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后的“統一救國運動”初探

1936年12月發生的西安事變，可謂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轉折點。以往人們一般認為，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的局面，促進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歷史事實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並不意味著國共兩黨從此一帆風順地走向合作，其后還經歷了諸多波折。為達到削弱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維護一黨專政，包辦將來抗戰的目的，1937年上半年，國民黨曾在上海等地掀起了一個“統一救國運動”。該運動曾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大公報》稱其“盛極一時”。[①]但其結果非如國民黨所願，反而推動了國共合作的形成。目前，史學界雖就抗日救亡運動發表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但側重於西安事變前中共、救國會和青年學生的活動，而對事變后國民黨針對抗日救亡運動而策動的“統一救國運動”，以及該運動中國共兩黨、輿論界圍繞是“聯合抗日”還是“統一救國”而進行的交鋒及其歷史影響等問題，還缺乏深入的研究。筆者不揣淺陋，擬對“統一救國運動”的前因后果作一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一“統一救國運動”的緣起

國家統一，民族獨立，是近代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國家統一不僅指一國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它還與國體（國家的性質，即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和政體（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等諸問題相聯接。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中國的統一必然和民主、民族獨立聯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時期，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等雖以“統一”相號召，欲憑借雄厚武力行獨裁專制，但終不免違背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落得個失敗的下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雖繼續以“革命黨”自居，仍打著“反帝廢約”的旗幟，但又強調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先決條件之一“為全國之真實統一，即全國人民之思想必須統一於三民主義之下，全國之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必須統一於國民政府之下”。[②]蔣介石在1931年7月《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一文中指出：“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③]即便在日本侵佔東北，繼而策動華北自治的民族危亡時刻，蔣介石仍堅持所謂“攘外必先安內” 政策，欲以“統一”之名打壓各黨派的反蔣運動和中共的蘇維埃革命，鞏固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這種不顧民族、人民利益的片面“統一”，與抗日救亡運動的潮流相背離，自然難以獲得民眾的響應。

中國共產黨於1922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即提出 “消除內亂，打到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④]將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作為黨的民主革命時期的奮斗目標。中共雖在1927年國民黨“清黨反共”后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但隨著民族危機的深化，逐步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呼吁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無論過去有何政見分歧、利益差異和舊仇宿怨，均應當有“兄弟阋牆外御其侮”的覺悟，停止內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攜手共同救國。[⑤]中共的這一主張深受各界歡迎，推動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和以救國會等發起的救亡運動。蔣介石雖通過復興社、誠社等組織在學生中培養親國民黨勢力，以分化學生運動，並拘捕了沈鈞儒等“七君子”，但依然無法控制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時人曾評價西安事變前北平的學生運動“受左傾勢力的領導”，雖受當局的壓迫，但其“表現的力量是十分重大的”，“右傾思想欲對抗而沒有力量（因為沒有群眾）所以造成一面壓倒的形勢”。[⑥]而“七君子”事件更讓國民黨飽受社會輿論的批評，甚至連英國名流羅素、美國學界泰斗杜威等人也呼吁“釋放逮捕的抗日志士”，表示“同情中國聯合及言論自由”。[⑦]因此，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並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開放民眾愛國運動”等八項主張，[⑧]應該說，順應了當時的主流民意。

但是，由於西安事變採取了扣留蔣介石的“兵諫”方式，且南京政府對西安和西北地區實行新聞封鎖，歪曲對事變真相的報道，國統區的輿論多擔心張、楊的行動會引發大規模的內戰，因而對張、楊不表示支持，幾乎一致地要求恢復蔣介石的自由。12月25日，在蔣介石口頭承諾“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條件后，張學良陪蔣飛赴洛陽，西安事變宣告和平解決。 許多城市民眾張燈結彩，燃放爆竹以示慶祝。[⑨]蔣介石的聲望以及民間對南京政府的認同傾向，較之事變前均有了一定程度提升。不過，蔣介石並不願兌現其承諾，他在日記中所構思的新年大事包括“制服共黨”“左傾思想之收服”“不造成內戰而不放過內戰，為對內統一之基本政策”等項。[⑩]為此，他拒放張學良回陝，並令中央軍西進威脅西安，以逼迫楊虎城、於學忠等人接受南京政府關於東北軍退駐甘肅、十七路軍主力開回陝北，由中央軍控制西安及其東西大道的善后方案，達到拆散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結成的“三位一體”之目的。同時，為配合蔣的行動，一場所謂“統一救國運動”也粉墨登場。

