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浙江干部的保護

毛澤東視浙江為第二故鄉，對浙江的干部比較熟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對浙江的干部多有指示或批示，予以保護，體現出一代偉人對浙江干部的關愛。

“江華要保”

江華原名虞上聰，1907年8月出生於湖南省江華縣大石橋鄉鷓鴣塘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49年5月初，江華從東北奉調入關南下，8月任中共杭州市委書記、市長，9月兼任杭州市警備司令、政委。1951年7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1954年8月起任省委書記，12月兼任省軍區政委。江華在浙江工作18年，連任三屆省委書記、兩屆省政協主席。

江華與毛澤東頗有淵源，兩人同為湖南人。1928年，21歲的江華上了井岡山，后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有一年多時間。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毛澤東與江華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作為浙江的一把手，江華自然而然地成為造反派要“打倒”的對象。面對造反派日益嚴重的破壞和沖擊，加上受嚴重的甲亢疾病折磨和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而導致的精神苦悶，江華的體質嚴重惡化，瘦得脫了形，連站立、行走都很困難，不得不到上海華東醫院住院治療。

在危難時刻，毛澤東沒有忘記江華。1967年1月22日中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中央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高級將領時說，江華、李豐平要保，都不能打倒。1月28日，周恩來在接見浙江造反派代表時說，江華是井岡山革命時期的老同志，是少數民族，主席再三說要保。周恩來還批示浙江省軍區領導，一定要保証江華的安全。2月8日晚，毛澤東審閱了周恩來的來信。信中說：2月7日中央碰頭會擬定先將江華、曹祥仁等同志接來北京養病並予保護。毛澤東批示：“已閱，退周存。”

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把江華從上海華東醫院抓回杭州，秘密關在浙江美術學院的“牛棚”裡，准備在2月12日召開大會進行批判。“當時關押江華的地方貼滿了大標語和大字報，室內隻有一張桌子和一張木板床，床上沒有被褥，江華躺在空蕩蕩的床板上，像是很長時間沒有洗漱，衣服有多處破痕，身體極度虛弱。”

2月10日，得到江華即將遭到批判消息的浙江省軍區政治部主任羅晴濤，打電話向周恩來辦公室匯報了情況。周恩來總理考慮后，做出三點指示：一、第二天的群眾集會省軍區要參加。二、省軍區在會上可以不講話，不表態。三、江華身體不好，工作上有缺點，可以背靠背批判。為防止意外，中央決定把江華接到北京。2月11日，江華乘中央派來的飛機離開浙江，來到北京。

此后，毛澤東也多次批示要保護江華。1968年2月12日，毛澤東針對浙江造反派要打倒江華一事指出：江華從歷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岡山的，中央考慮不屬於打倒之列。2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浙江赴京代表團的軍隊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時，傳達了毛澤東的這個意見。7月19日，毛澤東審閱了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核心組關於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江華等人的請示報告。陳伯達起草的送審報告說：浙江省革委會核心組來電請示，將在《浙江日報》公開點名批判江華、李豐平、陳偉達、陳冰。小組碰頭會上議過，擬予同意。毛澤東批示：“暫不批。”這些都表現出毛澤東對江華等浙江省領導的關心和愛護。

江華到北京后，先是住進京西賓館，后被轉移到中直招待所，受到保護。1969年初被安排到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勞動。這年秋被下放到湖北省一個工廠勞動。由於那裡派性斗爭激烈，江華去那裡不久就被人認出，暴露了身份。周恩來恐有不測，親自安排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將江華秘密轉移到二三八廠。1973年初，江華被召回北京，8月參加中共十大，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經毛澤東提名，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任命江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成為最高人民法院第五任院長。

“龍潛、阮賢榜有錯誤，還要幫助他們，不能一棍子打死”

龍潛是江西省永新縣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華東軍區保衛部部長、南京軍區防空軍政委、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任浙江省軍區政委。阮賢榜是湖北省通山縣人，1929年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無錫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員、蘇南軍區參謀長、副軍長兼參謀長、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等職。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浙江武斗不斷，人心惶惶，局勢混亂不堪。周恩來了解情況后，於1967年3月8日接見了浙江省軍區政委龍潛，提出要浙江就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或者實行軍管進行研究，提出意見，報告中央。龍潛與當時省委主要領導商量后，認為當時浙江還不可能實現兩派大聯合，不具備籌建省革命委員會的條件，隻有實行軍管才有可能穩定浙江局勢。並商定由龍潛立即回浙江實施軍管，先接管省交通廳、省郵電局、省廣播電台、浙江日報社等要害部門，並將研究意見報告中共中央。

