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路線的醞釀和提出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怎樣才能從一個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並使全國各族人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呢？對於這個問題，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已經作了初步規劃，指出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黨的一個根本任務是要穩步地促進相互聯系的兩個轉變，一是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一是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至於在什麼條件下、從什麼時候開始、採取什麼方式去實現兩個轉變，黨中央、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提出過一些設想，后來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又進行了新的思考。

經過新中國成立后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下半年，國家發展的形勢是，土地改革的任務即將基本完成。朝鮮戰爭在和談的主要問題上與美國達成協議，不久可望結束。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盡管受朝鮮戰爭的影響，又有繁重的社會改革相伴隨，但我國隻用三年就實現了預計的目標，獲得了進行有計劃經濟建設的條件。按照“三年准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構想，中共中央決定1953年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實行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重要開端。

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自創立時就確定的奮斗目標。近代以來的歷史早已証明，試圖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而進行的一切奮斗，無論是用改良的辦法還是用革命的辦法，統統都失敗了。這樣就產生了另外尋找新的奮斗目標的歷史必然性。黨在創立初期的綱領明確提出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斗的目標，正是這種歷史必然性的體現。但是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態下，黨領導人民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實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然后才能走第二步，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准備”，毛澤東在全國解放前夕提出：“我國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當時設想，先經過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工業發展了，國營經濟壯大了，再實行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如同1950年6月毛澤東所說：“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地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后，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后，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至1952年中國經濟內部的關系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首先，公私經濟所佔比重有了根本性變化：在全國工業（不包括手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從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合作社營、公私合營工業佔82%），私營工業從633%下降到39%。在社會商品批發總額中，國營商業從1950年的232%上升到1952年的605%，私營商業則從761%下降到363%（只是在零售方面，私營商業仍佔572%）。這些變化的實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更為增強，不僅控制著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產業部門，而且在現代工業中超過私營工業佔居了優勢，並在批發商業中佔明顯優勢，能夠有力地調控重要商品的價格和供求關系，從而使國營經濟成為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物質基礎。其次，私營工商業經過一系列調整，有相當一部分通過加工訂貨、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多種形式被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著國家的管理和監督。再次，全國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后，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在廣大農村普遍開展起來，其中參加互助組的農戶佔到農戶總數的40%，初步顯示了將個體農民組織起來增加農業生產的優越性。實踐表明，在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年，在某些方面（不是在一切方面）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工作。

在這期間，我國社會經濟中也出現和積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工業的恢復和新建設項目的開工，要求商品糧和其他工業原料的生產有較大幅度的增長，而土地改革后個體農民擴大再生產的能力非常有限，不能滿足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需求。國家開始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要把有限的資源、資金和技術力量集中使用到重點建設上來，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則要求擴大自由生產和自由貿易來發展自己。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國營經濟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現實的發展，需要黨採取新的方針來解決社會經濟中的矛盾問題。這樣，就把對國民經濟實行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提到日程上來。

黨的認識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逐漸深化的。原來設想經過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再採取實際的社會主義步驟，從容地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現在看到，三年以來社會主義因素一直在不斷增長，並且毫無疑問將遠遠超過私營工商業的發展，日益加強其控制力量。這表明，新中國成立后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同時也就成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不同於舊民主主義革命，其根本區別就在於它是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以后是必然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去的。經過三年的恢復和發展，我國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已居於領導地位，非社會主義因素已不斷受到限制、改造。正因為如此，所以說，我國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屬於社會主義體系的和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的社會。周恩來在1953年9月全國政協擴大的常委會上就曾明確指出：“集中地說，我國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

根據實踐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初步提出“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指導思想和大致設想。經過慎重考慮和反復醞釀，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方法、途徑和步驟等問題正式進行了討論。6月15日，毛澤東在會議的講話中，首次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基本內容。8月，毛澤東在審閱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結論時，第一次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比較完整的文字表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8月11日，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作結論，傳達了毛澤東對總路線的這個表述。

為了適應學習和宣傳的需要，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毛澤東在審閱修改提綱時，將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完整表述最后確定下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過渡時期總路線載入黨的正式文件，對於統一全黨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將過渡時期的起點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算起。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提綱中加寫了一段說明：“我們說標志著革命性質的轉變、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的東西是政權的轉變，是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是說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國一切方面著手施行了。……那時在農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因此需要有兩年至三年時間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那時我們一方面在農村實行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著手接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使之變為社會主義的企業，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同時在全國范圍內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並已在過去幾年中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開始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所有這些顯示著我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復雜的形象。”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發展上具有轉折性的意義。本來，對“要在實際上保証中國向社會主義前途走去”的方針政策，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就作過原則的規定。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的鞏固，國營經濟與合作社經濟的不斷增長，社會主義因素在經濟社會中的決定作用越來越增強，並包含著對資本家私有制和農民小私有制的初步改造。在新的實踐基礎上，黨認為必須充分利用三年來所創造的經濟、政治條件，改變原來的設想，不是等待長期准備之后再採取實際的社會主義步驟，而是現在就採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方針，實行以多種過渡形式改造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具體政策，積極而又循序漸進地完成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初步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基本經濟制度。這是黨依據新中國成立后經濟、政治條件的新變化而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黨的總路線、總任務及發展戰略上的重大轉變。其內容是對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所確定原則的進一步明確化和具體化。歷史証明，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是符合新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和規律的，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確的。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是“一化三改”、“一體兩翼”的總路線。它的主體任務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兩翼分別是對個體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主體和兩翼是不可分離的整體。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報告中就指出：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中國成立三年來，在人民民主專政得到鞏固的政治條件下，工農業生產的新發展，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特別是國營工業的比重佔居優勢地位，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力量迅速壯大，使建設國家工業化獲得基本的經濟條件。從國際環境來看，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新的戰爭危險不會在短時期內出現，加上蘇聯的友好互助合作與經濟援助，就為我國開展工業化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鑒於國內、國際方面的條件都基本具備，黨適時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從根本上符合進行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歷史要求。

