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是近年來學者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特別是在2012年，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一些學者借所謂的“王實味問題”來歪曲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本文試圖結合史料，實事求是地敘述延安時期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特別是與文藝知識分子的關系，以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1943年4月22日，新華社播發了一篇關於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的經驗介紹的廣播稿，總結了抗戰后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主要是對文藝工作者的工作，並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抗戰初到陝甘寧邊區文協第一次代表大會（1940年1月）。在這一段時間內，有許多文化人來到延安。因當時大后方環境還比較好，去前方也容易，文化人中有留在延安工作的，有去前方工作的，也有在延安住一段時期仍回大后方的。當時我們黨忙於抗戰，對文化人的工作一般是招待及幫助其上前方。第二個階段，從邊區文協大會到文藝座談會前（1942年5月）。在邊區文藝大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並把它作為團結進步文化人的總目標。但是對於這個方針，當時許多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並未深刻理解，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在實踐中落地，只是片面強調了文化人的特點，對他們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當時大后方形勢逆轉，去前方困難，於是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他們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某些人還對革命有模糊觀念，加之內奸破壞分子暗中作祟，所以在延安的文化人中暴露出了許多嚴重問題。第三個階段，從座談會到1943年4月。在這一階段，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在文化人中展開討論，從思想上教育和改造他們，採取具體步驟把他們動員到實際工作中。

總體來說，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大力吸收

中國共產黨一直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一二·九運動爆發后，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稱贊知識分子是“民族解放斗爭的先鋒”。抗日戰爭后，中國共產黨更加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1939年5月，毛澤東在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演講中，指出：中國青年“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65頁）同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宣傳工作的指示》，強調：估計到中國文化運動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級宣傳部必須經常注意對於文化運動的領導，積極參加各方面的文化運動。在必要時，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黨區委、省委以上的宣傳部下組織文化工作委員會。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的提綱中指出：“要保護革命知識分子，不蹈過去的覆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政府中，黨部中，民眾運動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識分子。”（《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33頁）6月25日，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培養新干部問題的訓令》，明確指出，由於工作開展，老干部不足，吸引革命知識分子參加軍隊工作，成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個重要任務。要求：大批的吸收純潔的革命的知識分子參加下層工作﹔經常考察留心他們思想的動向，及時引導他們向健康的道路上前進﹔了解並發揮他們的特長﹔用一切方法逐漸提高他們的組織觀念紀律性與堅定性。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強調：“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頁）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他再次強調：“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同上書，第641頁）1940年12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論政策》中，要求：“應容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應吸收一切較有抗日積極性的知識分子進我們辦的學校，加以短期訓練，令其參加軍隊工作、政府工作和社會工作﹔應該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們。”（同上書，第768頁）1942年整風期間，毛澤東再次強調了歡迎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對文化人、知識分子採取歡迎的態度，懂得他們的重要性，沒有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任何一個階級都要用這樣的一批文化人來做事情，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是一樣，要有為他們使用的知識分子。”（《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32頁）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由於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實施民主政治，制定了大力吸收知識分子的政策，使陝甘寧邊區成為指導中國抗戰的“聖地”，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愛國知識分子，懷著抗日救國的滿腔熱忱和尋求革命真理的激情，如潮水般地涌入延安。著名詩人柯仲平1939年寫了一首詩真實地反映了為什麼大量熱血青年奔赴延安：“青年，中國青年，吃的小米飯，延安穿的麻草鞋，為什麼你要愛延安？青年回答：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隻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飯，不能到前方抗戰，隻怕取不上延安的經典，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割掉皮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隻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統計，1938年5月至8月，經該處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總計有1萬多名青年從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獲准去延安。

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中，有許多文藝知識分子。到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的1942年，主要有：丁玲、艾青、周揚、李初梨、周立波、田間、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蕭軍、劉白羽、何其芳、嚴文井、陳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煥之、鐘惦棐、楊朔、周而復、賀綠汀、賀敬之、華君武、高長虹、王朝聞、古元、江豐、彥涵……等等。茅盾、老舍也曾經到延安小住、訪問。茅盾當時准備在延安扎根，兒女都帶在身邊，兒子沈霜在陝北公學文工隊和西北文工團工作，女兒沈霞在女子大學就讀。

