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44年美軍觀察組考察延安的幾個問題

[摘要]1944年夏，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開始了對延安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考察。中央檔案館所藏相關檔案顯示：美軍觀察組的派駐和撤銷都由美國人主動提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美軍觀察組非常重視，熱烈歡迎，並給予了積極配合。美軍觀察組的目的是搜集有關日軍的情報，了解中共的實力和在對日反攻中的作用，確定戰后美國與中共合作的可能性。他們通過聽取情況介紹、開展專門座談、實地參觀等對延安和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作了很多考察，不僅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而且與中共洽談了一系列軍事合作，同時也對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有了全新的認識，給予了客觀的高度評價。此外，與美軍觀察組相關的一些檔案也從側面証實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斗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付出的巨大犧牲及其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關鍵詞 ]美軍觀察組﹔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軍事情報﹔中美合作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軍觀察組一共 18人，分兩批先后到達延安，開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考察。這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一個重要的標志性事件，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延安，美軍觀察組曾向中共軍隊表示一起“到東京吃茶去”，俏皮而浪漫地體現了中美軍隊攜手抗日、直搗黃龍、滅此朝食的壯志豪情，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代表性名言。美軍觀察組在深入實地進行考察后，深刻地認識到：“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這一石破天驚的結論，不但是美軍觀察組的一個重要收獲，而且是 70多年來不斷被驗証為正確並將繼續被驗証為正確的最為著名的關於中國政治的預言之一。中央檔案館現藏有與美軍觀察組相關的檔案 70多件。通過對這些檔案的梳理，可以對當年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的有關問題作出一些新的考察。

一、美軍觀察組的派駐與撤銷是誰主動提出的？

關於美軍向中共中央駐地延安派駐觀察組，到底是美國還是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國民政府先行主動提出的，學術界存有不同看法。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央檔案館所藏相關檔案中尋出一些來龍去脈來。

1944年 6月，林伯渠、董必武專門向毛澤東報告了“關於美國派軍事人員赴延”一事的前后經過：“羅斯福過去曾三次電蔣要求，均遭蔣拒絕。”“這次華萊士來渝，文生德、台維士（即戴維斯——引者注）、謝爾維士（即謝偉思——引者注）等臨時主張再由羅斯福向蔣要求，羅斯福在四小時內立即回電同意，華萊士立率美方有關人員全體見蔣，正式提出羅的電報，蔣略為躊躇，最后即表示：隻要共產黨方面允許，你們可以派人去，但須軍事委員會給名義，可直接同何應欽商量。”“謝等次日見何”，何“完全同意”了謝等的要求。（林伯渠、董必武給毛澤東的電報，1944年 6月。）林、董電報所述情況，應來自於台維士、謝爾維士等美方人員與他們聯絡時所述，因此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和很大的真實性，應屬可靠情況。

1944年 7月 15日，毛澤東在向黨內通報時局近況時也採用了這一說法：“羅斯福三次電蔣要求派美國軍事代表團來延安，均被蔣拒絕﹔此次華萊士來華，率美方在渝有關人員全體見蔣，正式提出羅斯福第四次電報，蔣始被迫答應。”（毛澤東關於對時局近況的通知，1944年 7月 15日。）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向黨內通報中的這一說法，應是當時中國共產黨所能掌握到的全部情況。

從現存的檔案來看，美國派軍事觀察組赴延安，最初是由美國總統羅斯福向蔣介石提出的，但開始連續提了三次，蔣介石都沒有同意。直到 1944年 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時，在華的美軍軍官謝偉思等人臨時又請示羅斯福，建議由羅斯福再次致電蔣，由華萊士當面向蔣提出，羅斯福當即復電同意。華萊士立即率美方有關人員面見蔣介石，面交羅斯福的電報。這次蔣介石隻好同意，讓美方與何應欽具體商量。第二天，謝偉思等人面見何應欽，要求美軍人員自行前去延安，不要國民政府軍委會派人陪同，何應欽也完全同意了這一要求。於是，1944年 6月 23日，駐重慶美國陸軍總部代理參謀長費爾利斯正式向林伯渠致信，稱“美國陸軍總部獲得國民政府准許，將派遣美國官員組成的觀察組去中國北部延安及十八集團軍作戰地帶及日佔地區進行調查訪問”，要求“給他們自由旅行、觀察，允許他們直接與其總部用無線電通信聯絡，在調查訪問期間給予協助”。（費爾利斯致林伯渠的信，1944年 6月 23日。）第二天，6月 24日，林伯渠便回函表示同意。同日，費爾利斯也經林伯渠致函毛澤東，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毛澤東於 6月 28日復電，對美軍事人員來延“表示歡迎”。美國甚至還就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一事，征得蘇聯同意。1944年 7月 15日董必武在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后擔任美軍觀察組領隊的包瑞德曾向他們說“領事曾先征求蘇聯同意的”。經過一系列准備后，美軍觀察組分兩批先后於 7月 22日和 8月 7日到達延安。

