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正確歷史觀開創人類美好未來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招待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堅持正確歷史觀，牢記歷史的啟迪和教訓”，“隻有正確認識歷史，才能更好開創未來”。這些重要論述，連同他近年來對歷史和歷史觀的一系列論述，形成一個科學整體，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國際社會高度贊揚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堅持正確歷史觀的重要論述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歷史會逐漸久遠，但歷史的啟迪和教訓，不管承認不承認，永遠就在那兒。人類歷史必然會有曲折，也必然會不斷前進。歷史是寫在人民心中的，歷史不能抹殺，也是抹殺不了的。昨天的歷史不是今天的人們書寫的，但今天的人們不能脫離昨天的歷史來把握今天，開創明天。他特別強調，無論是當年勇敢抗擊侵略戰爭的國家的人民還是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的人民，無論是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們還是那個時代以后出生的人們，都要堅持正確的歷史觀，牢記歷史的啟迪和教訓。

　　外國領導人和專家學者普遍高度評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表示，二戰的歷史由千萬人的鮮血和功勛凝結而成，沒有任何人有資格遺忘或篡改二戰歷史。但目前世界上一些勢力妄圖偽造歷史的趨勢愈演愈烈，因此，哈方對於中國維護二戰客觀歷史的原則立場表示堅定支持，因為隻有尊重歷史，才能更好地把握現在，面向未來。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弗拉基米爾·格裡紐克表示，日本右翼分子拒絕面對真相，多年來不停試圖否認和粉飾侵略歷史，這種錯誤史觀導致日本至今不能得到周邊國家的諒解。

　　日本同志社大學教授淺野健一指出，習近平主席的講話立足歷史，面向未來，必將對亞洲以及世界歷史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對日本人來說，如果不認真學習過去侵略與殖民地統治歷史，就有可能讓戰爭的悲劇重演。對日本來說，如果不能正視那段歷史，也就不會有美好的未來，亞洲以及世界和平將面臨危險。

　　比利時歷史研究與文獻中心主任魯迪·范·杜斯拉爾教授指出，歐洲國家之所以能夠在戰后比較順利地達成和解並且走出戰爭陰影，直至建立歐盟，關鍵在於承認和正視歷史，尤其是德國對戰爭罪行長期以來的深刻反省和真誠道歉。二戰的歷史和成果不容掩蓋和篡改，唯有承認並尊重歷史，才能開啟和解之路。

　　可以說，這些認識道出了世界進步人類的共同心聲，那就是，隻有尊重歷史，才能爭取人類美好未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的啟迪和教訓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能以正確歷史觀理性地看待歷史，那麼，歷史這一人類共同精神財富必將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為爭取世界光明前景作出貢獻。

　　二、否認和粉飾侵略歷史隻能使日本當局失信於世界人民

　　像日本一些右翼政要那樣，對侵略罪行如此百般抵賴，甚至美化，肆無忌憚地、不間斷地參拜供奉有對人類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公然挑舋世界人民良知，這在世界各國中絕無僅有。這突出反映了日本一些人仍然在奉行一種野蠻無知的歷史觀。有正義感的日本人士紛紛對此加以揭露：

　　（1）“戰爭是日本國家發展的原動力”。日本國立山口大學副校長纈纈厚指出，“日本差不多在成為近代國家的同時，就成為一個戰爭國家。日本最早的對外戰爭是出兵台灣。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不到10年就出動3500多名士兵侵略台灣，20年之后就發動甲午戰爭。”他說，“如果翻開歷史就會發現，1874年出兵台灣，1894年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1914年一戰，每逢4的年份，日本就會參與大的戰爭。”“戰爭是日本國家發展的原動力，以為一旦戰爭勝利，日本可以獲得發展。”

　　（2）被扭曲的民族精神。與世界其他民族一樣，日本民族也是優秀民族，特別是近代以來在科技、經濟等領域作出過可貴貢獻。然而，由於軍國主義和右翼勢力的長期毒化，日本民族中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是被扭曲的。

　　譬如，2015年剛剛去世的、具有懺悔精神的知識分子代表津田道夫先生發問道：“為什麼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勞動者’‘平凡家庭的父親’‘禮儀端正的人’之類的日本庶民，到了中國戰場會變得那麼殘暴？”他在剖析根源時指出了“庶民的利己主義”和蔑視中國的思想。他認為，正是因為日本在戰后從未對侵略戰爭進行過全民性的反省，“以至於在戰后的今天，為戰爭鳴冤叫屈的種種怪異之論，才得以甚囂塵上”。

　　日本另一位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作家新井一二三則直指代表日本精神的“大和魂”，她指出，持有此種精神的人，“當外國人批評軍國主義罪行時，他們容易變得情緒化，就像自己的爺爺被罵了一般”。

