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黨校：我黨創辦的第一所高級黨校

汪澤楷

趙世炎

羅亦農

黨校教育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政治優勢，世界上沒有其他哪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重視黨校。我們黨自成立后不久就決定成立黨校。1924年5月黨中央在上海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時通過的《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中明確提出：“黨內教育的問題非常重要，而且要急於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才。”有史料可証，這次會議至1925年第二次擴大會議期間，我們黨開辦了安源黨校和北京黨校。這兩所黨校在早期黨校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安源黨校：從在工人學校內開設“特別班”到“合辦黨校”

在早期黨校史上，可以說安源黨校（即中共安源地委黨校）是我黨創辦的第一所正規意義上的黨校。這所黨校開辦的具體情況，可以從以下方面來認識。

第一，從社會環境條件來看：安源是中國工人運動的發源地之一，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從一開始就比較注重通過學習和教育把工人組織起來。1922年1月，李立三遵照湖南黨組織負責人毛澤東的指示，在安源創辦了第一所工人補習學校。在向工人進行文化教育、傳授文化知識的同時，傳播馬克思主義，進行思想教育，使安源工人的階級覺悟、斗爭精神和組織程度都得到很大提升。1922年9月，在黨的領導下取得安源大罷工的勝利。在對工人進行教育的同時，安源黨組織也較早重視對干部的培養。京漢鐵路二七慘案后，各地工會相繼被軍閥查封，湖北、湖南、京津、安徽等地的一些干部因遭到敵人追捕，不能繼續在本地從事革命活動而被中央調到安源工作。安源共產黨員人數因此由40人增至60人。為了提高這部分新來干部的理論水平和階級覺悟，安源黨組織在工人學校內開設了“特別班”，專為“工人居領袖地位者”實行“主義與政治上之訓練”。這種訓練使黨團員“對於主義這觀念較前略有明確”。

第二，從黨員及黨組織的發展狀況及理論需求來看：1924年5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強調健全黨的組織，積極發展黨員，要求各地盡量讓特別團員退團入黨，吸收大批25歲以下的青年人入團，並明確劃分黨、團組織職責。根據這一精神，安源160多名超齡團員相繼入黨，黨員人數由60人猛增到約200人。新入黨的這批黨員有從事實際革命斗爭的經歷，雖然有的也參加過工人補習學校的學習，但大多都沒有接受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黨的基本知識也十分缺乏，因而迫切需要參加黨校的學習與培訓，以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增強無產階級的戰斗力。由於一下子集中了這麼多先進分子，安源黨組織一時成為全國最大的和產業工人成分最多的“獨一無二之無產階級組織”（惲代英的評價），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視。

第三，從組織和政治基礎來看：1924年夏，中共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教育宣傳委員會委員蔡和森到安源巡視指導工作。同年8月下旬，團中央局常委、宣傳部主任惲代英到安源巡視，並主持地委教育宣傳委員會會議，討論宣傳事宜。11月，團中央執行委員、特派員林育南到安源巡視，出席各種會議，找黨、團負責人商量工作，“多系關於教育訓練方面問題”。此時，在蘇聯受過系統馬克思主義教育和訓練的任岳、胡士廉、汪澤楷等回國后，奉派到安源工作。根據林育南的提議，安源黨、團地委聯席會議決定合組“安源工人教育計劃委員會”，作為黨領導工人教育事業的機構，由中共安源地委書記汪澤楷任委員長。這一時期，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也十分重視對教育經費的投入。在1924年9月至1925年5月會計年度預算中，教育經費增加到15000元，佔總收入一半以上。所有這些，都為安源黨校的創辦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組織和經濟基礎。1924年10月至11月，安源黨、團地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合辦黨校，一初級班，專收工友同志，二高級班，在寒假內開課，專收學生同志……待講義到后，即行著手。”這段史料是安源地委著手開辦黨校的最好証明。

第四，關於安源黨校學習的有關情況：共青團安源地委宣傳部1925年4月9日的報告寫道：團校是與大學（即中國共產黨）合辦，團校現分兩班，課程每星期三次，教材是《政經淺說》、《大學史》等，“教書的人是澤楷、大石、士廉、勁光”。中共安源地委1925年8月15日的報告稱：“黨校開辦時有學生六十人，就其程度之高低，分為兩班教授。”“由雙方各指派卅人到課，分甲、乙兩班，功課為：政治經濟淺說（即秋白、王伊維所譯之政治常識）、俄共黨史、少運史三門。每周授課三次（六小時）……”

1925年9月，正當安源黨校發揮更大教育指導作用時，國內形勢突變，北洋軍閥武裝鎮壓安源路礦工人運動，黨校被迫停辦。

■北京黨校：黨中央創辦的第一所高級黨校，由羅亦農擔任校長

1924年秋，中央執行委員李大釗在與中共北京區委兼地委委員長（不久稱書記）趙世炎交談工作時指出，干部訓練非常重要，我們須趕快為黨的工作的大發展准備大批的基層和中級領導干部。但遺憾的是，由於史料的欠缺，我們還無從知道這些訓練班的具體情況。1925年9月在安源黨校被迫停辦的時候，北京黨校在李大釗主持下由趙世炎具體負責籌辦。

