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禮:林森與遷都洛陽后的國民政府

作者:    發布時間:2016-02-16    來源:《團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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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日本發動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上任不到一月的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政府各部由南京遷往洛陽。南京除留下何應欽維持治安、羅文干主持外交外,其余一千多名軍政要員均遷往洛陽。在國難當頭之際,林森“坐鎮”新都,反復向國內外宣示中國抗戰立場﹔積極奔走斡旋,致力於消除派系糾紛,促成團結抗戰局面的形成﹔呼吁“復興中原”,推動西北地區的開發與建設。這期間,林森救亡圖存信念的執著和期望國家強盛的追求應充分肯定。

抗日立場昭告世人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林森就主張對日外交中“於領土主權極端注意,勿疏忽,勿苟且”。基於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深深憂慮,他在多個場合痛陳“國難灼膚”、“國步艱難、外患頻仍”的危機,疾呼每一個國民都要“振作精神,負起建國救國的責任”,“使國家命運走上新的路程”。在洛陽期間,林森在主持國民政府進行的總理紀念周儀式上,均圍繞著抗日發表演講,申明抗戰立場。2月9日,在遷洛后的第一次總理紀念周講話中,林森號召全國各界“團結一致,共赴國難”。16日,林森主持紀念周儀式,司法院長覃振在報告中強調,國家元首坐鎮洛陽,國民政府移洛之日,就是我“全民族總動員之時”,全國總動員,“為民族為人類而與暴日周旋”。3月12日,林森演講孫中山先生的《和平奮斗救中國》,呼吁“上下公務人員,以至全國人民,一致猛省,牢記在心,振衰起弱,救亡圖存”。4月20日,林森為南非援華會舉辦“中國周”並出抗戰特刊發電致辭:“中國在歷史上為一文化發達最早之國家,在現在亦為一反抗侵略最烈之民族。惟吾人愛好和平,故不屈服於暴力﹔惟吾人厭惡戰,故願努力從事於擁護正義之奮斗。敵人之壓力愈強,吾人之決心愈堅。吾人為保護國家之人格,保障世界和平而戰,所恃者除物力外,實具有至大至剛之精神力量……吾人深信正義之戰,當無不勝”。

2月16日,林森在洛陽會見記者時表示,外交問題,政府決不屈服,國人亦應自身奮斗,始有出路。3月29日,林森在宴請國聯調查團時表示,中國人民酷愛和平,願與遠近各鄰邦,和平相處。但是,和平“應以尊重各國領土及政治之主權為根據”,“非軍事力量所能保持”,“各國間之敵對與不和行為,足使各國同蒙損害,而一無所獲”。4月16日,林森在上海對記者發表談話說,“當此強鄰壓境危急存亡之秋,與其屈辱圖存,毋寧堅決抵抗。縱或失敗,亦有光榮”,本人“當以國家為前提,努力做去”。他針對性地表明了兩點意見,“(一)我國軍火財政,雖兩俱不充,但本人以為除堅決抵抗外,決無委曲妥洽之可能。(二)各黨各派意見雖雜,但抗日御侮,必人同此心,否則同歸於盡”。

林森對國內各界民眾的抗日救國活動給予同情和支持。3月17日,林森赴洛陽途中路過開封,開封各校學生派代表前往請願,並提出要求11條,包括反對議和,誓死抵抗到底﹔請政府速派大員收復上海失地﹔誓死不簽訂賣國條約﹔日軍不退出國境,不得與日本談判﹔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同時解決﹔請政府宣布對外方針及內政計劃﹔保障民眾運動,保護人民出版言論之自由等。林森會見了學生代表,完全接受學生的要求,表示政府誓死抵抗到底,決不屈服。受此鼓勵,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首都各界抗日救國會、鄭州洛陽各界代表等多次在洛陽進行抗日請願和宣傳活動。

史料表明,林森對汪精衛等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方針並不認同,而強烈主張徹底抵抗。5月5日,《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各部門紛紛准備回遷南京的消息引起了輿論界的質疑。林森多次公開予以否認,提出“國府須俟東北事件解決,方遷京”,曲折卻又坦率地表達了對妥協外交的不滿。

奔走斡旋致力團結

林森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之際,正是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迫於“國難”而暫時中止之時。利用自己獨特的地位與影響,林森周旋於各派系特別是其代表人物之間,努力促成在“抗日”基礎上的團結,以集中全國各界力量,實現救亡圖存,轉弱為強的目標。

