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歷史虛無主義的“學術”偽裝

作者:李方祥 鄭崇玲    發布時間:2015-10-2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分享到 :

歷史虛無主義是我國意識形態領域一股極其有害的政治思潮。近期,歷史虛無主義的傳播呈現出新的特點,標榜“創新”、號稱“恢復真相”,從偏激的情緒化話語向學術性的理性話語轉變,以學術研究的面貌出現,在歷史細節上做“翻案”文章。這對於社會公眾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我們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學術幌子要高度警惕,通過嚴肅的、科學的研究揭下這件“皇帝的新衣”。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蔓延的歷史虛無主義,經常採取公開謾罵、惡毒攻擊、誣蔑丑化等意識形態色彩的話語方式。這種手法因其明顯的理論缺陷以及露骨的話語形式,比較容易被群眾識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進一步重視加強意識形態工作,早已聲名狼藉的歷史虛無主義得不到大多數人的認可和支持,暫時失去了話語地位而沉寂下去。然而,歷史虛無主義也在逐步調整自己的話語,以更具有學理化色彩的形式,經過巧妙包裝后重新登上輿論舞台。

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在語氣上更加講究話語分寸的把握。尖銳的觀點變得“平滑”——或旁敲側擊,指桑罵槐,或含沙射影,曲筆迂迴,誘導讀者自己去聯想,把受眾誘導到他們所預設的“理論陷阱”。

二是標榜“價值中立”,打著解放思想、學術創新的旗號,做“翻案”文章,制造“新觀點”。

三是搬用西方的學術話語,以顛覆“革命史敘事”。一些研究成果的核心概念、范式都採用西方話語,但卻被誤認為是與國際接軌和“學術創新”,而實際上,這些話語背后體現的卻是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

四是窺測各種時機,趁機炒作、擴大影響力。黨的歷史和新中國歷史研究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每逢重大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紀念活動,都會形成研究高潮。但是,歷史虛無主義也利用了這個規律,趁紀念歷史之機興風作浪,散布錯誤觀點以制造轟動效應、擴大思潮的影響。例如,在舉國上下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個別人打著“還原真相”、“重寫抗戰史”等幌子,散布各種歪曲歷史的奇談怪論。有的質疑中共在抗戰中作出的犧牲和重要貢獻的真實性,胡謅說中國共產黨“夸大殲敵數字”,其目的在於貶損中共及敵后戰場的中流砥柱作用﹔有的不是實事求是地評價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用,把蔣介石吹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完全喪失客觀分析的態度﹔還有的借紀念抗日英烈之機,為戴笠等臭名昭著、長期與人民為敵的反面人物翻案,竟然說“中美合作所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營’,而是為反法西斯建立的軍事情報合作機構”,“后人應該記住中美合作所,記住軍統局對日作戰中的功勛”,戴笠領導的“忠義救國軍”是“名副其實的敵后抗日武裝力量”,等等。不僅如此,他們還利用紀念抗戰之機進一步推翻黨中央關於重大歷史問題的定論,比如,有的借紀念所謂國軍“抗日名將”之機,否定新中國對國民黨戰犯的改造,聲稱“或許根本就不應該有什麼強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該有戰犯這個詞”。

歷史虛無主義以“學術”面貌獲取話語空間,這無形之中不僅增添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學術”色彩,而且也增加了我們辨析、抵制這種有害思潮的難度,對抵制這種思潮的能力和水平需要更高的專業化要求。恩格斯曾經指出:工人階級在反擊資本家的謬論時,“單憑憤慨,單憑怒氣迸發,不管多麼正義都毫無用處,這裡需要的是論據”。同樣道理,在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作斗爭時,我們既要分析、考証他們所運用的史料是否被曲解、肢解,更要掌握他們所沒有掌握的史料,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說話。我們應當更加注重分析歷史虛無主義的“學術”話語,對他們所要表達的真實的話語意圖、通過什麼的方式表達這些意圖以及話語所造成的社會后果等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

歷史虛無主義的所謂“學術研究”,其背后究竟潛伏著什麼樣的政治傾向,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蘇東劇變和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說明,“學術”僅僅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外衣而已,一旦他們認為政治時機成熟、可以不再借用學術外衣就直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時,往往就直接採取煽動顛覆政權、否定黨的領導等赤裸裸的行動,丟開學術面具而暴露出猙獰的真面目。而一旦他們的圖謀遭受黨和人民的毀滅性打擊而失敗之后,他們往往又重新退回學術領域,繼續披著學術研究的外衣,曲解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隻講“尊重”、“包容”而不講“批評和抵制錯誤思潮”,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對他們的嚴肅批評說成是極“左”,不斷鳴冤叫屈,企圖逃避批評,把學術研究作為庇護自己的“保護傘”,從而得以苟延殘喘,繼續等待時機。

正因如此,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傳播具有欺騙性、長期性、反復性,我們絕不可以因其一時的沉寂而掉以輕心。“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同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作斗爭,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艱巨任務。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閩江學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