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的理論謬誤

歷史虛無主義是一股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中國革命史,否定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進而否定中華民族文明史和優秀傳統文化的錯誤思潮。盡管其表現形式多樣,但共同理論基礎都是唯心史觀。用抽象的人性抹殺善惡的區別,用所謂“溫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當性,用資本主義制度和價值觀衡量中國發展道路,是其顯著特點。

一、用抽象的人性抹殺善惡的區別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在歷史的長河中,涌現出無數為民族大義前仆后繼的英雄,也充斥著貪生怕死、開歷史倒車、賣國求榮之徒。后來者正是從這種界限分明的是非善惡中獲得激勵與警示。

然而,在歷史虛無主義者看來,人並沒有截然的是非善惡之分,“好人不好,壞人不壞”,“壞蛋也有溫柔敦厚的一面”,從而混淆、解構了對一些歷史人物已有的基本判斷。在一些影視作品、文學作品以及網絡惡搞中,他們將人做了“扁平化”處理。對待英雄,用各種戲謔、反諷甚至造謠的方式,將其光榮事跡弱化甚至丑化。例如,說黃繼光是因為摔倒了才堵上槍眼的,董存瑞犧牲是因為炸藥包兩面都貼上了膠,等等。相反,對土匪、漢奸、賣國賊等反面人物,則竭力描繪其在私人生活中的慈愛、孝順、友善、仗義等,為其渲染悲情色彩,使人們對之欣賞甚至同情起來,從而轉移對其屠殺民眾、出賣國家等惡劣行徑的關注。更有甚者,竭力為貪生怕死、吃喝玩樂、賣國求榮之徒辯護,似乎這樣做才符合人性,而英勇就義、慷慨赴死反而違背了人性。

“高尚者並不那麼高尚,卑鄙者並不那麼卑鄙”,似乎整個世界就是由這樣一些均質化的庸人所組成。歷史虛無主義就是用這種手法,模糊善惡界限,掩蓋反面人物的各種錯誤立場和反動行徑,為之翻案。

在看待農民革命時,歷史虛無主義者往往將其描繪為一場戕害人性的暴亂。他們不去關注農民曾經如何長期遭受地主階級高昂地租、高利貸、酷刑等各種形式的剝削和鎮壓,而是去渲染革命斗爭的“無情”。有些作品,熱衷於刻畫個別地主在日常生活中的“知書達禮”、“典雅高貴”,以此來迂回表達其對革命斗爭的不滿,似乎革命就是野蠻對文明的報復,是卑劣人性的集中展現。

在看待反抗侵略的戰爭時,歷史虛無主義者不去區分戰爭雙方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而僅僅從個人情感、個體命運以及家庭遭遇的角度來看待戰爭。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戰爭無勝負之分,每一個體都是戰爭的受害者,不管是發起侵略的一方還是反侵略的一方,都是值得憐憫的對象。前者是被欲望蒙蔽了雙眼,是可憐的靈魂需要救贖的對象;后者則不過是逞一時之勇的可悲炮灰,一時的英雄壯舉帶來的是無盡傷痛甚至生命的毀滅。於是,戰爭無勝負之分演化為戰爭無是非之別,對戰爭的反思被簡化為籠統的“反戰”,人類和平被寄望於對抽象“大愛”的呼吁。對侵略者的譴責成了心胸狹隘、睚眦必報的代名詞,而對英雄的紀念反而成了好戰的同義語。

那麼,應該如何看待人性?恩格斯深刻指出:“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隻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頁)吃喝住穿、七情六欲、謀求生存等固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絕不是人性的全部。人性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統一,人性當中的確有其自然性的一面,但決定人之為人的,卻是其社會性。因此,為了民族解放和人類進步的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才真正展現了人性的光芒,實現了人性的升華。相反,用自然性來代替社會性,鼓吹貪生怕死,出賣民族利益,這無異於將人性降低為獸性。

“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隻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頁)誠然,每個個體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反面人物在自己的個人生活領域,也許溫文爾雅、有情有義,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們在面對被統治者時,整體上展現出血腥和殘暴的一面。這是由於其在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是由於他們在根本利益上與人民大眾的對立甚至沖突造成的。因此,不能因為他們在某些時刻某些場合展現出了溫情,就忽略其在面對民眾時本質上的反動性;也不能指望他們良心發現,棄惡從善,實現友愛與和平。用抽象人性論來看待階級對立和沖突,看待民族解放戰爭,看似充滿道義,實則軟弱無力,客觀上更是對惡行的縱容。

二、用所謂“溫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當性

在看待歷史發展的動力方面,歷史虛無主義者無視階級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無視革命產生的必然性,把它看作一種情緒化產物,認為如果耐心等待統治者“溫情”的改良,社會便會向好的方向發展。比如,有人認為,“革命只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70頁),會擾亂社會秩序,付出沉重代價。“革命其實是一種情緒化的東西,革命時總是以為靠一股氣,一股勁就可以解決問題”,“革命就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同上,第79、68頁)。革命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隻要大家意識到它的破壞性,耐心改良,便可避免革命帶來的弊端。“革命可說是一種能量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積累”(同上,第71頁)。那麼,改良的希望在哪裡呢?在那些明智的幡然醒悟的統治者身上。

不僅如此,歷史虛無主義者還把革命看作是因嫉妒貪婪而引發的產物,是對統治階級這一精英集團的不公。以土地革命為例,這一觀點認為,同樣是人,別人能做到家大業大成為地主,而你貧民卻無立錐之地,不正說明人家能干,而你能力不行嗎?為什麼要剝奪人家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土地?

