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歷史塵封了半個世紀的革命烈士李增援
一
美味可口的黃橋燒餅是江蘇省泰興市黃橋鎮的特產，它結緣於新四軍黃橋保衛戰，隨著膾炙人口的《黃橋燒餅歌》而名揚天下。然而，《黃橋燒餅歌》傳唱了75年，卻很少有人知道這首歌的歌詞是出自李增援之手，也很少有人知道李增援已經犧牲，而且還是跟凶惡的敵人搏斗到最后的一名烈士。
從歷史的塵埃中挖掘出被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烈士李增援，並還原其烈士的本來面目，時任中共江蘇省大豐市委黨史辦副主任的陳海雲功不可沒。
1988年，陳海雲到北京向當年曾任新四軍第一師衛生部指導員的宗瑛了解江蘇大豐一帶的黨史資料。臨別時，宗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問陳海雲：“1941年2月，日寇偷襲西團時一位著名的新四軍文藝戰士犧牲在那兒，你們知道這事嗎？”
“我們不清楚，他是誰呀？”陳海雲如實地回答。
“他就是《黃橋燒餅歌》的詞作者，名叫李增援。”但宗瑛對其生平詳情卻不很清楚。
陳海雲一聽，心裡很不是滋味：犧牲在大豐境內的李增援竟是抗戰時期蘇中、蘇北婦孺皆會唱的《黃橋燒餅歌》的詞作者，而大豐人居然對他一無所知！他認為查清烈士的生平事跡以告慰烈士英靈是黨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大豐市黨史辦決定由陳海雲牽頭，搜集整理李增援烈士的生平資料。當時，李增援已犧牲幾十年了，要查實烈士的生平事跡談何容易。陳海雲知難而進，他首先從已出版的反映黃橋決戰的黨史、軍史資料著手查找線索。在江蘇省黨史資料中，他找到了一篇署名章枚的回憶文章——《〈黃橋燒餅歌〉是怎樣產生的？》，而后，他查詢到章枚的通訊地址並致信了解情況。章枚在回信中除了介紹他所知道的情況外，還告知了當年新四軍的戰地位置。之后，陳海雲用了整整5年的時間，奔波上萬裡，幾經輾轉，大海撈針般跑遍了李增援所有可能到過的地方，通過戰友找戰友的辦法逐步擴大調查面，找遍了所有可能與李增援有過聯系的人，終於通過李增援的戰友知道他畢業於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又通過戲劇學校的老師和同學查到李增援曾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讀過書。幸運的是，在美專學校，找到了李增援1933年在上海就讀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籍登記表”，上面清晰地寫著：李增援祖籍山東省萊蕪縣水北區。
於是，陳海雲又馬不停蹄地趕往山東萊蕪市。
這時，當初的水北區早已不復存在，了解水北區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在萊蕪市委黨史辦公室同志的陪同下，陳海雲來到寨裡鎮。
寨裡鎮黨政辦公室的同志向陳海雲介紹了在鎮上從事宣傳報道工作的王立文。王立文曾做過4年的黨史資料整理工作。他在得知陳海雲來意后，首先想到了太平村，因為在太平村的李氏家族中“援”字輩很多。他回憶道：“過去常聽我家屬講，她姑奶奶的婚姻很慘，嫁到太平村一個李姓破落地主家，沒過幾天正兒八經的夫妻日子，丈夫就走了，姑奶奶后來慘死在打麥場上。”依據這些線索，陳海雲來到了太平村。后來的事實証明，王立文妻子的姑奶奶就是李增援的妻子邊秀雲。當時太平村了解李增援情況的健在者還為數不少，陳海雲訪問了10余人，終於搞清楚了李增援的情況。
二
李增援，原名李增園，字益三，亦稱夷散、益安，1913年6月29日出生在山東省萊蕪縣萊城區寨裡鎮太平街村（原萊蕪縣水北區）一個破落地主家庭。父親李可訓，在地方上頗有名望，任過區民團團長、聯庄分會會長等職。因開小煤窯破產，賣田抵押，從此家道中落。
