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岩:站在人民史觀的立場上

作者:    發布時間:2016-04-11    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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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指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証明,無論會遇到什麼樣的曲折,歷史都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向前發展,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的確,盡管過程會顛簸、曲折、漫長,但歷史總是頑強地以自己的方式前進,體現著人民的意志,昭示著人民的力量,朝著人民的願望和希冀。歷史終將以人民的選擇為自己開辟前行的道路,因此,把握歷史隻有站在人民史觀的立場上,才會有更充分、更深入、更真切的理解和認識。

然而,一個時期以來,在一些歷史研究中,人民史觀被淡化、擱置,甚至被虛無、否定,幾乎成了當前眾聲喧嘩的歷史敘述盛宴中的缺席者和失聲者。一些學者偶爾也會在理論層面提及人民史觀,但一進入具體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敘述,就有意無意地背離了人民史觀的基本精神。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捍衛、保障和發展最大多數勞動人民利益是其根本使命和中心任務,堅守人民史觀是其必然選擇和本質要求。我們不能也不應因為人民史觀與西方和個別追隨西方的學者所傳播的史觀傾向不同,就動搖或失掉我們的史觀自信。當前來看,強調歷史研究和歷史敘述站在人民史觀的立場上,不僅是相關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科學化的需要,更是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人民史觀是以人民為歷史主體、堅持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之根本動力的歷史觀。人民作為歷史主體和歷史根本動力的地位,不是靠理論演繹或邏輯推倒得來的,而是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奠定的,是他們以自己的社會貢獻與歷史功績來體現和証明的。正如列寧所說,“資產者忘記了微不足道的人物,忘記了人民,忘記了千千萬萬的工人和農民,可這些工人和農民卻用自己的勞動為資產階級創造了全部財富”。(《列寧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49頁)人民是推動社會變革和進步的決定力量,他們既是人類物質財富的創造者和生產者,又是精神文化特別是先進文化無限豐富的源泉。人民是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他們的行動、理想和願望指示並決定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他們的命運,就是國家的命運,就是世界的命運,就是歷史的命運。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說,“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04頁)列寧把人民稱作“自覺的歷史活動家”,(《列寧選集》第3版第1卷第127頁)認為決定歷史結局的正是廣大群眾﹔毛澤東也斷言,“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頁)

勞動人民是歷史的真正主體,他們普通得如大地和空氣一般,但我們卻一刻也離不開他們。恩格斯指出:“自從階級產生以來,從來沒有過一個時期社會上可以沒有勞動階級而存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315頁)沒有作為生產者的勞動人民,社會一刻也不能生存發展。人民是我們的“大堰河”“觀世音”,對人民我們應奉上至高的尊崇和敬意,正是他們無私的奉獻和付出,正是他們寬厚的脊梁與肩膀,支撐起我們的“現代性”生活、“都市化”生活、“審美化”生活。不懂得勞動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就不能真正懂得我們自己,就不能真正懂得人和人性,就不能真正把握社會的本質,更不能真正理解歷史的本真。可以說,人民就是歷史的一切,離開人民史觀必然走向空洞和虛妄。

確立起人民史觀,我們不僅需要知道人民是誰,還需要知道我們自己是誰,知道作為個體的我們和人民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個人的發展取決於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515頁)“隻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隻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頁)這個共同體就是人民共同體,隻有在人民共同體中,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中,個人的充分發展才是現實的和可能的。作家柯岩曾說,“我是誰?我是我們祖國無邊無際海洋裡的一粒小小的水滴,我隻有和我13億兄弟姐妹水滴一起洶涌澎湃才會深遠浩瀚”。(《驀然回首——柯岩創作60周年座談會文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483頁)這句話生動詮釋了自我與人民的關系。我們隻有融入人民,和人民一道前進,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發展自我。人民史觀的樹立正是以這樣的個體觀或自我觀為前提的。當前,一些人滑向歷史虛無主義,就在於其在個體私欲與訴求面前迷失了自我,把個人利益置於人民利益之上,視自我為雲霓,視人民為塵埃,視自我為精英,視人民為群氓,忘記了“在人民群眾中,我們畢竟是滄海一粟”,(《列寧選集》第3版第4卷第695頁)沉溺於一己悲歡、杯水風波,把史學的求真熱忱淹沒於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才致使其史觀迷茫、史識萎頓、史述扭曲、史德滑坡。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歷史科學要成為真正的科學,就不能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為帝王將相的作為,歸結為那些肆意蹂躪他國的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動,而應首先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勞動人民的歷史,並將這一研究作為其他方面研究的出發點。“以往的理論從來忽視居民群眾的活動,隻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去研究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第14頁)應該說,正是唯物史觀、人民史觀的確立,為所有歷史科學的研究指明了正確方向。人民是社會的基礎和柱石,研究歷史而脫離人民,就像草木而脫離大地、呼吸而脫離空氣一樣,隻能走向枯干和窒息。

站在人民史觀立場上,應如何看待我國古代的歷史書呢?毛澤東晚年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麼來了解歷史呢?反過來,一切以為是真的,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作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論了。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洋洋四千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產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隻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剝削的斗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這是最不符合歷史的。”(《毛澤東年譜》第6卷第587頁)在這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是唯物史觀、人民史觀。“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是站在人民立場而非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作出的判斷。歷史真實在於歷史本質的真實呈現,這個本質不在帝王將相,而在普通勞動人民。當這個本質被掩蓋、抹煞或虛無,歷史敘述就是顛倒的,就是“最不符合歷史的”。以人民史觀批判、分析地看待古代史書,是我們觸摸和把握真實歷史的必由之路。