那麼,怎麼看待這些觀點呢?革命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呢?它的出現是出於歷史的誤會,或者人為的煽動嗎?從根本上講,革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推動階級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形態更替的重要動力。“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革命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用暴力打碎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筑,即打碎那種由於同新的生產關系發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時候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筑。”(《列寧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頁)

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生產力較為活躍,生產關系則較為穩定,二者之間經常會發生沖突,需要解決。而每一次解決,都會引起社會利益格局不同程度的調整,因此,往往會引發廣泛關注,尤其是統治階級的關注。特定時期的生產關系,即“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社會的一定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頁),與統治階級利益休戚相關,對它的任何一點變動,都會引發統治階級的不安。如果說,在特定時期,他們還能容忍或發起一些不從根本上觸動生產關系的改良的話,那麼,那些從根本上改變生產關系的變革,則是不可能得到其默許或者支持的。它會採取一切手段來保衛它。此時,唯有那些在這一生產關系下無法生存下去的廣大的被統治者,用革命的力量才能打碎它,實現社會的根本變革,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促使社會向前發展。革命的發生是社會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的桎梏這一現象並非人為造成的“錯誤”,也不是統治階級一旦覺察到便可以去徹底改正的“錯誤”;而被統治階級發起的革命,也不是出於歷史的誤會,更非出於人性的卑劣。革命是社會基本矛盾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種社會矛盾極端尖銳化的產物,是解決這些矛盾、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手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革命還是爭取民族獨立,實現國家富強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前提。

革命的發生有其必然性,盡管在具體的革命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從整個歷史發展的趨勢看,革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正能量,是起積極作用的。不應該用所謂“溫情”的改良,去否定革命或貶低革命者。

三、用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價值觀衡量中國的發展道路

把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價值觀視為不可逾越的歷史極限,是歷史虛無主義者的主要觀點之一。在他們看來,近代以來的外來侵略雖然給我們帶來了一些痛苦,但更多的是給中國帶來了新型的現代文明。如果當時我們不反抗外來侵略,而是執行一條“孫子”(論者強調說:“不是《孫子兵法》的孫子,而是爺爺孫子的孫子”)戰略,便可搭上一條順風船,成為一個強盛的國家。很可惜的是,我們卻用“民族獨立”的名義將其拒之門外;新文化運動開啟的啟蒙被救亡所壓倒,被性急的年輕人所拋棄,從而導致出現一系列問題;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改早了、改糟了,因此,要補課、要走回頭路;盡管近30多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根本不值一提,唯有徹底廢除“四個堅持”,才算是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從這些觀點來看,不管是主張採納“孫子”戰略,主張重新啟蒙,還是主張補課,走回頭路,或者是主張廢除四項基本原則進行所謂徹底的改革,其背后都有一個理念,即資本主義不可超越,舍此另辟蹊徑都是徒勞無功的,都是對人類文明大道的背離。

怎樣看待歷史虛無主義的這一主張呢?列寧在批判主觀社會學家把“一般社會”當作自己的研究對象時,就曾深刻指出:不去研究具體的社會形態,不去對特定的社會關系進行實際的研究和客觀的分析,就“從空想開始”提出一個抽象的“一般社會”來。“資產者最大的特點,就是把現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身上。”(《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頁)歷史虛無主義者的錯誤與此相似。他們無視“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頁)他們無視近現代中國面臨的內憂外患,不懂得啟蒙如果離開救亡這一前提,便會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他們也無視新中國在強敵環伺的國際形勢下,已經失去了走歐美、日本等國工業化道路的各種有利條件,唯有選擇社會主義制度,才可能較為平穩地迅速完成工業化的重任。他們更無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功偉績,正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在他們心中有一個所謂“完美社會形態”的標准,凡是不符合其設想的社會便被斥為背離了人類文明大道。而事實証明,他們這種所謂的“完美社會”、“一般社會”,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代名詞。

新近出現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新變種”主張,所有歷史觀都帶有終結論色彩,要麼終結在現在,要麼終結在未來。在它看來,馬克思的歷史觀把想象中的未來共產主義當作歷史的終結點,否定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的歷史,從而陷入了“歷史虛無主義”。這就不如資產階級啟蒙學者“把歷史終結在現在”那樣科學,因為“啟蒙歷史圖示去掉未來階段,就等於是樹立了一個現實標准的原則,它指出美好的事物就存在於人們眼前的現實世界中……建立了一個現代的思維方式和新的歷史觀”(尹保雲:《要警惕什麼樣的歷史虛無主義》,《炎黃春秋》2014年第5期)。按這種觀點的前提和邏輯,要想不陷入他們所稱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唯一的出路就是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放棄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追求,否定共產黨自成立以來所做的一切努力,轉而肯定資本主義社會的完滿性,走上其所宣揚的資本主義道路。

總之,無視中國具體國情,以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價值觀為衡量標准,試圖推動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制度與之接軌,並以此扭轉社會主義改革的方向,是歷史虛無主義始終不變的企圖。可以說,這是“歷史終結論”的又一版本。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馬克思視閾中的意識形態性質研究”[13FKS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