1937年1月16日，上海《申報》《大公報》等刊登了一則重要新聞，宣稱：近來本市各大學校長教授、中小學校長、教員著作家、新聞記者及工商各界人士，鑒於“陝甘善后，尚待中央籌劃處置，而共黨及失意政客，妄欲乘機利用封建殘余勢力，希圖形成割據局面”，有違現階段國家統一之需要，因而“發起統一救國運動，起草‘統一救國宣言’，廣征簽名”。該新聞附錄了《統一救國宣言》全文，指出中國“反統一”的勢力有三：封建的殘余軍閥﹔中國共產黨以及所謂“人民陣線”或“聯合戰線”﹔為敵人做虎倀的漢奸等。並說中共所倡導的“人民陣線”目的在煽動人民反抗政府、以破壞國家秩序﹔“聯合戰線”就是要聯合一切封建殘余勢力，阻害國家統一。提出中共如誠心救國，就應該取消“中國蘇維埃”和“紅軍”。《宣言》最后號召“用整個民族的大力量，作全國輿論的總動員，於最短期間，糾正任何派別的歪曲意識，消滅任何地方的割據勢力，不問是軍閥，是漢奸，或是共黨。我們深刻地相信，惟有鞏固的統一，才是救國的基石。”[11]

該新聞宣稱“統一救國運動”由上海各界人士發起，實則為國民黨一手精心炮制。據1月17日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透露，《統一救國宣言》的具體起草者是中國文化建設協會。[12]這個名義上的“民眾團體”，其實是國民黨C.C.系的外圍組織，由陳立夫任該會中央理事會理事長，潘公展任中央理事會秘書長，專門拉攏文教界的一些名流，為國民黨搖旗吶喊。反共文人葉青便身列其中。葉青后來回憶道：當時潘公展和文化界十余人商討如何反對共產黨的人民陣線運動，因共產黨的口號是“聯合抗日”，不好反對，而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共同抗日，顯然有利於共黨共軍，不利於國黨國軍，於是他向潘公展建議：“發表宣言，展開‘統一救國’。這是共黨不能反對的，但又有損於共黨，因其要將‘邊區’軍政大權交於國民政府也。”潘大為贊成，“在上海發起統一救國十萬人簽名運動”。[13]由此可見，國民黨通過文化建設協會起草了《統一救國宣言》，並發起了“統一救國運動”。運動的目的旨在抹黑張學良、楊虎城為“封建的殘余軍閥”，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破壞國家統一的“人民陣線”，既配合南京政府解決西安事變善后問題，拆散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同盟，同時盡量削弱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讓中共俯首聽命於國民黨的“統一”大業。

由於“統一救國運動”符合國民黨的利益，對外又打著“民眾團體”維護國家統一的幌子，讓不明真相之人難免入彀，因而一時引起了不少國民黨內外人士的呼應。自1月中旬至3月初，來自湖北、河南、陝西、安徽、山東、江西等地國民黨黨部和商會、教育會、記者公會等團體的“響應電，不下百余通”。[14]上海、南昌、洛陽、廈門等地還成立了各界統一救國大同盟，標榜 “以擁護政府，統一政令、軍權，完成除奸御侮，建設救國為宗旨”，吸引了不少社團代表參加，但其實權掌握在當地國民黨市黨部或文化建設協會的代表手中。[15]他們以所謂統一救國大同盟名義發表宣言和《呈三中全會文》，希望國民黨中央責成國民政府“從速肅清為患后方之殘余共匪，以杜可能之紛擾”，“從嚴處決以摧毀民族陣線為目的，而托名抗敵救國之反動分子”。[16]與此同時，文化建設協會等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紛紛撰寫理論文章，攻擊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鼓吹由國民黨統一中國。上海市社會局令各校採用《統一救國宣言》，“頒發統一救國教學做實施大綱”。[17]上海市民眾教育館舉辦“統一救國運動宣傳周”，宣講“擁護領袖”、“堅定中心信仰”等觀念。[18]甚至舉行小學聯合運動會，也有學生表演“統一救國徒手操”，“振發兒童民族精神”。[19]“統一救國運動”一時風生水起。國民黨欲借此壓倒中共和救國會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但它顯然低估了中共的力量和輿論界的政治傾向。雙方隨之展開了一番激烈的爭論。

