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時過境未遷——中國當代史採薇》兼談美國的中國學范式

作為一名治中國當代史的海外同行，我與王海光教授就國內外研究歷史的方法問題有過多次深入交流，有很多共同的認識。所以，讀到王海光教授的《時過境未遷——中國當代史採薇》一書，我很有些會心之處。這本書包括了擷史、評史、治史三個部分，分別講的是史料處理、史書寫作和治史方法，史學的三要素都在其中了。書中有許多作者治史的經驗之談，不乏認識上的真知灼見，無論是學界的權威人士，還是有興趣的愛好者，開卷均可獲益。我在此想從兩個方面談一下這本書：一是技術層面的，即史料處理和史書寫作的問題﹔二是方法論層面的，即史學研究的觀念和方法的問題。主要是從與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相對比的角度，與王海光教授進行討論、對話。

一

王海光在書中指出：“史家著述與小說家不同，必須要憑借史料說話。首先是要復原歷史，以真實的歷史示人，然后才是解讀歷史。”換言之，歷史學家是通過接觸和挖掘新的史料，來發現新的事實和思想。在擷史部分，共有六篇文章，其中后四篇可以分為兩組，每組兩篇：前一篇是宏觀的歷史過程敘述，后一篇則為微觀的史料辨識解析。這一宏一微，足見作者的匠心獨具。在不長的篇幅裡，能夠把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建立和沿革、反右派運動時期的民瘼與輿情、“文化大革命”的緣起和曲折、改革開放思維的形成和確立這些復雜事件的來龍去脈，梳理得清清楚楚，顯示了史家舉重若輕的功夫。

擷史篇的這些文章，首先給人的深刻印象，是作者的敘事風格：簡潔明快、要言不煩，而又張弛有道、睹微知著。鋪展不失對歷史細節的逼真摹寫，開合又有對歷史人物角色特征的深度分析。粗細的區分、詳略的取舍皆大有深意，使讀者能夠感受到創造歷史的諸多合力，窺見曾被忽略的歷史真相。再者，就是作者處理史料的本事了。發掘史料和解讀史料，這是史家的看家本領。能夠從那些陳紙舊文中，發掘出時代的歷史文化信息，賦予它們史料的價值，這就是史家“化腐朽為神奇”的本領了。這種史家本領在該書中有很好的體現。書中在史料上發微的文章有三篇，分別針對反右派運動、“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三個歷史時段的史料。這些史料都是獨家披露的，本身就具有填補空白的價值。最難得的是作者對史料的解讀，不僅具有以小見大的學術功力，而且敘述也引人入勝，讓人產生一種觸摸歷史的感受。以《一份反“文革”的傳單——〈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吁〉的解讀和考辨》為例，一般來說，分析一份油印傳單的內容並考証其作者，可能是一段枯燥乏味的文字。但是作者寫得非常戲劇化，使讀者忍不住要一口氣把它讀完，給人一種回到歷史現場的穿越感。

在評史部分，作者評論了五本史書，其中有名家學者，也有業余作者。所評之書體裁多樣：有專著，如楊奎鬆的《“中間地帶”的革命》、張素華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丁龍嘉等的《康生與“趙健民冤案”》﹔有論文集，如林蘊暉的《國史札記：事件篇》﹔有回憶錄，如劉麗英的《往事回首》。這些作品的時間跨度大，評論的篇幅也比較大。除上述作者外，書中還提到了沈志華、韓鋼等人的著作。這些著作體現了國內史學家在中國當代史研究上的重要進展。歐美學界最重書評，作者經常是把同領域的相關作品放到一起評析，讀者則可以通過書評，了解學術信息，掌握研究動態。然而，書中提到的這些研究成果，目前還沒有充分介紹到海外學術界來，這是殊為可惜的事情。

王海光認為，國內歷史學的研究重心已經“逐漸轉向當代史方面”。這一變化，與美國中國史研究的趨向頗為契合。長期以來，美國的中國史學者主要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國歷史，而把1949年后的中國，留給了政治學者。20世紀80年代后期，一些歷史學者開始“打破1949界限”，把目光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方面，當代中國檔案的逐步開放和新資料的發掘，使得中國當代史研究有了新的基礎。另一方面，新的研究發現又使新的學術觀點受人青睞，即中國現當代歷史並未被1949年隔斷，相反，它的發展過程和模式具有極大的連續性。許多新中國的社會形態、政策導向和組織設計，都可以在1949年之前的中國找到源頭和先例，也可以在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海峽對岸，找到相似之處和血脈聯系。美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開始得比較早。因此學術界曾有“‘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研究卻在美國”之嘆。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獲得重大的進展。僅以王海光的研究與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巨著《文化革命的起源》做一個簡單比較。二者同樣以1957年整風反右為起點，來探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馬若德以1957年中共領導人的政策分歧和權力斗爭來解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起源，王海光則寫道：“1957年，以發揚民主為宗旨的整風運動，走上進行階級斗爭的反右派運動。反右派運動的發動，標志著中共的探索發生了逆轉……在這個逆向運動的盡頭，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應該說，王海光的論斷更加明確也更為深刻。王海光對反右派運動的研究，也不同於以往局限於知識分子范圍的研究，而是將視野擴大到底層民眾，看到了社會各階層對社會主義改造的不同態度。這就拓展了我們對反右派運動起因多重性的認識。國內學者的努力，由此可見一斑。