1946年 3月 9日，美軍中國戰區總司令魏德邁提議取消延安觀察組。3月 11日，周恩來電告中共中央：“馬歇爾轉來魏德邁通知，為執行美陸軍部復原計劃，擬即撤退延安美軍觀察組”，“並問我們意見”，“我即答已讓他們在延再留一時期，和美在華陸軍總部同時撤銷”。中共中央於次日復電同意。3月 13日，周恩來正式致函駐重慶美國大使館的卡爾菲，“希望美軍駐延觀察組一直維持到美軍司令部從中國撤退以前。我們這樣要求是為了建立我們之間的直接聯系，能夠更進一步更好地了解和合作”。（ 周恩來致卡爾菲的信，1946年 3月 13日。）結果，4月上旬，美軍參謀團葉頓上校還是通知中共中央：“觀察組定於本月 9日撤銷，全部人員將飛滬。”葉頓同時還告：“為使雙方聯絡不致中斷”，中共可由周恩來“向吉倫將軍提議派一軍官（不低於上校階級）駐延擔任聯絡”。（中共中央給周恩來的電報，1946年 4月 7日。） 據其他史料，美軍觀察組撤出延安后，留下的軍官改稱美軍聯絡組，於1947年 3月 11日撤離延安。

由上可知，美軍觀察組的派駐和撤銷，都是由美方主動提出的。所不同的是，美方提出派駐時，中共中央當即同意﹔美方提出撤銷時，中共中央當即挽留，希望再留一段時間。僅僅不到一個月，美方還是最終決定撤銷，隻同意留下少數人繼續擔任聯絡。這樣，美軍觀察組從1944年7月22日到1946年4月9日，在延安和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共執行了 620多天的任務。

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美軍觀察組 持什麼態度？

當 1944年 6月 23日費爾利斯向林伯渠致信詢問美軍觀察組可否到延安及八路軍控制地區調查訪問時，林伯渠就代表八路軍表示歡迎，並保証給予觀察組以“充分的合作”，給以“工作上和行動上的自由，及通信聯絡的自由”，“以便迅速打敗我們共同的敵人日寇”。（林伯渠關於觀察組來延問題給費爾利斯的信，1944年6月24日。）為了共同打敗日寇，這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最主要動機和原因。

接到林伯渠的報告后，毛澤東很快便於 6月 28日復電林伯渠等人，對美軍觀察組來延安“表示歡迎”，並從當天起就開始檢查飛機場，隨時准備迎接美軍觀察組的到來。7月 4日，中共中央又致電林伯渠等人，詳告延安機場情況及降落時應注意事項，並囑他們與美軍詳談一次，以保証觀察組飛延時順利著陸。為便於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后開展工作，7月 14日，周恩來經毛澤東批准，專門致電林伯渠等人，轉告美軍觀察組：本地發報局發電極慢，最好能自帶無線電台來延安。

觀察組第一批人員到達延安時，延安給予觀察組人員熱情的招待，並免去觀察組的膳宿費用。為此，包瑞德於 1944年 7月 22日親自致信朱德表示感謝。

當美軍觀察組全部到達延安后，毛澤東不僅宴請招待了他們，而且親自大篇幅地修改了延安《解放日報》8月 15日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社論稱：美軍觀察組到延安，是“中國抗戰以來最為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對於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這將有助於美國和世界各國了解這樣一個過去一直被國民黨封鎖的事實真相，即：“七年來，近五十萬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八千余萬被解放了的人民，在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后戰場奮勇作戰。”“敵后戰場成了中國抗戰的最重要戰場。”（《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5頁。）社論認為，“該組的戰友們一定會對此間情況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觀察，並對於雙方如何親密合作以戰勝日寇必能多所擘劃”。（《毛澤東外交文選》，第 37頁。）美軍觀察組工作的成功，“會使美軍統帥部對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團結抗戰、實行民主的政策，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后抗戰力量，獲得真實的了解，並據以決定正確的決策”（《毛澤東外交文選》，第 37頁。）﹔並“會增進中美兩大盟邦的團結，並加速最后戰勝日寇的過程”。（《毛澤東外交文選》，第 38頁。）這就是當時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從共同戰勝日本法西斯這一世界大局的角度所認識到的美軍觀察組來延安這件事的重大政治意義。顯然，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看來，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不僅於中共自身有利，於中國的抗戰事業有利，而且於增進中美兩國團結有利，於加速最后戰勝日寇的過程有利。因此，毛澤東才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國共產黨，代表當時 50萬八路軍新四軍和 8000多萬敵后根據地人民，代表各根據地民主政府，“向遠道來此的觀察組全體人員，致熱烈歡迎之忱！”（《毛澤東外交文選》，第 34頁。）

