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前后劉少奇指導我們反“把頭”

1949年1月14日，駐守天津的國民黨軍警備司令陳長捷拒絕放下武器投降，人民解放軍發起總攻。經過一天多的激戰，活捉陳長捷，殲滅敵軍13萬余人，天津解放。15日，我進入天津，任天津市二區區委書記。當時，工人自發要求清算舊社會留下的封建把持制度，這得到了我們的支持。正在這時，劉少奇到天津視察了解城市管理等問題，我們反“把頭”的事情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他親自進行了指導。

工人要求清算“把頭”的血汗賬

天津是對外通商較早的城市之一，當時是中國第二大商業城市，有人口200多萬，是華北、東北、西北“三北”的商業樞紐。二區地處天津市中心，是重要的水陸碼頭。羅斯福路上，各國銀行雲集，解放前是帝國主義的租界。外商輪船往來於海河，是碼頭裝卸搬運工人聚集的地區。

戰爭剛結束，社會秩序還相當混亂：工商業停頓，市民關門閉戶，街上很少有人來往。防空警報不斷發出尖叫聲，國民黨飛機在上空盤旋。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長期佔領和統治下，有些人對我們黨和政府的政策不了解，對新政權持懷疑態度，觀望著新政權的政策，觀察著黨政人員的言行。資本家長期受國民黨的宣傳灌輸，對我黨不了解，也很害怕，怕要“共產”，怕被揪斗，人人自危，無心開工生產，有的抽逃資金，流亡海外……

針對這種情況，進入天津伊始，我們黨政干部就分赴街道，宣傳黨的政策，安定人心，穩定社會秩序，清理戰場，救濟貧困工人和市民。經過一段工作之后，商店開門，娛樂場所如電影院、戲院開始營業。社會秩序逐漸穩定，工商業有序地恢復和發展，市區開始繁華、熱鬧起來。到2月15日，全區80％以上的工商業復工。在這種情況下，區委、區政府召開工人座談會，討論生產問題。座談會上，有些工人要求復工，已復工的則提出增加工資、改善伙食、減少工作時間、建立工會等各種生產生活問題。同時，我們也召開了工商業主座談會，他們提出借貸、訂貨、原料、出售、運輸等各種問題。

這時，天津長期飽受壓迫剝削的碼頭搬運工人，開始零零散散自發結隊，清算封建“把頭”(也稱為“腳行頭”)的血汗賬，要求區委、區政府支持他們的斗爭。我和區委、區政府的同志同情和支持他們的要求，開始進行調查，了解情況。經過分門別類的整理，作了綜合討論研究，並由我向市委作詳細報告。我們認為，天津“把頭’’封建把持制度是城市中封建割據、封建壓迫、封建剝削的封建制度，嚴重阻礙了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擾亂了社會穩定，破壞人民政權的法令和權威，損害人民群眾的財產，傷害廣大工人和工商業經營者的人身安全。封建“把頭”把持制度是一個社會毒瘤，必須堅決地予以清除。

少奇同志指示：要徹底廢除封建把持制度

在這個關鍵時候，按照毛主席的要求，1949年4月間，劉少奇同志到天津視察和指導城市工作。少奇同志到天津的目的非常明確：解決勞資矛盾，穩定社會秩序，恢復工商界的生產信心。