第一，北京黨校的地位和意義。北京黨校的校址選在西城區新街口蔣養房胡同一所兩進的四合院內，黨校對外公開名稱是“北京職業補習學校”，辦學資金由李大釗通過蘇聯大使加拉罕加以解決。校長由中共中央廣州臨時委員會委員、中共粵區宣傳部長羅亦農擔任。《羅亦農同志傳》記述：“是年十月，中央召集擴大會議於北京，亦農同志代表粵區出席。此時，中央深感干部的缺乏，決定開辦短期黨校。故擴大會后，即令亦農同志主持黨校工作。”羅亦農主持的就是北京黨校工作。這段話也表明，北京黨校是黨中央創辦的第一所高級黨校，其地位和意義當然是重大的。

第二，羅亦農與北京黨校。羅亦農是黨的早期領導人，1921年8月受組織委派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學習，並擔任中共旅莫支部第一任書記。他在支部建立了嚴格的組織生活制度，親自擬定了《旅莫黨團訓練具體方案》。在學習期間，羅亦農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組織翻譯了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和其他著作。他特別注重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指導解決中國實際問題，1924年12月在旅莫支部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策略問題、黨的組織問題、國際狀況、蘇俄狀況、職工運動五個研究會，羅亦農兼任中國共產黨策略問題研究會主任。正因為有這種經歷，中央十分認可羅亦農在黨內教育方面的才能並委以重任，羅亦農也由此成為黨的歷史上第一個受黨中央委派辦理黨校的領導人。羅亦農在任期間，事無巨細，盡職盡責，無怨無悔，故黨史上有羅亦農“一個人辦一個黨校”之說。

第三，北京黨校的學員與授課情況。1925年10月，北京黨校招生開學，學員有60人，主要由北方各地選派，都是有工作能力、學習心切、有培養前途的黨團員。李大釗特別提出要吸收一些少數民族的同志到黨校學習，為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一些干部。由於環境惡劣，為了培養紀律意識，北京黨校制定了嚴格的校規，在校期間學員一律不得外出。不經羅亦農批准，學員不得自由行動。上午和下午上課或聽報告，空余時間和夜晚自修，整理筆記。學員每10人分為一組，推選一位組長，召開小組會，對學習體會和心得進行討論。對教員所講授的內容，如有不解或疑問，可隨時提出，教員予以解答。為了提高學員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羅亦農在計劃講授的課程之外，還經常組織時事問題的報告和討論。

北京黨校由於校址地處偏僻，環境安靜，所以黨校學習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特別是在羅亦農的精心籌劃和輔導下，學員們雖然在校學習的時間很短，但學習情緒高漲，收獲很大，開學后不到3個月，就完成了預定的教學計劃，提前結業。

■我黨早期兩所黨校具有開創性意義，為以后黨校教育積累了成功經驗

安源黨校和北京黨校在黨校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不僅為全國尤其是北方培養了許多得力的干部，而且積累了許多辦好黨校的成功經驗，其中不少做法至今仍為各級黨校秉承。

其一，黨委高度重視黨校工作。比如，安源黨校盡管存在了僅有大半年的時間，但仍為黨辦好黨校積累了一些成功經驗。中共安源地委書記兼安源工人教育計劃委員會委員長直接負責黨校校務，親自任教，體現出黨委對黨校工作的高度重視。再如，北京黨校的課程和教學計劃由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親自擬定。另外，在黨組織和領導人的重視協調下，安源黨校、北京黨校的辦學和教育經費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其二，教學內容有重點、有特色。比如，安源黨校以講授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為主業，其中，瞿秋白和王伊維(即王一飛)合譯的《政治常識》和俄共黨史，是他們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學習內容﹔同時又緊密結合黨的中心工作進行教學，如1925年1月黨的四大召開后，為迅速貫徹落實黨的四大精神，安源黨校一度將學習黨的四大文件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再如，北京黨校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黨的方針政策和時事為主要教學內容，任課教員基本上是1924年至1925年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人員。據李大釗之子李葆華回憶：最后一課是由李大釗講的，他以“土地與農民”為題目，提出了“耕地農有”的口號，特別強調了依靠農會和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性。后來，毛澤東把它收入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材，供講習所的學員學習。

其三，教學目標的明確性和教學方法的多樣性。按照中央提出的黨校要“養成指導人才”的要求，安源黨校及其前身“特別班”的教學，以使學員得到“主義與政治上之訓練”為目標。北京黨校也強調學員要把理論學習與革命實踐結合起來。羅亦農在開學典禮上指出：我們是共產黨員，是共產主義者，那就必須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起碼的知識。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愈豐富，便愈會增進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革命行動的指南。唯有通過革命的實際行動，才能真正領會馬克思主義的深刻道理。希望大家現在把理論學好，以便將來回到實際工作崗位后，在實踐中經受鍛煉，不斷提高認識，增強工作能力。另外，北京黨校採取授課、自學、討論、答疑相結合的教學方法﹔黨的主要負責人親自授課﹔採用學員自我管理的方式。

其四，為中國革命培養了領導骨干。就北京黨校來說，部分學員學習結束后返回原地工作，有的被指派到北方其他地區及廣東、湖南等地工作，不少人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骨干。例如，學員何資深（中共北京區委兼北京地委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被黨派往湖南，1926年秋他主持湖南省委黨校，仿照北京黨校的方法，培養了一批縣委書記。毛澤東任湖南省委書記時，何資深任組織部長。1926年6月25日《共青團北方區工作總報告》寫道：黨校畢業的人，分配給我們的有王為銘等人，“我們應各地之需要……王為銘為唐山書記，穆秉衡為張家口書記，王敬臣為保定地方書記，胡英初為包頭書記，高洪光為哈爾濱書記，於蘭田為天津學委書記。”可見，我黨早期黨校的創辦，確實達到了中央所希望的“養成指導人才”的初衷，推動了黨的革命事業的發展。

（作者為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