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李富春、蔡暢的深厚情誼

李富春伯伯、蔡暢媽媽和我父母的關系非同一般，他們之間有幾十年的戰友之誼和如家人般的親情。而我們從小也有幸和李伯伯、蔡媽媽有過親密接觸，點點滴滴，令人不能忘懷。

我父親與李伯伯、蔡媽媽的革命友情始於20世紀20年代初留法勤工儉學。李伯伯於1919年10月赴法勤工儉學，蔡媽媽於1920年1月赴法勤工儉學，我父親於1920年10月赴法勤工儉學。

在赴法之前，李伯伯已是有覺悟的熱血青年。到法國后，李伯伯深入考察法國社會和工人運動，與李維漢等發起組織勤工儉學勵進會，積極組織和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多次政治斗爭，在結識了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等馬克思主義者之后，迅速走上革命道路並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1922年，李伯伯與趙世炎、周恩來參與發起建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李伯伯擔任諾門地方支部書記，並參與編輯少共機關刊物《少年》。1923年，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更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李伯伯擔任執行委員。蔡媽媽赴法前在湖南時受到兄長蔡和森和毛澤東的很大的影響。蔡媽媽到法國后，由趙世炎和劉伯堅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3年轉為中共黨員。

1920年10月，我父親到達法國，在求學理想破滅后，勤工也屢受挫折，他說：“從自己的勞動生活中，在先進同學的影響和幫助下，在法國工人運動的影響下”，思想開始變化，有了參加組織的要求和願望，終於在1923年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並於1924年轉為中共黨員。

我父親提到的先進同學有趙世炎、周恩來、劉伯堅、王若飛，也有李伯伯和蔡媽媽。我父親加入旅法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一直與李伯伯、蔡媽媽在一起。我父親回憶，他是和蔡媽媽一起在巴黎進行的入團宣誓，每個人還進行了自我宣誓。他們當時激動的心情，幾十年后仍難忘記。我父親在加入革命隊伍的過程中，在法國從事黨團工作期間，與李伯伯、蔡媽媽相當親近。李伯伯、蔡媽媽長我父親四歲，我父親親切地稱他們為大哥、大姐。由於我父親年紀最小，李伯伯、蔡媽媽親切地稱他為小弟弟。李伯伯和蔡媽媽在法國相愛並結為終身伴侶，我父親是他們愛情的見証人。

1923年后，我父親到巴黎，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活，與李伯伯等一起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少共機關與其機關刊物《少年》一起設在巴黎戈德魯瓦街17號一個旅館的小房間裡。蔡媽媽曾回憶：刊物《少年》是輪流編輯，鄧小平、李大章刻蠟版，李富春發行。后來該刊物改名為《赤光》，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廣場S街5號，一個咖啡館的樓上。鄧小平、李富春是白天做工，晚上搞黨的工作，而周恩來則全部脫產。蔡媽媽的回憶生動地描述了這些年輕的中國共產主義戰士的生活。他們身居陋室，條件艱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他們擠在周恩來住的小房間裡開會，床上、桌子旁都坐滿了人。他們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時連蔬菜都吃不上。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努力工作，頑強斗爭，煥發著青春的活力，保持著樂觀向上的革命熱情。

在巴黎期間，我父親曾同李伯伯、蔡媽媽住在一起。我父親經常提到，他常吃蔡媽媽煮的面條。回憶起那時的生活，蔡媽媽曾笑著對我們說：“你爸爸最小，我們都親切地叫他小弟弟、小胖子。他可愛吃我煮的面條了。”在巴黎的革命歲月和艱苦生活中，他們是為理想而奮斗的年輕革命家，是親密無間的戰友，也是情濃於血的親人。

1925年，李伯伯、蔡媽媽赴蘇聯學習。1926年，我父親也離開法國赴蘇聯學習。后來他們在不同的時間應國內革命形勢的需要相繼回國，投身於如火如荼的國內革命斗爭。他們在不同的時期分別在不同的崗位戰斗，經歷了各種光榮歷程、艱難困苦，甚至生離死別。在關鍵時刻和危難時刻，他們仍然互相關注、互相關心、互相幫助。1933年，我父親在江西中央蘇區遭受“左”傾路線的錯誤批判，在被批斗和處分的最困難的時候，李伯伯在政治上一如既往地關心他，蔡媽媽看見他生活艱苦還給他送飯吃。1934年長征時，由於我父親剛剛受過批判，一開始參加轉移的名單中沒有他，最后還是時任總政治部代主任的李伯伯特意把我父親加進了長征的隊伍中。1939年，我的父親和母親在延安結婚。9月的一天，在楊家嶺毛主席的窯洞前，為祝賀鄧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許明兩對夫婦新婚，老戰友們在一起聚餐。毛澤東夫婦、劉少奇、張聞天夫婦、李富春夫婦等，當時在延安的高級領導人，能來的都來了。在黃土窯洞外面，木板搭成的桌子上擺放著金黃色的小米飯，來者均著布衣布履的八路軍軍服，這是延安才特有的簡朴而親切的婚宴。席間都是叱咤風雲的人物，都是未來新中國的中流砥柱。當晚，也不乏好事之人。那些革命老戰士，居然童心大發，捉弄起新郎官。孔原被灌醉了，而鄧小平有敬必飲卻毫無醉意。后來張聞天告訴他的夫人劉英，原來是李富春和鄧發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掩護了老戰友鄧小平。