8月 18日，毛澤東又簽發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進一步闡明了美軍觀察組來延安並將分赴前方的重大意義，指出了應該如何接待並與之進行合作。指示中說：“由於我黨政軍民的努力和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日益反動與無能，目前兩個中國（新民主的中國和法西斯化的中國）在抗戰營壘中的對照是更加明顯了，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后根據地，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了初步認識后的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我們不應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動，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這裡說到了兩個“開始”、一個“開展”，即外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中國”實際接觸的開始，中國共產黨外交工作的開始，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的開展。如果從發展的、長遠的角度看，這種“開始”和“開展”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為什麼呢？指示分析說：“如果大家承認八年來國內統戰政策，曾經給我們以極大的發展，那麼，今后國際統戰政策，將可能給我們以更大的發展。而且，如果國際統戰政策能夠做到成功，則中國革命的勝利，將必增加許多便利，這是可斷言的。 ”這可以說是理由之一。指示接著又分析了第二個理由：“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后根據地的理由，為有對敵偵察和救護行動之需要，准此可爭取其逐漸擴張到對敵作戰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軍事合作的基礎，隨后文化合作，隨后政治與經濟合作就有可能實現。”

雖然美軍觀察組到敵后對中國共產黨意義重大，但中共中央也很冷靜地提醒全黨：“目前不應希望過高。”原因有三：第一，“目前美英蘇外交的重心仍是放在國民黨方面”﹔第二，黨的“這種外交現在還是半獨立的外交，因為一方面重慶國民政府還是中國人（我們在內）及同盟國所承認的中央政府，許多外交來往還須經過它的承認”，“另一方面國民黨不願意我們單獨進行外交活動的，我們與同盟國家隻有沖破國民黨種種禁令和約束，才能便於我們外交來往和取得國際直接援助”﹔第三，“且就英美內部言，也有進步、中間、頑固三種勢力存在，即在其政府中亦復如此”。后來的事情發展証明，正是由於當時美國外交重心仍在國民黨，國民黨對美共接近甚為忌憚，極力加以反對和阻撓，加之美國政府與軍隊中的反共頑固勢力的存在，導致美國與中共的關系由熱變冷，美軍觀察組與中共的合作計劃未能全部實現，美軍觀察組的一些核心人員被調離延安甚至被排擠回美國。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指示進一步提出了當時包括接待美軍觀察組在內的黨的外交工作的中心“應放在擴大我們影響，爭取國際合作上面”。指示還提出了目前黨在軍事、政治、文化、經濟、宗教等方面的外交政策：“軍事上是在取得我們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條件下，同盟國的軍事人員及武裝力量，可進入我們地區，執行共同抗敵的一切工作，並取得我們協助﹔同時我們也歡迎盟國給我軍以軍火、物資、藥品和技術上的援助。”這一軍事外交政策，正是中國共產黨對待美軍觀察組的政策。

為了在接待美軍觀察組等外交工作中不犯錯誤，指示特別強調了“必須站穩正確的民族立場”這一重要問題。正確的民族立場是什麼呢？指示說，為了克服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在民族立場上所犯的排外或懼外的錯誤觀念，“我們應一方面加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學習人家長處，並善於與人家合作，但決不是懼外媚外。這就是正確的民族立場，也就是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新人典型”。 （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指示》，1944年 8月 18日。）在接待美軍觀察組的全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都是採取這一正確的民族立場行事的，既不盲目排外，又不一味懼外或媚外，體現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體現出了虛心學習、善於合作的態度，從而模范地樹立了“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新人典型”。

為使與美軍觀察組的合作取得切實成果，1944年 8月 20日，中共中央致電山東軍區和新四軍軍部，要求他們“以盡可能快的速度”，收集美軍觀察組需要的青島、煙台、連雲港等沿海地區的日寇軍事情報。9月 6日，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專門致電新四軍負責人，要求他們偵察滬杭一帶敵情以告美軍觀察組。

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1944年 8月上旬，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陳毅，分別向美軍觀察組介紹了八路軍在華北抗戰和新四軍在華中抗戰的情況。9月 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專門集體聽了周恩來、葉劍英關於美軍觀察組活動的匯報，為了做好對美軍觀察組的配合工作，會議決定，“各個戰略單位”“增加副參謀長”，“設一外事組，將翻譯組織起來”，加強宣傳工作和情報工作。