二

王海光在治史部分，討論了史學方法論和中國史學研究發展的問題，這是我最感興趣的內容。依我看來，他的一些論點可以和海外中國史的研究范式沿革，進行一些有趣的比較和討論。

60年代，美國政府和高校科研單位，把中國問題研究列入了戰略研究領域，因此吸引了許多年輕的學生學者，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中國的政治、歷史和語言文化。早期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美國學者，多採用以費正清（John Fairbank）和列文森（Joseph Levinson）為代表的哈佛學派建立的“沖擊—反應”研究范式，把中國近現代史描繪為“西方影響的沖擊與中國應對反應”的互動過程。

新一代的學者開始批評傳統的“沖擊—反應”研究范式。80年代起，科文（Paul Cohen）、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等學者，批評這一范式忽略了中國社會變化的內因。他們提出“中國中心取向”的研究范式，試圖來揭示中國歷史發展的自身韻律。“中國中心取向”的史學研究，糾正了以往過分強調蘇俄對中共的影響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的傾向，注重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革命勝利的關系。這一代的歷史學家，對共產黨的宣傳動員機制、農民民族主義、社會改造項目（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等題目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影響現在依然存在。

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術范式是持續變化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柯比（William Kirby）和柯文（Paul Cohen）提出“打破1949界限”。他們認為，1949年並沒有割斷中國歷史，而是接續了中國近現代改革和革命交替的歷史軌跡。隨著一些重要著作的問世，以往認為革命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主流的“革命范式”，被“現代化范式”所取代。“現代化范式”認為，現代化才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發展主流，只是數次被戰爭和革命暫時打斷。與此同時，“中國中心取向”也被批評為孤立主義的研究范式，因為它把中國描繪成“孤立於世界之外的另外一個世界”。新的研究范式回應了當今世界的全球化趨勢，因此被稱之為“世界導向范式”。它鼓勵人們重新認識中國的洋務運動、“通商”城市、租界文化和國際聯系，主張中國史的研究應該超越中國的自然地理邊界。這也是即將面世的新版《劍橋中國近現代史》（Kenneth Pomeranz等主編）的基本框架。與此同時，以政府行為為中心的傳統外交史和以單一國家為單位的傳統比較史學，日漸式微，而研究跨國、跨洲、跨地區的人群、商品、知識、思想的交流和互動的新范式，如跨國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和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等，日漸興起。

史學研究范式的每一次變化，都是回應當時的重大學術關切和公眾關切，以求重新認識和闡述歷史。“現代化范式”和“世界導向范式”的出現，與蘇聯東歐的政治巨變、“革命話語”的衰落，以及全球化迅速發展密切相關。在中國，則是與“以階級斗爭為綱”被摒棄、中國走入全球化的世界體系，以及改革開放的發展分不開的。王海光在書中梳理的從革命史觀，到現代化史觀、民族主義史觀，再到人文主義史觀的變化，正反映了這一時代變遷。當然，范式的改變還與學術條件有關。學術環境的改善，使得歷史學家可以接觸和挖掘新的史料，發現新的事實和研究路徑。近年來，前蘇聯國家檔案的一度全面開放、中國官方和民間檔案的逐步開放、口述史的搜集整理，以及其他歷史資料的問世，使得中美學者在不同程度上，得以窺見更多的頗具興味的歷史細節。這在王海光書中有比較詳細的論述，這裡不再贅言。

再回到美國中國史研究范式的問題上來。實際上，一種史學范式指導下的研究，也並不是僅僅關注一種歷史現象。致力於“沖擊—反應”研究的學者，曾對中國的儒教進行過深刻的分析﹔主張“中國中心取向”范式的學者，也曾詳盡地討論過“西學東漸”的過程。新范式出現的意義在於，它開拓新的研究視角，引發新的學術熱點，使以往不被重視的歷史側面成為新的顯學。這與王海光講的史觀問題不盡相同。他所講的史觀變化，具有推陳出新的意思。但美國中國學研究范式的更替，並不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全盤否定。新范式並不能宣判舊范式的死刑，只是豐富了學術話語，開拓了研究路徑，增加了知識的積累。