1954年9月，李伯伯和我父親同時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1957年，我們家搬進中南海，住在慶雲堂三院。恰巧的是，李伯伯和蔡媽媽就住在前面的一院。比鄰而居，使我們兩家人的關系更加親密。我父母經常帶著我們去李伯伯、蔡媽媽家玩。李伯伯用濃重的湖南口音，總是把我弟弟飛飛叫成“灰灰”。我和飛飛小時候很愛到李伯伯家，因為蔡媽媽總是拿糖給我們吃。我母親對蔡媽媽非常尊重，有事常常向蔡媽媽請教。而蔡媽媽對我母親也非常親切。李伯伯非常簡朴，他的中山裝已穿得非常舊了，蔡媽媽要給他新做一套，特意讓我母親幫她一起去選料做衣。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政治氣氛比較健康和輕鬆，中央政治局開會時，在難得的休息的時候，幾位叔叔伯伯有時會聚在一起打麻將，有鄧小平、李富春、陶鑄、柯慶施、李井泉等。如果在北京，地點往往在李伯伯家。因為李伯伯、蔡媽媽非常好客。平時，他們自己省吃儉用，但遇有客人來時，蔡媽媽就會為大家做點兒夜宵，比如稀飯、餛飩。他們打牌都很認真，每次要以記分分勝負。本次會議結束了，下次開會打牌還會接著上次繼續記。記分這個工作往往由李伯伯擔任，記分記錄也都保留在李伯伯那裡。我和飛飛因為小，有時會跑到一院李伯伯家看大人打牌，還會跟著吃頓夜宵。去李伯伯家，我們從來不感到陌生和害怕。

由於工作關系，我父親和李伯伯常常一起出差，他們一起去東北、去西北、去西南、去華東。他們經常在一起深談，而談話時都是我父親去李伯伯家。在工作上，他們配合默契。對於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問題，他們有許多共同的認識和看法，相知甚深。以至於在20世紀60年代曾被批評為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書記處，一個計委。“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我父親被批判、被軟禁，孩子們被強令趕出中南海。李伯伯也因為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當時是暴風驟雨從天而降，人人自身難保。慶雲堂四個院子，李富春、譚震林、鄧小平、陳毅四個副總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批判。有一天，在空蕩蕩的胡同裡，李伯伯的警衛員小孔拿了兩包煙，悄悄塞在我們家一位老公務員手中，說了一句：“就說是富春同志送的。”被隔離軟禁中的我父母收到這兩包煙時，真是百感交集。1974年，我父親被重新啟用回到北京，他去探望了重病中同樣渡盡劫波的老戰友李富春。1975年，我父親為他親如兄長的老戰友主持追悼會並致悼詞，為李富春的一生獻上了高度的評價。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們隨父母一起去看望蔡媽媽，此時蔡媽媽身體已很不好，但她對我父母說：“如果富春看見‘四人幫’被打倒，他會非常高興。”我父母緊緊地、長時間地拉著他們親愛的大姐的手。這個場景感動著周圍所有的人。1980年5月，蔡媽媽80歲大壽，我父母帶著我們全家祖孫四代，去給蔡媽媽祝壽。我父親給他親愛的大姐獻上一束鮮花。近60年的歲月過去了，他們的親情，仍如在法國時期一樣深厚。我問我父親：“這一輩子，您和誰的關系最親近？”我父親說：“周總理。當然，還有你李伯伯、聶伯伯。”

我們紀念李伯伯和蔡媽媽，也是紀念我們的父輩們。他們是不可復制的一代人，他們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他們是我們后代的光輝榜樣，是我們永遠銘記和愛戴的人。我們深深地懷念他們。

（作者是鄧小平之女）

轉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