美軍觀察組去根據地，有些根據地領導怕招來日寇“掃蕩”，因而不願讓美軍去。1944年 9月上旬，華中新四軍負責人張雲逸等人即致電毛澤東、劉少奇，認為“美軍事人員經常來往華中潛伏地區，在目前條件下，可能引起敵人注意和‘掃蕩’，使將來航空比較困難，此時我們害多利少”。（張雲逸、饒漱石、曾三致毛澤東、劉少奇的電報，1944年 9月 8日。）毛澤東很快就與劉少奇聯名復電他們：“機場筑好后，大批美軍人員陸續飛來軍部及各師，我們應表歡迎。”“雖可能引起日寇‘掃蕩’，但比較全局，利多害少”，並說“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方針”。（毛澤東、劉少奇致張雲逸、饒漱石、曾三的電報， 1944年 9月 10日。）這封電報，表達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從中美合作抗日的大局出發，不計小害，與美軍合作的堅定態度，顯示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美軍觀察組及美軍的高度重視。

1944年 10月 8日，當美軍觀察組彼德金等7人將經晉綏赴晉察冀考察時，中共中央軍委專門致電晉察冀軍區領導人，要求他們保障美軍觀察組人員安全，准備迎接並提供有關情報。

三、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和華北敵后抗日 根據地的使命是什麼？

關於美軍觀察組的使命，1944年 6月 23日，費爾利斯致林伯渠的信中說是“去中國北部延安及十八集團軍作戰地帶及日佔地區進行調查訪問”﹔同日，他致毛澤東的信中說是“前往華北各地考察，在該區域內搜集關於日人情報的工作”。（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關於轉 6月 23日美方來函給毛澤東的函，1944年 6月 26日。）1944年 6月，林伯渠、董必武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報告說：“美國之積極要求派人常駐延安與華北，不僅為了今天飛機轟炸日本的需要，必然還另有目的：（甲）詳細了解我與蘇聯的關系，現在是否受蘇聯支持﹔（乙）詳細了解我們的建設方向，戰后是否與美國合作。”（林伯渠、董必武給毛澤東的電報，1944年 6月。）1944年 7月 15日董必武致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中稱：美軍觀察組領隊包瑞德武官說：“我感覺此次任務很重大，要做到與中國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擬帶一美籍日本人來延學習研究日本問題概況及了解日朝滿等機密，防敵機襲擊。”（董必武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1944年 7月 15日。) 1944年 7月 18日董必武致毛澤東、周恩來電報中又報告：“美考察團來延，他們意思，主要商量在邊區及敵后根據地建設飛機降落場問題，及了解我們實際情況。另從旁觀察，得知我們與蘇聯的真實關系。”“他們對敵情很注意，因為在國民黨方面很不了解華北敵情，希望我們幫助了解東北、華北敵人的大工業區、機場布置。”(董必武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1944年 7月 18日。）8月 15日，經毛澤東修改的《中情通報》指出：“由於抗戰中我黨力量發展，國民黨軍政腐敗，特別是豫湘戰爭慘敗，引起美英耽心和極大注意。外記者團、美軍事觀察組先后來延，目的即在了解我黨實力及其在反攻中的作用，搜集敵偽情報，尋求對日作戰的便利條件和基地。”（《中情通報》，1944年 8月 15日。）

綜合以上檔案，美軍觀察組的使命主要有三條：一是“搜集關於日人情報”，為美軍轟炸日本服務，並防止日本飛機襲擊美軍，尋求對日作戰的更有利的基地﹔二是“與中國新力量合作”，了解中共的實力和在對日反攻中的作用，准備與中國的民主新軍和抗日勁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合作抗日﹔三是了解中共與蘇聯的關系及中共的建設方向，確定戰后美國是否與中共合作。

四、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和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作了哪些考察？

檔案顯示，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和敵后根據地的考察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聽取情況介紹。如，在延安聽取葉劍英關於八路軍、新四軍編制與裝備情況的介紹，1944年 8月 6日、8日、9日聽取彭德懷關於八路軍華北抗戰及華北敵我友軍情況的介紹，8月 10日聽取陳毅關於新四軍華中抗戰及華中敵我友軍情況的介紹﹔聽取林彪關於八路軍、新四軍教育訓練情況的介紹。到各根據地后，又聽取了更具體的介紹。如在晉察冀時，晉察冀軍區向觀察組介紹了目前的軍事形勢和敵我斗爭態勢以及人民武裝的發展與斗爭經驗﹔邊區政府介紹了邊區的民主政治建設情況。

（二）開展專門座談。如，觀察組在延安期間，八路軍安排召開了關於敵偽軍研究、關於通信、關於空軍與轟炸目標、關於氣象及訓練班、關於空軍陸地情報、關於敵后根據地對美軍飛行員的地面救護、關於醫務及醫藥、關於政治工作與民兵游擊隊、關於海軍情報、關於爆破等專門的座談會，由相關專業人員對口進行介紹、交流和講解。