4月21日下午，我到少奇同志住處匯報工作。在座的還有天津市委書記黃敬和市委副書記黃火青。少奇同志叫我坐到他面前，詳細詢問街道和工人的情況。我把街道管理、市民生活、群眾思想、社會治安等情況匯報后，少奇同志說：要用領導城市的方法領導城市，不能用領導農村的方法領導城市﹔領導城市工作要設立派出所，管理治安，管理街道和市民的工作。我詳細匯報了“把頭”封建把持制度的情況：天津是中外碼頭裝運的集散地。清王朝定都北京后，官員來往都要路經天津。天津縣衙門劃分東、西、南、北四方地界，指定專人按四方地界接送來往官員的包裹行囊等。南來的南接，西去的西送，各負其責，各行其路，互相不得越界接送，就叫“四口腳行”。官府又以舟船碼頭、工廠、貨棧、鐵路所佔用的民地，分割給所在地居民，發給他們“龍票”、“官批”、“碑記”以裝運謀生。市民叫他們為“腳行”。“腳行”內部推舉頭目，是為“腳行頭”，又叫“把頭”。大“把頭”管理一切，二“把頭”經管賬目錢財，小“把頭”指揮工人裝運勞動。他們子孫世襲，代代相傳，逐漸形成封建把持割據的局面。“把頭”對工人層層剝削。工人稍有不滿和反抗，就被鞭笞和打罵，誣陷暗害。“把頭”為爭奪地盤，搶奪業務，產生了利害沖突，就互相毆斗殘殺。國民黨時期，一些“把頭”成為國民黨的市黨部委員、偽國大代表、偽國防軍特務、CC分子、三青團成員、青紅幫頭目以及社會上封建迷信組織和黑社會“一貫道”、“黑旗隊”、“忠義社”的頭子。他們開設貨棧、旅館、妓院、賭場、戲院，成為封建、資本、特務一身三任的結合體，形成城市中封建割據、封建壓迫、封建剝削的封建制度。他們逞凶霸道，無惡不作，工人、市民和工商業界對此十分痛恨。我所在的二區有30個“腳行”，全市11個區有227個“腳行”，由“把頭”把持割據，強裝卸，強運輸，高價勒索，工商市民不能自由裝運，過境要“過街錢”，不給就打架毆斗，擋道拒行。“把頭”層層剝削工人，工人勞動收入的70％到80％被“把頭”拿去。搬運工人自發起來要求清算“把頭”的血汗賬，要求黨組織和人民政府支持他們的斗爭。少奇同志聽到這裡說：對工人的正當要求要支持，可能解決的問題要適當予以解決，不要拖延。城市中的封建惡霸勢力嚴重阻礙恢復和發展生產，要徹底廢除這種封建把持制度，設立全市的運輸公司。運輸公司要統一全市的管理，統一運價，取消“腳行”頭子對工人的剝削。這樣，工人收入就可增加。要用一部分錢為工人做一些事情。

接著，我向少奇同志匯報了對工人的組織和教育問題。少奇同志指示說：要把工人組織起來，建立工會。要建立產業工會，統一領導全市的反封建把持制度，進行民主改革。要按產業組織工會，取消分區領導。對工人要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廣泛普遍地進行政治教育。工人政治覺悟提高了，就可以發展黨員，進行建黨工作。毛主席指示要把好干部給工會。區委書記、市委書記要調到工會，加強工會工作。

少奇同志還詳細詢問了其他方面的情況，我的匯報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結束時，華燈已上，少奇同志邀我們共進晚餐，在座的還有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席間，北平來電話，告訴少奇同志：國民黨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毛主席、朱總司令命令解放軍發起總攻，橫渡長江，解放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大家聽到后，異常振奮。晚餐后，少奇同志又單獨留我稍坐，隨便聊了一些家常。

少奇同志在天津視察指導工作時，對國企、私企、市區、街道、工會工作等作了分析和具體指示。我於4月24日、27日、28日，5月5日，聽了少奇同志向干部所作的四次報告。少奇同志還召開了多次座談會，調查了解情況。

根據少奇同志要求，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主持全總工作的副主席李立三同志也來到天津。5月10日，立三同志給我們作了報告。立三同志在與大家見面時，坦率地說：我就是犯過錯誤的李立三。有些同志才頓然知道，他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李立三。立三同志講了工會的性質、作用﹔提出工會經費要獨立，工會要民主，要由官辦的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工會是工人的學校，是新民主主義的支柱。還講國企也有勞資問題，還存在內部矛盾，但是這種矛盾是一個階級內部的矛盾，所以沒有對抗性，是可以用協調的方法、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法解決的。

封建把持制度的廢除

根據少奇同志要把區委書記安排到各產業工會的指示。1949年5月13日，天津市委宣布將各區區委書記分配到各產業工會任正副主任。市委副書記黃火青同志兼任市總工會主席。我被調到市搬運工會聯合會任主任，天津十一區區委書記任副主任兼運輸公司總經理。由於當時廢除封建把持制度的特殊性，管理體制和現在不同，天津運輸公司隸屬於搬運工會，歸搬運工會領導。搬運公司或運輸公司人員的黨政關系在搬運工會。后來成立的全國搬運工會，也沿用了這一體制。