李增援在7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7歲時，李增援開始接受啟蒙教育，先后在太平街民辦小學和陳家樓完小讀書，成績優秀，老師同學都很喜歡他。后考入泰安三中（當時的山東省重點中學），因家境困難，繳不起學費，他隻得轉到萊蕪縣立中學讀書。1928年初中畢業后，考入山東省曲阜師范。期間，他閱讀了《共產黨宣言》《新青年》等革命書刊，是年底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9年夏秋之間，他參加了由學校秘密黨組織發動和組織的話劇《子見南子》的演出。
1931年，李增援考入北平華北大學美術專業。九一八事變后，他積極參加北平學生的愛國運動。翌年秋，由於家庭經濟衰敗，無力交付學費，他被迫輟學，到濟南北宛講習所代課，利用各種機會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
1933年2月，20歲的李增援插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洋畫二年級學習。當時，李增援所在的西洋畫系主任倪貽德，既是一位西洋畫家，又是左翼作家，思想很進步，所以該系的學生思想特別活躍。當時，魯迅提倡蘇聯的木刻藝術，西洋畫系的一些進步同學主動成立了木刻小組。這個小組的學生，后來大都參加了革命。李增援對木刻也很有研究，並發表過木刻作品。
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期間，李增援的學費主要靠家鄉李氏祠堂助學金供給。為了解決生活困難，他在假期裡去補習班代課，貧困磨煉了他的意志，更激發他刻苦向上。他為人親和，勤奮好學，成績優良。5個學期中，他的國文、美學、美術史、文學、西畫、人體等各科成績都很好，在“品行”一欄，每學期都是“優”。1935年7月，李增援從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他們這一屆的畢業紀念冊，是由系主任倪貽德以及西洋畫系畢業學員趙清閣（筆者注：趙清閣，女，著名作家、編輯家、畫家，1999年去世）編輯的。李增援所寫的畢業論文——《藝術與文化建設之雜話》，得以載入該冊中。在這篇文章裡，李增援針對10位教授發表的《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宣言》，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見解，抨擊了脫離實際、空談文學藝術的濫調，宣揚了“左聯”提出的“大眾文化”的藝術觀點。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竟敢向10位教授挑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可謂不同凡響。這是李增援自覺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標志。他寫在畢業紀念冊上“生而無臭，死而無聞！如斯而已！”的人生格言，使他淡泊名利、虛懷若谷的形象躍然紙上。
從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后，李增援又於同年10月考取了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由於鄉音太濃重，難以完全糾正，他便主動地放棄了話劇專業，選擇了裝置設計專業，還選修了導演專業。
在南京劇專學習期間，李增援曾和陳永倞一同參加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著名話劇《國民公敵》的演出和布景設計，取得很好的舞台效果。1936年暑假，李增援和一些進步同學臨時組成“南京聯合劇社”，到蕪湖去演出了《趙閻王》《走私》等劇目，這些劇目全是由李增援和陳永倞擔任布景設計。因為演出的是抗日戲，觀眾很多，警察便強令停演。於是，大家一道去警察所質問，並撰文在報上揭露了停演的事實真相，得到了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36年底，在進步教師揚帆（石蘊華）介紹下，李增援參加了南京學生界的抗日救國會，並成為負責人之一。當時，正是西安事變前后，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涌，揚帆帶領救國會成員，到郊區燕子磯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劇目，進行抗日宣傳。
