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和平的陽光永遠普照大地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這一偉大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這一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這一偉大勝利，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天安門舉行，步履鏗鏘，鐵流滾滾，長鷹列陣﹔國共兩黨抗戰老兵同車受閱，數十位外國政要登台觀禮。中國，世界的中心﹔北京，矚目的焦點。

“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習近平主席振臂高呼的話語震天動地、回響寰宇。我們紀念勝利，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不忘那段屈辱的歷史，不忘那段苦難的輝煌﹔我們紀念勝利，是為了珍愛和平，讓和平陽光永遠普照大地！

抗戰的勝利，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勝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完全勝利

習主席在講話中指出：“中國人民以巨大民族犧牲支撐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現在西方史學界一談起二戰，腦中浮現的就是蘇德戰場的慘烈、諾曼底登陸的激烈、太平洋戰場的悲烈，而鮮談中國戰場的壯烈。即便談起中國戰場時，又強調置日本法西斯於死命的美國那兩顆原子彈和蘇聯出兵遠東的意義，而鮮談中國軍隊14年抗戰的決定性意義。歷史無可爭辯地証明，中國人民為戰勝日本法西斯、奪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建立了豐功偉績，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也抹殺不了的歷史結論。身為中國人，我們為中華民族在這場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中所做出的貢獻，感到驕傲和自豪。

了解二戰史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抗戰，使日本陸軍的主力深陷中國戰場，無法實施“北進”計劃，蘇聯避免了兩線作戰的致命危險。在衛國戰爭最危急的時候，蘇聯先后從遠東地區抽調54萬兵力、5000多門火炮、3300多輛坦克，大大加強了西線對徳作戰力量。斯大林曾談到，“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中國抗戰還遲滯了日本的“南進”步伐。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陸軍主力有35個師團被牽制在中國戰場，派往太平洋戰場的僅10個師團。羅斯福總統曾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你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丘吉爾說：“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隻有中國。”

中國抗戰從九一八事變起到日本投降長達14年，中國在對日作戰中起到了主力軍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軍隊在1938年抗擊了日本海外陸軍主力的94%﹔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軍隊在1942年抗擊了日本海外陸軍主力的64%﹔1945年日本戰敗時，向中國投降的日軍人數達128.3萬（不含關東軍），是日本海外各戰場中投降人數最多的。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抗戰中取得了輝煌戰果，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共斃傷俘日軍155萬余人，自身傷亡3500萬人，而蘇軍在遠東戰役中傷亡3.2萬余人，美軍在太平洋戰場傷亡32萬余人。日本歷史學家伊豆公夫也承認：“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綿延14年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此，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軍民是戰勝日本法西斯的主力軍。

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容置疑。共產黨倡導建立並堅決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造性地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的力量凝聚問題﹔提出並貫徹了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創造性地解決了以弱勝強的戰爭方略問題，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樹立了民族民主的旗幟，1937年“七七”事變后，從西安到延安的幾百裡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男女知識青年奔赴延安﹔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承擔了最困難的戰略任務。整個戰爭期間，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抗戰結束，人民軍隊發展到120余萬人，建立了約100萬平方公裡、近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

對於那些當年親身經歷中國革命實踐，或者認真研究過中國歷史的人來說，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和領導力都高度贊揚。1942年2月24日，斯諾在回答羅斯福時說：“蔣介石是個獨裁者，他很聰明，但又無能，他不知道中國人民需要什麼，不知道怎麼為人民辦事。這一點和毛澤東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佔了一大半，不能贏得絕大多數的民心就很難統治中國。”美國歷史學家羅茲 墨菲在《亞洲史》中則指出：“在他們從1934年到1947年作為活動中心的遙遠西北邊陲根據地延安，共產黨人在毛澤東領導下，制定了一系列改造中國的思想和計劃，同時廣泛尋求群眾的擁護。共產黨的游擊隊牽制了上百萬日軍，而自己從未被消滅。”

