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作者:軍事科學院    發布時間:2015-09-01    來源:《求是》
分享到 :

70年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場決定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決戰。在這場大決戰中,中國人民把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斗爭與世界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為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爭取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

一、中國戰場不斷挫敗日本法西斯的侵華戰略企圖,注定其徹底覆滅的歷史命運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意、日法西斯集團為稱霸世界而發動的侵略戰爭。日本早在1927年就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一侵略擴張的總構想。在這一構想中,發動侵華戰爭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和關鍵。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日本“為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採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509頁)

中國的局部抗戰吹響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戰斗號角。1931年,為“完成未來爭霸世界的戰爭准備”,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在世界東方形成了第一個戰爭策源地,成為法西斯全球擴張的開端。面對高度軍事化和侵略成性的日本法西斯,中國抗日軍民不畏強暴,在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在淞滬、察哈爾和綏遠等地,持續不斷地開展英勇頑強的抗日斗爭。在當時法西斯肆虐、綏靖主義盛行的國際環境中,在世界主要國家長期置身於反法西斯斗爭之外的情況下,中國的局部抗戰打響了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在世界范圍內樹起了反法西斯侵略的旗幟。美國總統羅斯福稱贊“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是首先站起來同侵略者戰斗的”。

七七事變后,中國全民族抗戰開辟了世界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打破了日本的“速戰速決”戰略。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企圖通過一場短期速決戰爭征服中國。在中華民族存亡續絕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倡導並推動建立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軍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國民黨正面戰場和共產黨敵后戰場相互支持,正規作戰與游擊作戰相互配合,使日本侵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到1938年10月,中日雙方投入總兵力400余萬人,戰區面積約160萬平方公裡,中國實施了淞滬、太原、徐州和武漢等會戰,斃傷俘日軍25萬余人,牽制日軍70余萬人,挫敗了日本迅速滅亡中國的戰略企圖。

武漢會戰后,中國持久抗戰消耗了日本主要的軍力和國力,挫敗了其“長期戰”戰略。日本是小而強的帝國主義國家,決定了其侵略戰爭不能持久。歷史上日本均是通過速決戰快速實現戰爭目的。然而,面對中日戰爭長期化的實際,1938年11月,日本開始實施“長期持久戰”,不再繼續擴大進攻,重點實現佔領區統治的穩定。但中國的抵抗有增無減,面對長達5000公裡的正面戰線和面積約130萬平方公裡的敵后戰場,日本不得不一再增加在華軍力。1938年10月,日本陸軍34個師團中的32個在華作戰。1941年12月,日本有35個師團在華作戰,而發動太平洋戰爭隻投入了10個師團。1943年,中國戰場的日本陸軍約66萬人,太平洋戰場約48萬人。戰爭結束時,在華日本陸軍近105萬人,太平洋戰場為83萬余人。隨著日軍打擊重心的轉移,敵后戰場上升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犬牙交錯、戰線多變的游擊戰場,以靈活巧妙的伏擊戰、襲擊戰、破擊戰、地雷戰、地道戰,粉碎了日軍的“清鄉”、“掃蕩”、“蠶食”等對敵后戰場的瘋狂進攻,徹底挫敗了日本的“治安戰”。僅1940年,日軍華北方面軍就交戰2萬余次。同年12月,日本天皇憂心忡忡地對參謀總長杉山元說:“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侖就是敗在消耗戰與游擊戰上,日本軍在中國是否感覺到無法對付了?”八年全國抗戰中,中國軍隊進行會戰22次,重要戰役200余次,大小戰斗近20萬次,斃傷俘日軍150余萬人。日本戰敗后,向中國投降的日軍128萬余人,超過太平洋和亞洲其他戰場日軍的總和。對華作戰的巨大消耗拖垮了日本的經濟,使其戰爭機器走向破產。1940年,日軍參謀次長澤田茂說:“外強中干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日本歷史著作寫道,1941—1945年,日本投入中國戰場的軍費佔其軍費總額的57%,對英美作戰的南方戰場隻佔25%。“在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的‘中日十五年戰爭’中,特別是由於自1931年到1941年大約10年間投入巨大的戰爭軍費致使國力耗竭。”日本歷史學家菊池一隆也指出:“武漢會戰后,日軍與中國軍隊形成對峙,從而徹底陷入了戰爭泥潭,除非戰敗則無以自拔。”

抗日戰爭中,中國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以上,按照1937年的比價,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中國軍民表現出的不可征服的力量、不屈的意志以及輝煌的戰績,一掃百年來中國積弱不振的形象。羅斯福說,美國“忘不了中國人民在7年多的長時間裡怎樣頂住了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制住大量的敵軍”。斯大林盛贊中國人民“在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事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明確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敗於美國,而且更慘地敗給了中國。正確地說,敗給了中國人民。”

