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剛:2015年理論學術研究觀點要覽之黨史學篇

作者:李慶剛    發布時間:2016-01-07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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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人物研究依然是熱點和重點 研究涌現出富有啟發性的新觀點

2015年,以紀念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為契機,黨史研究涌現出一些富有啟發性的新觀點。

關於毛澤東研究。關於毛澤東晚年說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的談話流傳已久,有關它的爭議卻持續不斷。有學者根據已披露的史料及談話的內容推論:毛澤東晚年很可能作過這樣的談話,時間大約在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至28日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之間。但最終確証,仍待相關檔案文獻的公開和相關當事人回憶的披露。

關於陳雲研究。所謂毛澤東說“陳雲一貫右傾”的說法在黨史上流傳甚廣。有學者指出,從現有史料中並未發現毛澤東說過“陳雲一貫右傾”的直接証據﹔但有毛澤東批評“陳雲是右傾機會主義”說法的記載。“陳雲一貫右傾”的說法,從反面顯現了陳雲抵制和矯正“左”傾錯誤的史實,比如:堅持“按比例發展”法則反冒進﹔面對“大躍進”,最早提出降低指標和保証質量的主張等。

關於惲代英研究。惲代英是我黨早期領導人和著名政治家、理論家,有學者系統總結了惲代英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探索中國革命發展道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過程中作出的獨特貢獻,具體表現在:他短暫的一生,經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到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三個階段,致力於探索革命真理,追求馬克思主義,傳播馬克思主義﹔積極地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撰寫大量文章和通訊,成為我黨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動者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踐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精髓要義有深刻的認知,努力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關於葉挺研究。有學者剖析了高敬亭案件,認為1939年6月被處死的新四軍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確實犯有嚴重錯誤,新四軍軍長葉挺不應對高案負主要責任。高案的處理決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終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項英是遙控者,江北葉挺、張雲逸、鄧子恢等人是執行者,延安黨中央是最后決斷者,蔣介石“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准”不過是順水推舟、樂見其成罷了。

關於羅瑞卿研究。有學者指出,1965年中央軍委作戰會議上發生的林彪禁止羅瑞卿做總結發言的風波,其遠因是毛澤東否定了林彪提出的“北頂南放”戰略方針,近因是羅瑞卿在作戰會議上批評作戰部一份材料時無意間觸怒了林彪。至於“彈打不飛,棒打不散,我羅瑞卿死了燒成骨灰,都忠實於林彪同志”這句話,則是葉群編造的。林彪、葉群和邱會作說羅瑞卿“上了賀龍的船”,既是對羅瑞卿的誣陷,也是對賀龍的誣陷。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成為契機 抗戰史研究進一步深化和細化

關於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用與地位研究。有學者重視挖掘新史料,特別是用敵方的資料來闡明中共的抗戰作用與地位,指出:紅軍東征壯大了抗日力量,宣傳了抗日主張,初步顯示出中共是中國抗戰的中堅力量,有力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有學者指出,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抗擊日本侵華戰爭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對之極為仇視並妄圖扑滅。為此,日本政府、軍方乃至一些民間侵華機構長期搜集相關情報並據此作出敘述、分析。這些資料所涉及的大量史實及當時日方的態度,在今天反而成了歷史見証。還有學者指出,戰后日本編纂的幾部戰史,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開辟的敵后戰場、開展的敵后游擊戰爭、倡導的全民族抗戰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和具有的重要地位,都有詳細反映。日軍在與中共領導的軍隊長期交戰過程中,終於發現其游擊戰的力量源泉正在於民眾,從而意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

關於抗戰期間中共對外交往研究。有學者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晉察冀邊區“國際飯店”逗留的幾個西方人士撰寫的關於敵后根據地的報告為中心進行研究,指出:這些因為偶然機會成為中共抗日觀察者的西方人,進一步促進了美國有關方面對敵后根據地情況的了解,從而對美國政府1944年最后下決心派美軍觀察組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學者對1944年中外記者團赴西北考察進行了再審視,認為從輿論宣傳來看,中共獲得了極大成功,國民黨遭遇極大挫折。

關於抗戰史研究的諸多共識。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富蘊新論,吸納了學界最新研究成果:一是再現了中國人民艱難曲折的14年抗戰歷程。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起點,中國軍民的抵抗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以1937年七七事變為起點,中國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二是客觀地評價了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國共兩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逐漸發展成為全國抗戰的主戰場﹔中共創建了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三是論述了中國是亞洲反法西斯主戰場,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國。

中共創建史、遵義會議研究呈現新亮點 知青史、“文革”史等專題研究有新視角

關於中共創建史研究。有學者研究了《新青年》與中國共產黨關系,指出《新青年》雜志與中國共產黨相生相起,並曾一度成為黨的機關刊物。它既是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早期傳播的輿論重鎮,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鋒,在馬克思主義與早期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實踐中,起到了先鋒和橋梁作用,直接推動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學者研究了楊明齋在中共創建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楊明齋作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國代表團中的一員,不僅為黨的創建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作出了積極貢獻。

關於遵義會議研究。有學者認為,對遵義會議的認識不能僅僅停留在一次具體的會議上,應聯系大革命失敗以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斗爭和毛澤東的重要貢獻,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紅一方面軍被迫長征,長征初期的困境等史實來加深對其歷史背景的認識﹔應聯系遵義會議之前的系列會議(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的具體經過,以及之后的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來全面理解其內容和歷史進程﹔還應明確其對長征勝利、抗日戰爭勝利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深遠影響。以遵義會議為界,又經過瓦窯堡會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全黨整風、中共七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在黨內逐步深入人心。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新的傳統,成為勝利前進的保証,這才稱得上黨的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關於知青史和“文革”史研究。有學者從地方志資料入手來研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認為知青安置經費的實際支出、人均經費及具體使用在各地存在較大差異,即使在一個省區內,各縣的經費使用情況也不盡相同。在動員政策方面,個別地方率先進行調整,中央政策則受到地方政策的影響。

有學者考察了“文革”期間的黑體字語錄,指出其發端於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同時刊登的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其中引用毛澤東的語錄時全部是用黑體字排印的。此后,直到1978年在鄧小平的干預下才得以取消。

(作者: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