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北京“四五八”糧食畝產目標的實現

范毓揚，北京人。1953年大學畢業后到農業部工作。1954年至1956年在北京市農林水利局任農業技術員。1956年至1958年在市委農村工作部任干事。1959年至1963年夏在市委辦公廳任陳鵬同志秘書。1963年夏至1974年在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駐華北局監察組任陳鵬同志秘書，其中1969年秋至1974年下放到華北局機關“五七”干校勞動、學習。1975年至1982年夏任市農林科學院辦公室主任、黨委副書記、副院長。1982年夏至1993年任市政府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其中1986年至1991年兼任市農林科學院院長。1991年至1996年8月任首都綠化委員會辦公室主任。1993年至1998年春任市政協委員、市政協經濟科技委員會副主任。1998年8月退休。

為迅速發展農業生產力，支援工業化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后經多次修改，於1957年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並作為正式文件公布。《綱要》對不同地區的糧食生產規定了具體指標，人們簡稱為“四五八”：要求從1956年開始，在12年內，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北地區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達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達到800斤。

“四五八”糧食奮斗目標的提出在當時確實是振奮人心的，我記得1957年北京郊區糧食畝產也就二百一二十斤。大家認為隻要政策對頭，扎扎實實埋頭苦干，逐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這個奮斗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放衛星”

進入1958年，全國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到夏收季節，報紙上、廣播中陸續報道了一些地方小麥畝產幾千斤的“放衛星”高產典型。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可謂當時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人們都很驚奇。

當時我在市委農村工作部工作，快到麥收的時候，市委領導同志想要看看北京的小麥到底能產多少。劉仁同志讓我領著他去郊區跑了好幾個地方看小麥，詢問農民對小麥的估產情況。老百姓說畝產二三百斤就很好，北京的小麥過去就一百來斤，二三百斤已經是翻番了。5月底，市委農村工作部召開小麥現場會，有幾百人參加，參觀國營農場的小麥。那時國營農場的生產條件比較好，一方面農場實行農牧結合，為種植業提供了大量的優質肥料﹔另一方面，農場有農業技術員、農藝師，農業生產技術比較好，小麥歷來在郊區都是比較好、產量也是比較高的。麥收的時候，我們選擇南郊農場舊宮奶牛場附近一塊長勢很好的麥田進行測產收割，結果折合畝產也就是600多斤，沒有放出“衛星”。

1958年麥收后，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並分管農業工作的譚震林同志在鄭州召開晉、冀、魯、豫、陝和北京六省市農業協作會議，北京市參加會議的是分管農業的市委書記處書記陳鵬、農工部副部長常浦、農林水利局副局長楊益民和該局水利科工程師洪鐘，我也跟著一起去做一些會務工作。會上六省市分別報告小麥產量，北京報了畝產130斤，以及國營農場試驗的畝產600多斤，其他省份都比北京高很多。另外，會上還讓報全年糧食生產計劃，北京報的是爭取全年實現“四五八”糧食奮斗目標，畝產超過400斤。結果北京成了倒數第一，受到了批評。

開會回來以后，譚震林親自到北京市來指導、幫助北京抓農業生產。7月4日，他來京召開區委書記座談會，提出北京郊區農業生產的方針是滿足北京市副食品的需要，要做到豐衣足食，並提出了具體指標：要求北京郊區農業生產要站在全國第一位，明年要沒有低產作物，小麥畝產千斤以上，玉米5000斤以上，谷子3000斤以上，高粱4000斤以上。並對農具改革提出了具體要求，限期10月1日前把郊區農村各種運轉工具都安上滾珠軸承。7月28日，他和農業部部長廖魯言、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來京召開市農業部分領導干部座談會，彭真同志也參加了會議。他指出，郊區有的地方庄稼長得不好，應該承認是下游。人家谷子2萬斤、3萬斤（畝產），水稻5萬斤（畝產），你們要組織去看看。他還要求市農業戰線領導破除保守思想，跟上全國形勢，使北京出現農業大躍進的局面。會后，抽調人員成立規劃小組，研究編制規劃。市委於7月29日召開了郊區農具改革會議，要求在8月底前各種運轉工具實現滾珠軸承化。一時間，郊區農村掀起了農具改革的熱潮，男女老少齊上陣，參加磨軸承。結果，由於原材料不合格、技術不過關，許多手工磨出來的滾珠安到農具上都不能用，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造成了很大的浪費。

天壇農業躍進誓師大會

1958年8月間，“大躍進”的氣氛越來越濃。繼小麥畝產“衛星”之后，早稻、花生、白蕷等作物都相繼放出了畝產“衛星”。《人民日報》還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文章。大家你追我趕，唯恐落后。8月17日，市委在天壇公園召開了農業躍進誓師大會，市、區、鄉、社各級干部1.5萬余人參加。彭真出席大會並講話，號召群眾破除迷信，窮干苦干，力爭秋季大豐收﹔要求干部充分發動群眾，做好種麥准備，種好試驗田，爭取明年小麥高產，力爭郊區農業站在全國最前列。會上，各郊區（縣）負責人競相爭報糧食增產指標，提出大搞試驗田和高產奮斗目標。有的提出，“沒有低產作物，隻有低產思想”﹔有的提出，麥地要深翻1尺到2尺，施肥153斤以上，每畝下種45斤以上，直到200斤﹔在當時爭著“放衛星”的氛圍影響下，有的甚至提出了小麥畝產“不要一二三（千斤），要四五六（千斤）”的口號。調子一個比一個高，誰也不甘示弱。