二、中國戰場堅定支持被壓迫國家和民族的抗日斗爭,成為亞洲反法西斯戰爭的堅強陣地

日本是法西斯集團的東方支柱和亞洲人民的共同敵人。1938年11月,日本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計劃以日滿華同盟為基礎,佔領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廣大地區,建立“東亞新秩序”。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迅速佔領了菲律賓、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緬甸等地約380萬平方公裡土地。在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的過程中,作為亞洲大陸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國家,中國自覺扶助弱小國家的抗日斗爭,顯示了中華民族的擔當意識和犧牲精神。

中國號召東方各被壓迫國家和民族團結抗日。1941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來自日本、印度、荷屬東印度、菲律賓、馬來亞、緬甸、泰國、越南、朝鮮等地和猶太、蒙、回、藏、滿等民族的130余名代表與會。毛澤東在大會上指出:“現在隻要我們團結,把法西斯一隻手一隻腳的撕碎是不難的。”大會討論了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方法策略,成立了“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聯盟”,確立了“團結東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鞏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同打倒法西斯強盜,為東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與解放而努力”的宗旨﹔向中國、日本、蘇聯、美國和英國發布了告人民書。這次大會,是在1941年9月蘇、美、英三國莫斯科會議達成互助協議、反法西斯大國初步合作的形勢下召開的,不但奠定了東方各民族團結抗日的政治和組織基礎,也對推動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全方位支持亞洲國家的抗日斗爭。1942年2月,為調解英印糾紛和強化中印合作,中國領導人出訪印度,不但“增厚中印友誼”,而且促進了“印人對日之覺悟”。1942年2月,為配合中國遠征軍作戰,中國在緬甸建立了敵后組織機構和工作據點。4月仁安羌一役,中國遠征軍救出被圍困的英軍7000余人。中國對朝鮮抗日力量的支持由來已久,全國抗戰爆發后日益公開化。1942年12月,國民政府通過了《扶助朝鮮復國運動指導方案》,為朝鮮抗日力量提供經濟和政治支持,並將其武裝力量編入中國軍隊序列作戰。1942年3月,中國擬定了《對越策動計劃大綱》,指導越南抗日力量在華發展壯大。1944年8月,中國提供數萬元經費,支持越南革命同盟會領導人胡志明回到越南,開創了抗日斗爭新局面。中國還協助“自由泰運動”人員返回泰國參加抗日斗爭。

中國積極支持海外僑胞參加所在國的武裝斗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政府就號召海外僑胞“一致奮起,協助友邦抗敵”,大力籌劃在新加坡、印度、馬來亞等地編組義勇軍。1942年2月日軍進攻新加坡,中國駐新總領事館組建華僑守備軍參戰,大量殺傷日軍第18師團先頭部隊。1942年在印度等地組建的華僑抗日武裝“136部隊”,多次派人潛入馬來亞敵佔區搜集情報,為盟軍制訂作戰計劃提供重要依據,成為國民政府指導華僑進行武裝斗爭的典范。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於1942年5月成立的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在3年多的時間裡,作戰260余次,殲敵2020余人,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中國還努力為亞洲各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而奔走。1941年8月,美國和英國發布《大西洋憲章》,中國積極擁護的同時,指出憲章中解除各侵略國武裝和民族自決等原則,應適用於全世界。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在中國的努力下,朝鮮自由獨立的內容被寫進《開羅宣言》,為其獨立提供了法律保障。中美達成了戰后協助越南和泰國獨立的共識,羅斯福還要求英國給予印度人民政治獨立。中國扶助弱小的實際行動,不但極大地促進了亞洲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而且使中國當之無愧地成為亞洲反法西斯戰爭的堅強陣地。

三、中國戰場有力牽制日本法西斯的全球戰略步伐,鑄成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堅固支撐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反法西斯力量與法西斯國家在全球范圍的殊死較量,每個局部的作戰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抗戰按住了日本兵力有限這個“死穴”,長期牽制日本陸軍主力,使其兵力運用始終處於捉襟見肘的窘境,不斷干擾日本既定的戰爭節奏,使其陷入無解的戰爭困局,不但使法西斯集團未能在侵略擴張上“密切合作”,而且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團結與聯合。中國抗戰以自身的力量影響著戰爭的發展變化,“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盡了它的偉大責任”。(《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375頁)