面對外患日亟、國民黨內的四分五裂狀況,林森頻繁與外界接觸,反復強調“謀全國之團結,急不可待,時不我與”。“一·二八”事變前后,林森分別在演講《親愛精誠》和《天下為公》時,主張消除猜疑、妒忌、攻擊,提倡和衷共濟,公而忘私。“不公就不正,不正就不平,不平則鳴”,將演成國家社會的紛亂。在《知恥近乎勇》的演說中他說:“紀念國恥,若是年年隻圖開會演說,有何意義”,必須要“抱定雪恥的決心”﹔號召全國各界“團結起來,集中雪恥的力量”,要“謀大團結之先,應從自己修身厲行做起,要份子健全,團結乃能堅固,然后才能合群力以對外”。他更借詮釋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而說,“總理民族主義所講的固有道德,忠孝為其骨干,忠字在專制時代為忠君,忠於個人,在現在則應忠於國家,盡忠職務,即個人對職務要負責”。

“一·二八”事變前后國民黨內部的公開紛爭雖然有所收斂,但圍繞黨權、政權的爭奪依然故我。林森時年已過六旬,權欲淡泊並無樹敵,一度成為斡旋派系分裂的“黏合劑”。林森在錯綜復雜的派系間斡旋、調解,曉之以民族大義,促成和維持團結局面。早在1931年12月,他曾親筆致信負氣出走的孫科即日返京任職。24日,他致函遠在廣州的胡漢民表示,“平時當立起直追,繼續總理未完成之工作。況且黨國危急狀況,千鈞一發,我輩豈能坐視不救?懇請來京主持一切”。1932年4月,孫科在上海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已經擬定抗日救國綱領草案,主張促成憲政,大有與中央分庭抗禮別樹一幟之意。林森再度前往上海造訪孫科,敦促其前往洛陽,與中央一致共赴國難。6月,財政部長宋子文“因財政困難,辦事棘手”,交通部長陳銘樞以“年來奔走國事,備極疲勞,須酌給時日,以資休養”等原因提出辭職。林森赴滬挽留,“結果圓滿”。8月6日,被馮玉祥譏諷為“馬弁式的行政院長跑來跑去,終至一無所成”的汪精衛突然向林森提出辭呈,各部部長等旋即提出總辭職,表示與汪共進退。9日,林森分別電汪與各部長,強調“外患日深,內憂未艾”,希望汪“本受任時救國初衷,迅即回院,主持大計”,希望各部部長“仍繼續任事”。9月12、14日,林森多次前往醫院和寓所與汪精衛會晤,勸其打消辭意。奔波於洛陽-南京-上海-廬山等地的林森,試圖彌合國民黨內部派系裂痕,雖然實際效果有限,但其主觀願望值得肯定,也是一種有利於抗戰的姿態。

關注豫陝復興建設

國民政府遷都洛陽,標志著國內政治中心由東南一帶向中原和西北地區延伸,使這一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出現了新機遇。期間,國民政府正式確定以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並分別建立了陪都、行都建設籌劃機構。相對而言,“常駐”行都的林森更為關注洛陽的現狀和發展,提出了一些積極的建議並推動其實施。

洛陽地處中原,是中國著名的古都城市。所謂“左思作賦,紙貴洛陽,二程誕生,肇興宋學,我國文化之發達,半基於此。為統御全國,發號施令,亦應認此地為適當”。但在當時,卻幾無工業,商業凋敝,城市敗落,且連年遭受自然災害侵襲,人民生活在極度貧困中。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遷入洛陽,陡然增加了當地的負擔,房屋、財糧、交通等頓形緊張。經濟的窘迫、民眾的困苦出乎黨政大員們的意外,而辦公條件和生活環境的惡劣對公務人員又是一種嚴峻的考驗。2月7日,林森簽署訓令,要求各機關人員“嘗膽臥薪,厲行艱苦”,“自二月份起均停支薪俸。僅發維持生活費,依照附表規定,分等支給。其各地方政府機關,並應依此原則酌定生活費數目,務從省給,以節公帑而昭劃一”。10日,再發訓令,要求“遷洛辦公,首須使當地人民相安無擾,各機關一切辦公用具及員役食住所需,尤須力求簡約,凡在事實上無可省約之品,得陳明長官,撙節購置,不得向地方擅自征發,各該地方政府,更不得轉向民間藉端派捐需索,如敢故違,應即查明嚴懲”。

辛亥革命時期,洛陽是革命黨人活動的重要區域,先后有多名志士為共和政體的建立和反抗軍閥統治獻出了生命。2月18日,在有林森參加的國民黨中央常會上,通過了撫恤洛陽革命黨人烈士的決議,“因革命遇難之同志郭奎文、劉果、劉慶諭、白鶴庚、楊瑾華、張景唐、東錫五、於文彬、李登瀛九人,除交撫恤委員會議恤外,由黨部立碑紀念﹔楊蔚生、閻煥章、胡建中、寇因齋四人公函慰問”。據此,洛陽辛亥先烈事跡經整理后,移送開封革命紀念館陳列。