國民黨中的抗戰將士同樣是民族英雄，應該得到全民族的尊重。抗戰期間，國民黨軍共進行大規模會戰22次、重要戰斗1000余次，傷亡320余萬人，旅以上將領犧牲189人。特別是1944年5月，中國遠征軍在鬆山發起反攻，由於日軍鬆山工事異常堅固，且不斷以攻勢防御戰術反復逆襲，戰事進展極為艱難。中國遠征軍第8軍指揮部遂決定，由軍工兵營及師屬工兵連四五百人，經過近17天坑道施工，挖掘兩條暗道直通鬆山主峰腹部。將3000公斤TNT炸藥填入日軍子高地堡壘底部，以“人造火山”式的大爆破，顛覆鬆山陣地“鎖鑰”部，撕開了日軍鬆山防御體系的口子。此役敵我雙方傷亡比例高達1︰5，可謂慘烈。2002年，郭汝瑰、黃玉章在其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作戰史》中，充分肯定中國遠征軍滇西反攻作戰的價值，認為這是“抗戰以來正面戰場唯一獲得徹底勝利的大規模進攻作戰”。

在抗戰中為國捐軀的將士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都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抗日戰爭也不是哪一黨哪一派的勝利，而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完全勝利。

毛澤東曾指出，“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1938年和1939年，日軍在張鼓峰和諾門坎兩次發起“北進嘗試”，均遭慘敗。張鼓峰事件時任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的石原莞爾說：“此次張鼓峰事件，蘇聯所持以威脅日本者，則以日本對華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於蘇聯者，亦以日本對華用兵故。”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為日本提供了北進的新時機。但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認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現在正用於中國”，對蘇開戰“實際上辦不到”。

中國軍隊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還應盟國之邀，出兵緬甸對日作戰。1942年2月，中國遠征軍3個軍10萬人入緬作戰，沉重打擊了日軍，使其無力西進。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也給予中國以巨大的支援。蘇聯在戰爭前三年提供貸款2.5億美元和大量武器裝備，並直接派遣空軍志願隊約2000人參加對日作戰，其中轟炸機大隊長庫裡申科等200余名飛行員犧牲在中國戰場。美國陳納德將軍率領的“飛虎隊”，在抗日空戰歷史上寫下了與中國軍民並肩作戰的篇章。朝鮮金日成將軍在“九一八”事變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創建抗日游擊隊，在東北抗聯中有許多朝鮮志士與中國軍民並肩戰斗。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胡志明1938年從蘇聯到達延安，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朝夕相處，共商反法西斯大計。胡志明雖然比周恩來年長八歲，卻尊敬地稱周恩來為“恩哥”，一直保持著戰友情誼。

抗戰空前慘烈，勝利來之不易，我們要牢記3500萬人血肉之軀換來的慘痛經驗

習主席指出：“戰爭是一面鏡子，能夠讓人更好認識和平的珍貴。”抗戰的勝利，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中國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是20世紀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回首70多年前3500萬人血肉之軀換來的慘痛經驗，依然讓我們蕩氣回腸。

團結才能御侮，統一戰線是抗戰勝利之基。

中華民族近代史為何如此屈辱羸弱，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就是民眾如一盤散沙。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的文章中說：“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於不知國家為何物。” 國民“一盤散沙”。民眾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國破未必家亡，只是更換王朝姓氏而已。國家缺乏有效的政治組織力、號召力。

唯抗日戰爭，海內外炎黃子孫不分階級、不分階層、不分黨派、不分信仰，同仇敵愾，共御外侮。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中國共產黨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吁全國各黨派、各階層、各軍隊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覺醒，是中華民族命運的絕地重生。中華民族出現如此轉折，不能不歸功於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西安事變的關鍵時刻，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最后到“聯蔣抗日”，何等的胸懷!若不是共產黨始終堅持統一戰線不動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爭策略，又聯合又斗爭，中華民族將再次重蹈分裂覆轍，萬劫不復。

抗日戰爭需要中流砥柱，共產黨應時而為。

回溯歷史，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歷經恥辱。100年間，中國對外簽訂條約1100多個，絕大多數是不平等條約。梁啟超曾激憤地說：“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數年之后，鄉井不知誰氏之藩，眷屬不知誰氏之奴，血肉不知誰氏之俎，魂魄不知誰氏之鬼。”雖然中國人民不屈不撓，掀起此起彼伏的反帝斗爭，但中國人民始終未能把帝國主義勢力趕出中國，苦難深重的中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裡越陷越深。

唯有抗日戰爭，逐漸成長壯大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並解決了一系列奪取抗戰勝利的根本性問題，表現出無可比擬的戰略運籌能力、奮斗犧牲精神和強大的凝聚力，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覺醒，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更為重要的是，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堅決反對投降。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一人向日軍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去當偽軍。毛澤東說：“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隻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 1945年3月18日，日本東京《同盟世界周刊》曾經疾呼，“如果有人認為隻要和重慶能夠談判成功，就可以解決中國事變，那是很大的錯誤。根據我們的見解，真正的抗日勢力，始終一貫的是中國共產黨。”