中國的持久抗戰是牽制日本戰略決策的首要因素,不但遏止了日本北進,還延遲了其南進。1936年8月,日本將北進和南進確定為基本國策﹔11月,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伺機擴大侵略。這使蘇聯面臨著嚴峻的兩線作戰形勢。但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本陸軍主力深陷中國戰場,實際上已大大減輕了對蘇威脅。1938年和1939年,日軍在張鼓峰和諾門坎的兩次“北進嘗試”慘遭失敗,其原因正如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石原莞爾所說:“蘇聯所持以威脅日本者,則以日本對華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於蘇聯者,亦以日本對華用兵故。”1939年9月歐戰爆發,英法無暇東顧,給日本的北進和南進均提供了可乘之機。但由於“中國事變”尚未解決,日本舉棋不定,隻得採取“不介入”政策。1940年6月法國敗降,日本南進方向幾成真空,為其提供了“千載一遇”的時機,促使日本將南方確定為未來主要戰略方向。但由於受中國戰場的兵力牽制,使日本又一次坐失良機。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日本國內重新掀起北進浪潮,並開始秘密進行准備對蘇作戰的“關東軍特別大演習”,希特勒也一再催促日本夾擊蘇聯。而日本國內對南進或北進意見紛紜。7月2日,日本御前會議正式確定先南后北的戰略方針。8月9日,日本陸軍放棄3年內對蘇行使武力的企圖。德日的戰略協同落空,蘇聯“兩線作戰”的威脅基本解除。對此,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退役中將阿納托利·克利緬科指出,“中國展開了8年頑強反擊,遏制了日本兵力,使蘇聯避免了兩線作戰”。1941年12月,日本發起太平洋戰爭,其南進戰略正式付諸為戰爭行動,但此時距其確定南進經過了一年多的猶豫和延宕。可以說,正是中國戰場對日本的牽制,為美英軍隊備戰提供了寶貴的時間。

中國積極支持盟軍作戰,保証了“先歐后亞”戰略的順利實施。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為協調反法西斯力量的全球作戰,盟國確定了“先歐后亞”的戰略方針,“保持中國在戰爭中”成為該戰略順利實施的關鍵。美國總統羅斯福明確表示,希望中國發起進攻,使日軍不能抽調大量軍力到太平洋戰場。為化解因美英失利造成的軍事危局,中國軍隊向日軍發起攻擊,並於1942年1月取得第三次長沙會戰大捷,斃傷俘日軍5萬余人,大大提振了盟軍士氣。1942年,德軍攻入高加索地區,催促日本向印度洋方向進軍,但中國的牽制使日本無力西進,粉碎了德日會師中東的戰略圖謀。日本學者所著的《太平洋戰爭史》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陸軍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釘在中國戰場上,寸步難移。中國還兩度派軍出國入緬作戰,有效支援了印緬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盟軍的作戰。更為難得的是,中國在承擔對日作戰重任的同時,還多次為其他反法西斯戰場作出犧牲。英國歷史學家拉納·米特指出,中國曾一再把自己的軍隊按照有利於盟軍地緣戰略利益,卻有損於中國自身目標的方式投入戰場,成為支撐歐洲和太平洋戰場的戰略樞紐。

中國大力倡導和推動建立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為徹底打敗法西斯和建立戰后世界新秩序發揮了重大作用。1935年,中國共產黨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日聯合陣線的主張。1937年3月,毛澤東又提出“中、英、美、法、蘇五國應該趕快地聯合一致,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之虞”。(《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8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反復強調,日本的侵略不僅威脅中國,也威脅世界和平,中國不但要捍衛民族獨立解放,也要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中國以堅定的抗戰行動,打破了遠東慕尼黑陰謀,爭取了美國等反法西斯力量。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中國政府向美、英、蘇三國表示不避任何犧牲,全力與三國和其他友邦共同作戰,打敗日本和軸心國。次日,中國對德意日法西斯宣戰。這些舉動,對建立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發揮了積極作用。1942年1月,由中、美、英、蘇領銜,26個國家共同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國際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從根本上改變了反法西斯陣營與法西斯陣營的力量對比,加快了戰爭勝利的進程。其后,中國還積極推動將戰時同盟轉化為戰后和平機構聯合國,將體現公平正義、民族解放和國家平等的時代理念,反映到籌建聯合國和制訂《聯合國憲章》的過程之中。1945年10月,聯合國成立,中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為國際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和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証。

“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血火淬煉中,中華民族不僅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堅持斗爭,而且以巨大的犧牲承擔國際責任,贏得了世界尊重和大國尊嚴。今天,雖然大戰的硝煙已經遠去,但法西斯的幽靈仍企圖借尸還魂,世界並不太平。正在偉大復興道路上前行的中華民族,將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履行負責任大國的使命,為人類進步發展與世界和平安全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