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為何被視作中國的“希望”？

新華網西安８月２４日電（記者劉書雲 姜辰蓉 陳晨）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作為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的延安，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許多國際人士沖破重重封鎖，來到這一中國革命的聖地，向國內外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解放區軍民的抗戰功績。這些遠方來客，盡管國籍、膚色、語言、政治觀點不盡相同，但他們卻向中國革命伸出援手，並與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友情，加速了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勝利進程。

延安才是中國抗戰勝利的希望之城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局部抗戰爆發。１９３６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后，國際上的有識之士開始關注：重慶和延安，誰才是中國抗戰勝利的希望之城？

為了尋找答案，１９３６年７月，抗戰全面爆發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陝甘寧根據地進行了４個月的採訪。斯諾在延安的窯洞中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不久之后，我發現我的每一天都在這個窯洞裡結束或開始。”

斯諾全面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對日益迫近的中日戰爭的見解、紅軍將士的軍事政治素質及中國共產黨和革命根據地的建設等問題。他寫下了介紹中國革命的第一本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這本書一經問世立即成為暢銷書，向世界傳遞出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

１９３８年，毛澤東在延安會見德國記者漢斯·希伯時感言：“當其他人誰也不來的時候，斯諾來到這裡調查我們的情況，並幫助我們把事實公諸於世……我們將永遠記住他曾為中國做過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為建立友好關系鋪平道路的第一人。”

在斯諾的影響和帶動下，到延安訪問的外國記者和作家、學者越來越多。１９３７年４月，斯諾夫人海倫·斯諾到達延安，從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至９月７日，她採訪了６０多位紅軍將領，向全中國和西方世界宣傳毛澤東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她還目睹了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參加抗日戰爭的歷史性變遷，寫下了《紅色中國內幕》（即《續西行漫記》）和《延安採訪錄》等著作。

“中國抗戰開始了。我站在延安古城的城門口，望著身穿灰布、青布制服的紅軍男女戰士們，一隊一隊步伐整齊面孔嚴肅的游行行列走過。他們給我的印象是我這支禿筆難以描繪的。”這是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記述中的延安軍貌。

來到延安的遠客們看到的是，士兵、學生和工人的隊伍，浩浩蕩蕩。他們聽到是，軍人們喊著，“打倒日本鬼子”“為收復故鄉而戰”“抗日萬歲”。他們感受到的，是延安的星星之火一經點起，就會變成燃成熊熊烈焰。

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趙紅說，國際人士之所以對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產生敬佩之情，是因為延安官兵的積極向上、軍隊的平等和諧、中共領導人的平易近人，這些都讓他們耳目一新，清新之風與重慶截然不同。同時，八路軍在沒有援助的基礎上自力更生，且戰斗力驚人，令他們折服。

“當時很多記者都判斷，未來中國的命運屬於共產黨。官兵平等、官民平等、優待戰俘，都在延安得到了很好貫徹。”趙紅說。

美軍觀察組：粉碎“游而不擊”的謠言　認識完全不同的延安

在現在的延安中學內，還保留著８孔特殊的窯洞。這些窯洞由條石砌成，外面還設有木柱組成的走廊，這一當時的“豪華配置”，是延安軍民為迎接美軍觀察組而專門修建的。

“美軍觀察組共２０多人，是１９４４年７月和８月份兩批來到延安的，１９４７年３月離開，他們的目的是收集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分析中國共產黨所能為抗戰作出貢獻的潛力評估，為海空軍作戰提供氣象資料和救助墜落的美國飛行員。”延安鳳凰山革命舊址管理處主任高慧琳說。

來延安之前，觀察組成員在國統區聽到的是，中共“共產共妻”“游而不擊”。而真正到了延安，他們卻看到了與傳說中完全不同的景象。

在延安期間，為方便通訊，觀察組提出要架設一個電台。第二天早飯前，電台就架設完成。八路軍的辦事效率讓觀察組成員非常吃驚，因為在國統區，沒有一個星期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親眼看到，作為部隊領導人的葉劍英和普通士兵一起勞動，平整跑道。而在當時的重慶，同樣的工程中，即使是一位連長，也隻會叼著煙，袖手旁觀。觀察組成員對此非常感慨，當即也加入到平整跑道的行列中。

