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制定和實行

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后，出現一些新的情況，並由此帶來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全國糧食嚴重緊缺。新中國成立之初，糧食的產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很尖銳。1953年我國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基本建設投資比上年增長83.7%，工業總產值增長30%。這樣的快速發展，帶動城市人口和就業人數大幅度增加。1953年全國城鎮人口達到7826萬，比1952年增加663萬人，增長9.3%，居民消費水平比1952年提高15%，其中最重要的消費品是糧食。一方面，工業、外貿、城市消費用糧數量大增﹔另一方面，為工業所需的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擴大，糧食的種植面積相應減少﹔當地農民也需消費商品糧，使國家在農村的糧食返銷量大增，比1952年增加1.3倍。此外，經過幾年的經濟恢復，一般農民的糧食消費量也增加了，不僅要求吃飽，還希望家有余糧。這些情況，導致糧食供求緊張的矛盾更為加劇。

在制定1953年年度計劃時，中央考慮到我國的糧食需求量將比1952年有較大增長，為與工業發展速度相匹配，農業總產值計劃比1952年增長6.4%，其中糧食產量計劃增長7.2%。但由於農業尚未擺脫靠天吃飯的狀況，資金投入不足，農業增產計劃未能實現。1953年糧食產量僅比上年增長1.8%。據糧食部報告，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裡，國家共收入糧食547億斤，支出587億斤，收支相抵，赤字40億斤。1953年一些地區小麥受災，預計減產70億斤，形勢相當嚴峻。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國家需要的糧食，除了公糧（農業稅）有保証以外，其余要從糧食市場上購買，而糧食的供求關系是由市場調節的。供方是非常分散的上億農戶，購方是國營公司，還有供銷合作社和私人糧商。國家通過制定牌價在糧食市場上控制和保持糧價的穩定。可是，1953年糧食市場的需求明顯大於供給，一方面糧價看漲，農民普遍有惜售心理，國家無法按合理價格大量收購到糧食，以平抑糧價﹔另一方面，糧食市價高於牌價較多（在主要產糧區高出牌價30%—50%），私營糧商見有利可圖，大肆搶購、囤積，有些地區的稻谷幾乎全部被私商買走。部分城市居民見糧食供應緊張，價格看漲，也參與搶購增加儲存。這些因素匯集起來，致使1953年夏收后國營公司的糧食銷售量遠遠高於收購量。盡管國家動用了大量庫存，仍然供不應求。

糧食市場緊張的原因，固然有農民惜售和私商搶購囤積的影響，但根本原因仍是糧食生產的增長和收購量的增長趕不上糧食銷售量增長的速度。1953年糧食銷售量的增加，主要是全面開始工業建設以及城鎮人口急劇增加的結果。這種緊張狀況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出現糧食供銷嚴重脫節的混亂局面，有可能牽動物價全面上漲，使幾年來國家努力實現物價穩定的成果付之東流。尤其是當年7月至9月，各地出現糧食危機。這三個月共收進糧食98億斤，超過原計劃7億斤﹔銷售124億斤，超過原計劃19億斤。9月新糧上市，總的形勢還是收購的少，銷出的多，供求關系日益緊張，不少地方開始發生混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也出現面粉供應緊張的情況。這一狀況引起黨中央的嚴重關注。

9月間，陳雲連續十天召集中財委有關負責人開會，專門研究糧食購銷辦法。鑒於糧食不充足，是我國較長時期內的一個基本狀況，經過逐個比較多種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案，反復權衡利弊，陳雲向中央提出在農村實行糧食征購，在城市實行糧食配售的建議方案。

10月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糧食問題，陳雲在會上作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他指出：目前全國糧食情況非常嚴重。如不採取堅決措施，糧食市場必將出現嚴重混亂局面。其結果必將導致物價全面波動，逼得工資上漲，波及工業生產，預算也將不穩，建設計劃將受到影響。解決糧食問題最好的辦法，是在農村實行征購，在城市實行配售，嚴格管制私商。其基本理由是：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但是糧食來源不足，需要與來源之間有矛盾。隻要通過征購把糧食搞到手，其他問題就好處理了。

毛澤東作會議結論。他說：農民的基本出路是社會主義，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體農庄）。現在是“青黃不接”，分土地的好處有些農民已開始忘記了，他們正處在由個體經濟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渡時期。我國經濟的主體是國營經濟，它有兩個翅膀即兩翼，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糧食征購（對農民的改造）。糧食征購、整頓私商、統一管理這三個問題勢在必行。因為小農經濟增產不多，而城市對糧食的需要年年增長，配售問題也勢在必行。

