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人民文藝的方法與可能

　　內容摘要：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以下簡稱“講話” ） 。

　　關鍵詞：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暨;新時期;文藝觀;回顧;與;反思;研討會;綜述;人民文藝;歷史虛無主義;重建;習近平;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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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以下簡稱“講話”）﹔2015年10月14日，在座談會舉行一周年之際，講話全文發表。為了更好地落實講話精神，前不久，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中國延安文藝學會等單位在北京聯合舉辦“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暨新時期文藝觀回顧與反思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位文藝理論家和評論家讀原著，悟原理，結合新時期以來文藝界的一些主要問題和現象，對當前文藝領域創作和批評實踐，交流討論，提出了一系列觀點、意見和建議。

　　“講話”為社會主義文藝指明了方向

　　中國延安文藝學會會長、《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主編陳飛龍在致辭中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不僅提出了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關鍵方法和舉措，更為重要的是著重強調了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基本原則，這為社會主義文藝發展指明了方向。

　　中國大眾文化研究會會長趙鐵信則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脈絡上解讀講話，他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是在我國全面深入進行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新的歷史時代，進一步論述了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和怎樣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經典文獻，具有很強的理論性、戰略性、指導性。中國作協原副主席張炯等文藝理論家、評論家也都認為講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意義重大。

　　當前文藝界的根本問題：歷史虛無主義

　　在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除了肯定文藝工作，尤其是新時期以來文藝工作取得的成績外，更直面現實，痛陳當前文藝領域存在的諸多嚴重問題。與會者一致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的這些問題一針見血，充分體現了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洞察力與勇氣﹔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條分縷析地指出這些問題來，既表達了他對當前文藝工作的深切憂慮，也表達了他對文藝界的要求和期待。與會者認為，當前文藝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盡管表現形式不一，但歸根結底，在於歷史觀出了問題，在於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為此，與會者結合實際，對歷史虛無主義在文藝領域的諸多表現進行了梳理。

　　《求是》雜志原副總編、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劉潤為指出，在文藝研究領域，核心問題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了“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史，尤其是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后逐步確立的革命文藝史。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原所長李正忠說，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了革命歷史，否定了革命文藝史。仲呈祥分析了影視界歷史虛無主義的一些表現，他指出，一些影視作品不僅無視革命文藝的歷史真實，甚至不尊重古代歷史，打著創新的旗號，到處解構歷史、戲說歷史。魯迅博物館原館長陳漱渝指出，歷史虛無主義在魯迅研究領域的表現，主要是圍繞著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做文章，顛覆了魯迅的“革命家”稱號。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永健提醒與會者注意新文學史編寫中的歷史虛無主義現象。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鄭恩波以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的創作及其翻譯為例，指出了翻譯界、出版界存在的為了經濟利益不考慮社會效益的問題。《文藝報》原主編鄭伯農說，現在有些號稱學習講話的文章內容與講話背道而馳，因而，他呼吁學習講話，首先要真誠。

　　除了對文藝領域歷史虛無主義現象進行梳理，一些文藝理論家、評論家還對這些現象的理論工具、演進過程進行了勾勒。中國文聯原副主席李准指出，歷史虛無主義的主要理論依據是新歷史主義，其觀點歸納起來無非兩點：一是歷史作為一種文本才能解讀，二是自然界有內在秩序，人的歷史則沒有內在秩序。這就取消了人類歷史的合理性。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董學文在對新時期以來文藝史觀轉向軌跡進行勾勒后指出，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轉向越來越疏遠、背離馬克思文藝觀，是和我們黨的文藝方針背道而馳的一條路線，與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創作的負面表現完全吻合。

　　對新時期重要文藝事件的再思考

　　除對當前文藝領域諸多亂象及其理論根源進行梳理外，與會者對新時期以來文藝界發生的“三個崛起”“重寫文學史”等文藝事件進行了再思考。

　　與會者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三個崛起”。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器友認為，“三個崛起”出現之時，“文革”剛剛結束，持論者的價值取向、知識結構、學術視野都不免受到限制，他們在清算庸俗社會學的文學觀念和文學現象的同時，把“五四”后左翼詩歌、延安詩歌和新中國30年詩歌的主流也否定了，他們把不能代表中國新詩“方向”的一種詩潮——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詩潮當成了中國新詩發展的方向，把其中所顯露的、中外詩歌史上並非新的詩學傾向當成了新的美學原則，導致新詩探索的狹窄化和淺表化，對由此而泛濫的非理性主義、非詩化傾向，以及消解新詩“人民本位”的價值理想等，產生了消極影響。因此，30多年過去后再看，“三個崛起”未能崛起。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陳越對“重寫文學史”進行了深入解讀。他認為 “重寫文學史”是在反思歷史、解放思想的時代背景下，隨著歷史研究領域的反思與創新，承接著學界關於人道主義、美學熱、文學主體性等問題的爭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內部產生的一場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文學運動和思想事件。他分析指出，“重寫文學史”熱潮中的研究者極力回避文學的政治性，在強調所謂審美性、文學性的同時，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因此，他認為，文學史寫作要堅持歷史的、審美的立場，應充分理解作家的歷史處境，充分尊重作品本身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而不能任由研究者的所謂主體性任意膨脹、對所謂審美性極端強調。

　　重建人民文藝的方法與可能

　　與會者還圍繞著重建人民文藝的方法與可能這個問題交流了意見。

　　鄭伯農、李正忠和太湖世界文化論壇執行主席嚴昭柱等人認為，重建人民文藝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做一些事實的清理工作，盡最大可能還原事實真相。《人民日報》海外版原總編丁振海則認為應該重新激發批評的活力，對文藝界的不良現象要敢於表明態度。李准、董學文、曾鎮南等人建議一方面要對新時期以來的一些錯誤理論展開有針對性的批評，另一方面要下工夫把社會主義文藝理論講清楚，把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一些核心觀點和范疇講清楚。

　　浙江樹人大學副教授周鋒則本著從文本出發的精神，對賀敬之等革命詩人的詩歌，尤其是其中的“自我”問題進行了研究。她說，抗戰時期，在戰爭洗禮下，詩人們完成了兩重否定：從純粹個人情感的吟唱，到拋棄自我進入大眾的心裡，這是一重否定﹔從浸潤著社會現實的真實的我的加入，到主體與社會融合為一的“類”的自我表達，這又是一重否定。這種雙重否定之后的藝術是“遠為巨大些的綜合的形式”，在這種“綜合”中，“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獲得了內在統一。經由這樣的“綜合”，我們才能真正從詩學本體的角度，從哲學、史學、文學三位一體的角度深入解讀賀敬之等革命詩人的詩歌。（魯太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