1937年6月，李增援在南京戲劇專科學校畢業，由該校教師王家齊帶領，從南京去武漢一帶從事抗日宣傳活動。七七事變之后，在風起雲涌的救亡運動中，李增援期望施展抗日抱負，在所擔負的《保衛盧溝橋》繁重的演出任務中，他抽暇創作了不少宣傳抗日救亡的劇目，其中《盲啞恨》深受群眾歡迎。《盲啞恨》寫的是一位背井離鄉、四處流浪的盲人老漢，攜著小女兒和啞巴兒子流落街頭，賣藝求生，遭到漢奸流氓的凌辱……老漢痛訴亡國之恨，激起群眾的同情與義憤。這個劇本不但政治內容好，且有嫻熟的寫作技巧。《盲啞恨》的每場演出，都激起了觀眾的強烈愛國之心，不時地爆發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我們不做亡國奴！”的憤怒口號聲。《盲啞恨》很快傳遍全國。
三
1937年底，李增援在漢口參加了正在籌建中的新四軍，后成為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最早的成員之一。他把火熱的激情、精湛的技藝全部奉獻給抗日救國事業。作為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戲劇組成員中唯一的科班出身者，他先后擔任戲劇組組長、劇團副主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戰地服務團劇團主任，新四軍一師戰地服務團劇團主任等職。
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成立之初，戲劇組大部分成員都是剛離開校門的愛國青年，對於編、導和演戲均是門外漢。為了把這一班年輕人帶好，李增援費盡了心血，從怎樣念台詞、怎樣表演到怎樣掌握戲劇的節奏，他都一點一點地教給大家。在指導排練時，由於他善於誘導啟發，親自示范，演員們很快就掌握了表演技巧，並成功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阿Q正傳》《一年間》《魔窟》等名劇。
戲劇組一成立就趕排節目，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李增援不但會寫、會編、會演、會唱，而且還會舞台裝置、道具設計，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戲劇全才。
1938年初春，為了紀念孫中山逝世13周年，李增援自編、自導、自演了以大義滅親為主要內容的《一家人》，這是李增援到戰地服務團后編演的第一個節目，也是服務團自編節目的開始。該劇演出后，觀眾反響強烈，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從此，這個戰斗集體在李增援的帶領下，緊密配合部隊戰斗和黨的各項中心工作，開始自編節目，出色地完成了歷次戰斗演出任務。
從1938年底到1939年初，新四軍三支隊在皖南繁昌粉碎了日軍5次大規模“掃蕩”，有力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為了有力駁斥國民黨頑固派污蔑新四軍“游而不擊”“不能打大仗”等言論，李增援和吳強、王於耕3人合作，趕寫了大型三幕話劇《繁昌之戰》。
《繁昌之戰》在1939年農歷春節的軍民聯合會上首場演出，后又慰問部隊和老百姓，時間不長，觀眾就達五六萬人次，反映熱烈，轟動一時，這是李增援軍旅戲劇生涯的一個新的裡程碑。從此，他認真地寫軍人、寫群眾，使自己的戲劇創作更密切地結合實際，更直接地服務於偉大的抗日戰爭。
李增援撰寫的大型歌劇《紅鼻子參軍》是他的戲劇代表作。這出歌劇故事情節緊湊、語言幽默生動、引人入勝。該劇的劇中人“紅鼻子”和“張大嘴”都是想參加新四軍的青年農民，而他們妻子的態度卻迥然不同。“紅嫂子”積極支持丈夫參軍，上戰場打東洋，而“張嫂子”則拖后腿，處處阻撓丈夫參加新四軍，從而塑造了兩個性格截然相反的鮮明的舞台形象，給觀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凡看過戲的人都深受啟迪，許多青年農民看了這出戲后都激情滿懷，紛紛主動報名參加了新四軍。