10月10日，全國糧食會議在北京緊急召開。陳雲在發言中指出，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征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他比喻說，好比挑擔子前面是一擔“黑色炸藥”，后面是一擔“黃色炸藥”，“都是危險家伙”，但是不採取這個辦法后果更壞。如果把本來就不多的外匯用來進口糧食，就無法進行工業化建設，改變不了落后的局面。會議經過討論，確定將糧食征購定名為“計劃收購”，糧食配售定名為“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具體政策為：計劃收購，計劃供應，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由中央對糧食實行統一管理。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11月19日，政務院下達《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

根據中央的《決議》和政務院的《命令》，全國農村於1953年12月份開始進行統購工作。首先進行宣傳教育。教育黨員和廣大農民認識到，實行統購統銷政策，是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建設的軌道之內，引導農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必須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在管理體制上，嚴格實行統一領導、分工負責。在實施方法上，各省都抽調、訓練數萬名干部，深入到農村進行計劃收購工作。經過大量的宣傳教育和組織動員工作，在實行征購的第一個月內，便扭轉了購少銷多的局面，糧食收購量比1952年同期增加38%。從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內，包括農業稅在內，全國實際收入糧食784.5億斤，超過全國糧食會議計劃的29.3%，多收入75.5億斤。購銷相抵，國家庫存糧食增加50%左右，一舉改變了1952年至1953年糧食年度內銷大於購的嚴重失調現象。這一系列有力措施，終於使全國渡過糧食難關，供求關系十分緊張的形勢開始緩和下來。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當時的條件下，力求將農民的個人利益和國家及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將農民的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但由於糧食的計劃收購牽涉到農民保有和出賣自己生產的糧食的自主權利，在收購過程中，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一度很緊張。這主要是因為初建的購銷制度缺乏嚴密的調查統計工作的基礎，全國購銷指標雖然大體符合實際，但分配下去，難免發生區與區不平衡、戶與戶不平衡的情形。尤其要估實糧食產量，弄清糧食余缺情況和余糧數量，是相當困難的。有的該購沒有購足，有的又購了過頭糧。另外，由於征購任務緊迫，工作繁重，要求限期完成，一些地方發生過嚴重強迫命令等偏差，個別地方還發生抗征鬧事的事件。糧食的計劃供應，則牽涉到城鎮居民的日常生活。由於工作上的缺點，一些地方有的該銷沒有銷夠，不該銷的反而銷了，引起社會各階層人們的關注，出現“家家談糧食，戶戶要統銷”的局面。為了解決上述問題，黨和政府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很快提出糧食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即在每年春耕以前，以鄉為單位，將全鄉糧食的計劃產量確定下來，向農民宣布國家將向本鄉征購和銷售的糧食數字，使農民結合確定的指標，知道自己生產多少，國家收購多少，個人留用多少，缺糧戶供應多少，心中有底。，使統購統銷工作得到改善。

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以后，中央根據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需要，接著實行油料的統購和食油的統銷。1954年又實行棉花的統購和棉布的統購統銷。從1954年9月起，我國城鄉開始實行棉布、食用油憑票定量供應的辦法。從1955年11月起，全國城鎮統一實行糧食及糧食制品憑票定量供應的辦法。由此，我國糧食、食用油脂油料的統購統銷進一步制度化。

歷史地看，實行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是我國工業化初創階段必須採取的一項重大決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項政策不僅穩定了市場，在不高的水准上解決了全國人民經濟生活中最重要的吃、穿問題，而且基本滿足了初期工業建設對大宗糧食的需要。同時，統購統銷和互助合作相互聯系，作為對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兩大戰略措施，從根本上排除、代替了私營批發商在糧食、油料、棉花、紗布等重要物資方面的陣地，加強了國營經濟與農民的聯系，促使廣大農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也帶動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然也應看到，統購統銷制度在客觀上割斷了農民歷來同市場的聯系，限制了商品生產的發展，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以避免的。總的來說，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在我國實現工業化的初期是一個適合當時需要的積極舉措。實施這一政策20多年的實踐說明，它對供給和支持經濟建設，保証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維持物價和社會秩序穩定，每逢災年調集糧食賑災度荒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功不可沒的。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