二“聯合抗日”與“統一救國”之爭

由文化建設協會挑起的國共兩黨及輿論界的爭論，涉及“統一”與“抗日”孰先孰后、中共是否是“反統一”的割據勢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人民陣線”、統一與民主的關系等諸多方面，其中心是“聯合抗日”還是“統一救國”。

替國民黨唱主角者依然是文化建設協會。文化建設協會在發起“統一救國運動”后不久，即由其所辦刊物《文化建設》主編樊仲雲“發信征稿”，於2月10日出版“統一救國問題”特輯，“以壓倒上海日漸流行的‘聯合抗日’口號”。[20]“統一救國問題”特輯共收錄葉青、陶希聖、任一黎、鄭學稼、潘公展等人撰寫的十余篇文章，其主要觀點如下：第一，統一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市民性的民主革命（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而中共領導的蘇維埃革命是農民戰爭，紅軍和蘇維埃政府是“農民的軍隊和政府”，是反對統一的割據勢力。[21]第二，中國若要救亡圖存，需發揚“尊王攘夷”的精神，“尊王”指“統一於中央”，“攘夷”指“抗敵”，隻有內部統一才能抵抗外敵，先安內而后攘外。統一可用和平方法，但不排除用武力戡亂討逆。[22]第三，“聯合”與“統一”不是一件事，聯合的出發點是承認許多單位，永不消滅﹔統一則是將原有多個單位融化一個整體的單位。聯合有承認割據勢力之嫌，無異於把它看作構成中國的單位而予以合法的地位。實行聯合，會因各勢力利益不同難以團結對外。正確有效的辦法是“統一抗日”，而非“聯合抗日”。中共倡導“人民陣線”“聯合戰線”，主張聯合各黨派抗日，其“用意是在結合一切反政府的黨派來反對政府，分裂國家”。[23]第四，國家統一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全面統一，以三民主義為共同信仰，擁護最高領袖。在中華民族的危亡時刻，中央政府應擁有強大的權力實行統一，而不能實行一般通行的民主政治。“隻有統一完成，獨裁方能退出政治的舞台”。[24]

除文化建設協會之外，親國民黨的刊物《讀書青年》《時代動向》《新聞雜志》《中論》《會聲月報》等也先后撰文，或誣蔑西安事變中紅軍“勾結”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反抗中央，“削弱抗戰的力量”[25]﹔張、楊的部隊在蔣介石獲釋后，仍盤踞陝甘，破壞統一。[26]或混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人民陣線”的區別，說中共所主張的“人民陣線”不適合中國，將使中國陷入類似西班牙慘烈內戰的局面。[27]或鼓吹“真正的統一，是必屬於各種群團放棄與解散其個體單位的統一”，國民黨“足以代替其他一切黨派的力量”。[28]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還發表駱美奐的專文《所謂中國人民陣線的真相及其理論的檢討》，詆毀中共在共產國際指示下“藉抗日名義發動廣泛的人民陣線”，利用救國會為外圍組織反對現政府及國民黨。並指責中共關於“聯合陣線”中存在矛盾和斗爭的說法，是自召內亂而非統一御侮。[29]

簡而言之，國民黨及其知識分子力圖全面抹煞中共所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和意義，塑造中共煽動西安事變、破壞統一、不顧民族利益的負面形象，以便“降服”中共及各民主黨派，使國民黨集中“統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大權，鞏固其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上述謬論自然遭到中共及有識之士的嚴厲駁斥和批判。