與國民黨、國民政府其他領導人相比,林森有更多的時間“坐鎮”洛陽,因此被稱為行都的“象征”。他常常輕車簡從,游走於洛陽的大街小巷,與過往行人、店鋪商民等交談聊天,甚至論值還價,民眾稱其為“平民元首”。頻繁地實地考察使林森認識到,“洛陽系古代文化之區,現在文化比較落后,但從歷史上及地理上觀之,洛陽均極有價值,該地風俗非常儉朴忠厚,人民刻苦耐勞,若依照建國大綱去作,一定有很好成績”。他十分體諒豫陝民眾殷切“期望政府開發西北”的要求,吁請政府不論回京與否,“當代英彥,海外僑胞,踴躍輸財,悉力共赴”,支援行都各項建設,復興中原和西北,樹立國防之基礎。

2月29日,行政院決定成立洛陽行政設計委員會(后改稱行都建設委員會),對洛陽城市建設、經濟和文化事業等進行設計規劃。之后,一系列相關建設在洛陽先后進行。2月,洛陽車站增開1、2次特別快車,來往於洛陽、浦口間,洛陽到開封間則增開3、4次特別快車。3月,交通部開辦京陝線航空郵遞,經停洛陽。在車站建立了洛陽電報電話局,開辦全市電話業務。4月,南京無線電台在洛陽裝置250瓦特廣播機一座,開始試播。

在經濟、文化建設方面,12月,由中央救災委員會第十八區工賑管理局伊洛河工賑事務所修建的洛陽南關清河大堤完工。該堤東自大王廟,西至下池村,全長2公裡。在洛河天津橋遺址下游和伊河龍門段分別建鋼筋混凝土大橋一座,1936年完工,分別命名為“林森橋”和“中正橋”。此外,還擴建了西工飛機場。在西小屯建洛陽電廠,裝機容量500千瓦。

在文化建設方面,1934年經戴季陶(1932年在洛陽任考試院院長)提議創辦的以“宏儲古典,藉以發揚東方文化”為宗旨的中原社會教育館在周公廟設立。內設民眾學校、兒童簡易班、閱報室等。該館成立后,舉辦過書畫及報紙展覽,仿制過唐三彩陶俑,培育了一些優良牡丹品種,並運往南京。在其附近開辦的“洛京公園”,成為市民休閑娛樂的場所。

1932年11月17日,國民黨第四屆中執會第47次常務會議決定,12月1日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及各院、部、會,從洛陽遷回南京。會議同時通過切實進行長安陪都洛陽行都建設事宜議案,其中關於洛陽行都者有:(一)設立中央軍官學校分校,將西宮舊有營房改建,此校目的在養成屯墾實邊之人才,以農林教育軍事教育合而為一,以為改良西北軍事,開發土地,充實國防之基本,而洛陽地方之治安,亦可藉學校而維持,人民之知識生活,更可因學校而獲益,此案應交軍事委員會負責迅速辦理。(二)設立中原社會教育館,以期開啟民智,改良社會,振興事業。(三)就本地名勝之處建設中原國立博物館,以增進洛陽文化價值,為發展地方經濟,以裕民生之資。以上社會教育館及博物館開辦經費,應在庚款項下指撥,常年經費,應在中央教育經費中籌撥,此案應交教育部負責辦理。(四)洛陽橋工關系民生至大,亦為古來名勝,被水沖壞,地方無力建設,應決定施工計劃,迅速修復,既以便利人民,亦以為中央移洛之紀念,此案應交鐵道交通兩部,從速完成。至此,洛陽作為國民政府行都的歷史基本結束。

國民政府遷都洛陽,是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后遷都重慶的先導和預演,也是林森作為國家元首的初始表現時期。在此期間,林森“置腹心於將帥,資矜式於百僚,以真誠仁男之忱,支震撼危疑之局”,在促成團結抗日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1932年12月1日,林森返南京參加國民政府回京典禮。他在致詞中一方面肯定了行都洛陽、陪都西安建設對於強化國防基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希望所有公務人員“回京以后,仍望大家本著在洛陽時的精神,尤其當此外交緊急的時候,大家更應努力”。而洛陽精神就是“嘗膽臥薪,朝乾夕惕”,“御侮圖強之計,未嘗稍懈”的精神。這一歸納和概括不僅反映了林森激勵人心的良苦用心,也為日后長期艱苦環境下的抗戰提供了新層面的精神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