1949年6月25日，天津市召開了搬運工人代表大會，貫徹黨的廢除“腳行頭”封建把持制度的方針政策，黃火青等市委、市工會領導出席並講話。我作了主題報告。參加大會的有碼頭工人、運輸工人、鐵路裝卸工人、三輪車人力車工人、挑擔工人五個行業的代表。天津市搬運工會是中國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后，在天津市成立的第一個產業工會，也是全國在省市級成立的第一個產業工會。

代表大會之后，全市搬運工人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把頭”斗爭，佔領了全市227個封建“把頭”把持的“領地”，徹底摧毀了數百年來搬運事業中的封建壓迫、封建剝削、封建割據的封建制度，掃清了妨礙恢復和發展生產的障礙，而由運輸公司統一承攬裝運業務，統一全市運價，統一調配工人。工會的基層組織紛紛建立起來，工人踴躍參加工會。未加入工會的工人覺得不光彩，也主動交工會會費。3個多月的時間，工人基本組織起來，參加了工會。自此，“腳行”、“腳行頭”、“把頭”、“封建割據”成為工人反對和厭惡的名詞。

廢除封建把持制度，消滅“把頭”的剝削后，運價減低了，貨運量增加了，工人收入增長了。工會舉辦了工人消費合作社，配售糧食、面粉、食糖、布匹、日用品等。開設醫院、療養院、修理廠、煤球廠、造胰廠，組建了工人互助會。工會與有關方面協商，給工人減價理發、洗澡、看電影、看戲，廉價購買日用品，子弟學校減費。同時，開展文化娛樂活動，組織歌詠團、秧歌隊，開展國術、戲曲、音樂、獅子舞、高蹺、拔河、賽跑等比賽或演出活動。

1949年7月，黃火青和我赴北京參加全國工會工作會議。這是一次重要的工會工作會議，各方面都很重視。周總理、朱老總、李富春、彭真、薄一波、馮文彬、蔡暢等領導同志出席了會議。全國總工會的李立三、劉子久、劉寧一、許之楨等同志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各省市工會負責同志和有關人員。

8月11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請與會人員在北京飯店吃飯，並作了重要講話。在組建工會、吸收工人參加工會問題上，毛主席指出：關門主義不好，把許多人關在門外，使我們的隊伍縮小了。關門主義必須打破，應該除了反動分子、破壞分子、資本家不讓參加工會，其余工人統統要吸收進來，包括落后的、犯過錯誤的、參加過國民黨的，都讓參加工會。把他們團結起來，變成力量。我們有了力，也有了理。我們的門不能亂開，冬天開門是冷的。就是大家要警惕，不讓反動分子、破壞分子、資本家參加工會。就如同農村不讓地主、富農參加農會是一樣的。他們參加進來就要搗亂破壞。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是為了達到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的目的，這個是很好的。

從北京回來后，黃火青在天津干部會議上傳達了全國工會工作會議精神，他在關於工會組織問題的報告中特別指出：“工會任務之一就是把落后的工人組織起來，好教育他們，團結他們。工會是包括全體工人的組織，東北反對，關門主義的錯誤是有成績的，但提出90％以上的口號是錯誤的，應該是100％。90％以上的口號是農村的提法。”“我們要管理他們，教育他們，就要把他們吸收進來、組織起來。”“凡是雇佣勞動者，本人以薪資收入為主要來源者，都可以加入工會，此外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讓群眾自己決定。”“在發展會員，在短期內，一兩個月內就可以把廠內大多數工人組織起來，現在基本上是手續問題，而不是原則問題，唯一最大的障礙就是關門主義傾向。”

1949年11月8日，李立三、劉子久到天津，黃火青介紹工會工作，我匯報了搬運工人反封建“把頭”、反封建把持制度的斗爭情況。第二天，劉子久帶著兩位同志到市搬運工會，把劉少奇、陳雲、薄一波同志的一封信給我看了。信中說要徹底廢除封建把持制度，以利恢復和發展生產。劉子久對我說：全總要在天津召開城市搬運工作會議，要你負責籌備。他還收集了搬運工會的刊物、調查材料、工作報告和總結。后來，編成《搬運工人工會工作參考資料》一書，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發行。