　　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曾對日本集體心靈做過分析，認為日本隻有“丟臉意識”，而沒有“罪惡意識”，這使其永不知懺悔。日本會記得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慘痛教訓，但自己對別人所犯下的罪行，卻完全不復記憶。因此，直到今天，日本對造成中國軍民至少3500萬人傷亡的罪惡，竟毫無反省和懺悔。它的教科書把這一切都說成是戰爭的必然，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的罪行儼然也都有了理由，而對自己的軍國主義侵略未置一詞，元凶戰犯反倒被供奉在靖國神社裡。作者對比德日兩國對二戰責任的不同態度得出結論，“德國是世界中道德的良心大國，日本則是另一新興超級獨強的鷹犬大國。在這種情況下，亞洲無法擺脫真正強國的干涉而走向和平繁榮”。

　　二戰后，美國由於擴張和冷戰的需要，對日本絕大多數戰犯採取放縱態度，使得這種被日本右翼勢力扭曲的日本民族性格和思維特征在一些右翼分子那裡變得更加畸形。但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所指出的，否認侵略歷史，是對歷史的嘲弄，是對人類良知的侮辱，必然失信於世界人民。

　　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包括許多學者，強烈要求日本當局以負責任的態度對待歷史，還原歷史真相，對安倍政府違反民意一意孤行表現出極大憤慨。許多日本民眾意識到，“不真正繼承”承認日本二戰罪責的“村山談話”，就等於向全世界宣戰。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被認為不關心政治的日本年輕人也站了出來，連續舉辦反戰集會，抗議安倍強推“戰爭立法”。盡管日本社會矛盾錯綜復雜，背負的政治難題積重難返，但作為日本社會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日本青年的覺醒，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日本的未來。

　　三、堅持正確歷史觀是我們共同的神聖職責

　　堅持正確歷史觀直接關系國家前途命運和人類未來，需要我們以嚴肅的科學態度認真對待。可是，在現實中，有人歪曲歷史定論，想要“重寫歷史”，把歷史當作“任人涂抹的村姑”﹔有人擾亂歷史認知，試圖“再造規律”，把歷史當作“隨意捏弄的橡皮”﹔有人消解歷史價值，妄言“告別崇高”，把歷史當作“沒有厚度的白紙”。從“共產黨抗戰中隻殺敵851人”的說法，到把游擊戰爭貶低為“土匪戰術”的認識，再到漢奸是“為民族不惜背負罵名的真英雄”的謬論，折射出的都是顛倒主次黑白、顛覆歷史是非的“歷史虛無主義”。散布這些謬論的人，有些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有些是商業炒作的需要，但有的則不能不說帶有“以古諷今”和反正確歷史觀的明顯政治傾向。這些謬論造成的后果極為嚴重，開始會搞亂人們思想，否認事實真相和客觀真理，完全置是非成敗、高尚卑劣分野於不顧﹔繼而根本否定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百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英勇奮斗史，從而根本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美好未來。遺憾的是，上述錯誤的歷史觀近年來也彌散到一些研究歷史、傳承精神的專業人士身上。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史學工作者應以實際行動肩負起捍衛、傳播正確歷史觀的崇高職責。

　　第一，要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學習黨史國史是“必修課”，以及“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等重要論述，以對國家民族高度負責精神研究歷史，與一切歪曲正確歷史觀的現象作斗爭。

　　第二，要“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証詞等各種人証、物証來說話”。當然，如何運用史料同樣是個嚴肅問題。正如當年列寧所言，“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証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總之，對歷史永懷敬畏之心，堅持並善於用史實說話，用事實發言，這恰恰是確立正確歷史觀，保持清醒判斷的基礎。

　　第三，要高度重視理論思維。恩格斯指出，理論思維“這種能力必須加以發展和培養”“一個民族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在掌握翔實史料的同時，還必須運用理論思維加以分析，才能由表及裡地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這就要求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掌握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關於毛澤東同志歷史功績和如何正確評價歷史人物的論述，就是一個很好的示范。習近平總書記既高度評價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贊揚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又對他晚年所犯錯誤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強調“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這些論述是多麼全面、公正、客觀而富有說服力！

　　第四，要辯証地對待西方史學。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離開人類文明大道的偏窄理論，而是需要不斷吸收世界文明中的先進文化。總體而言，西方史學不贊成探尋規律，特別是那些與歷史相關的或可稱之為“准歷史著作”的國際政治學著作，更多地包含向外滲透意識形態的因素。然而，仍有不少著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採取了比較嚴肅的態度。例如，從著名史學家費正清寫《美國與中國》開始，一些美國學者頂住當局壓力，力求客觀研究中國，以獨特眼光評價“偉大的中國革命”。近年來，他們更是從“中國學”擴展為“中共學”，認為“隻有人們更加了解中共，才會更加尊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在涉及中美兩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問題時，基辛格博士在承認兩國存在分歧前提下提出中美兩國“共同進化”的思路，並且以“倘若美國和中國能夠同心協力建設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將是何等大的成就啊”來結束全書。由此可見，謹慎辯証對待西方史學，注意吸取其中的先進理念，不僅有利於中國發展，而且也有利於開創人類美好未來。 （執筆人：張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