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與《工業企業法》的起草【2】

1983年12月，彭真同志突然打電話，要我去，我和顧明去了。彭真同志說，小平同志下了決心，並說耀邦總書記意見也一致，傾向於實行廠長負責制。不久，全國化工等三個會議在北京召開，我在會上傳達了小平同志的意見。下面許多省表示贊成，也有一些省表示懷疑。彭真同志說辦事要有理有據，先出去調查研究。1984年1月29日—2月27日，他率領工作組用了20多天時間在浙江、上海、江蘇作調查。我是春節后去參加的。

彭真同志搞調查的辦法主要有：

一、開調查會，包括各種各樣的調查會。他帶了一個很大的工作組，由中組部、中宣部、政策研究室、國家計委、經委、人大等部門的人員組成，其中，國家計委有顧明，經委有我，人大有宋汝棼。

二、找人談話，找主要領導談。在企業法調查中，彭真同志抓工作比較細。和領導人談話他親自談，座談會他親自主持。開座談會前他總是要找我們碰碰頭，問問我們的意見，在紙上寫上幾句話。他和領導人談話一般我們都參加。他是先聽人家的意見，然后再講自己的意見。他非常謙虛，很尊重下面的意見，而且喜歡聽不同意見。他還有一個作風就是好多事情親自干。他曾給我寫過一封信，信封都是自己寫的。

1984年3月24日，彭真同志回來后，專門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將他在浙江、上海作調查期間，就草擬國營工廠法的問題，同省、市委的負責同志，部分國營工廠的黨委書記、廠長、工會主席等有關同志，以及調查組的同志的談話整理成《關於草擬國營工廠法的談話要點》，報送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同志。他在《談話要點》中指出：我們管大工廠有30多年近40年了。幾十年來，我們已有很多經驗，有了比較完整的一套，但總覺得工廠的領導體制還不很理想，主要是黨、政、工三者的關系、分工如何擺得更合適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還要繼續探索。現在中央傾向於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明確一點說，工廠任務、計劃的貫徹執行和生產的指揮、經營管理工作由廠長負責。我們接觸到的同志絕大多數都贊成這樣做，也有些同志持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這樣那樣的顧慮。實行“廠長負責制”，不是削弱黨的領導，也不是原樣恢復一長制，而是要黨、政、工三家搞好分工，各盡其責，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完成廠礦的任務。許多同志提出，國營工廠領導體制，不僅涉及企業內部黨委、行政、工會之間的關系，還涉及許多“外部關系”，如同國務院主管各部門、同地方政府和企業同企業以及同社會之間的關系。國營工廠法不可能把企業外部存在的復雜關系和問題全部解決，但是必須解決一部分，否則因為缺少外部條件，“廠長負責制”也無法實行。3月25日，小平同志閱后批示：贊成。工廠法最好早點搞出來。

4月，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國營工廠法起草組的匯報。顧明、宋汝棼和我作了匯報。耀邦同志聽了匯報說，這回我明白了。過去實行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實際上是無人負責，無法負責，廠長也無力負責。耀邦同志實際上是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弊端給總結出來了。中央書記處這次會議上就決定：對廠長負責制進行試點。

5月8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陽、大連、常州6城市搞廠長負責制的試點，並把我們起草的草案附后。雖然是要求6城市試點，實際上許多省也試了。

7月14日—8月3日，彭真同志率領我們工作組到遼寧、吉林、黑龍江省，繼續調查研究國營工廠法的問題。

彭真同志為什麼又帶我們去東北呢？他的意見是抓兩頭。江浙地區，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時間長﹔東北地區，一開始就是廠長負責制，學中長路，有典型意義。這次我們在東北用了近1個月的時間。東北與華東不同，知道廠長負責制的利弊得失，過去批評過廠長負責制，這次害怕再受批評。彭真同志給他們做工作，指出現在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已經轉移，要發展商品經濟，企業要走向市場，這是大勢所趨。最后大家還是同意了。

8月8日，我從東北回來，經濟日報的同志找我談，並以我的名義發表了一篇談話，題目是《認真貫徹廠長負責制》，其中許多是彭真同志的意見。

9月20日，彭真同志在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負責同志參加的座談會上，就國營工廠法問題發表講話，指出：我們的國營工廠領導體制怎麼搞？實際有不同意見。一種制度，實行了幾十年，要改，怎麼能沒有不同意見？！需要進行客觀、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對不同意見認真研究。工廠法從到我手算起，已經五年半了。現在，到定案的時候了。中央翻來覆去考慮的結果，工廠的生產指揮、經營管理還是由廠長負責。那麼，黨呢？黨要管黨，要管方針政策。這兩個方面並不矛盾。這次工廠領導體制改革，要把黨、政、工（包括青、婦）三個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無論哪個方面的積極性沒調動起來，都肯定搞不好，搞好也是暫時的。要使三個方面的工作都得到加強，得到改善，同心協力，擰成一股繩，把工廠辦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法。他提出，11月、12月拿出一個國營工廠法草案，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區要重視這件事。

1984年9月中旬到10月，北京市委受彭真同志委托，對制訂工業企業法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調查。1984年10月，國營工廠法起草組又分華東、中南、西南三路調查，征求對《工業企業法》（討論稿）的意見。11月，他讓我帶一個工作組去成都、重慶，我們學習彭真同志的方法，開座談會，搞個別調查。11月17日，在江蘇常州召開了全國試點工作會議，我主持會議，宋汝棼、顧明都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非常重要，會上引經據典，把蘇維埃時代兵工廠的三人團都拿出來了，一直到陝甘寧邊區怎麼實行廠長管事情，職工代表會、工人代表怎麼進行民主管理都提出來了，后來還專門出了一本書講廠長負責制的歷史。這些歷史材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泉生查出來的。這次會議於12月2日結束，開了半個月，還對企業法草稿又進行了審議、修訂。

這次會后，我和宋汝棼、顧明又去了蘇州、張家港等城市調查。

總之，這一年在彭真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了4次調查，開了一系列的座談會，還進行了一批試點，我們根據彭真同志的指示以及各地反映的意見，把1980年的工廠企業法草案作了修改，並在原《工廠企業法草案（草案）》的基礎上，提出了《國營工業企業法（討論稿）》，規定，“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廠長受國家委托，對企業的生產經營和行政管理工作統一領導，全權負責。”“管理委員會討論企業的經營方針、長期規劃、年度計劃、重大技術改造計劃，作出決定或提出建議，報主管部門審批﹔協調企業各方面的步調﹔討論決定廠長提出的其他重大問題。”關於職工代表大會的性質，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提法，“討論稿”規定為“職工代表大會是企業實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職工行使審議企業重大決策、監督行政領導、維護合法權益等民主權力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