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后處理不能逃避“戰爭加害”責任

編者按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國家圖書館與光明講壇合作，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步平就中日戰爭及戰后關系進行梳理和分析。

更詳盡內容於2015年8月15日在“國圖公開課”網絡平台推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通過天皇廣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9月2日，停泊在東京灣美軍“密蘇裡”號戰列艦甲板上舉行了日本向盟國投降的儀式﹔9月9日，日軍在中國戰區受降的儀式在南京舉行﹔10月25日，駐台灣日軍向中國政府投降。

從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的那時起到今天，歷史的車輪已經行進了70年。在戰爭結束將近四分之三世紀的歷史階段裡，中國與日本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歷了戰后初期的動蕩，相繼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兩國關系在43年前的1972年實現了邦交正常化，進入了21世紀的戰后新時期。

但，為什麼由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那一場侵略戰爭的陰影直到今天似乎仍然揮之不去？“日本的戰爭責任”這一概念，為什麼始終作為問題徘徊於中日兩國關系中？

從天皇的“終戰詔書”談起

我們來看1945年9月9日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簽署的投降書，其中前兩條記載：

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再看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反法西斯同盟國投降時的投降書，開頭這樣寫：

我們茲此宣布：日本皇軍總將所有日本陸軍部隊以及所有日本轄下地區的武裝部隊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但是，我們再看一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向全日本廣播的內容又是什麼樣的呢？

1945年8月15日被有的人稱為“日本歷史上最長的一天”。這一天從上午開始，日本的廣播電台就反復地播送著將在中午12時有天皇的重要廣播的消息。昭和天皇即位20年來，還從來沒有直接向日本人發表過講話。於是人們對天皇的講話內容有各種各樣的猜測。盡管有人心中對天皇是否要宣布接受同盟國的宣言有些不祥的預感，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像過去由人代為宣讀的敕諭一樣，天皇仍要繼續激勵日本人進行戰爭。也有人認為在經歷了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及蘇聯的出兵后，天皇可能要宣布進行最后的決戰。

當廣播電台12點報時剛剛開始的時候，日本各地的民眾便都聚集在收音機前了。電台開始以所謂“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昭和天皇裕仁親自宣讀的《終戰詔書》。

天皇在詔書中首先肯定日本軍人 “勇武善戰”、官員“勵精圖治”、一億人民“克己奉公、盡其最善”，目的是為了日本的“安寧”和世界的“共榮共樂”。但是又說“戰局仍未好轉，世界大勢於我不利”，而同盟國一方又使用了“殘虐之炸彈”，如繼續作戰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波及人類之文明”，因此為了“億兆之赤子”而不得不宣布接受美蘇中英四國共同宣言。另外，詔書強調宣戰並非自己的本意，而是為了日本的“自存”和東亞的“安寧”不得已而為之，但目的仍是“解放東亞”，隻不過目標未能實現。詔書中所指的戰爭是自1941年開始的“已閱四載”的與英美的戰爭，而對侵略中國的戰爭則不置一詞，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

人們往往把天皇的這一詔書視為日本投降的標志，認為從此日本進入了戰后。的確，日本的戰后是從天皇宣布這一詔書開始的。但我們將這個詔書與在美軍“密蘇裡”號戰艦的投降儀式上以及在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上的投降書相比較，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最根本的差異，就是天皇的講話從未使用“戰敗”“投降”的概念。

《終戰詔書》仍然堅持著皇國史觀，不過是從形式上以曖昧的態度結束的戰爭，所以從對戰爭責任認識的角度和對歷史負責的角度，《終戰詔書》可以說沒有任何建樹。這就帶來了戰后關於歷史認識的一系列的問題與爭論。這也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日本右翼和保守派勢力強詞奪理地聲稱當年的戰爭是“解放亞洲”的大東亞戰爭的原因。戰后日本社會關於戰爭歷史認識的復雜性，也可以說是從這時開始的。《終戰詔書》其實是埋下了日本人關於戰爭歷史認識的“伏筆”。