（三）實地考察參觀。如，在延安參觀延長油廠、兵工廠、醫院、綏德抗大、359旅教導隊等，在晉察冀根據地參觀了軍需廠、白求恩學校、國際和平醫院等，觀看了軍區部隊的飛雷、槍榴彈、擲彈筒、手榴彈、地雷等試驗，參觀了地道、地洞，化裝成農民到敵人崗樓附近考察。有的成員還訪問了邊區政府的負責人等，有的遠赴北平近郊考察通訊、交通，赴太行區、冀中區參觀。

五、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和華北敵后抗日 根據地取得了哪些收獲？

首先，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觀察組駐延的首要任務是收集情報特別是有關日本的軍事情報。還在觀察組到延之前，1944年 6月下旬，美軍便已開始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詢問山東的飛機降落場和海軍停泊港的情況。在觀察組赴延前，林伯渠、王若飛已把延安提供的一份敵我形勢圖給了美軍觀察組。美軍觀察組一到延安，便向八路軍總部開列了包括共產黨軍隊、共產黨統治地區、使用共產黨情報組織的方法、華北道路交通氣象、華北敵軍情況、華北偽軍情況等在內的所需情報清單，觀察組中專門研究敵情的克朗姆萊少校還專門向八路軍開列了關於敵情的詳細情報清單，包括所有日陸軍軍官的姓名、級別、駐地、單位番號、調動情況，所有日軍聯隊級以上單位及其附屬單位的密碼番號、詳細位置，日軍名稱密碼等。他收集這些情報的目的在於掌握日本陸軍和航空兵部隊的力量及位置。收集情報的方法，一是會見日軍俘虜，從日俘口中獲得﹔二是研究繳獲的日軍文件書籍﹔三是訪問中國研究日軍戰斗序列之人員。

1944年 8月 20日，毛澤東專門向山東軍區和新四軍軍部發去電報，要求他們收集以下日寇軍事情報提供給美軍觀察組：“青島、煙台、連雲港常泊兵艦數目及類型”﹔“上述各地，每日進出口船舶數目”﹔“連雲港是否已設為潛艇根據地，經常有若干潛艇活動”﹔“盟機轟炸后，日軍及敵后人民情緒的反映﹔日軍之軍事設備、工廠等在轟炸后有無向東北及朝鮮遷移狀態”。（毛澤東關於收集日寇軍事情報供給盟軍給山東軍區、新四軍軍部的電報，1944年 8月 20日。）從要收集的情報內容看，這份電報也應該是根據美軍觀察組需要的情報開列的。

1944年 8月 21日，陳毅向毛澤東報告說：“數日前謝維四又來我處拜訪，談了三個小時。主要內容是兩個，第一個問題，他再三問反攻時期國民黨軍隊進入新四軍地區，他們一定要打的，你們怎麼辦。”“此外謝還問，國民黨在反攻未來前會不會坍台？國民黨最近內部會不會有政變，各地方軍人對我對蔣的態度等。”“第二個問題，謝說此來具體商定是否用空中降落辦法可到華中。”（陳毅給毛澤東的信，1944年 8月 21日。）謝維四即謝偉思，是觀察組的秘書兼翻譯，又是政治顧問，因此，他很關心國共兩黨的實力消長及態度問題，為決定美國在中國抗戰結束后長期和誰合作做准備。因此，關於國共兩黨的情報，也在美軍觀察組的收集范圍之內。

對美軍觀察組需要的所有情報，中共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都向各中央局負責人、各兵團參謀長等發電，要求各地指定專人，負責搜集提供。

1945年 6月 2日，美軍觀察組畢德金（即上文之彼德金——作者注）、斯文生、斯特爾三人共同向葉劍英提出美軍通信部隊情報部門擬在延安和各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華北通訊網，從事情報收集。葉劍英沒有同意。這是有關檔案中第一次出現中共對美軍觀察組採取不合作態度的情況。在現存的談話記錄中，葉劍英耐心地向他們解釋說：“觀察組來延一年，畢、斯二位始終其事”，“我們誠意合作，你們對此會同意的。現在我們很友誼的來談談這個問題。一年可分為赫爾利聲明以前及聲明以后二個時期。前一時期，我方對美軍是無條件合作，雖然此時美軍總部並無合作的信件給我們。以后赫爾利聲明，美方對我合作的希望回答是不願與我合作，我們此時仍然希望合作。全世界上找不到這樣無條件合作的例子的。”“一年過程，已充分証明，我們是願意與美國政府、軍隊、人民合作的”。“在這一年內，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官方有資格人士寫過一封信或談過要求合作。”“沒有一個負責軍官來此談過你們在中國的戰略，以及與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中華南合作的計劃。一年努力，沒有結果，你們態度是不合作的態度。”“今天你們提出華北通訊網計劃，魏特梅耶（即魏德邁——引者注）指示批准進行。但是魏並無介紹信或公函給我方提出此事。按照中國辦公事的習慣，這是不能接受處理的，希望你們原諒。雖然沒有介紹信或公函，我仍然答應將你們提議向毛主席、總司令報告，考慮。”（葉劍英與畢德金等談話記錄，1945年 6月 2日。）葉劍英在這裡，把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即赫爾利聲明以前及以后兩個時期。所謂赫爾利聲明，指的是 1945年 4月 2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的談話。這一談話公開宣布美國的軍事援助隻給國民黨政府，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阻礙了中國的統一。這意味著美國公開採取了不與中共合作的立場。因此，中共也作出了強烈反應，隨即改變了以往單方面向美軍提供合作的辦法，拒絕了美軍在華北建立情報網等一系列要求。