對於到延安的文藝知識分子，中共中央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熱烈的歡迎。1936年10月，丁玲到達延安的當晚，中共中央就專門為她舉行歡迎晚會。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親自與會，毛澤東在會后還專門為丁玲賦詞。

二、團結尊重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遠道而來的知識分子，採取了團結尊重的態度，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具體表現為：

第一，政治上高度關心知識分子。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及陝甘寧邊區黨政軍負責人，經常擠出時間看望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征求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鼓勵他們為邊區的建設事業和中國的革命事業做貢獻。在實際工作中，根據知識分子的特長和志願，及時安排他們到各種類型的干部學校進行培訓，讓廣大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和革命理論教育﹔各類單位，積極吸收有技術專長的知識分子作為技術骨干﹔積極幫助他們加入中共黨組織。

陝甘寧邊區讓知識分子充分享受民主權利。1941年10月，邊區參議會第二屆選舉和聘請的僅自然科學研究會的參議員就有：趙一峰（邊區政府建設廳工業局局長）、魯之俊（國際和平醫院院長）、巴蘇華（印度援華醫療隊醫生）、翁遠（八路軍制藥廠主任）、何穆（中央醫院肺科專家）、金茂岳（中央醫院婦科主任）。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多次下達文件，要求全黨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學會與知識分子合作。為了團結廣大知識分子，毛澤東提出：“我們要求我們的同志，在軍隊、政府、教育、民運、黨務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對文學藝術工作者，不論是低級的還是高級的，要採取歡迎的態度，恰當的態度，對他們的缺點要採取原諒的態度﹔而在文藝家方面，對於工農兵的缺點也是要採取原諒的態度。有缺點，不原諒是不行的，將來一定還要有問題。一些知識分子、文藝家不和我們做朋友，這不只是知識分子、文藝家這一面有缺點，一些部門一定也有缺點，也有問題。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發表以后，還有好些問題沒有解決，所以需要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樣，天天講，使得在軍事、政府、黨務、經濟、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對文化人、知識分子採取歡迎的態度，懂得他們的重要性，沒有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31-432頁）

第二，工作上大膽使用知識分子。1942年7月1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對於軍事家、工程師、技師、醫生等各類人才，一律以他們的專門學識為標准，給以充分的負責工作，如工廠廠長、醫院院長等，而不是以他們的政治認識為標准，對他們給予充分的信任。對於廣大文藝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他們的文藝才能，讓他們組織各類文藝團體，舉辦文藝雜志，成立各種教育研究機構，自由地發表作品。

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領導下，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文藝知識分子，在延安、在根據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正像《解放日報》社論《歡迎科學藝術人才》中所指出的：隻有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邊區，特別是在延安，他們才瞧見了他們的心靈自由，大膽活動的最有利的場所。在延安，不拘一切客觀條件的困難與限制，各種文化活動在蓬蓬勃勃地發展。科學和藝術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則下，思想的創作的自由獲得了充分保障。藝術的想象，與科學的設計都在這裡發現了一個可在其中任意馳騁的世界。

第三，生活上優待照顧知識分子。 延安時期，由於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地處偏遠山區，經濟發展水平非常落后，再加上又處於戰爭時期，特別是在1941年至1942年最艱苦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雙重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得陝甘寧邊區幾乎到了沒有衣穿、沒有飯吃的地步。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竭盡可能從生活上優待照顧知識分子，使他們能夠安心工作。陝甘寧邊區政府為了保証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在分配經費的排列次序上，常常是生活費第一，事業費第二。邊區政府幾乎拿出財政的三分之二用於保障生活，使當時的6萬多“公家人”能夠享受各種待遇（5萬人是一般生活標准，1萬人享受差別待遇）。為了優待技術干部，中共中央還制定了《優待文化技術干部條例》，規定“物質優待的標准依照其能力學識的程度規定之，要使他們及其家屬無生活顧慮，專心工作。對於特殊的人才，不惜重價延聘”。當時一般技術人員的待遇均高於黨政機關干部（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津貼每月僅10元）。

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生活上的優待，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和尊重，也充分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推動了邊區的文化建設。

三、教育改造

中國共產黨在對知識分子團結尊重的同時，為了更好地發揮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使廣大知識分子樹立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實現與廣大工農群眾更好地結合，實現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轉變，在為工農兵服務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人生理想，也對他們進行了教育改造。

