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有責任維護歷史真實

雖然國家有關部門曾經三令五申,對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的創編行為加以規范引導,但一直以來仍有不少作品被戲稱為“雷劇”。這些作品不僅存在敘事邏輯離奇、穿幫鏡頭低劣、人物台詞露骨等問題,而且還有游戲歷史、消解革命、“惡搞”崇高的思想傾向,既損害了嚴肅藝術品所應有的審美品位,又造成了革命歷史精神傳播過程中的“矮化”和“窄化”后果,我們應該警惕這種不良創編征候。

從發生學背景上看,這一不良傾向的創編潮流與西方“后學”消解神聖、解構權威的價值指向有一定的關系,也與當前大眾文化迅速崛起、“日常生活”被重新“發現”和審美的世俗化語境密切相關。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把話語事件作為其考古學的描述對象,把“歷史”分解為話語描述的多個系列和層面,研究主體處在話語所提供的言說位置上,實現對中心化的、連續性的歷史的解構;海登·懷特的“元歷史”理論強調歷史是一堆“素材”,對這堆素材的理解和連綴使歷史文本具有了話語敘述結構,歷史存在於后人帶有詩意化的敘述話語中。這些趨“新”追“后”、重文本闡釋輕本質探尋的“去中心化”的理論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影響部分國內影視劇創編者的歷史價值觀,造成其影視作品中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的產生。

在大眾文化和商業娛樂風潮肆意膨脹的當下,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當中的世俗化維度同時被凸顯,“日常生活審美化”和“審美日常生活化”的雙向互動昭示著審美泛化的時代征候,這一著眼於當下生活的審美觀照會不斷向歷史題材影視作品蔓延,暗含著一切歷史就是當代史的闡釋邏輯。事實上,對歷史真實的探究與接受不能僅僅局限於歷史人物的口述、典章制度的記載和考古現場的發掘,歷史題材的影像敘事同樣影響著人們歷史觀的形成以及對歷史的接受行為。這些游走在國家主流文化與商業娛樂消費之間的影視劇,在制作理念、創編態度等方面存在直面歷史與游戲歷史的差異,這使得它所呈現出來的歷史在接受者心目中大相徑庭。在大眾消費盛行、娛樂主體泛化的今天,歷史特別是革命歷史的審美影像傳播不可小覷,但這種消費歷史、炒作歷史的平面化、低俗化創編傾向已經損傷了歷史真實的厚重品格,其危害性應該得到重視。

考察這些影像文本,我們不難發現,歷史的“祛魅化”敘述成為一個顯在的特征。為增加娛樂性的“視點”和“賣點”,創編者樂於讓英雄行為傳奇化、情愛歷程復雜化、情節進展曲折化、審美認知世俗化,在彰顯煙、火、土、氣的戰爭片美學和充滿愛、恨、情、仇的人性演繹中試圖抵達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相互交織的多元認知地帶。這種創編傾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以前那種把藝術作品人物形象概念化、思想意蘊教條化的創作傾向,豐富了人物個性化的情感世界,擴充了二元對立的歷史認知視角,但其充滿“雷人”效果的藝術“賦魅”與“祛魅”行為並沒有帶來歷史認知的豐富性和深邃性,反而致使真正的歷史在影像敘述中被遮蔽,經過“祛魅”處理的歷史被裝扮成花裡胡哨的戲劇小丑,在各種娛樂化的情節游戲中輕慢出場,其釜底抽薪式的藝術置換背后是歷史真實的嚴重“缺席”。

這種歷史“祛魅”與解構中心的主題指向看似迎合了趨於多元的藝術發展現實,但由其“解放”出來的每一個“元”並不能做到名副其實,還可能會陷入后現代消費文化中“娛樂至死”的偏狹。當深邃的“歷史之重”滑向單向度的“娛樂之輕”,革命歷史影視劇進入游戲革命、消費歷史的商品化牢籠,這難道能夠充分展現出歷史的正能量?

回顧新世紀以來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發展的歷程,一方面有《亮劍》等一大批作品能夠做到比較客觀全面;另一方面仍不乏相當數量的影視劇在人物塑造上帶有鮮明神化或妖魔化的痕跡,在故事情節方面過於追求曲折離奇效果,而缺乏客觀性的歷史敘述和嚴肅的革命精神。如果在審美影像和敘述話語的藝術設計上一味偏離歷史真實的生成邏輯,就會喪失掉許多藝術生長點。一些作品藝術生成的粗鄙化,不僅表現在影像的缺陷和情節的硬傷上,更體現在人物歷史或革命邏輯的起承轉合中,參加革命陣營的因緣巧合、演繹革命路程的風雲際會、進入結局的燦爛展望,常摻雜著生硬制造偶然、為了大團圓而大團圓等新舊參半的價值理念。甚至有些影視劇“看美女”和“找靠山”的下意識本能會成為劇中人物命運發展的重要原因,而深遠的革命歷史傳統與民族解放事業則被壓縮為情愛敘事和英雄傳奇的“邊角料”,這顯然有悖常理。

其實,歷史審美和歷史敘述並不與娛樂化接受相互背離,優秀的歷史題材影視劇總會在寓教於樂中,尋找到自身的藝術生長點。嚴肅認真的創編者仍舊能夠讓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沿著不斷回溯的時間之流攀援而上,在抵達歷史深處、抓取歷史精魂的同時,又完成對現實人性的詩意觀照。但當前的一些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游戲歷史、消費歷史甚至歪曲歷史的不良傾向,因此創編者應該端正創作態度,深入學習歷史,發掘歷史內涵,而不應深陷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淖”,在歷史“祛魅”的影像敘述中消解革命傳統和淡化歷史內涵。

(作者單位: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