一定很累吧，身體還好吧？習仲勛說：累算啥，下去鍛煉鍛煉有好處。身體很好，每天早上跑15裡，還能工作。他還問起常香玉在“文革”中的遭遇。常香玉說：挨的批斗，受的折磨就不用說了，后期在西華農場住了三年，學到不少本領，知道怎樣給蘋果樹剪枝，知道怎樣才能讓它挂果，用架子車拉土運糞，用巧勁兒才能一下子倒淨。通過勞動鍛煉，才真正知道一粥一飯來之不易。常香玉表示自己還能演戲，每天都在堅持練功。習仲勛說：這很好，練功要堅持，藝術要提高，總的來說，要不斷前進，要向前看。

后來，習仲勛主政廣東，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時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膽嘗試，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開創了廣東發展的新局面，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航程。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習仲勛得到徹底平反。

習仲勛要常香玉寫一部回憶錄，拍一部電視劇

1981年3月，習仲勛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習仲勛仍關注著常香玉的藝術事業。而此時的常香玉已重新煥發出了藝術的青春。

1982年1月13日至3月14日，常香玉和鄭州市豫劇團進京演出《花木蘭》和陳憲章編寫的現代戲《柳河灣》。為了培養青年演員，花木蘭這個角色是由常香玉和她的學生虎美玲、王希玲三人共同承擔完成的。一天，習仲勛到劇場看戲，前面的演員他不認識，常香玉在后面的戲不長，再加上他多年沒有看常香玉演戲，當時沒有認出來，劇終后他即退場。但當隨行人員告訴他最后扮演花木蘭的是常香玉時，習仲勛立即轉身返回，特地來到后台向常香玉和學生們表示祝賀。后來，習仲勛又約見常香玉，提出要她寫一部回憶錄，拍一部電視劇。這才有了《戲比天大》一書和電視連續劇《常香玉》。

常香玉每次去北京開會，都會去看望習仲勛和他的夫人齊心。習仲勛也都會留常香玉一起吃飯。齊心知道常香玉愛吃青菜，每次都給她做大米稀飯和菠菜湯。

1990年，河南人民廣播電台舉行建台40周年大慶，邀請首都幾位著名藝術家到鄭州參加慶祝演出，其中就有習仲勛的兒媳彭麗媛。彭麗媛離京之前，習仲勛專門交代她到鄭州后去看望常香玉。彭麗媛此次鄭州之行，排練、演出、參加社會活動，日程安排得很滿，即便如此，她還是擠出時間，帶著禮物來到常香玉的家中看望。

20世紀90年代，有關部門約常香玉寫一篇紀念習仲勛的文章，常香玉回想起在習仲勛關懷下成長的歷程，感慨道：

四十多年前，我有幸認識了習仲勛。此后數十年間，我們經常有所交往，他對演員的愛護、對藝術的重視，他那堅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平易近人的作風，都給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斗轉星移，韶華易逝，轉眼之間，習仲勛已進入八十多歲高齡，已在革命道路上馳騁了七十多個春秋。數十年間，我得到了他給予的許多教誨，獲得了他多次的親切關懷和大力支持，在這裡不能一一盡述。這些都使我銘記在心，難以忘記。我體會到，習仲勛對我的鼓勵和關懷，絕不是個人行為，而是體現了黨和政府對人才的重視，對戲劇事業的重視。

2002年，習仲勛逝世。兩年后，常香玉也與世長辭。但習仲勛和常香玉的友誼，作為中共領導人同藝術家友誼的典范將長留於世！

來源：黨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