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若干難點問題簡釋
編者按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紀念活動中，有人對抗戰中的一些問題提出了疑問。為幫助廣大讀者正確認識這些問題，我們特約請專家學者撰寫了一批短文，對這些問題進行解答，今天起陸續播發，以饗讀者。
“九一八事變”是偶發事件嗎？
中國東北一直是日本帝國主義垂涎的目標。獨佔中國東北，是日本實現其大陸政策乃至稱霸亞洲和世界戰略的第一步。1927年田中內閣上台后，日本加緊了對中國東北的侵略。為阻撓中國統一，日本在東北炸死奉系首領張作霖，制造了“皇姑屯事件”﹔隨后又用盡拉攏、利誘和施壓等手段，企圖阻止張學良“易幟”。張學良最終宣布易幟，暫時挫敗了日本乘亂武裝佔領東北的陰謀。
1930年3月，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波及日本。為轉嫁國內矛盾，日本政府大肆叫嚷“滿蒙危機”。1929年至1931年夏，日軍關東軍參謀部先后四次以“參謀旅行團”名義，到中國東北各地搜集情報，擬定各種侵略方案。日本軍部據此於1930年10月提出了解決滿蒙問題的“三步走”方案。1931年6月，軍部正式確定《解決滿洲問題方案大綱》，規定在必要時“採取軍事行動”，並加緊戰爭准備。
在關東軍與軍部密謀侵略中國東北的同時，日軍也逐步完成了在東北的軍事部署。1931年4月，將駐日本寒區仙台、適應中國東北寒冷天氣的第2師團輪駐遼陽﹔從東京調運榴彈炮置於駐沈陽的日軍兵營，並將炮口瞄准東北軍北大營及飛機場﹔任命熟悉中國情況的本庄繁於8月1日出任關東軍司令官﹔一直從事籌劃進攻東北、主持制定過多份侵略方案的參謀本部情報部部長建川美次轉任作戰部部長。
“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認為侵略中國東北的客觀條件已基本成熟：英法美等西方大國無暇東顧，國民黨政府忙於反共內戰，張學良率領部分東北軍主力在關內參加軍閥混戰。日本在做好入侵中國東北的一切准備之后，接下來只是尋找一個借口。日本當局繼1931年7月制造萬寶山事件之后，8月又利用中村事件大做文章。
“九一八事變”當晚，日本關東軍行動有條不紊，也充分說明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是經過周密策劃和准備的。9月18日22時20分，關東軍在柳條湖附近炸毀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曾任張學良顧問的柴山兼四郎的副官今田新太郎大尉，立即以爆炸聲為信號，指揮埋伏在附近的日軍一部攻擊駐北大營的東北軍。23時18分，日本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正少佐，以土肥原賢二（時在東京）的名義向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和陸相南次郎拍發急電。這時，在沈陽的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用“代理關東軍司令官、先遣參謀”的名義，命令日本關東軍分別進攻北大營和沈陽城。19日零時28分，花谷正又發出第二份電報。在旅順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接到電報后當即批准板垣征四郎代發的命令，命令日軍按照原定計劃，迅速將主力集結到沈陽，先發制人，實施中心突破，佔領東北三省﹔同時，向駐朝鮮日軍求援。本庄繁將各項命令及戰況電告日本軍部。19日凌晨3時30分，本庄繁率領司令部人員乘火車趕往沈陽坐鎮指揮。19日零時50分，駐沈陽的日軍部隊兵分三路向沈陽城區進攻。4時45分，駐遼陽的第2師團主力也趕到沈陽加入戰斗。日軍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至此爆發。 （新華社北京8月22日電）
“七七事變”是偶然事件嗎？
有日本學者認為，“七七事變”是“偶然事件”。當時，日本雖有侵華意圖、有並吞中國的准備，但沒有具體的作戰計劃。日本的戰爭假想敵是蘇俄和美國，對於中國只是希望穩定東北建立滿洲國，在其他地方則利用軍閥割據的形勢逐漸建立傀儡政府、實現控制。這純粹是一種粉飾侵略、擾亂視聽的謬論。
事實上，雖然日本提出以蘇聯和美國為首要假想敵，並確定了南北並進的方針，但前提條件都是要先打敗中國。先征服中國，不僅可解除后顧之憂，更重要的是可以獲得戰爭資源和作戰基地。因此，日本在確定用兵計劃時，始終把中國作為首要的侵略目標。