由以上檔案可以看出，從 1944年 7月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一直到 1945年 4月赫爾利發表聲明這段時間裡，中共對美軍觀察組所提的要求都是積極配合、給予滿足的，美軍觀察組是得到了中共提供的大量關於日軍的海陸空各項重要情報的，這些情報中有些甚至超出美軍的預料，比他們從國民黨那裡和其它渠道得到的更為寶貴。

其次，洽談了一系列軍事合作。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后不久，就向正在幫助八路軍開展電訊工作的英國專家林邁可提出，要其提供改進共產黨地區電訊交通所需無線電器材清單，准備將來美方可以援助中共軍隊時使用。1944年8月 2日，林邁可應美方要求制作出了一個擬給美方的通訊裝備需要清單，他給周恩來致函說明：“自始至終都是美方要求這些清單的，他們並且提出多種我從未想開列上去的東西。例如他們曾提出開上幾架打字機供新華社抄錄新聞之用。”包瑞德也專門致函周恩來，說明林邁可的清單“純系應吾人之請而制者”。（包瑞德給周恩來的信，1944年 8月 2日。）1944年 9月 1日，周恩來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匯報美軍觀察組活動情況時說：“他們有幾個問題向上級請示。①到華中建立飛機場，他們對華中急於華北。②是否給我們一部分東西訓練。”可見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后不久，就提出了到華中建立飛機場和給八路軍一部分軍事裝備並開展訓練的軍事合作計劃。

1944年 9月 7日，毛澤東電告晉西北、晉察冀軍區，美軍觀察組考林、瓊思二人最近將赴晉綏和晉察冀，任務包括：“了解該兩區爆破工作實施之范圍，調查該兩區爆破工作之可能性與爆破目標﹔……收集一切必需之情報以便能提出在晉綏及晉察冀特種作戰（如爆破、游擊戰爭、情報）之可能性的報告。”“攜帶部分爆破器材准備在晉綏邊區表演”，“以查明何種爆破器材最適合於我軍之用”。可見美軍觀察組也做了一些關於特種作戰的准備。

再次，為救護美軍飛行員進行了相關的協調聯絡工作。1944年 8月上旬，美軍觀察組成員、陸空救護小組的惠特塞中尉與葉劍英談了美陸空救護小組的主要任務和希望中共軍隊需要配合的要求和建議，隨后，包瑞德又專門向葉劍英寫了一個書面的材料，詳細羅列了他們的要求，包括陸空小組與中共軍隊的聯絡，中共控制的各根據地的地圖，救護工作的實施步驟，美飛行員隨身攜帶的物品，如何辨認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偽軍、日軍等。八路軍、新四軍后來曾在救護美軍飛行員方面給予了積極配合，不少敵后抗日根據地都救護了一些美軍飛行員。這是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后的又一重要成果。

另外，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后，還與一些在敵后抗日根據地獲救的美軍飛行員聯絡，幫助他們前往安全地區。

最后，為有關盟國開展國際聯絡提供了中轉。比如，檔案中有 1944年 10月上海法國戴高樂派遠東領事請美軍駐延安觀察組轉給法國駐中國大使的一份電報。這份電報由新四軍政治部發給延安中共中央軍委政治部，由其轉給美軍觀察組，請求美軍觀察組將電報稿內容轉達法國駐重慶的大使館。當時法國駐遠東的四名代表駐在地上海在日軍控制下，他們的電報表達了對戴高樂政府的效命，報告了上海法國武裝的情況，請示今后如何應付日寇及在盟國反攻上海時如何配合。這說明美軍觀察組駐在延安，實際上也充當了為有關盟國進行國際聯系的中轉站。

六、美軍觀察組怎麼評價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

上引 1944年 7月 15日董必武向毛澤東、周恩來的報告稱：“包武官說：‘我感覺此次任務很重大，要做到與中國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此處的包武官，即后來擔任美軍觀察組領隊也叫組長的包瑞德，他時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可見，還在赴延安前，美軍觀察組的領導人包瑞德，就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人民，看作是中國的“新力量”，把到中共中央駐地延安考察，看作是“與中國新力量合作”。“中國新力量”這一美軍觀察組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人民的評價，在當時不但非常新穎，而且富有遠見。