站在人民史觀立場上,應如何看待新文化運動呢?它是如某些學者所言的歷史虛無主義運動嗎?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解放、文化革新和文學革命運動。正是在這次運動中,一些進步知識分子拆解了封建意識形態藩籬,尋找到被其壓抑兩千余年的衣衫襤褸、灰眉泥腳的歷史主人,發現了推動歷史進步的真正力量,並開始了進步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偉大結合。對孔教的批判是這個拆解、尋找和結合過程的重要部分和必要條件。有人說新文化運動顛覆孔教是虛無主義,就在於他們沒有看到,在這個顛覆過程中,拉開了以工農為代表的人民力量歷史性崛起的帷幕,為構建人民史觀清掃了“奧吉亞斯牛圈”。另外,新文化運動否定孔教,其重點不在“孔”而在“教”,即被封建統治階級工具化了的儒家文化。如李大釗所言:“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守常:《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可見,這個否定,對於儒家文化實際上是一種解放——從更長歷史時段看,新文化運動對於儒家文化擺脫其封建統治階級附庸角色,成為勞動人民主動性文化滋養,有著巨大推進作用。因此,這一運動盡管有其局限性,但絕不是歷史虛無主義,相反,它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次成規模的反歷史虛無主義運動,是喚起人民史觀的輝煌一頁。

站在人民史觀立場上,應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呢?那是一場場所謂中性的、沒有對錯和是非的血腥厮殺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是為人民的,是人民革命、人民戰爭,是為人民利益而戰的,是爭取人民解放的偉大事業。毛澤東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他還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509、511頁)如果革命戰爭是反對人民的,那麼,還敢於喚醒人民的主體意識嗎?還會指望人民的積極參與嗎?人民還會是勝利之本嗎?恰恰相反,人民就成了敗亡之本。顯然,虛無這樣的革命戰爭就是對人民史觀的反動,就是對歷史主體的削弱和遮蔽。現在有研究者,把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共產黨軍隊和代表地主階級與買辦性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軍隊之間展開的戰爭描述為中性的,拋開戰爭的人民性背景,避開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避開戰爭正義與否與人心向背,史述貌似客觀、公正,實則滑向虛無主義的泥淖,無法使人們獲得這些攸關中華民族前途的革命戰爭所帶來的深刻歷史啟示。

人民史觀是判斷一個歷史敘述是否虛無主義的試金石。面對一個歷史敘述,首先要考察敘述者對待人民的態度,看其是否站在人民史觀立場上選擇和評析史實,看其所述堅持還是拋棄、鞏固還是動搖人民主體地位。人民主體往往蘊涵於歷史事件的背景和實質之中,因此,堅持與鞏固人民主體地位,必須著力構建依托背景呈現實質的宏大敘事或總體敘事。而歷史虛無主義的障眼法,就是隻孤立講細節、講表象、講局部,“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孟子·梁惠王上》)以此把人民主體從歷史敘述中排擠出去。脫離了人民,歷史就會淪為少數人的玩偶,其庄重性和真實性都將趨於泯滅。

可以說,反對或回應歷史虛無主義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具體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敘述中貫徹落實人民觀。那麼,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胡喬木在談黨史寫作時曾說:“要講清楚黨在人民中間奮斗,是在群眾斗爭的基礎上引導斗爭,密切地依靠群眾取得勝利的。黨的斗爭不能跟人民的斗爭分開。有些人民斗爭跟黨沒有關系,這是因為黨的力量不夠,或者因為黨的政策不對,黨沒有跟人民斗爭去聯系。這些也應該說清楚。有些不是因為我們的政策,而是因為我們的力量達不到。有些人民斗爭是獨立的,在我們寫黨史的時候,要意識到存在這樣的斗爭。要給讀者一種印象:讀了以后感到共產黨是尊重人民的。他們寫的歷史是尊重人民的,並不是眼睛隻看著自己,就像照鏡子,隻看到自己,而是左顧右盼。人民斗爭跟黨有聯系的也很多,這是主體。聯系也有聯系得正確或不正確,聯系得充分不充分的問題。人民發生什麼變化,黨是不是意識到跟上這個變化,這是判斷黨的領導是不是正確的(依據)。”(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頁。“依據”一詞為引者所加)始終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當做歷史的主人和主角,把人民的活動當做歷史事件最為根本的推力和最為深厚的背景,這就是在歷史研究和歷史敘述中貫徹落實人民史觀所應抱持的方法論。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虛無主義者卻隻在幾枚殘貝的呻吟和幾株水草的戰栗中記述長河之歷史。他們一會兒把自己打扮成爬羅剔抉鉤沉索隱的嚴謹學者,一會兒把自己美化成信古疑今“撥亂世,反諸正”的傳統文化和古典價值的虔誠守護者﹔年老一點的把自己裝扮成飽受創傷的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年輕一點的把自己涂抹成西學淵深的歷史正義的佔有者。總體來看,這些歷史虛無主義者都帶有強烈的去人民史觀傾向,張揚的是一種個體主義、相對主義歷史觀,想以小寫的歷史置換大寫的歷史,以局部的歷史代替總體的歷史,以私人的歷史遮蔽人民的歷史。更有別具用心者,把歷史實用主義化,使之成為他們實現某種政治圖謀的輿論工具。這不是在維護歷史真實和正義,而是在顛覆它們。因為歷史真實和正義,就在於其敘述傾向是否符合社會歷史進程的實際和要求,是否與人民利益及其發展相一致﹔而要達到或實現這一點,除站在人民史觀立場上,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