廣大知識分子到了延安，愛國熱情是很高的，好多人是抱著追求革命的理想到延安的。但很多人的世界觀還是小資產階級世界觀，一些知識分子還與一些工農干部產生了矛盾，面臨如何與工農結合，如何為工農服務的問題。不少知識分子由於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不滿，相信共產黨是真心抗戰的，所以到了延安，但同時有的人也總是以一種理想化的眼光看待延安，要求延安。

上述這些問題在文藝知識分子中表現尤為明顯。在整風運動之前，大部分文藝工作者世界觀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常常不自覺地表現出來，並同革命利益、工農干部發生矛盾。一些人鼓吹要樹立“為藝術的人生觀”，要“藝術指導政治”，公開宣揚小資產階級作家始終是中國文學運動的主力。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這些知識分子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在實際工作中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不適當地強調教育和藝術等領域的所謂“正規化”。當時的魯迅藝術學院，坐落在延安東川距城15裡的橋兒溝，周圍住的都是老鄉。可是，一些文藝工作者常常關起門在禮堂裡演出，磨練技巧。每當這時，老鄉們就會在外面敲門打窗，批評他們是“關門提高”。他們下鄉演出時，也是演外國的節目，老鄉們聽不懂、看不懂，很有意見。

革命的知識分子也存在主動改造的要求。就是被公認為“中國文學史上真正把農民當作小說的主人公的”第一人的魯迅，也承認“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他們認識到：以個人為創作的中心，以個人生活為描寫的目標，而忽視了群眾的生活，這種“心目中隻知道有英雄，而不知道有群眾，隻知道有個人，而不知道有集體”的“個人主義”創作是違背“革命文學”要求的。認為“寫小說是不夠的。要腳踏實地干真的革命工作”，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螺絲釘。

對於文藝界存在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非常關心，也積極加以引導解決。1938年5月，毛澤東在魯藝告誡文藝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演戲要像陝北人”，不可“眼裡根本沒有工人、農民”。毛澤東還專門做文藝界一些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的工作，著名作家蕭軍就是一例。

為了深入解決文藝知識分子存在的問題，中共中央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連續召開了三次會議。5月23日，毛澤東在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文藝工作的根本問題是為群眾的問題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鮮明地提出文藝是為群眾服務的，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毛澤東在講話中著重談了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和感情問題，明確要求將立場、態度、感情“由一個階級轉變到另一個階級”。他說：“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1頁）

1942年5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的報告中，繼續闡述了文藝工作者要與工農兵相結合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實現與工農兵相結合，“這中間就要解決思想上的問題，其中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要破除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才能夠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思想，才能夠有馬列主義的黨性。解決了這個思想上的問題，才能夠在思想上與無產階級、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有了這樣的基礎，才可能在行動上和工農兵、和我們黨相結合。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總是要格格不入的。”（《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26頁）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知識界開展了整風運動。整風運動對廣大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改造運動，也是一場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特別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運動，對轉變廣大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立場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從組織上保証大眾文藝的實施，中國共產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組織文藝工作者與勞動英雄座談，讓他們了解群眾，獲得創作題材。其次是召開了有五十多位黨員文藝工作者參加的下鄉動員大會。1943年10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公開發表，11月，中宣部發出《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強調全黨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和研究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克服過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種偏向，以便把黨的方針貫徹到一切文藝部門中去，使文藝更好地服務於民族與人民的解放事業，並使文藝事業本身得到更好的發展。從而在陝甘寧邊區掀起了到生活中去、到群眾中去的熱潮。“到農村去、工廠去、部隊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成為解放區文化工作者的行動口號，廣大文藝工作者自覺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人民大眾中去，努力學習大眾語言，學習改造群眾文藝。

在陝甘寧邊區，許多文藝工作者背著背包下鄉、下廠、下部隊。如：詩人蕭三、艾青，劇作家塞克到南泥灣，作家劉白羽、丁玲、陳學昭到農村和部隊，柳青、高原到隴東體驗生活，進行創作。延安音樂工作者提出了到街頭去、到工廠去的口號。戲劇界經常下鄉、下廠為群眾演出。畫家背著畫板，到工廠、農村，以工農大眾為素描對象。