正確的戰略指導，是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因素。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在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僅4個月零18天，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七七事變后，面對日寇的長驅直入和國內的亡國論調，1938年5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從分析中日雙方戰爭的基本特點出發，科學預見了抗日戰爭的發展進程，系統提出了全國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思想，成為指導全國抗戰的偉大綱領和行動指南，極大地增強了全民族戰勝侵略者的信心，對指導抗擊日寇起著重要作用。

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指出：“什麼叫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麼關系？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他形象地說：“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隻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當天，美國的一家報紙評論說：“在預測中國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毛澤東一直是正確的。”

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之偉力存在於民眾之中。

盧溝橋事變后的一個多月，蔣介石在談到國民黨軍隊抗戰的要訣時說：敵人的利器是飛機、大炮、戰車﹔我們的利器是高壘厚壁。毛澤東堅信：對付強敵，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人民，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侵華日軍在《剿共指南》中寫道：“中共的游擊戰術的本質，是秘密地將多數民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形成一個整體，與民眾一起進行頑強的戰斗。也就是說，敵人的武裝力量不僅是正規部隊，其周圍還有層層的民兵及其擁護者。……形成難以分清敵軍與民眾、敵方和我方這種錯綜復雜的現象，呈現出與正規戰完全不同的局面。”

八路軍指揮員馬本齋的母親是一位普通的農家婦女，日寇為了迫使馬本齋投降，抓走馬母當人質。馬母被捕后始終嚴辭拒絕寫勸降信，在絕食七天后以身殉國。北京密雲縣一位名叫鄧玉芬的母親，把丈夫和5個孩子送上前線，最后，她的6位親人全部戰死沙場。在抗戰期間，宋慶齡在香港邀請中外著名人士，發起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以陳嘉庚為代表的愛國華僑踴躍參戰、支前，海外僑胞共計捐款13.2億多元，僑匯高達96億元。新疆各族民眾從1937年9月至1943年，先后捐獻白銀428萬兩，可買154架飛機。台灣人民除在島內堅持進行不屈不撓的抗日斗爭外，還直接奔赴大陸，參加對日作戰。

偉大的民族精神，是抗戰勝利之魂。

毛澤東指出：“中華民族絕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於民族自尊心與人類正義心的偉大民族，為了民族自尊與人類正義，為了中國人民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決不讓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價而達到其無法無天的目的。我們的方法就是戰爭與犧牲，拿戰爭對抗戰爭，拿革命的正義戰對抗野蠻的侵略戰。這種精神，我們民族的數千年歷史已經証明，現在再來一次偉大的証明。”

八路軍戰士馬寶玉等5人為掩護主力安全轉移，將日軍吸引到狼牙山，子彈、手榴彈全部用光了，就用石頭砸，最后英勇跳崖。抗聯的8名女戰士，在掩護主力撤退后被敵人包圍，她們不甘被俘，手挽著手沉入烏斯渾河。淞滬抗戰中，率第五軍增援淞滬抗戰的張治中在陣前發布《告全軍將士書》，寄語將士們“人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國家，以救民族。假如日軍猶有一兵一卒留我國內，我們的責任即未完成﹔反之，我們如尚有一兵一卒，必與日軍拼命到底！”在襄東戰役中，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親赴前線指揮，身遭數處重創，仍高呼殺敵……這一句句血寫的誓言，這一幕幕英雄壯舉，正是我們民族之魂驕傲的展現。

以史為鑒，警惕高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堅定維護世界和平

今天，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戰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懸在人類頭上。我們要以史為鑒，堅定維護世界和平。正如習主席在講話中強調：“絕不讓歷史悲劇重演，是我們對當年為維護人類自由、正義、和平而犧牲的英靈、對慘遭屠殺的無辜亡靈的最好紀念。”

要堅定維護來之不易的二戰勝利果實，決不允許開歷史倒車。

何為勝利果實？

習主席在講話中指出：“這一偉大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這一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1945年4月至6月，來自50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舊金山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憲章》。中國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贏得了崇高的民族聲譽和大國尊嚴。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認為：“由於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國家的卷入，中國從一個軟弱的戰爭犧牲者，轉化為一個世界大國，一個確立穩定、和平局面的伙伴。”