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幕的當天，從陝北採訪歸來的記者范長江在《大公報》發表《動蕩中之西北大局》一文，闡明中共及紅軍並未參加西安事變，只是在事變4日后才派代表進入西安，他們力主和平，平息“二·二事件”東北軍少壯派槍殺王以哲的風波，促進了事變善后問題的和平解決。該文指出，在中共的政治理論中，中國不需要反對法西斯的國內對立的人民陣線，而需要和平統一， “以統一的力量防御國家之生存”。中共的抗日主張不是外界所說的“人民陣線”所宣傳的內容，而是反人民陣線的民族統一戰線。該文還透露，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拘禁蔣介石的方式不妥，但其動機是不滿中央當局的“剿匪”政策，欲抗日“重返家園”，西北大多數軍民並無推翻國民政府的企圖，“最多不過政策的商討”。希望國民黨三中全會對當前的政治大問題“要有一番縝密的商討”，給西北軍民及全國民眾“好消息”。[30]范長江的文章揭示了國民黨統治區被掩蓋的西安事變真相，展現了中共維護民族利益的良好形象，在輿論界引起較大反響。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員、中共地下黨員柳湜在《申報》連載《統一救國的真詮》一文，援引范長江的觀點，斥責駱美奐將民族聯合陣線與“人民陣線”混為一談，無視中共倡導和平統一抵御外侮的事實。並指出：不同的政派及個人在統一過程中，對實際的救國行動難免有不同的意見，“一個策略一種戰術總要通過各種討論才能確定，並且一個正確的策略往往總是經過無數爭辯才能得到”，恐懼而回避應有的斗爭，“不能不是對聯合戰線有利而是對共同的神聖戰爭的一種不忠實”。[31]《民彝旬刊》、《文化動向》等雜志發文批判了上海各界統一救國大同盟所謂肅清“為患后方之殘余共匪”，處決“托名抗敵救國之反動分子”的謬論，認為其不顧民眾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要求，不請政府抗戰救國，卻熱衷於打擊主張抗日的共產黨、救國會“七君子”以及“一切參加抗日救國運動而獲罪的民眾和青年”，其結果將使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不能在抗敵的條件下團結起來，而滯留在黨爭、內戰的混亂階段，“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32]文章指出：中國不統一的真正原因在於“中國政府不能接受民眾要求，以發動整個民族的對日抗戰”，政府不抗戰即不能博得全國民眾的一致擁護，不能消除與共產黨的歧異。拿統一做抗戰的條件，事實上行不通，“由抗戰以達到統一，才是中國目前統一運動的正軌”。[33]

上海《世界觀》雜志開辟了“統一救國問題特輯”專欄，針對文化建設協會的“統一救國”論提出了三點不同意見。其一，不能簡單地視中國的統一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忽略民族危機下國內各階級關系發生變化，要求共同抗日，以及國外英、美、蘇等國希望中國加入和平戰線，反對德、意、日侵略戰線等因素。並非隻有“市民階層（資產階級）”才能擔負起統一的任務，工人和農民大眾才是民族解放的基本力量。[34]其二，判斷中共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是否封建割據，要看那裡是否有帝國主義的背景，領導者是不是封建軍閥和地主，所執行的政策是不是壓制人民的，是不是反對國家統一的。“如果那裡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割據的，是主張民主、解放民權的，是保護人民利益、改善人民生活的，是主張全國聯合抗日，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就不能看作是軍閥割據”。而蘇維埃政權顯然“是屬於后者的”。[35]其三，大敵當前，“抗日第一”，提倡“尊王攘夷”、“不放棄以戰爭求統一”，違背了孫中山的以民治求和平統一的遺教。國民黨應吸取過去軍閥“武力統一”失敗的教訓，繼承孫中山遺志中召開國民會議的辦法，來完成中華民國的徹底統一。[36]

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則發表吳亮平的《斥葉青張滌非任一黎學稼諸托洛斯基派》一文，批判了葉青、任一黎等人提出的所謂實行“聯合”，因各勢力利益不同，難以團結對外﹔“隻有統一完成，獨裁方能退出政治的舞台”等觀點，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中國各階級在亡國危機下聯合抗敵，聯合之中雖因各階級自身利害的不同，必然有矛盾和斗爭，但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與緊急的救亡任務之下，階級矛盾變為次要，並可用民主的方法求得適當的解決。聯合抗日不是取消各階級各黨派間的矛盾，而是使各階級各黨派的個別利益，服從當前最重大的抗敵救亡的利益﹔換言之，民族利益也正是各階級自己當前最大的利益，聯合抗日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吳亮平認為，南京政府過去獨裁的壓迫政策，不僅催殘民眾的愛國運動，同時也使得南京與各省間、南京內部各派間的矛盾惡化，“使團結抗日受到了妨礙”。要適當地處理國內矛盾，非發展民主運動不可，隻有國家行政機構的民主改革以及廣大民眾的民主運動，才能消滅封建割據的局面，以至逐漸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實現中國的獨立統一和解放。總之，“中國的真正統一，是與民主運動的發展不可分離的”。吳亮平文章強調：中共之所以向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証”，如改變蘇維埃、紅軍名義等，正是為挽救中華民族所必須的，對國共雙方來說，都有利益妥協。同時，中共絕不會取消黨組織的獨立性與批評的自由，不會放棄對自己革命力量的領導，“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隻有在無產階級的積極參加與政治領導之下，才有徹底勝利的可能”。[37]