作為劇團的負責人，李增援尤為關心提高全劇團人員的業務水平。葉飛夫人王於耕曾是戰地服務團戲劇組的成員，她在戲劇組當創作員的時候，一次聽了從前方回來的同志講的故事，便寫了一個獨幕話劇《人財兩空》。李增援看了以后，認為劇本寫得雖不夠成熟，但顯示了王於耕的才氣。於是，他向王於耕傳授了寫劇本的基本方法，並幫助她修改了劇本的提綱，讓其加工重寫。在李增援的幫助和指導下，王於耕終於寫好了這個劇本。還有一次，王於耕編了一出戲叫《母親》，劇中人的女兒當了漢奸，女婿告訴了丈母娘，要她去勸說女兒改邪歸正。但女兒卻不思悔改，母親便報告了新四軍，抓捕這個女漢奸。戲演出后，有人說好，也有人說怪話，王於耕聽了有些不高興。李增援便找王於耕個別談心，說：“任何創作都要經得起批評，用不著為這個不愉快。”然后提出了修改意見。王於耕根據李增援的意見，重新修改了劇本。1939年春，周恩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視察，提出要看戲劇組自編自演的節目。當他看了《繁昌之戰》《母親》《人財兩空》《春秋曲》等劇目后，贊揚服務團具有較高的編導和演出水平。
四
1940年春夏之交，為了實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展華中，開辟蘇北”的戰略方針，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主力部隊從蘇南渡江北上，與戰斗在蘇中的管文蔚、葉飛領導的新四軍挺進縱隊會師后，東進黃橋地區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
江蘇省頑保安第九旅張少華部盤踞蘇北名鎮姜堰以后，對新四軍黃橋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為粉碎頑軍的陰謀，陳毅、粟裕決定攻打姜堰，拔掉這顆“釘子”。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二縱隊司令員王必成親自組織並帶領“勇敢隊”（敢死隊）沖鋒陷陣，經反復爭奪沖殺，終於攻克該據點，取得了殲滅1000多名頑軍的重大勝利。戰地服務團赴姜堰進行慰問演出時，李增援聽到“勇敢隊”的英勇事跡，非常感動，立即找該隊隊員了解情況，並到突破口現場觀察、體驗，滿懷激情地寫下了《勇敢隊》的歌詞，由章枚譜曲。此歌激昂優美，在軍民中廣為傳唱，指戰員們百聽不厭。全國解放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合唱隊、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新四軍老戰士合唱團，曾多次演唱過這首歌曲。
李增援寫的劇本和歌詞，把革命的內容和民歌的藝術形式相結合，具有很高的藝術水平，激發了蘇中、蘇北軍民團結抗戰，爭取勝利的積極性。尤其是《黃橋燒餅歌》至今仍是一首令人回味無窮的優秀民歌。
新四軍在黃橋地區建立並擴大抗日民主根據地，令時任國民黨江蘇省主席、第二十四集團軍司令兼蘇魯戰區副總司令的韓德勤大為惱火，他調集大軍分左右兩路進攻黃橋，想趁新四軍立足未穩之際把他們打垮、趕走。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進行了黃橋保衛戰。為了配合戰斗，黃橋地方黨政機關動員群眾支前參戰，除帶領擔架隊直接上前線搶運傷員外，還組織60家燒餅店日夜不停地做燒餅，用80輛手推車，冒著敵人的炮火，從四面八方將燒餅送往前線、送上陣地，使得新四軍指戰員吃飽肚子有勁殺敵，為取得黃橋戰役的最終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天早晨，時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戰地服務團劇團主任的李增援、作曲家章枚、黨支部書記林琳（女）、創作員王於耕（女）等幾個人風塵仆仆地從陣地上來到小飯店吃早飯，他們被自己親眼目睹的群眾如火如荼的擁軍支前熱潮所感動，李增援拿起一塊燒餅隨口念道：“黃橋燒餅黃又黃，黃橋燒餅慰勞忙。”林琳、王於耕趕忙接上去說：“燒餅要用熱火烤，軍隊要靠老百姓幫。”
