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的時代脈動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價值觀念。97年前由青年學生發起並迅即擴大到工人和社會各階層、席卷全國的五四愛國運動，因其反帝反封建（軍閥政府）的性質，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五四運動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前提和堅實的階級基礎，尤其是它觸摸到了時代脈搏，同近代中國人民當時正在進行的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奮斗相結合，同中華民族需要解決的“中國往何處去”這一時代問題相適應，激蕩出一幕幕高潮迭現的革命歷史劇。

五四運動發生之初，國內對五四運動表現出的維護國家和民族權益的愛國性質，多能予以肯定。無論是孫中山這樣的革命領袖，還是柳詒徵那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在看待五四運動的意義和影響上是基本一致的。然而，時隔近百年的今日，卻出現了一些變相詆毀五四運動的謬論。

網上近年流傳一種奇談怪論，“火燒趙家樓”事件中，放第一把火的青年學生是后來墮落為漢奸的梅思平——“倒是當年最愛國的熱血青年搖身一變，成為汪精衛投敵策劃人、鐵杆正牌漢奸。”上述說法以訛傳訛，冠之以嘩眾取寵的標題，擺出一副“澄清歷史事實、反思歷史教訓”的模樣，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讀者。然而，我們根據歷史事實，結合當事人回憶、民國報刊報道和現有研究，稍加分析即可發現，“放火人變成漢奸”的謬論根本難以成立。

五四運動當事人俞勁在《對火燒趙家樓的一點回憶》中提到，“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戶開大門的某君”，他對於這位跳上圍牆窗戶、沖進曹宅拉開大門第一人的“某君”印象是：“參加‘五四’前夕秘密會人員之一，湖南人，高師（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數理部學生，曾習武術，膂力過人”。俞勁回憶中還提到正是這位“某君”和他一起走在隊伍前面，並曾要求他買火柴。對比當年的學生運動領袖（羅家倫、傅斯年、匡互生、段錫朋、許德珩）的信息，與這些細節描述吻合的隻有一位，正是匡互生。麻星甫則明確指出，縱身放火第一人是北京高師數理班的湖南人匡互生，實名匡濟，周予同在《火燒趙家樓——五·四雜憶》中也支持這種說法，並且澄清，盡管當時關於起火原因有走電失火說、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說等多種說法，只是出於支持或同情學生免遭反動當局迫害，但事實是“我們放的火，動手點火者就是北京高師數學系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周為群的回憶中還提及有人阻止匡互生放火未果的對話。筆者查閱民國時期報刊《改進》，發現匡本人曾明確敘述過跳窗入宅縱火一事，但未承認是自己所為。也有當事人回憶指出，匡當晚清洗手上傷口並承認為白天砸窗所傷。這些細節基本能夠確証跳窗放火的應是匡互生。而且匡早年亦有反封建（軍閥）的經歷，曾支持毛澤東組織的“驅張運動”，並在上海創辦立達學校（園）等革命活動。據現有史料，直到1933年病逝，匡本人從未有任何叛國投敵行為。退一步講，即便如極少數研究者認為究竟“誰是沖入曹宅第一人”和曹宅“失火還是縱火”這些細節仍然存疑，但絕無可能把它與梅思平聯系起來。1919年梅思平的確就讀於北京大學政治系並曾參加過五四運動，但無史料表明其曾擔任游行領導，甚至今日台灣版的梅思平傳也未提及其五四運動中的表現。至於其抗戰時期賣國活動則是公認事實，並已受到歷史正義的懲罰。

既然如此，為什麼網絡推手要移“火燒趙家樓”英雄之花接在“通敵賣國漢奸”之朽木之上呢？

首先，造謠者和傳播者以同一歷史人物“先愛國后叛國”判若雲泥的表現，反襯出深刻的歷史荒謬感和人生虛無感，從而歪曲多數學生愛國的真實動機、極大地貶低和否定了五四青年愛國行動的革命正當性。有謬論稱“高喊愛國者，往往最容易變成漢奸”，似乎任何愛國行為都包含著走向賣國的基因。按其荒謬邏輯，“愛國成賊”，那大家最好都不要去愛國，其目的是要阻止今天更多人的愛國心。

其次，造謠者和傳播者以人性的復雜多變為由去抹黑英雄、稱頌漢奸，達到混淆視聽、抹殺歷史人物客觀價值標准的目的。按其荒謬的邏輯，人性復雜多變決定歷史人物個性充滿矛盾。英雄和漢奸的身份轉變可能是一夜之間。英雄的人性似乎“必然”包含平凡、庸俗甚至丑惡的一面，英雄革命行為背后甚至包含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表面上，他們是說人性和命運的“造化”弄人，其深層的動機則是要嘲諷和指責那些革命志士和愛國人士。

再次，造謠者和傳播者以尊重生命價值、維護個體權利的名義否定和批判革命行動。他們站在個人主義和所謂的人道主義立場上，譴責火燒趙家樓危害社會秩序、侵害他人財產人身安全，污蔑這一革命行動“開啟了中國以‘愛國’名義剝奪個體權利、以‘人民’、‘正義’的名義實行暴力的歷史”，從而達到否定中國革命、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險惡政治目的。

不難看出，抹黑英雄崇高形象、發掘漢奸“優點”的歷史揭秘把戲，是歷史虛無主義者的慣用伎倆。時尚花哨的外衣難掩其禍心本質。無論是重彈自由主義的老調，還是重拾當年東方文化派的牙慧，都是為了極力貶低五四運動的歷史進步意義，在源頭上阻斷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當性，抽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塊基石。

20世紀20年代以降，每到中華民族面臨道路選擇的關鍵時刻，否定“五四”的聒噪之聲總會泛起。歷史虛無主義者總會跳出來指責火燒趙家樓“燒毀”了中國，認為五四運動是歷史的倒退，全盤西化才是中國“應該”選擇的道路﹔而封建復古主義者則故意忽視文化的時代性、借口文化的民族性來兜售政治儒學的觀念，主張不加區分地完全傳承一切傳統文化。但他們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鐵的歷史事實面前頻頻碰壁，尤其是面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就，他們在喧囂狂亂一陣后不得不偃旗息鼓、自認挫敗。

歷史虛無主義背離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對社會歷史觀的謬誤，不僅在事實判斷、成因判斷和價值判斷層面顯示出來，而且在其歸謬法的推演方法、反諷性的敘事手法中，亦深層次地凸顯出來。那些試圖否定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人不應忘記，正是五四運動后中國的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初接受，從一開始就是把它作為探索和考量國家未來命運的工具來對待，而不是僅僅視作單純的學理來加以探討。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現實斗爭中去，注意密切聯系工人群眾，注意結合中國實際國情。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特點，也是一項優點。

縱觀中國近代歷史道路，正是五四運動及其塑造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從而縮短了中國革命在黑暗中摸索的時間，極大地推進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不僅如此，五四運動確立的價值觀念已經升華並熔鑄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部分，激勵著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和先進分子一道，抓住機遇、大膽實踐、探索規律、不斷創新，共同向“兩個一百年”目標奮力邁進。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