3月15日，為了穩定浙江局勢，制止武斗，恢復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加強對生產的領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浙江省實行軍事管制。3月23日，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以下稱“省軍管會”）正式成立，龍潛任主任，省軍區副司令員阮賢榜、舟嵊要塞區政委曹思明、第二十軍政委南萍、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任副主任，省軍區政治部主任羅晴濤為秘書長。下設革命委員會、生產委員會和辦公室。

省軍管會成立后，採取一系列措施，平息武斗，恢復生產，疏通交通，安排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在動亂環境下暫時起了救急作用。但是，省軍管會內部在如何認識和對待兩大造反派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導致步調各異，矛盾重重。

4月初，省軍管會內部矛盾日趨尖銳，有的領導公開煽動造反派起來造龍潛等領導的反。他們煽動一些人，大規模、長時間地圍攻、沖擊省軍區、省軍管會，無恥誹謗、惡意中傷省軍區主要領導同志，挑起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他們在省軍區內部制造分裂，拉幫結伙，謊報情況，欺騙中央。

196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浙江省軍管會和浙江省軍區。8月26日，省軍區召開所謂的“交權”大會，龍潛、阮賢榜等省軍區領導在會上被造反派強按下跪，搞“噴氣式”（“文化大革命”中一種體罰被批斗人的方式，即將被批斗者的身體折成90度，兩隻胳膊向后上方或向側面伸直，乃至更甚，如同噴氣式飛機翹起的兩個翅膀）。

1967年9月16日上午，毛澤東乘專列到達杭州。中午，在專列上同浙江省軍管會負責人談話。在談到怎樣正確對待干部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龍潛、阮賢榜有錯誤，還要幫助他們，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農民運動對待地主一樣。對待干部不能像對待地主一樣，罰跪、坐“噴氣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這種做法我是反對的，這些要禁止。這種做法破壞了我們的傳統。……希望他們錯了就改，能站出來。哪有那麼多人要打倒啊！對干部要一分為二，不能一切都抹殺了，他們過去還打過很多仗嘛！……我們歷來是團結——批評——團結，歷來是講道理，准許申辯。現在搞亂了，被破壞了。你們對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現在要打倒一個人很容易，隻要紅衛兵一轟。就是頑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緊，給他飯吃。紅衛兵對干部一風吹不好。現在紅衛兵把團結——批評——團結搞亂了，破壞了。

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的指示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交權”大會后，省軍區原黨委全體成員被關押和揪斗。省軍區及其所屬部隊和軍分區、人武部，甚至民兵連的廣大干部戰士，也被作為“龍子龍孫”，遭到殘酷批斗，無情打擊，有的被活活整死。1967年10月，龍潛被免去浙江省軍區政委。隨后，被誣陷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浙江最大的保皇派”，甚至無中生有地被加上“參與在毛主席住處安裝竊聽器”等“莫須有”的罪名。1969年9月，龍潛被送到武漢一個部隊農場勞動改造。1971年6月，中央軍委為龍潛重新安排工作，任河南省軍區副政委，后又擔任河南省軍區政委、濟南軍區副政委（大軍區副職）。1979年3月，其冤案得到徹底平反昭雪。

阮賢榜在1968年11月召開的中共浙江省革命委員會黨員代表大會上遭到批判，1969年1月被留在北京做“檢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勞動。后來擔任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

“王芳我很熟悉”

王芳，山東新泰人，1937年10月參加革命。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前后，王芳先后任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廳長。1954年9月起兼任浙江省政法委員會副主任、省人民委員會第一辦公室主任、省委委員。1964年9月，任浙江省副省長。

王芳與毛澤東也頗有淵源。1953年12月，毛澤東南下杭州，這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到浙江。而時任省公安廳廳長的王芳，直接負責毛澤東的警衛工作。此后，王芳更多次參與毛澤東在浙江的警衛工作。

1965年8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王芳代理溫州地委書記。“文化大革命”爆發后，王芳受到沖擊，遭到批判。1966年11月18日，王芳被造反派圍困在溫州市公安局內，持續幾天。其秘書出來向省委、中央辦公廳報告后，引起了關注。11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簽發的[1966]569號文件，指出：公安機關是專政機關，是無產階級國家的專政工具，任何時候，都要保証它能正常地履行職責。溫州市少數群眾佔領公安局，對維護治安、進行對敵斗爭和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極為不利。希望你們立即退出，使公安機關能協同人民解放軍執行維護治安和對敵斗爭的職責。公安機關有任何缺點錯誤，都應在公安機關以外的地方進行批判，協商解決。文件要求浙江省委派負責同志前往溫州，向進入公安局的群眾和全市人民宣讀中央指示，並負責處理那裡的問題。