1943年春節開始的秧歌劇運動，就是這種結晶。2月9日，毛澤東在棗園看了秧歌劇《兄妹開荒》后滿意地說：這還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群眾對“文藝下鄉”稱贊道：藝術家把藝術從窯洞裡搬到了街頭來了。

1944年和1945年春節的新秧歌活動，在陝甘寧邊區，工人、農民、士兵、店員、學生都廣泛地參加了。據當時的資料記載，秧歌隊的足跡幾乎遍及每一個鄉鎮和山村，平均1500人中就有一個秧歌隊。

知識分子的這種變化，豐富了解放區農村文化生活。王春在《繼續向封建文化奪取陣地》一文中對農村文化的變化進行了描述：我們有了由巫神轉過來的勞動英雄。有了主動上門替人治病的農村醫生。簽筒不見了，泥老爺不見了。因為蝗神可以打絕，所以蝗神廟沒香火，因為旱災真能度過，所以再不見祈雨的行列，人們參加的是農會、工會，沒了槍會、佛會的陣地。要學時事政治，所以《推背圖》、《東方朔》再不上場……家裡的《諸神同堂圖》撕了，換了毛主席﹔灶王牌揭了，換上了農家歷。《名賢集》開始被《古話正誤》、《識字課本》所代替，每一縣差不多都有五六十個劇團，多的則在一百以上。

著名漫畫家華君武后來回憶道：關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最想講的一點，就是它解決了我國幾千年來文學作品的服務對象問題。它是劃時代的篇章。當時能聆聽《講話》覺得很光榮，但不像人們想象的聽了以后很興奮，馬上就接受了。我是琢磨了好幾年才逐漸理解的。首先是為什麼人的問題。我去延安前還是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是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反帝反封建的。座談會號召我們下去熟悉人民的生活，學習人民的語言。《新兒女英雄傳》的作者孔厥下去以后，記錄了老百姓的生動語言，形象鮮明。我也學著搜集，用在我的漫畫中。群眾熟悉這些語言，自然就看懂了我的漫畫。逐漸的，我認識到了文藝民族化和大眾化的重要性，兩者各有內涵而又不可分開。畫了一些受到大眾歡迎的畫以后，我很受鼓舞，漸漸地理解了我們的文藝創作必須為大眾服務，反映人民的聲音，與時代的脈搏相合。……最重要的還是必須寫自己熟悉的生活，畫自己觀察到的東西。現在文藝作品很多，但缺乏精品，解決的途徑恐怕也隻能是：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誠心誠意向人民學習。

著名作家丁玲概括了文藝知識分子面向工農兵后取得的成績：新的木刻、密切結合群眾、反映群眾斗爭的木刻在古元、彥涵等的刻刀下出現了。艾青寫了對勞動模范的贊歌，李季寫了《王貴與李香香》的新民歌，歐陽山等寫了歌頌英雄、歌頌光明以及反映陝北新生活的報告文學。接著是短篇小說、中長篇小說以及民間說書等，都以抗日戰爭和曲折的階級斗爭為題材而陸續展現在讀者面前。這時的秧歌經過專業的和業余的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合作，改造、提高，也從初級發展成為生動、活潑、新鮮的小歌劇。每當《兄妹開荒》、《牛永貴負傷》、《一朵紅花》、《趙福貴自新》、《劉順清開荒》等演出時，鑼鼓一響，人們都從窯洞裡涌出來，沖下山坡、圍滿廣場。陝北的冬天雖然很冷，但演出場上的熱烈氣氛，把人們的心都熔化了。那種場面永遠留在演員和觀眾的記憶裡。那種美好親切的享受將使人終生難忘。至於《血淚仇》、《白毛女》，更是當時廣大農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這些從土到洋，既土又洋，從舊到新，真正是新的作品，代表了那一個時代，深受群眾的歡迎擁護。這一輝煌成就，當年從延安出發，曾經影響全解放區、大后方蔣管區，為革命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偉大貢獻，而且奠定了新中國建立以后文藝發展的基石。

總體來看，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採取了正確的政策，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是和諧的，知識分子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發揮。那種借中國共產黨在個別知識分子問題上存在的不足從而妖魔化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的觀點，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