王海光論中國當代史的發展，強調實証研究、個案研究，強調發掘細節、恢復歷史現場。重視細節是重構歷史的基本要求。在討論歷史研究“粗與細”的問題上，王海光強調政治家的策略和史學家研究方法的區別，指出：“宜粗不宜細是政治，宜細不宜粗是史學”。這與西方學者認定的“細微之處見真知”的治史思想頗為契合。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但是，勝利者書寫的歷史，會帶來很多弊病，諸如自吹自擂、眼空無物、大而化之、文過飾非、為尊者諱等等。此種弊病，最終會損害歷史的真實性和史書的公信力。中國舊史學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官方著史的這些弊病，滿篇充斥帝王將相，看不到民眾活動。自上世紀初，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梁啟超等人力倡新史學，對舊史多有批評。這個新舊轉換的過程現在還在繼續。王海光的研究強調細節，關注民間視角，無疑是繼承了新史學的傳統。在眼睛向下方面，西方史學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美國的史學著作，絕大多數是實証研究、個案研究，因此包含了大量的細節描述和解說。這種研究是否有片面性？中國古代有“瞎子摸象”的寓言，嘲笑那些“一葉障目，不見樹林”的認識者。但實際上，所有的認識和研究，都如同“瞎子摸象”一般從局部開始，並受限於人類自身的或科學的工具。即便是用宏觀的方法，截取大象的整體輪廓，也只是認識了大象的一個外觀局部。隻有積累大量細小的微觀知識，才能達成較深入較全面的認識。在史學研究上，諸多局部研究的匯合，才是信史良史的長河。當然，並非所有的細節都有史學意義。簡單的事實認定和史料挖掘，還不是歷史，而隻能被稱之為“史料匯編”。史學家必須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這些材料為何重要？這些材料可以告訴讀者什麼樣的“故事”？這個“故事”能否幫助我們看到新的歷史，或者對已知的歷史獲得新的理解？史學家以此種心態研究歷史材料，尋求答案，才能“微言大義”，使挖掘的細節獲得認識論的價值。如王海光書中提到的孔飛力（Philip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從乾隆鎮壓江湖術士切入，揭示了被許多歷史學家忽視的、中國歷代王朝的棘手問題——帝王與官僚集團的矛盾沖突。孔飛力不是在討論大清盛世被何種妖風攪得天昏地暗，也並非在問“既為盛世，何以會妖術橫行？”他揭示的是，乾隆皇帝“小題大做”，把鬼魅迷信活動的“非事件”，變成關系到王朝興亡的政治“事件”，以此來打擊地方官吏，鞏固帝王集權，並且防止彪悍的滿族征服者被江南精美奢華的文化腐蝕。書中的細節描寫，有助於讀者理解清代皇帝的“馭臣之術”和官僚體系的強大運作機制。乾隆皇帝整治“叫魂”事件，以失敗告終。它可能使人思考：皇帝是否總是最有權勢之人？是否也有政令難出紫禁城的可能？官僚是皇帝的輔佐，是否也可能成為皇帝的“政敵”？帝王和官僚何時生死相搏，何時達成妥協？《叫魂》給人的啟發和聯想，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中國現當代高層政治和大眾政治。

近年來，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與國內史學研究走向很相似，都對中國社會的各個側面和細小分支，諸如商業、消費、娛樂、城市化、印刷文化、現代設施、新興職業發展等，傾注了巨大的熱情。這正符合“現代化范式”和“世界導向范式”的要求。但是，這些經濟社會文化現象，離不開中國政治發展（包括戰爭、革命和政治運動）的大背景。對於中國現代史重大事件和課題的研究並未終結。在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暨歷史學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始終堅持研究中國的工人、工人運動和工人地位問題。這個數十年如一日的研究課題，似乎了無新意。但實際上，她在中國社會的性質、結構、沖突等基本問題研究上不斷有新的建樹，對目前美國研究中國社會和城市問題產生持續影響。在中國，如王海光教授的著作所顯示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重新發現、重新闡述和深入探討的工作，現在變得更加重要和迫切。這些研究工作，正是認識今日中國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現象的基礎和前提。在這個意義上講，當代中國史學家的責任和貢獻，莫大於此。

人們對一部歷史著作和一段歷史本身，常常會有不同的解讀。王海光教授的論史，立論鮮明而不陷偏激，敘述平和而不失生動，表現了對中國良史傳統的把握：“不因憎而增其惡，不因愛而溢其美”。他對其他學者的著作，不僅有中肯的評介，也貢獻了自己的見解和分析。他和這些學者的對話，當然可以建立一些權威性的論點和共識，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對話，又能推動歷史探討的繼續深入。

中美兩國，相隔萬裡，彼此的語言不同，學術語境頗異，但是雙方學者對中國重大的歷史文化和學術問題抱有同樣的關切。國內學者的重要著作，總能引起海外學界的關注，正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確信，《時過境未遷——中國當代史採薇》是中國當代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對於海外中國學的研究，也會有積極的影響和促進。

（本文作者美國馬裡蘭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大學公園市MD20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