圍繞戰爭責任認識的爭論

那麼，日本戰后是不是發生了變化呢？現在的日本對於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究竟是如何認識的呢？經常聽到有人說：日本從來沒有反省和道歉，從來不承認戰敗，這種說法正確嗎？

日本在戰敗前不存在“戰爭責任”這一概念，那時的日本人從未考慮過“戰爭責任”問題，因為當時的戰爭觀認為國家進行的取得殖民地的戰爭是正當的。

日本戰敗后最初的一段時間裡，當時的日本皇族政府企圖通過所謂“一億人總懺悔”的口號，引導人們思考戰爭失敗的技術層面的原因，將戰敗的責任分解到每個日本國民的身上。正如當時國際社會批評的那樣，這種所謂的追究責任是為了在下一次戰爭中絕對不敗北而進行的戰爭准備。但是在盟國對日本進行了戰后審判、褫奪與戰爭有關人員的公職，從法律、政治與行政的各個側面對日本政界、軍界、財界進行了追究后，日本社會才開始思考自己與“戰爭責任”的關系。所以說，“戰爭責任”對於多數日本人來說是因戰敗才在事實上接觸到的概念。

日本社會對於“戰爭責任”的理解，直到今天仍有兩個不同的角度，或者說是兩種不同的立場。一種情況是日本人從自身的戰爭體驗出發，追究使日本國家陷入崩潰乃至被佔領，使日本國民遭受原子彈爆炸和飛機轟炸的國家及國家指導者的責任，即日本政府、軍部等政治領導及與鼓動戰爭有關的機構的戰爭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認為自己是戰爭指導者的“欺騙”對象，從自己遭受戰爭傷害的被害者的立場對戰爭責任進行追究。另一種是從批判日本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和實施戰爭犯罪的角度或立場出發，對包括參與戰爭的日本民眾在內的整體的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行追究，這也是戰后同盟國及受到日本侵略奴役的國家的立場。這裡所說的“戰爭責任”，其實是日本作為戰爭“加害國”的責任。毫無疑問，中國、韓國以及亞洲多數遭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統治的國家是從這一角度和立場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的。

上述兩種“戰爭責任”概念的含義並不相同，對“戰爭責任”追究的深度也很不一樣。前者，即從日本人是受害者的角度思考戰爭責任的立場，盡管也批判日本的軍國主義，指向和平，並且日本人的戰爭受害也的確是事實，但視角明顯狹隘，從日本人的戰爭被害立場對“戰爭責任”的追究涉及被害國人民的感情，得到戰爭被害國民眾的理解是相當困難的。后者，即從日本的戰爭加害的角度與立場對日本戰爭責任進行的追究，因為與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國家、民眾的立場相同，超越了狹隘的日本人戰爭被害的立場，所以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呼應。

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的追究與思考，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日本戰敗后的第一個10年，當時關於“戰爭責任”的討論曾經十分熱烈。在從外部對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行追究的背景下，多數日本民眾基於戰后日本被佔領和社會崩潰的現實，接受了從政治與法律層面徹底追究軍部、政府戰爭指導者的責任的主張，其中一部分人還指出了天皇的道義的責任，甚至主張天皇應退位。

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是日本國內關於戰爭責任追究的第二個10年。曾經被作為學生兵推上戰場，有深刻戰爭體驗的一批人成為這一時期思考戰爭責任問題的社會中堅。他們針對當時內心盡管並不積極支持戰爭，但必須與國家保持一致的違心現象，意識到戰爭中日本人的“主體意識”已經喪失，在政府的政治高壓下集體“轉向”。在批評國家對個人權利的肆意侵犯與剝奪的同時，知識分子也反省自己對國家發動戰爭的“不作為”。在日本很有影響的政治學者丸山真男提出知識分子是“悔恨的共同體”的主張，代表了當時日本多數知識分子的戰爭責任認識。