1936年上半年，作為日本准備全面侵華戰爭的重要戰略性步驟，廣田內閣決定加強日本中國駐屯軍，擴大其編制，提高其地位，司令官由少將軍銜升格為中將軍銜，且由天皇直接任命的“親補職”。新編成的日本中國駐屯軍兵力由改編前的1771名增至5774名，兵力增加近3倍。1936年9月，日本中國駐屯軍在非法侵佔豐台后，即以中國軍隊駐地為目標，開始進行頻繁的挑舋性軍事演習。演習的次數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習的時間由白天擴大到晝夜不停﹔演習用彈則由空包彈發展到實彈。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國駐屯軍在北平西南郊舉行秋季大演習，步兵、騎兵、炮兵、坦克協同配合，這是以奪取北平外圍盧溝橋、宛平城等要點，最后攻佔北平為目標的一次預演。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中旬，日本軍部先后派出6批將校級軍官，前往中國華北、華中和東北地區，進行戰略偵察，為策劃全面侵華戰爭做准備。5月至6月，日本中國駐屯軍在華北的軍事演習進入緊張階段，特別是駐豐台日軍在盧溝橋一帶的演習愈益頻繁。日本從軍事上步步進逼，蓄謀重演“九一八事變”的故技。
7月7日晚，日方后來雖得知失蹤士兵已歸隊，卻仍提出要城內中國駐軍向西門外撤退、日軍進至城內再行談判的無理要求，復遭中方拒絕。日本挑起“七七事變”后，為達到速戰速決的目的，迅速作出對華增兵決定。1937年7月15日至17日，日軍參謀本部作出《形勢判斷》，制定《對華作戰要領》和《在華北使用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要領》，預定在三四個月內消滅中國中央政權。從“七七事變”后形勢發展可以看出，“盧溝橋事變”絕不是偶然事件和局部沖突，而是日本大陸政策的必然發展和有計劃、有准備的行動﹔盧溝橋事變也不是日本少數軍人牽著軍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天皇、政府和財閥的共同意志﹔其全面侵華的“有關出兵、作戰的事宜，無一不是依照聖命（天皇的命令）進行的”。 （新華社北京8月22日電）
“和談”還是戰爭謊言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日方不斷向中方發動誘降攻勢，主要有：船津工作、陶德曼調停、宇垣一成與孔祥熙秘密交涉、桐工作、司徒雷登工作、錢永銘工作、繆斌工作、岡村寧次與蔣介石秘密聯絡等。所有談判雖系日方主動之行為，但其目的是確保日方侵略中國之成果和擴大對其他國家的侵略，是日本軍國主義政策的一部分，說這些行為是“和談”，那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日本發動誘降談判的目的之一是穩定中國戰區局勢，及早從中國抽出大部分兵力，擴大對其他國家的侵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后，軍方認為能夠迅速滅亡中國。然而，結果是日本被迫在中國內地投入軍力的絕大部分，深陷戰爭泥潭，無法自拔。1939年9月，歐洲戰爭大規模爆發，在亞洲有眾多殖民地的英美遭受德國沉重打擊，日軍急於南下奪取戰略資源。迅速結束對華戰爭，以便把主力抽調出來南下，成為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各派必須考慮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日方通過多種途徑，打著所謂“和談”的幌子，加緊向國民政府發動誘降攻勢。
談判的最終目的是確保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成果。比如，1937年12月，陶德曼調停期間，日方提出九項條件是：一、中國正式承認“滿洲國”﹔二、中國放棄排日及反“滿”政策﹔三、在華北及內蒙古設立非武裝地帶﹔四、華北在中國主權下，為實現日“滿”華三國的共存共榮而設定適當的機構，並對該機構賦予廣泛的權限，以達成日“滿”華經濟合作之實﹔五、在內蒙古設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國際地位與現在的外蒙古相同﹔六、中國應確立防共政策，協助日“滿”二國貫徹該政策﹔七、在華中佔領地區設定非武裝地帶，又在大上海市區域由日華共同合作維持治安及發展經濟﹔八、日“滿”華三國應締結有關資源開發、關稅、交易、航空、通信等所必要之協定﹔九、中國答應對（日本）帝國賠償。1939年底，日本實施桐工作計劃，提出：一、承認滿洲國﹔二、內蒙、華北等地駐兵﹔三、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四、蔣汪合流﹔五、聯合開發長江下游及華北﹔六、國民黨向日本聘請軍事顧問。這些條約招招是亡國滅種的枷鎖鐐銬，哪有什麼和平而言。
史實充分証明，所謂“和談”，不過是日方在其武力征服不能達到目的時，採用的外交策略，是卑鄙無恥的戰爭謊言。如接受日方的條件，大好河山將徹底淪為日本殖民地，成千上萬人民將受日寇奴役，德意日法西斯的氣焰也必將更加囂張。時至今日，仍有日本右翼分子拿“和談”說事，意在攪亂視聽，混淆概念，推卸戰爭責任。對於發動戰爭，殘害百姓的侵略者，實在不配用“和平”一詞，也沒有任何借口為自己的罪責推脫。（新華社北京8月22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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