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兼顧調整城市工商業
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個月裡，通過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統一全國財經工作等一系列措施，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逐步轉變為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帶來一定的陣痛。1950年3月中央採取制止通貨膨脹的有力措施之后，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經營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社會經濟結構新舊轉換的反映。許多城市工廠開工不足，市場蕭條，影響到社會人心的安定，民族資產階級更是惶惶不可終日。武漢有資本家寫了一幅對聯：“挂紅旗五心不定，扭秧歌進退兩難”，反映了私營工商業者的心境。
中財委認真研究了私營工商業發生困難的原因：一是制止通貨膨脹后，人民無需購物保值，社會需求大為縮減。二是過去的一些奢侈品及服務項目，現在人民不需要了﹔從前依賴國外市場的，現在靠不住了。而相關行業未及時轉產或轉業，必然出現市場困難。三是當時軍政公教人員、企業事業單位職工的消費水平普遍較低，特別是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購買力很低，有許多生產、生活用品買不起。四是很多私營企業對社會需求的變化並不了解，盲目生產，盲目競爭，導致產品嚴重滯銷。還有一個原因，是前一階段人民政府平抑物價的措施過猛。催繳稅金、催收公債款、抽緊銀根、擴展公營商業這“四路進兵”，制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但也使有些合法經營的私營工商業發生嚴重困難。此外，一些政府部門在公私關系的處理上，過分地排擠、限制私營經濟，使私營工商業在經營環境上處於不利地位。
中財委認為，由於整個舊的社會經濟結構正在經歷著重新改組，長期在舊社會金融混亂、投機盛行的環境裡求生存的私人經濟發生困難是難以避免的。但正如陳雲所分析：“這是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榮過程中的痛苦和困難。整個地說來，它是帶暫時性的。”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全國經濟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據國家統計局資料，1949年，資本主義工業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1950年，私營商業在社會商品批發總額中佔761%，在零售總額中佔85%。可見，私營工商業在為社會提供產品，實現商品流通，增加社會就業，促進國民經濟盡早恢復和發展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為此，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合理調整城市工商業，是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重要條件之一。中央確定調整工商業工作，必須在“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基本方針下，抓好三個主要環節，即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產銷關系，重點是調整公私關系，即人民政府、國營經濟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關系。調整採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加強對私營工業的加工訂貨﹔一是投放貨幣，收購農副土產品，擴大城鄉交流。
公營經濟委托私營企業加工訂貨、收購產品的情況，剛解放時已經出現，但多為分散進行，規模不大。調整工作開展后，政府要求國營經濟機構根據需要和可能，對私營工業企業實行有組織的加工訂貨和收購產品，以解決私營工業在原料來源、產品銷路和資金周轉方面的困難，幫助它們維持和恢復生產。加工訂貨的方針，是重點扶植那些為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所急需的行業或企業﹔對某些不適應國家建設需要的企業，幫助其轉產﹔對某些無益於國計民生的行業，則不予扶持。因此，加工訂貨實際上促進了私營工業的合理改組。由於抗美援朝戰爭的進行，國家為供應前線需要，對私營工廠的加工訂貨迅速擴大。到1951年，全國私營工業總產值中，加工訂貨、收購包銷所佔比重已增加到273%﹔佔全國私營工業總產值近1/3的棉紡織業，1950年國家向其加工訂貨部分佔其生產能力的70%以上。這對於恢復私營工業的生產起了直接推動作用。