1949年11月18日，我接到通知，趕赴北京，到全國總工會匯報工作。12月3日，全國總工會在天津干部學校召開上海、武漢、大連、天津、鄭州、安慶、安東等城市搬運工作會議。會議由劉子久主持。各城市介紹了工作情況，我匯報了天津廢除封建“把頭”把持制度的情況以及工會和運輸公司的工作。

天津廢除“把頭”封建把持制度后，中央予以高度重視，毛主席高興地說：中國工會的大門就應該向所有的工人敞開，全國的港口城市都要向天津工會學習。中央決定，在全國城市中進行民主改革，徹底鏟除封建勢力和反動勢力，為發展工商業掃清障礙。1949年12月23日，中央下發調令，通知天津市委，要我帶三四人到全國總工會籌備全國搬運工會代表大會的工作。我馬上趕赴北京。到全國總工會后，李立三和劉子久找我談話，說中央把搬運事業中廢除封建“把頭”把持制度的工作交由全國總工會負責，並決定1950年1月25日召開全國搬運工人代表大會。這樣，我就在李立三、劉子久領導下開始籌備全國搬運工人代表大會工作。

代表大會之前，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我組織起草《搬運工會代表大會關於設立搬運公司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議》和《政務院關於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暫行處理辦法草案》兩個文件，呈送黨中央、少奇同志審示。

少奇同志還特別指示，寫一個關於天津搬運工人工作報告作為大會文件。於是，我寫了《天津市搬運工人報告》，給李立三、劉子久同志閱后，送少奇同志審閱批准，並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發行，作為代表大會文件。《天津市搬運工人報告》出版后，《工人日報》連載，《人民日報》發表了《介紹一本好書》的書評。

1950年1月28日，中國搬運工人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召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全國性的產業工會代表大會。大會一致通過《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議》和《暫行處理辦法》兩個文件，報送黨中央批准。大會還通過了《中國搬運工會章程》、《中國搬運工人勞動公約》、《關於舉辦工人消費合作社的決議》、《關於中國搬運工人疾、傷、殘、亡待遇問題的暫行辦法》，選舉產生了中國搬運工會全國委員會。大會選舉我為中國搬運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

1950年2月26日，李立三、劉子久和我聯名向少奇同志、黨中央書記處同志並陳雲、一波同志送上《搬運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及所解決的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並附上《搬運工會代表大會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草案》，請中央審查指示。

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如果沒有新的成熟的詳細辦法與新的人來辦，廢除舊辦法和舊人員是會出亂子的。”“而且可能演變成各城市中重大的事變。”“全國搬運工會應從黨員及學生中抽出人來辦訓練班，以便派到各地去組織搬運公司。”中國搬運工會和各省市先后開辦了訓練班，學習和貫徹中央的方針和政策。

黨中央特別重視這一破舊立新的舉措，特意在我的辦公室安置了直通毛主席、少奇同志、周總理、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的絕密電話，要我定時報告請示，特殊問題隨時報告請示。

1950年3月20日，我主持編寫的《搬運工會代表大會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全國搬運工人情況報告》，由全國總工會報送黨中央。《報告》介紹了全國50個大、中、小城市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搬運工人情況。周總理親自打電話告訴我說：送來的報告和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議看了，按中央和少奇同志的批示辦。

1950年3月24日，政務院通過《關於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暫行辦法》。1950年3月31日，政務院通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接受中國搬運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關於設立搬運公司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之建議的決定》，“並批准《關於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暫行處理辦法》即予公布實行”。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接受工會組織的第一個建議，並作出決定。政務院公布的兩個文件，大大激發了工人反封建“把頭”、“幫頭”的斗志。在反“把頭”斗爭中，收繳“把頭”的槍支152支、機槍3挺、子彈1620多發，還有電台、反動文件，等等。對罪大惡極、為廣大工人群眾所痛恨的犯罪分子，依法懲處。

在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在少奇同志的親自指導下，這場反封建把持制度的民主改革，經過艱辛努力，終於在369個大、中、小城市內，將幾百年來城市中黑暗、反動的封建把持制度徹底廢除。搬運工人從幾百年的封建壓迫剝削中解放出來，當家做主，成為社會的主人。封建把持制度在中國大地上一去不復返了。

原載：《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