6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關於戰爭責任的思考進入到第三個階段。當時，國際社會掀起反對美國在越南屠殺及轟炸的和平運動，日本的和平運動也聯想到日本軍隊曾經在中國的行為，開始討論“日本的戰爭加害責任”，提出了日本人應自覺地認識對中國加害的戰爭責任。這一時期，圍繞日本國會爭論靖國神社國家管理法案，以及日本歷史教科書應如何記述侵略等問題，日本的知識界就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實証性的研究結果促使對日本戰爭責任的思考更具倫理的自覺性。所以，當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有這樣的話：“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反省”。

以冷戰結束為轉折點，日本關於戰爭責任的思考進入第四階段。在這一階段，曾在冷戰體制下受到壓抑的戰爭被害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發出了強大的追究的聲音，對日本國內追究戰爭責任的活動也有極大的影響。海外的戰爭被害者的聲音傳到了日本，促進了日本大眾層面的戰爭責任的認識與對外交流。所以在1995年8月15日，當時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談話，首次代表日本政府向亞洲的戰爭受害國承認日本過去“通過殖民統治和侵略給亞洲人民造成了巨大損失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此后歷屆日本政府都把村山談話作為在歷史問題上的正式立場。

日本的和平運動接受了國際社會立足於維護人權和婦女權的立場對“慰安婦”為代表的戰爭犯罪的追究，以一批法律工作者為中心思考對戰爭受害人的“戰后補償”問題，推動從法律和政治層面對中國、韓國戰爭受害人予以戰后補償的訴訟。

如果說前兩個階段關於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主要基於日本人的戰爭被害立場的話，那麼，從后兩個階段，特別是從第四階段起，思考“戰爭加害”的呼聲在日本和平運動和追究戰爭責任活動中開始越來越強烈，形成日本社會的“正義聲音”。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戰后日本在歷史認識和戰爭責任的認識方面，其實是存在不同聲音的，日本社會內部的努力與反思值得我們關注。關於這一點，我們可通過對靖國神社問題和日本歷史教科書兩個問題的具體剖析加以說明。

日德對戰爭態度不同的緣由

日本人自己也是有思考的，所以在日本國內圍繞靖國神社有長期的爭論，國會連續6年否決了將靖國神社“國有化”的自民黨的提案，民眾對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提出訴訟，有的法庭也判決日本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違法。戰后隻有一半的日本首相在任上去參拜靖國神社，國內還有相當多的強烈反對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的力量。民意調查証明：反對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的人還略高於支持的人。多數人還沒有態度。

關於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也存在類似的情況。戰后，日本社會圍繞教科書始終存在“改善”與“改惡”的兩種趨勢，1997年，日本歷史教科書的“改善”是最好的時候。文部省審定的7種初中歷史教科書全部記載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問題。日本右翼勢力就決定編寫第8種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這本“新歷史教科書”宣揚的歷史觀完全是日本戰爭中的那一套。但是 2001年，也就是這本書剛剛通過文部省審定的時候，採用率是0.039%。又過了四年，2005年這本教科書在第二次通過審定后的採用率也不過0.4%。所以，我們當然對這本新歷史教科書感到憤怒，但是不要把我們的憤怒指向所有的日本學生，而要同不使用這本教科書的老師和學生共同來批評這本教科書。如果我們共同來抵制這本歷史教科書，就能夠取得更好的結果。

談到這裡，許多人也會將日本與德國的戰后處理進行比較，他們之間的差異究竟在哪裡呢？

二戰結束初期的德國滿目瘡痍，普通德國人每日都在為生計而奔波，不關注戰爭責任問題。隨著冷戰的加劇，西方佔領國失去了徹底清洗納粹分子的興趣，他們更關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為西方陣營的實力成員。朝鮮戰爭爆發后，“北約”鼓勵西德總理阿登納重建軍隊。為了借助於原納粹高級軍官的專業能力，同盟國與西德政府提前釋放了曼施泰因等納粹高級將領。因德國從政治精英到普通民眾對清算的抵觸情緒，加上冷戰的掩護，1960年代中期之前，聯邦德國對於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只是點滴現象，更多的是對納粹歷史的無視、沉默與回避，許多罪惡累累的納粹分子幸運地逃脫了應有的懲罰。