觀察組到延安后，八路軍接待人員無一人主動提及希望得到美方援助事。這給美軍觀察組留下極佳印象。上文提到的 1944年 8月 2日包瑞德在關於林邁可所提無線電器材清單給周恩來的信中就特意說明：“觀察組一切組員悉知貴方人員無一人曾向我方要求任何物品，此點予我人以極佳之印象。”

1944年 8月 10日，新四軍軍長陳毅在給美軍觀察組介紹新四軍發動群眾參加抗日的情況時說：“經驗告訴我們，最初要老百姓去打仗他是很害怕的。國民黨就是用捆綁的辦法綁著老百姓去，這樣愈捆就愈跑。我們的方法則完全相反，我們採取民主動員的方法，完全根據人民要保家自衛的熱情，給以軍事訓練，在本鄉本土逐漸參加小的戰斗，每一次都使人民感覺打仗並不足怕，而且常常獲勝，使他們情緒提高（切忌胡亂使用人民去打硬仗，碰硬釘子，亂碰一通，第二次就難於動員了），顧及群眾心理、能力、情緒和他們的切身利益，給以必要訓練和多多嘗試的機會，這就使人民從戰斗中學會了。這樣辦法正如畫一張名畫一樣，一點不能粗糙從事的。”聽到這裡，包瑞德高興地贊揚說：“這個辦法好得很！”（陳毅與美軍觀察組關於華中新四軍一般情況的談話，1944年 8月 10日。）

1944年 10月 22日，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我曾告訴我的上級：你所領導的人們是中國的希望，也合於美國在世界的這一塊地方的利益。”（杰克·塞維斯（謝偉思）給毛澤東的信，1944年10月 22日。）謝偉思是美軍觀察組的核心人員，他把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黨、軍隊和人民，看作是“中國的希望”，這是一個極其正確的評價。

1944年 12月 21日，程子華等人在給葉劍英的電報中，報告了到晉察冀根據地深入進行各方面考察后美軍觀察組一些人的觀感或認識，其中說：畢德堅（即上文之彼德金——作者注）、路登等人實地參觀后，“對國民黨依靠外援，腐敗無能，流露憤慨不止。我軍所見，到處新穎，拍有照片多幅，並贈以我軍數年來戰斗照片，極欣喜。”“又贈以人民武裝經驗總結性之材料數種，極為欣賞，謂河南、湖南、廣西如曾開展人民武裝斗爭，絕不致如此潰敗。”這裡所說的河南、湖南、廣西的潰敗，指的是 1944年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一觸即潰、喪師失地的可恥失敗。可見美軍觀察組非常重視敵后根據地的人民戰爭對抗日戰爭的作用。

電報還說：“數周來，觀察組在此工作，均甚積極熱情，政治情緒與日俱增。個別人，如畢德堅，思想保守，對我了解不夠，經實地考查，深入下層，目睹工廠制造，鐵路沿線活動，精神大為振作。主動提出對我物資援助問題，並要求告以需要數字。”“觀察組路登，乃該組政治頭腦，對我了解比較深刻。曾言：非僅願與我抗戰中團結，且願戰后與我繼續合作。惠德賽（即上文之惠特塞——引者注）、德穆克、葛瑞斯，青年熱情，談話親切，常以共產黨中國，與國民黨中國為對比。”“彼等無一對蔣介石抱有希望者。”“彼等對國共關系，異常關心。”“嘗謂：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縱對共產主義曾有非議，而對共產黨之所作所為，欽佩至極。”這裡，“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其英語也可翻譯成“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電報還說：“總觀對我印象，皆極良好。我之艱苦奮斗，自力更生，軍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無不欽佩贊揚。”（程子華、唐延杰、耿飚關於美軍觀察組活動概況給葉劍英的電報，1944年 12月 21日。）這裡所列的幾條，都是觀察組從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所看到的，與他們從前在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和國統區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樣的，是最能夠打動他們，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東西，而這些又都是他們認為是進步的、正確的東西，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因此他們才會從同國民黨的比較中認識到：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美軍觀察組不但對共產黨留下很好印象，而且還多次提議以各種形式援助共產黨。如程子華等人 12月 21日電報稱：畢德堅與路登二人訪他們時，曾問“山東至晉察冀，運輸交通如何。設美國軍火援助，將可能自海上以潛艇（每個等於 50架飛機運輸力），運至山東，不採緬甸路線”。（ 程子華、唐延杰、耿飚關於美軍觀察組活動概況給葉劍英的電報，1944年 12月 21日。）12月 30日程子華等人電報又稱：“臨行前，他們正式告訴我們，回美國后不久他們即將重來。畢德堅謂，將攜一批軍官來幫助軍事。”（程子華、唐延杰、耿飚關於美軍觀察組對我印象極好給葉劍英的電報，1944年 12月 30日。）