美軍觀察組政治顧問謝偉思在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８日發回的第一份電報中，把延安描述為與重慶完全不同的世界，這裡有清新的風氣，欣欣向榮的氛圍﹔沒有乞丐，沒有人穿高跟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毛澤東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與普通老百姓聊天。

延安寶塔山的半山腰背后，坐落著幾排平房和窯洞，寂靜無言，游人罕至。這是一處當地人都少有人知的舊址。但在７０多年前，數百名被俘侵華日軍在這裡的日本工農學校接受改造，有人再次返回前線時，已由戰爭分子變為反法西斯的戰士。

中國共產黨優待、感化戰俘的舉措，日本官兵被改造后投身抗戰的洪流，也令美軍觀察組大為震驚。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美軍觀察組約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農學校考察。經過考察，他們打消了之前的懷疑，認為中共對日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在其撰寫的關於日本工農學校的一份報告中，曾這樣描述：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進入學校以后會感受到一種舒適友好的氛圍，他們身邊全都是日本人……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３年多實踐中，謝偉思共發給美國政府５０多份報告，這些來自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感受的報告讓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在此期間美軍觀察組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開啟了中美外交史上重要的一篇。”高慧琳說。

得道者多助

很多國際友人，還向處於抗戰中的中國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

德國女記者王安娜，１９３７年３月來到延安，抗戰全面爆發后，她參加“保衛中國同盟”工作，曾受保盟委托赴華北、華中前線了解中國軍隊的需要，並負責香港經海防至內地的物資運輸工作。

王安娜還在書中記述了她來到延安的經歷：“我們乘坐的貨車，像喘大氣似地邊發出聲響，邊搖搖晃晃地行進……車上，除我以外還有用布把臉蒙得嚴嚴實實的厄爾·列夫和一群爽朗活潑的男女學生。學生們把鋪蓋卷、幾個舊的行李袋和幾架縫紉機堆成一座擋風牆，他們背風而坐，談笑風生。縫紉機是帶去給延安的制服廠用的。”

抗日戰爭爆發后，加美援華醫療隊、印度援華醫療隊以及許許多多的大夫，來到延安，奔赴抗日前線，救死扶傷。

在陝西省延安市子長縣，９４歲的老人白光耀回憶起與白求恩醫生並肩戰斗的歲月。“他的艱苦朴素，他對工作的嚴謹認真，讓人印象深刻。”白光耀說：“他待人隨和，對待工作卻非常認真。”白光耀抗戰時期曾任晉察冀軍區醫院手術隊護士長，７０多年過后，那些記憶依舊清晰深刻。

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

曾在日本工農學校學習的日軍戰俘香川孝志在回憶著作中寫道：發給我們的生活費每月３元，當時八路軍排級干部每月隻有２元。

延安革命紀念館研究員霍靜廉介紹說，正義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讓那些深受軍國主義荼毒、初到時隻求一死的日軍官兵思想發生巨大轉變，他們逐漸認識到侵略戰爭的罪惡，有的主動加入到抗戰的隊伍。

香川孝志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在日本工農學校，侵略軍的士兵被當做同志和朋友，讓他們懂得了什麼是國際主義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統計顯示，抗日戰爭時來華外國新聞記者在５０人以上，在華開展醫療活動的國際友人，有姓名和事跡可考者達３８人。世界各國共產黨和愛好和平的人民，紛紛伸出援助之手無私地支援和幫助中國抗戰。他們來自蘇聯、美國、朝鮮、越南、老撾、印度、加拿大等國，還有日人反戰同盟也毅然加入反侵略戰爭行列，與中國人民並肩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