《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確立的一系列國際法原則，是戰后對日處理的根本依據。主要是：公開審判與嚴懲罪大惡極的戰犯，伸張國際正義，鏟除軍國主義的思想基礎與社會基礎，鏟除導致世界空前慘禍的日本軍國主義政治體系﹔廢除日本軍隊，徹底解除日本武裝，剝奪日本對外戰爭權﹔嚴格限定日本領土范圍，日本歸還所有竊取的包括東北地區、台灣、澎湖群島等在內的一切中國領土，恢復朝鮮自由與獨立。堅定維護二戰勝利果實和戰后國際秩序，決不允許開歷史倒車，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當今世界有人企圖為二戰翻案，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絕不會答應！

要大力弘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使勇敢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符號。

習主席強調指出：“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實現我們的目標，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抗戰勝利本質上是精神層面的勝利，文化層面的勝利。要做好精神准備，大力培育全民的血性，要把勇敢精神作為我們國家精神價值的關鍵指標，使勇敢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符號，使敵人在千裡之外、萬裡之外就聞風喪膽。

東北抗聯領導人楊靖宇在戰斗犧牲后，敵人剖開他的腹部，發現胃中隻有草、棉絮和樹皮。他陷入絕境后，日軍派叛徒向他勸降，他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這句話至今在天地間回響，驚天地泣鬼神。日軍頭目岸谷隆一郎目睹楊靖宇犧牲一幕，流了眼淚，長時間默默無語。史料載，這個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一天之內，蒼老了許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窮畢生精力研究中國抗日將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內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兒女后自殺。他在遺囑中寫道：“天皇陛下發動這次侵華戰爭或許是不合適的。中國擁有楊靖宇這樣的鐵血軍人，一定不會亡。”

要高度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絕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開羅宣言》強調，日本軍隊必須完全解除武裝。根據這一精神，戰后盟軍佔領期間為日本制定了新《日本國憲法》。日本不滿憲法約束，力圖重建武裝力量的聲音迅速高漲。1948年5月，日本以掃雷需要為借口，成立海上保安廳，編成1萬多人，成建制地保留下來一支舊海軍。1954年6月9日，日本政府頒布“防衛二法”，即《防衛廳設置法》和《自衛隊法》，將保安隊改為擁有陸海空三軍的自衛隊。上世紀90年代之后至今，日本自衛隊開始積極參與海外軍事行動，通過擴大解釋或另立新法實質性突破集體自衛權禁區，配合美軍行動，並將完全廢止《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徹底排除發動對外戰爭的法律障礙，作為最終目標。

研究日本的歷史不難發現，日本是一個沒有哲學底蘊的國家，它隻有單一的神道，和由此派生出來的武士道，因此它有思想家、文學家，但始終沒有哲學家，更不可能在此基礎上產生出戰略家。這就是它在戰略上一再失算的原因所在。毛澤東指出，日本是沒有哲學的。戰略要有全局觀，日本則特別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打贏了每一場戰役(太平洋戰爭后期除外)，可是輸掉了整個戰爭。它太看重勝負，於是隻有小勝，沒有全勝。日本在中國戰場上深陷持久戰的泥淖，難以脫身，又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整個戰爭運作完全是一種盲動、無序而為。從日本當時的實力來看，打一場戰爭都很難取勝，卻硬要同時打幾場戰爭，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是最為典型的戰略無知、戰略敗筆。

日本是一個沒有戰略家、卻盛產陰謀家的民族。20世紀30年代前后，從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萬寶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變，從1932年“一二八”事變到1935年“張北事件”、1936年的“豐台事件”，到1937年“七七”事變，再到1941年的“偷襲珍珠港”，日本一直在通過不斷地制造危機和利用危機。誰又敢肯定，日本不會再制造下一個“珍珠港”？

對於日本這樣一個有軍國主義侵略犯罪前科的國家，一個對歷史罪行不知反省、拒不懺悔的國家，一個慣於隱忍、心懷仇恨的國家，一個無視歷史教訓和國際行為准則的國家，姑息養奸，助紂為虐，不僅是政治道德的墮落，也是對歷史教訓的無知。遏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維護國際正義，維護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同盟國的神聖義務，是當前國際社會刻不容緩的共同責任。

時刻准備著，提高警惕，常備不懈，歷史最終會感謝中國人民的戰略敏銳和先知先覺。

（作者為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中國國防報》2015年09月09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