商業方面，著重調整公私商業的營業范圍。國營商業在逐步擴大批發范圍的前提下，以能夠穩定物價、制止投機商擾亂市場為限度設置零售網點，所經營的品種主要是糧食、煤炭、棉紗、棉布、食油、食鹽、煤油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其他商品的零售業務讓給私營商業或小商小販經營。對農副土產品的收購，國營貿易公司隻經營主要的大宗農產品和外銷農產品的一部分，其余則鼓勵供銷合作社和私商收購、販運。在適當調整公私經營范圍的同時，政府根據照顧產、運、銷三方面的原則，在批發與零售、產區與銷區、原料與成品以及不同季節之間，規定合理的差價，使私商有利可圖，鼓勵私商長途販運、深購遠銷，活躍城鄉交流。
金融政策的調整，主要是國家銀行加強對私營工商業發放貸款，並連續兩次降低貸款利率，幫助私營企業解決資金周轉的困難。稅收方面，在保証滿足國家財政需要的前提下，適當減輕私營企業的稅收負擔﹔稅率的確定，實行工業輕於商業、日用工業品輕於奢侈品的原則﹔在所得稅的征收上，也作了一些有利於中小企業的調整，並對部分工業品實行減免稅優惠，鼓勵私營企業為滿足社會需要而生產。
以上這些措施，體現了各種經濟成分都要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統籌兼顧的精神，有效地調節了國營經濟與私營經濟之間的關系，為私營工業提供了較穩定的生產訂單及所需原料，同時給私營商業讓出一部分市場和銷售利潤，並通過調整價格、利率和稅率等經濟手段，促進了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
在調整公私關系的同時，政府還著力調整私營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主要是一些企業發生困難后，資本家停產欠薪、遣散工人﹔工人則要求不減薪或發放遣散費，造成勞資沖突等問題。中央關於調整勞資關系的基本原則是，必須確認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必須有利於發展生產﹔勞資間的糾紛問題，用協商方式解決，協商不成，由政府仲裁。在各級工會的推動下，私營企業普遍建立了勞資協商會議，商議克服企業困難的辦法，一方面要求資方積極經營，反對他們抽逃資金，躺倒不干﹔另一方面要求工人努力提高生產，承受輪流歇工、減少工薪等暫時困難，維持私營企業的生產。此外，政府大力救濟失業工人，有重點地組織失業工人參加市政公共工程建設，以工代賑。經過上述調整，私營企業內部逐步建立起勞資協商會議制度等新型的勞資關系。
對產銷關系的調整，主要是幫助私營工業根據市場的需要進行生產，克服生產的盲目性。1950年6月至9月，中央財經部門先后召開有公私代表共同參加的一系列全國性專業會議，擬定了各行各業公私分工合作的原則及產銷計劃﹔對橡膠、紡織等原料不足的行業，根據原料供應情況分配生產任務﹔對火柴、卷煙等產品滯銷行業，確定以銷定產，有的還合理劃分了銷售范圍。
城市工商業經過調整，成效顯著。工業生產由萎縮轉向增長，商業銷售量迅速增加。據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統計，面粉、大米、棉紗、棉布四種主要商品的銷售量，10月份比4月份分別增長54%、289%、128%和133%。又據北京、天津、上海、武漢、鄭州、濟南、廣州、西安、重慶、沈陽10個城市統計，1950年下半年私營工商業開業戶與歇業戶相抵，淨增25萬戶。對工商業由蕭條到復蘇，陳雲有個形象的描述：“三月物價穩定，五月中旬全國各地工商業者都叫喊貨賣不出去。於是我們發了兩路‘救兵’，一為加工訂貨，一為收購土產。……到九月全國情況就改觀了，霓虹燈都亮了。”武漢的資本家也把原來對現狀不滿的對聯改為：“挂紅旗五心已定，扭秧歌穩步前進。”在這個基礎上，1951年形勢更加好轉。私營工業生產總值增長39%，私營商業（包括純商業和飲食業的坐商、行商、攤販）銷售額增長387%。資本家對調整工商業政策帶來的市場興旺和豐厚利潤感到振奮。上海資本家稱1951年是私營工商業發展的“黃金年”。
私營工商業的復蘇，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與市場蕭條期相比，北京等十大城市的工商業稅收，1950年三、四季度分別比一季度增長了90%和80%，同時擴大了就業，活躍了市場。通過調整，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得到較快發展，不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受到限制﹔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有了較大發展，使部分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間接地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在調整過程中，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和國家調節國民經濟的力量進一步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