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的方針和任務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這個勝利，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人民中獲得很高的威信，並被接受為人民共和國各項事業的指導思想。在新的形勢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宣傳和教育人民，成為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共同建設新中國的必然要求。

為了加強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統一領導，一個重要步驟是掌握新聞出版、報紙廣播等輿論工具。首先是1949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將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正式改版為黨中央機關報，並在全國范圍公開發行，以利於向全國及世界傳播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和主張，報道中國人民的建設成就等。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黨在延安時期創辦的新華通訊社逐步統一和調整了全國各地的機構，成為統一集中的國家通訊社，實行由新華社統一發布重要新聞的制度。1949年12月，始建於延安的北京新華廣播電台正式定名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大力發展人民廣播事業。

隨著一批大中城市的解放，各地對舊社會出版的報紙、刊物、電台及各類通訊社進行了分別處理。按照保護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剝奪反動派反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根據其性質和政治態度，採取分別對待的政策：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黨派、軍隊系統創辦和直接控制的報刊、電台和通訊社，一律沒收其全部財產歸國家所有﹔對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合辦的，沒收其中的官僚資本，保護民族資本，經改組后准予繼續營業﹔對於一切由私人經營的新聞、報刊、廣播事業，須向軍管會申請登記，經審核后可以繼續營業﹔對外國人在中國辦的報紙、通訊社等，分步驟地明令停刊或取消。由此，建立起傳播革命思想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的輿論宣傳陣地。

為了在執政條件下有系統地建立和加強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加強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統一領導，黨中央要求迅速健全各級黨的宣傳機構，通過報紙、出版、廣播、電影、學校及其他各種文化教育工具，經常地向各界人民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各項主張，並規定了黨的宣傳部門在新聞出版、廣播、文化藝術以及群眾宣傳、理論教育、學校教育等方面的領導職責。

1951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分析了革命勝利后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的有利條件，提出“用馬列主義的思想原則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教育人民，是我們黨的一項最基本的政治任務”，要求在黨員、黨外積極分子中間和在社會上進行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的宣傳﹔加強黨對人民的思想領導，正確開展思想斗爭。這次宣傳工作會議，確定了黨在實施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時期思想宣傳工作的方針和任務，推動了各級黨的領導機關把向黨內外進行馬列主義的宣傳教育當作一項重要工作，並和黨的中心工作結合起來進行。

中央強調，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同各種錯誤思想進行斗爭。在共產黨內，主要是清除和批判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在共產黨外，則主要配合徹底消滅反動的殘余勢力，肅清一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思想影響。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黨的宣傳思想工作要著重於肅清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長期在中國人民中所傳播的一切有害的影響、半殖民地奴化的買辦思想以及國民黨反動派思想的殘余，在同美帝國主義的較量中發揚民族自尊心和人民革命戰爭的偉大傳統。

對於資產階級思想，在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的時期，黨採取了分清界限、慎重對待的方針：一方面必須防止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隊伍的侵蝕，同黨內受資產階級腐化的思想作斗爭﹔一方面承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在現階段的存在是合法的，不把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腐化思想的斗爭錯誤地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中央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在復雜的環境中工作，每個黨員，特別是干部，必須明確地分清這種界限。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是不正確的，工人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還有一個誰戰勝誰的斗爭問題。所以，一方面要同資產階級繼續保持政治上經濟上的聯盟﹔另一方面要向人民指出資產階級思想的錯誤，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批駁資產階級思想。“這樣，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地位才能確立起來，才能保証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取得的勝利，保証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為了幫助人民正確了解中國革命的經驗，掌握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理論和方法，黨在新中國成立后，即提出系統地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1950年5月，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以中央名義編輯一部具有權威性的《毛澤東選集》，在全國出版發行。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對解放前內部出版或公開出版的各種毛澤東選集、文集的審閱工作，重新選定篇目，補充文稿，整理文字，加寫題解和注釋。

1951年6月下旬，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人民日報》連續發表黨的許多領導人寫的紀念文章，從各個方面總結黨的歷史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還發表了胡喬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是經中共中央批准的第一部黨的簡史。從7月1日起，《人民日報》陸續刊載正在編輯中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部分文章。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正式出版發行，第一批總發行量超出60萬冊，成為當時社會政治生活中引人矚目的一件大事。在干部和共產黨員中，在青年、知識分子和各界人民群眾中，形成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隨著1952年4月、1953年4月《毛澤東選集》第二、三卷的出版，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在全國得到廣泛的傳播，對於中國人民的思想變化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提倡用科學的即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和解釋歷史，是黨在宣傳思想文化方面的一項重要工作。這對於在經濟社會轉變時期，消除舊的思想影響有著積極意義。由於工作內容涉及舊社會過來的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思想觀念的轉變，帶有一定的復雜性，這對黨來說是一個新的課題。1951年，黨在這方面的工作，首先圍繞對電影《武訓傳》故事片的評價而展開。

這部新上映的電影所歌頌的，是清末以“行乞興學”著稱並受到封建統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武訓。對此，報刊上出現了贊揚和批評兩種意見。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從如何評價武訓這個歷史人物，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革命道路等帶根本性的問題。毛澤東在審閱和修改這篇社論時，特別批評一些共產黨員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全國各主要報刊轉載了這篇社論，各地組織文教機關、團體進行學習討論，並在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展開了對該電影及武訓其人的批判。把武訓這樣的具體歷史人物擺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考察，幫助人們從中分清什麼是人民革命，什麼是改良主義，以提高人們的認識是有必要的，也是當時正在重新學習的思想文化界所十分需要的。但是，當時的具體做法有明顯缺點，即把思想認識問題不適當地提到向反動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在教育文化界開了用政治批判解決思想問題的不好的先例，不利於通過充分民主討論達到分清是非的目的。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