使德國人關心戰事有外部與內部因素。外部因素，一是在佔領軍支持下紐倫堡審判揭露了納粹的罪行，一是60年代的eichmann事件、以色列對納粹的單獨審判等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但更重要的是內部的因素。內部因素中，首先是德國司法界的努力，始終追訴納粹戰犯，要求延長甚至取消追訴時效，並通過1958年的烏爾姆的行動隊審判、1963年至1965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威辛審判，對德國戰后的政治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德國人被納粹罪行所深深震撼，並由此首先在知識與政治精英中激發起一種強烈的道德反思意識﹔而重要的是，審判中被揭露的納粹犯罪事實給年輕一代以極大精神打擊，他們希望清算父輩們的歷史，對他們進行公開的政治和道德審判，試圖以此擺脫上一代留下的不堪重負的歷史恥辱。

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以年輕一代的名義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

1969年，聯邦總統呂布克因曾在設計過納粹集中營的建筑公司工作的經歷受到輿論攻擊而下台。

代際沖突使德國完成了對歷史的重新定位，一種更具反思意識的歷史觀開始在具有左翼傾向的政治及知識精英中形成，隨著左翼政黨社民黨在60年代末成為主要執政黨，反省納粹罪行在德國的民主文化中開始發酵﹔更重要的是，隨著68一代逐漸成為社會中堅，德國反省納粹歷史的自覺意識也完成了質的轉變，最終形成廣大公眾接受的主流意識。

盡管反思二戰罪行已成為無法撼動的主流民意，但替歷史翻案的嘗試卻一直存在，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一刻未停。例如，勃蘭特在華沙吊唁華沙起義猶太人紀念碑，並下跪謝罪，但這一舉動在德國國內引起巨大爭議，據調查隻有約百分之四十的人表示理解。

不過，進入90年代后，德國政府和政治家的行動值得肯定。

1994年，德國議會通過了《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納粹的死灰復燃。

1999年聯邦眾議院通過在柏林建造紀念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受害者的大規模紀念碑的決議。眾議院採用了美國建筑師埃森曼的碑林設計。碑林建造在處於柏林統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廣場，面積約為150立方米，包括2711個從30厘米至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紀念碑林將告誡世世代代的德國人牢記納粹時期的罪惡，永遠不讓黑暗的歷史重復。

1995年德國總理科爾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時成立贖罪委員會，以向在二戰中受德國侵略的國家贖罪。

2005年，德國總理施羅德低沉的話語在布痕瓦爾德納粹集中營遺址上空回蕩著。“過去的歷史我們已無法挽回，但我們能夠從那段歷史中，從我們國家刻骨銘心的那段恥辱中吸取教訓。德國決不向試圖忘卻或不承認那段歷史的任何企圖讓步。”

德國的反思是徹底的，但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是人類道德、司法良心、外部壓力和代際沖突等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通過相關法律和教育制度的建設，對納粹歷史的定位在德國深入人心。與日本相比，民間和知識分子層面的思考與反省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政府與政治家的態度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們要關注日本社會的進步力量和正義的聲音，與他們一起抵制日本右翼與保守政治家的政策。

中日歷史問題本質和趨向

中國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們經常講抗日戰爭是中國復興的樞紐，是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從沉淪向上升轉折的關鍵點。在抗日戰爭的后期，中國的確成為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重要國家，成為當時的四大國之一。但是，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大國地位並不心悅誠服，中國對自己的大國地位的認識也不很清晰。但是在戰后將近70年的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則已是無可爭議的了，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夢”的實現也是指日可待了。回想1840年以來被列強強加不同等條約的中國社會，有多少人渴望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復興，也進行了努力和抗爭，但一次次的斗爭都一次次的失敗，結果是屈辱地割地賠款。隻有在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中國才取得了戰勝者的身份，根本改變了被列強欺凌的局面。