大家一邊吃早飯一邊你一句、我一句地湊著歌詞。李增援深受啟發，回到住地，便一氣呵成，寫下了《黃橋燒餅歌》的歌詞，當即由章枚譜曲，《黃橋燒餅歌》就這樣誕生了！歌詞分6段，每段歌詞都有一個深刻的政治含意，巧妙地歌頌了軍民之間的魚水關系，一層深似一層地揭示了我軍取得戰斗勝利的深刻原因。這首歌詞從黃橋燒餅入手，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高度完美，不但受到了詩人將軍陳毅的多次表揚，而且陳毅、粟裕也非常愛唱這首歌。這首新型革命歌曲一誕生，便在軍民中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很快便從蘇中唱到蘇北，又唱到蘇南，從部隊唱到地方。抗戰時期，在江蘇這首歌幾乎人人都會唱。在這首歌曲的鼓舞和感召下，無數抗日軍民熱血沸騰，前仆后繼，為奪取抗戰勝利而與日軍展開浴血奮戰。這首革命歌曲現已被載入《抗日戰爭歌曲集》和中國革命音樂的史冊。這是李增援對中國革命音樂事業的杰出貢獻，也是他藝術創作道路上的一座永遠的豐碑。20世紀80年代拍攝的《黃橋決戰》電影將這首歌用作插曲，使之為更多人所熟知。
1941年元旦之前，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戰地服務團來到了鹽城后，積極籌備迎新年晚會。因為鹽城民間有過年挂紅燈的習慣，李增援從這裡得到啟發，就和司徒揚一起切磋，寫出了《大紅燈》的歌詞，由沈亞威譜曲，戰地服務團劇團進行實地排練。
新年那天，晚會在露天大舞台舉行，數萬軍民前往觀看。晚會的第一個節目就是演唱《大紅燈》。隨著激情而優美的歌曲響起，工、農、商、學、兵數十人一起上場，每個人都提著一盞紅燈。一時間燈光閃閃，歌聲嘹亮，表演精湛，台上台下，立刻形成了熱氣騰騰、喜氣洋洋的氛圍，把抗日軍民的愛國激情推向了高潮。這是一次極為成功的創作表演。40年后，鹽城新四軍紀念館舉行揭牌典禮時，重新演出了《大紅燈》，仍然贏得了觀眾們的熱烈掌聲，充分顯示了這首革命歌曲的藝術感染力和強大生命力。
一次在皖南，著名的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到雲嶺新四軍軍部採訪。軍部決定召開歡迎大會，而戰地服務團所演出的劇目中還沒有一個適合歡迎國際友人的。李增援立即組織團員趕排了歡迎史沫特萊的活報劇並親自導演，選擇了模仿和表演能力較強的女大學生周紉蕙扮演史沫特萊。演員一登場，觀眾立即爭看台上的“史沫特萊”和坐在貴賓席上的史沫特萊，全場的氣氛立即活躍起來。史沫特萊邊看節目，邊熱烈鼓掌，頻頻點頭微笑。演出獲得了成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李增援總是把舞台當戰場，工作起來全神貫注，一絲不苟。他多次親自登台，總是把所扮演的角色演繹得十分自然流暢，令人喜愛和贊賞。如他在他自編的《一家人》劇目中扮演二流子漢奸角色，醉醺醺地瞇著眼睛，嘴裡胡亂哼著下流的黃色小調，將二流子漢奸刻畫得入木三分，使觀眾無不對這漢奸切齒痛恨，但誰也不相信這“漢奸”竟是平時很誠實很正派的李增援扮演的。又如他在《最后一計》的劇中擔任“馬百計”這個角色，其“最后一計”是毒死自己的兒子。因為兒子在敵人嚴刑拷打下開始動搖，馬百計雖然愛子，但他愛憎分明，決不允許自己兒子變成叛徒去禍害鄉親。李增援在演到這一段時，大義凜然的正氣和極為悲痛的復雜感情交織在一起，雙眼復雜而深沉，情傳全場，感人至深，觀眾無不熱淚盈眶。
李增援不但才華橫溢，而且還很善於做具體的領導工作，劇團在他領導下就像一個大家庭，無論是跋山涉水行軍，還是日夜趕排節目，總是你幫我，我幫你，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從來沒有出現過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的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這除了因為有抗日救國的共同目標外，還與李增援善於團結和幫助同志是分不開的。由於他待人真誠，總是樂呵呵的，大家熱情地稱他為“團結兄”，都願意跟他講心裡話。
五