實現工業化是強國的必由之路，但在我國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會主義大工業的。建立在勞動農民生產資料私有制上面的小農經濟，制約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不能滿足人民特別是加快工業化建設對糧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長的需要。它與國家有計劃經濟建設之間的矛盾，隨著工業化的進展而日益顯露出來。因此，必須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來改造我國的個體農業，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抗御自然災害，採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國家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同時，國家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也必然促使個體農業向著合作化方向發展。

過去的三年裡，資本主義工商業是發揮了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的。但我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機器設備落后，管理混亂，在資金、原料、市場方面對國家和國營經濟有很大的依賴性，自身發展很困難，不可能完成國家工業化的任務。同時，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其生產的社會化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國家需要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有一定的發展，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必然出現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這就不能不發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特別是在“五反”運動以后，在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之間，在它們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之間，在它們和本企業職工、全國各族人民之間，利益沖突越來越明顯。這樣，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就轉變為國內的主要矛盾。事實上，黨和政府三年來採取的打擊不法投機資本、調整和改組工商業、進行“五反”運動、實行工人監督生產以及后來的糧棉統購統銷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驟，必然地要把原來落后、混亂、畸形發展、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由此可見，在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有必要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以使整個經濟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沒有普遍實行社會化大生產的工業化為主體是不行的，但若離開了改造個體經濟和改造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兩翼，就會妨礙大規模有計劃的工業建設順利進行。這兩個方面的任務必須密切配合，協調發展。總路線的主體與兩翼之間，改造個體經濟與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這兩翼之間，是彼此聯系、相互促進的，體現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變革生產關系的辯証統一。

在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黨穩妥地解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形式問題。關於農業實行集體化的過渡形式，實際上在經濟恢復的實踐中已經基本解決了。這就是1951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所確定的，在臨時的季節性的互助組和常年的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土地入股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逐步過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對個體手工業，也採取類似的合作社形式，使其逐步過渡到集體化的手工業。剩下一個問題，就是究竟通過怎樣的途徑使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

在這方面，黨內曾作過一些初步探索。早在1948年9月，張聞天在東北局提交中央的一份報告提綱中提出，國家資本主義“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中最有利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一種形式”，應該“有意識地加以提倡和組織”。1949年6月，劉少奇在《關於新中國經濟的建設方針》的黨內報告提綱中認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十分接近社會主義的經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國營經濟的助手。1950年6月，陳雲總結調整城市工商業的經驗，提出對於私營工廠通過加工訂貨的辦法“把他們夾到社會主義”的觀點。1952年10月，周恩來在同一些資本家代表人物談話時說：“將來用什麼方法進入社會主義，現在還不能說得很完整，但總的來說，就是和平轉變的道路。……如經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達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這些探討，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使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途徑問題，但還很不成熟，有待於在實踐發展中加以証明和具體化。

為了確切掌握私人工商業的情況，以便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1953年四五月間，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率領調查組，赴武漢、上海等私營工業比較集中的大城市進行調查研究。調查組廣泛聽取當地財經、工商、稅務、銀行、工會等部門的情況匯報，召開有中南局、華東局及相關省、市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深入考察了私營工業的狀況，總結了工業方面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經驗。

5月27日，李維漢向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及有關說明的報告。報告指出：新中國成立后三年來，國家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形成了從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統購、統銷至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形式。從生產力來看，接受國家加工訂貨的私營工業都有較快發展，不但產量增加，而且提高了技術，擴大與改進了設備，使國家不但掌握國營工業的產品，而且能掌握私營工業的主要產品，有了保証商品供給和制定價格政策的主要物質條件。從生產關系上看，私營工業從國家資本主義的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的過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產關系和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其中高級形式的公私合營，是最有利於將私營企業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報告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結合的角度向中央提出建議：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是我們利用和限制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是我們將資本主義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是我們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

《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解決了如何改造資本主義企業的具體途徑問題，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53年6月，毛澤東兩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李維漢的報告，以及中央統戰部在這個報告基礎上起草的《關於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文件。經過討論，中央政治局確定了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方針。不久，又決定對資本主義商業也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採取單純“排擠”的辦法。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毛澤東：《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頁。

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理論，依照中國的具體情況，來確定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路線、方法和步驟的。當時設想，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將經過相當長一個時期。具體估算，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加上經濟恢復時期的三年，則為18年。到那時，中國就可以基本上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54年2月6日，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屆四中全會報告說：1953年，我國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並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中央政治局認為在這個時機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必要的和適時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確認的這條總路線。同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被載入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使之成為整個國家的統一意志。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