會上提出的指標和措施，顯然是脫離實際無法實現的。會后，彭真即讓市委辦公廳打電話通知各區區委書記，會上挑戰提出的指標沒有經過群眾討論，不算數。要充分發動群眾討論，實事求是定出增產目標。但是在當時“大躍進”的高潮中，人們怕被戴上“右傾保守”的帽子，往往身不由己地跟風走，高指標、浮夸風也就跟著泛濫開來。

秋收的時候，通縣永樂店公社曾被報道一塊水稻田畝產超過了萬斤。我跟隨領導到現場看過，原來是在水稻快要收割之前，把周圍田裡的稻子移栽擠到一塊田裡，密密麻麻，人還可以站在上面。產量顯然不實。針對這些浮夸不實的做法，劉仁同志曾在區委書記會議上說，報糧食產量一定要實事求是，如果糧食沒有那麼多，你胡吹瞎報，這有讓老百姓餓肚子的危險。咱們鼓足干勁了，產量沒有人家高，落后就落后。當年11月，市委理論刊物《前線》創刊，發刊詞《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中明確提出，“既不能右傾保守，也不能單憑主觀的熱情，盲目地蠻干”，“不能憑靈機一動的‘本能’辦事，不能按照片斷的材料和表面現象辦事，更不能像風箏、氫氣球一樣，隨風飄蕩，即跟著空氣辦事。總之，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任意亂干”。在當時的形勢下，這恰似一副清醒劑，對教育干部、減少工作中的失誤發揮了積極作用。

調整政策 科技攻關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泛濫開來的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瞎指揮，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生產力遭到破壞，使得農產品短缺，市場供應緊張，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加之1959年遭受洪災，1961年又遭干旱，郊區農業生產連續減產。與1957年相比，1960年糧食總產量下降29.3%，蔬菜畝產量下降43.9%，全年交售商品豬數量下降24.3%。面對嚴峻的形勢，中央於1960年11月間相繼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人們簡稱“十二條”）和《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五風”即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糾正工作中的錯誤，整頓人民公社。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又通過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並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北京市委按照中央的部署，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錯誤，深入調查研究，調整農村政策，系統培訓農村各級干部，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力度，把農村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緊緊圍繞恢復發展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業生產水平開展各項工作，並由彭真同志、劉仁同志親自抓。

經過緊張有序的工作和各級干部、廣大農民群眾的艱苦努力，到1962年下半年，北京郊區農業生產得到較快恢復。當年11月，市委三屆二次全會（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郊區當前農業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提出以農業技術改革為中心，迅速把郊區農業推上新的發展階段，力爭在7年左右的時間，建立起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的基礎，全面發展農業生產，爭取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糧食耕地平均畝產400斤的指標。市委要求加快農業科技的研究和推廣工作，利用一切能夠利用的科學成果，充實科技力量，培養人才，壯大農業生產戰線的科技隊伍。當年底，市委、市人委又召開全市農業工作會議，進一步作出部署。

會后，全市有關部門積極行動，大力配合，採取措施，加強農業科技工作。首先，在中央有關部門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幫助下，市委吸收各方面的專家去調查研究，制定了農業技術改革規劃（草案）。其次，充實、加強農業部門的專業技術力量，增加分配到農業科技機構的大學畢業生數量，並在郊區各區、縣建立農業科技辦公室。最后，聘請專家、教授分別成立了市小麥、養豬技術指導小組，深入生產第一線指導生產技術工作，積極開展農業科學試驗和技術推廣工作。1963年，市、區（縣）農業科技部門與國家在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協作進行試驗研究的項目達769個，並在郊區建立起一批試驗基地。市科委還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制定了《1963年—1972年北京市農業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針對郊區農業生產中面臨的突出問題，規劃安排8項重點科研任務。

1964年2月，北京市第一次農業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市、區（縣）各級領導干部、專家、科技工作者和農民代表共700多人。會議要求各級領導要把群眾的革命干勁引導到科學實驗上來，採取“領導、專家、群眾三結合”的方法，開展農業科學試驗工作。

這一時期，農業科學試驗活動在郊區蓬勃展開，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市委、市人委為多種、種好小麥，促進糧食生產發展，於1963年提出，力爭郊區實現種植100萬畝水澆地小麥，平均畝產達到300斤。為了實現這一計劃，市委採取領導、專家、農民三結合的形式，組織在京中央科研院所、農業院校的專家教授和市、區（縣）農業科技人員協同開展科技攻關。通過多專業協作，分區、分縣、分鄉、分片，在郊區形成了一個有幾十個基點的科學實驗網。這是全市首次組織的農業多學科、大規模的科技攻關項目。經過3年努力，於1965年實現了預期目標，郊區小麥生產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當年全市小麥面積擴大到160多萬畝，平均畝產228斤，總產3.7億斤，分別比1962年增長82%、153%。與此同時，郊區糧食作物全面增產。到1965年，郊區糧食總產量達到23.8億斤，比1960年增長一倍，平均畝產達到420斤，實現了《1956年到1967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畝產400斤的目標。同時，菜、肉、奶等副食品生產也大幅度增長，加大了對首都市場的供應。農業生產條件也有很大改善，農村用電量、農業機械擁有量、化肥施用量成倍增長，灌溉面積增加到368萬畝，佔耕地面積的56.5%。郊區農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回憶這段歷史，經驗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搞社會主義建設，發展農業生產，必須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又必須老老實實地按照客觀的經濟規律、自然規律辦事，制定明確的目標和切實可行的措施，腳踏實地前進﹔切不可憑主觀想象、一時熱情，脫離實際、盲目蠻干。由於指導方針上的失誤，在“大躍進”中急於過渡、急於求成，導致“五風”泛濫，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破壞了生產力。本來大家想發展快一點，盡快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結果卻受到了客觀規律的懲罰，農業大幅度減產，城鄉人民挨餓，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受到重大損失，這個沉痛的教訓要銘記在心。

原載：《北京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