11月26日，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沈策來到溫州，在公安局門口向造反派頭頭宣讀了中央[1966 ] 569號文件。但是有的造反派質疑文件的真實性，懷疑毛主席怎麼會為了一個小小的溫州市公安局發中央文件，還扣押了沈策，赴京証實。29日，中央辦公廳又下發[1966 ] 577號文件，指出“中發[1966 ] 569號文件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必須堅決執行”。在証明了文件的真實性后，造反派才陸陸續續散去。

1968年2月，王芳被押送到北京，接受審查。此后一直得不到“解放”。

1970年冬，毛澤東看到北京大學造反派印刷的刊有王芳勾結美蔣特務、企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內容的小報后，曾生氣地說：“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對王芳抓住不放，說王芳反對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廳長我熟悉他，他哪裡會反對我呢？他反對我干什麼呀？他反對我，我自己怎麼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幾次，他是負責保衛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嗎？還能活到今天呀？”他還幽默地說：“他就是有時候愛喝點酒，告訴他，以后別喝了。王芳是個好人哪！”

1971年2月，周恩來在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上講話，批評了浙江造反派和中央有關部門。“你們說王芳在浙江搞特情專政，如果是這樣，蔣介石不就登陸成功了？事實是蔣介石不僅沒有大登陸，連小登陸也不行，台灣小股特務一靠岸，就被抓起來了。王芳搞了一個專門案件，這是工作需要，批准過的。怎麼能說搞特情專政？不能這麼說嘛！王芳總是做過一些好事的嘛！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二十幾次，王芳一直在主席身邊，主席不僅很安全，而且很滿意。汪東興同志可以作証嘛！不然怎麼理解？”

雖然毛澤東、周恩來都對王芳的事情做了指示，但是王芳仍遲遲得不到“解放”。1973年7月，毛澤東向汪東興直接查問王芳的情況。汪東興向中央文革小組傳達了毛澤東關於釋放王芳的指示。7月12日，中央專案組起草《關於釋放王芳的請示報告》。7月16日，周恩來批示：“東興同志你對此案處理，有何意見請告。”

1974年9月28日，王芳愛人劉馨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王芳1968年受審查，已七八年。現在身患各種疾病，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要求盡快做出結論，或是讓其回家治病。”然而毛澤東並沒有馬上看到信，也就沒有及時做出批示。

這年10月的一天，曾擔任過毛澤東機要員的謝靜宜接到毛澤東原衛士長李銀橋發自天津的一封信，信中說，“劉馨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王芳長期關押在北京，病得很嚴重，要求得到治療和釋放。”謝靜宜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件事。毛澤東聽后很生氣，說：“怎麼還這樣？我不是早說了嘛！王芳如果是壞人，要害我，我不早就死了嘛！怎還能活到今天？王芳不是壞人，他是保衛我的，我們很熟悉，還有劉馨同志，我每次去杭州，都是他們在那裡工作，熟悉得很，都是好人，沒有問題。”

10月10日，汪東興在《關於釋放王芳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此件當時因為各種原因而壓下了。在目前情況，王芳、呂劍光可以放出來交原單位安排。”10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將劉馨給毛澤東的信以《來信摘要》形式呈報毛澤東，並附有劉馨9月28日給毛澤東的來信。

10月28日，毛澤東親自批示：“王芳、呂劍光二同志，我看無問題，似應解放。此二人我很熟悉。”10月29日下午，王芳“解放”。后任寧波地委書記，浙江省委副書記、書記，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等職。2009年11月逝世。

毛澤東一直強調並要求黨員干部始終“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他在錯誤地估計了黨和國家肌體中存在的陰暗面和黨員干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的情況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防止“黨變修”“國變色”，是為了從思想上防止黨員干部“走資本主義”，即是為了對干部“猛擊一掌”，使其保持清醒頭腦。因此，當有的干部因受到打擊、迫害而“倒下”時，毛澤東會做出指示或批示，對這些干部進行保護。

但是，實踐表明，這種做法“不但不能解決黨組織存在的問題，不能消滅官僚主義和社會陰暗面，反而會使執政黨的建設目標與時代發展和社會變化的要求嚴重脫節，使一些野心分子和幫派分子乘機進入黨內，同時，激化和造成無數嚴重的社會矛盾，形成巨大的混亂和破壞”。因此，要真正解決黨和國家肌體中的陰暗面和黨員干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避免“文化大革命”的重演，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斷推進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保障干部群眾的基本權利和人身安全﹔必須確保國家憲法和法律的神聖權威，確保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而不得超越法律之上﹔必須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實事求是地估計黨內狀況和黨內矛盾，制定加強黨的建設的正確方針政策，而不能採取“天下大亂”的手段去沖擊黨和國家政權。隻有這樣，才能避免“因言獲罪”“因人廢法”的現象，也才能真正保護黨的干部，使其為黨和國家發揮“脊梁”作用。

（作者是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二處處長）

轉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