李增援在新四軍3年多的戰斗生涯，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新四軍官兵嚴重缺食少衣。為了鼓舞軍民斗志，堅持抗戰到底，李增援常忍受著飢餓寒冷，夜以繼日地搞創作。久而久之，積勞成疾，不幸染上了肺結核病。但他仍然帶病堅持工作。結果病越拖越重，到了大口大口吐血的地步，這才在領導和同志們的一再勸說下，勉強同意住進新四軍一師醫院治療。
1941年2月，駐在泰州地區國民黨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長江率部公開投降日軍，被編為偽第一集團軍。奉新四軍軍部命令，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率一師主力向西進軍，討伐叛軍李長江部。為防止敵人在我大部隊開走后偷襲后勤機關，粟裕特地交代負責留守的二旅政委劉培善，要他負責將留下來的單位立即撤離交通沿線，疏散到偏僻的農村掩蔽起來。遵照粟裕的指示，師衛生部醫院等單位於2月20日連夜乘船從東台城緊急轉移至台北縣（今鹽城市大豐區）西團鎮，重傷員被安置在西團北部的龍王廟，李增援與一些輕傷員被安置在東團的董家祠堂。
醫院等后勤機關剛剛在西團落腳，不料第二天即2月21日上午，駐興化的日軍得到漢奸的情報，派出3艘汽艇來偷襲西團。
這只是小股日軍偷襲，李增援和同住東團治病的民運隊長唐克配有防身手槍，在日軍扑向西團時，他倆完全可以帶領尚能走動的輕傷員分散開向幾處村落躲藏，但他倆沒有這麼做，而是在迅速組織輕傷員撤走后，便指揮在東團值勤的少數武裝人員主動向敵人開槍，吸引敵人的火力和注意力，以掩護駐龍王廟的重傷員轉移。敵人聽到槍聲后便蜂擁而來，李增援和唐克等5位同志與敵人展開殊死搏斗，並把日軍一步一步地向西團東北的千墩牌方向吸引，終因寡不敵眾陷入了敵人的包圍圈而無法走脫。在烏家場，他們子彈打完后在敵人機槍的瘋狂掃射下全部壯烈犧牲。李增援他們的及時掩護，為龍王廟的重傷員和其他傷員的轉移贏得了時間。在西團鎮當地干部、群眾的拼命掩護和搶救之下，傷病員被安全轉移到牛灣河中前來接應的船隻上。
因為剛到西團還不到一天，當地人誰也不知道這5位烈士的名字，便將他們安葬在西團東郊的亂墳場。1958年平墳，當地人又將這5位烈士的遺骨分別裝在5個罐子裡，遷葬東團烈士公墓。
李增援與唐克犧牲的消息傳到新四軍一師師部，師首長獲悉烈士的遺體已被妥善安葬，便就沒有再派人去查詢，這在戰爭環境下是很正常的事。待師政治部通知駐角斜的戰地服務團時已是3月中旬了，正是戰地服務團隨軍討伐李長江凱旋東歸之際。聽到噩耗，全團上下悲痛萬分，便在駐地舊場（在海安角斜附近）為李、唐兩位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美術組為他們默繪了大幅肖像，自制了花圈，並出了悼念烈士的專版牆報。追悼會由服務團領導主持，師長粟裕、政委劉炎、政治部主任鐘期光均參加了追悼會。粟裕在講話中號召戰地服務團和全師指戰員要向李、唐兩位烈士學習。大家紛紛表示，一定要像李增援和唐克那樣忘我的工作，不怕犧牲，為奪取抗戰最后勝利而勇敢戰斗！
李增援犧牲的消息傳到大后方重慶，遷在重慶的李增援母校——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於1943年11月為李增援等6名在抗戰前線為國捐軀和病逝的校友開了追悼會，校長余上沅作了“天喪顏回”的題詞，並在署名旁寫下了“揮淚敬挽”4個大字，以表悼念之情。
李增援生前常跟同志們講：“我家鄉的大蔥又粗又嫩，吃起來甜絲絲的，將來革命勝利后，我一定請你們到我家鄉去嘗嘗大蔥蘸面醬，那可是美味啊！”可是，他這個朴素而美好的願望還沒有來得及實現，就長眠在黃海之濱大豐西團這塊土地上了。在他生前，他的戰友隻知道他是山東人，並不知道他的具體籍貫，加上戰爭環境嚴酷，沒有留下一點關於他的經歷和犧牲過程的文字記載。隨著時間的推移，熟悉他的人就越少，李增援遂成了他犧牲地和他的家鄉無人知曉的烈士。
直到1994年12月31日，李增援才被江蘇省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來源：《黨史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