當然，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還與選擇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有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選擇了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對內堅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對外堅持和平發展。這樣發展的結果，使中國在抗戰勝利后，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后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45年的時候，中國工業產品所有品種全部低於美國同期的幾倍、幾十倍、幾百倍，甚至於2000多倍，90%以上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但糧食還不能自給。但今天，GDP的排名，中國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位，從2010年就開始超越了日本。這一張圖表明了近年來中日兩國經濟發展的趨勢：中國的紅色曲線迅速上升，與日本的藍色平緩的曲線形成明顯對比。

中日兩國是近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高速發展，曾在60-70年代的日本發生過，但那一現象對日本來說已經是歷史了。近代以來長期落后於日本的中國迅速超過日本的現實，則使許多日本人感到驚訝。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日本人認為中國的發展給日本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承認現實搭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便車的日本企業家大有人在。但日本的右翼和保守派卻不那樣看，他們把中國的發展看成是對日本的威脅，感到難以適應。而把中國的發展宣傳為中國的威脅，正好被用來作為推行其修改和平憲法的借口。而日本保守勢力的活動，因為迎合了美國所謂“重返亞洲”的戰略目標，所以同美國抑制中國的動作，這就是近年來中日關系發生劇烈動蕩，面臨邦交正常化42年來最困難局面的重要原因。

最近一段時間，日本方面在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上出現的消極舉動，破壞了抗戰勝利后經過幾代人艱苦努力建立的中日關系。特別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去年12月參拜靖國神社，更給中日關系造成了新的重大的政治障礙。

我們已經看到，為了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為了讓國際社會了解歷史的真實和經驗教訓，我們與安倍政權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對於中日關系的前景應當如何看呢？這是大家十分關心的問題。

前面已經談到，戰后的日本社會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戰前不可相提並論了。雖然日本政治近年右傾化比較明顯，但維護和平的力量制約右翼與保守勢力的為所欲為的現實也不可忽視。我覺得，我們應當與日本的進步力量一起，反對安倍政權將日本政治拉向右傾的道路。

我們看到，今后的中日國力的對比，肯定會繼續向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中國的戰略主動性將持續增強。之所以深信這一點，是因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已經給了我們深刻的啟示。

第一，如果說國與國較量的話，最根本的是國家實力的較量。抗戰前期之所以出現戰略退卻和戰略相持的艱苦階段，就是因為近代以來不斷衰弱的中國難以與剛剛崛起的日本對抗。今天的中國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關鍵的也是中國的國力在不斷壯大。而戰后中國壯大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在和平的大背景中，保持自己的穩定發展，同時努力營造對我們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作為地區甚至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對周邊和世界本來是積極的因素。有些人之所以渲染“中國威脅論”，其實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發展壯大，另一方面則是對中國的持續發展還沒有建立信心。所以，隻要我們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把住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今后在引導和規范中日關系的資源和手段方面會越來越主動，對付右翼與保守勢力也越來越有信心、耐心。

第二，與前一條緊密相關，抗日戰爭的勝利証明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蘊藏著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中華民族的團結是抵御外來侵略、維護祖國統一的偉大精神力量。近代以來列強之所以能夠用不平等條約體系束縛中國，就是鑽了當時我們的國家處於四分五裂狀態的空子。抗戰之所以能夠勝利，中華民族之所以取得解放，則是建立了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和團結。所以，這一條經驗，也是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斗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永恆動力，特別值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繼承和發揚。

第三，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能夠結成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使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戰時期的中國外交積極爭取主動，同時不失靈活，是戰爭中的重要戰線。抗戰時期的外交活動把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偉大事業與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人類共同事業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今天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爭取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也要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國的發展壯大肯定會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步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項目的中方首席委員，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2006年起主持中日兩國政府間歷史問題對話，擔任中方首席委員。（本版圖片由國圖公開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