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紐倫堡到東京重溫世紀大審判

1945年11月21日戈林（中）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接受審判。資料照片

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現場。

8月8日是《倫敦憲章》簽署70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8日，俄、美、英、法四國簽署了《倫敦憲章》，它成為紐倫堡大審判和東京大審判的法律依據。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德國戰犯的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及中蘇等國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把戰爭罪犯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與紐倫堡審判的影響力相比，國際學術界對東京審判的研究相對較少。德國著名歷史學者曼弗雷德·基特爾2014年出版了《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之后》一書，第一次以系統的比較揭示了東京審判的不足，分析了日本拒不反思的內在和外在原因。基特爾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曾談道：“作為歷史學者，我並不想對中日緊張對立的關系給出什麼評價。但是，我們必須要說，在1945年之后的數十年間，日本政府在戰爭認罪問題上的表現實在讓人難以信服。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政權極其殘暴地殺害亞洲人民，日本政府對這一歷史責任極盡推諉之能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之后》一書值得再次細讀。基特爾從德日兩國“記憶文化”差異進行比較，對戰后日本和德國的認罪、賠償的過程進行了詳盡的剖析。首先，日本軍國主義與德國納粹暴行的意識形態基礎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整個國家政權有系統、有計劃地對其他民族實施種族暴行。其次，日本缺乏反省與美國及其駐日最高首領麥克阿瑟有直接關系，他視日本為抵抗共產主義的堡壘，為此力保天皇，從而導致東京審判對日本戰犯人數和量刑的偏差、人員整肅上的草率和不徹底。

基特爾在書中對德日法西斯罪行的規模和殘暴性進行了比較。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在1937年到1945年間造成2000萬人死亡，其中僅中國就有930萬死難者，950萬傷者和290萬被日軍擄走之后的失蹤者。日本軍隊在中國行為之野蠻殘酷，在1937年底佔領南京后的大屠殺達到頂峰。南京大屠殺並非“偶然事故”，有很多其他殘殺事件為証。僅在1941年到1945年的“擴大無人區”戰略中，日本兵就殺害了200萬中國人。在1942年佔領新加坡后的屠殺和1944年對馬尼拉的摧殘中，日本侵略者都造成了大規模的強奸、酷刑和暴行，致使數萬人死難。加上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為制造細菌武器而實施的活體人身實驗，以及強征20萬慰安婦等罪行，基特爾不禁問道，說日本軍隊對亞洲平民實施的殘暴行為遠遠不如第三帝國執行的民族仇殺暴行，適當嗎？

基特爾還剖析了德、日兩國反思本國黑暗歷史不同的內外因素。戰后初期，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在德國成了諱莫如深的話題，無論是當年的施暴者、旁觀者還是大屠殺幸存者出於種種心態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沉默。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知識分子率先提出要反思“最近的民族歷史”，隨后大屠殺罪行被公開化，並逐步進入公眾認知領域，最終成為一種警示人性弱點、呼喚人道理性的全球話語。在德國人看來，任何一個旁觀而沉默者都負有連帶責任。但日本的知識分子沒有承擔起這樣的責任，日本公眾更多地圍繞“誰應該對失敗負責”進行討論，而不是“誰應該承擔戰爭期間所犯罪行的責任”。

基特爾指出，戰后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被多國佔領，唯一佔領者美國及駐日盟軍最高長官麥克阿瑟起著主導作用。盡管日本天皇當時已准備認罪，實施戰爭的內閣人員也已指証天皇有罪，美國媒體甚至稱天皇為“野獸、冷酷的暴狂”，但美國出於冷戰的需要，極力扶持日本政府而有意忽略中國和其他東南亞受害國的利益，放棄對日本天皇戰爭責任的追究。從多個層面比較了紐倫堡大審判和東京大審判之后，結論是，紐倫堡審判把德國人的罪責清楚地記錄下來，並由此進入整個民族的集體記憶，而東京審判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

（人民日報柏林8月20日電 本報駐柏林記者 柴 野）

●小資料：

《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之后》作者曼弗雷德·基特爾1962年2月出生，是德國60后著名歷史學、政治學者兼社會活動家。他1992年在德國愛爾蘭根獲得博士學位，曾在報社、電視台工作，后供職於慕尼黑當代歷史研究所。1995年他開始在雷根斯堡大學任教，2005年獲該校歷史學教授席位。他還曾長期擔任《當代史季刊》的編輯。自2009年起他是柏林“逃難、被驅趕與和解”基金會的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