七、彭德懷和陳毅向美軍觀察組介紹了八路軍、新四軍哪些戰果？對觀察組產生了什麼影響？

1944年 8月 6日、8日、9日和 10日，彭德懷和陳毅分別向美軍觀察組介紹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歷程和戰果。

彭德懷在介紹中說：“目前，我八路軍共有兵力 32萬人，經常抗擊著敵人侵華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偽軍 30余萬還不在內），最多時，曾鉗制敵人 22個師團。”“七年中，我們和敵人進行了大小戰斗 74060次，平均每天與敵作戰 29次﹔共斃傷敵軍 351113人，偽軍 239952人，俘日軍 2407人，偽軍 148726人，爭取日軍投誠者 115人，偽軍反正者 49461人，約等於已消滅侵華日軍之半數和全國偽軍之半數﹔繳獲長短槍 189028支，輕重機槍 3120挺，各種口徑炮 489門，我們主要就依靠這些戰利品來武裝和補充自己。七年的艱苦戰斗，我們也支付了巨大的代價，我負傷指戰員 186593人，陣亡 103186人，敵偽與我傷亡的比例總平均為二與一。”“經過七年的艱苦斗爭，我們在華北敵后，鞏固地建立了五大塊抗日民主根據地，……抗日民主政府統治下的人民達五千多萬，……不脫離生產的民兵有 158萬，……我們自信有力量擔任華北戰場上的反攻。”“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認識到‘真正的抗日勢力始終一貫的是中國共產黨’，並且一再的哀號：‘華北有八路軍存在，便無法安枕’。”“我們實行民主，堅決依靠人民，一切為人民的利益著想，發動與武裝人民參戰，使戰爭真正成為全民戰爭，這使我們的抗日力量增強到千百倍。這就是八路軍所以能屹然獨存於敵后、制勝敵人的秘訣。”（彭德懷：《八路軍七年來在華北抗戰的概括》，1944年 8月 6日、8日、9日。）

陳毅在介紹中向美軍觀察組提供了一份《新四軍七年來戰績統計表》，其中表明，新四軍七年來在華中經歷大小戰斗 17534次，斃傷敵偽軍 241750人，俘虜敵偽軍 34415人，敵偽軍投誠反正 34066人。繳獲長短槍 124459支，繳獲輕重機槍 2651挺，繳獲各種炮 100門。負傷指戰員 64920人，陣亡指戰員 44868人。陳毅向觀察組介紹說：新四軍建立的華中根據地的“人民總數有三千萬”，“穿著軍服的正規軍，有 18萬。民兵是著老百姓衣服進行生產有戰斗時參加戰斗的，共有 55萬人”。“新四軍在敵后 18萬軍隊所抗擊的敵軍，正是國民黨一、三、五、六、九戰區及蘇魯戰區（共有 100萬人以上隊伍）所共同抗擊的敵軍。”（陳毅與美軍觀察組關於華中新四軍一般情況的談話，1944年 8月 10日。）

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刻意屏蔽、掩蓋，這些事實美軍觀察組是第一次聽說，對他們的震動是巨大的。共產黨掌握的軍隊與民兵數量之多，對日作戰次數之多，對日軍牽制力量之大，條件之艱苦，作戰之頑強，傷亡之巨大等，都讓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刮目相看，充滿敬意。他們知道，同共產黨合作抗日，就是同中國 50萬堅定的抗日生力軍合作抗日，就是同在敵后堅持抗戰的 8000多萬根據地人民合作抗日，就是同中國民主進步的新生力量合作抗日。

這些事實，不但對當時國民黨散布的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的謠言是一揭露，而且，對今天一些仍然相信甚至還在宣傳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觀點的人，同樣是有力的反駁。

1945年 6月 2日，在赫爾利公開聲明不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后，上引葉劍英在與美軍觀察組畢德金中校等的談話中，代表中共中央說了這樣一段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我們近百萬軍隊，合作抗日，可以縮短戰爭，減少你們美國人命犧牲。沒有外圍幫助，我們一千年也打下去，也要打勝，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一定打下去。”這段話，說出了中美合作抗日可以減少美國人民的犧牲這一事實，說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斗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說出了中國共產黨即使沒有外界幫助也誓死抗日到底的堅強決心，說出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打勝”的必勝信念。

今天，70多年過去了，當我們重新翻閱這些檔案時，可以看到當年美軍觀察組成員對中國情況觀察之深入、細致，分析之敏銳、深刻、獨到、准確，同時，我們也不得不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戰爭在中國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與地位有更深入的認識。

〔作者楊冬權，中央檔案館原館長、國家檔案局原局長，北京 10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