此外，由羅隆基任社長的《北平晨報》先后刊發《中國應如何實現統一》《“統一救國”之意義》《我們需要民主的統一》等多篇社論，力陳“武力統一之為用最不徹底，影響亦最惡劣”，主張“摒棄對內的武力”，“專用民力、政治力、內力、經濟力”來謀求和平的統一，進而實現“民主的統一”。[38]社論認為，“統一救國”這一口號在字面上無可非議，但應“出之以民主的方式”，它應該促進全國的大團結，而不是為離間挑撥國內各黨派以及地方政府與中央的關系，“國內各黨派之存在，當為民主國家之所容許，不能指為統一之障礙，且救國大業本非一黨一派所得而包辦，故各黨各派之存在，更不得指為救國之障礙。”統一應該以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為限，思想與言論不在其內，“不應成為鉗制言論自由之憑藉”。[39]社論指出，過去的“武力統一”只是少數人的統一，欲將整個國家及人民置於“一二人或某一派系掌握支配之下”，犧牲了無數國民的生命財產，付出了巨大代價，最后以失敗而告終。統一的意義，不能僅僅看“取消地域及階層間的分裂或對立”，而不問統一的性質如何，是否值得國民一致的擁護。最好的統一是“民主的統一”，建立於廣大人民的基礎之上，國家的統治遵循憲治的軌道，“結果是民意代替了戰爭，使統一能實現﹔而法律代替了武力，使統一能維持”，全國一切實力、所有民眾不但都能自由發展，而且都能得到良好保障。這種統一才是真正的，最能持久且最有價值的，值得全體國民的擁護。[40]

綜上而言，中共及有識之士全面闡述了在抗日的旗幟下，聯合政見不同的各黨派團體，採取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主張，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及其知識分子誣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人民陣線”、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借西安事變破壞統一等謬論，揭露他們所鼓吹的“統一救國”的實質是以“安內第一”，欲讓中共及各黨派無條件服從國民黨的領導，鞏固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包辦將來的抗戰。國民黨及其知識分子的“統一救國”論，不但未獲得輿論界的贊同，壓倒當時流行的“聯合抗日”口號，反引來一片責難之聲，擴大了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國共合作、全民族抗戰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

三 “統一救國運動”的消亡與國共合作的形成

既然“統一救國運動”在理論上飽受中共及有識之士的批評，無法站住腳跟，其在實踐層面由盛而衰，以失敗而收場，也是必然之事。運動初起時，國民黨曾野心勃勃要征集“十萬人簽名”，甚至有黨員提議成立中央、省、市、縣、區各級“統一救國會”，以“使統一運動更能民眾化、普遍化”。[41]但實際上，由文化建設協會起草的《統一救國宣言》隻征得了近兩萬人署名，[42]北平文化界丁文浩、於成澤等412人聯名表示“該項宣言之內容尚有待乎斟酌，不便冒然簽名”。[43]上海文藝界雖也發表《對於統一救國運動宣言》，但隻提到以文化勢力消除民族解放運動的障礙，呼吁文化界不要分立成什麼壁壘，“反乎時代與民族的需要”。[44]他們並不認同文化建設協會妄責中共是“反統一”勢力的觀點。盡管有的國民黨地方黨部通令各民眾團體一律參加“統一救國大同盟”，[45]但該組織的存在仍隻限於少數城市，遠未達到全國各地“普遍化”的程度。“統一救國運動”雖在國民黨統治區迷惑了一些群眾參加，但其廣度和深度遠不及當時以學生和救國會為主體的抗日救亡運動。誠如中共中央4月5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所言，“統一救國運動在國民黨包辦下，左派群眾尚未能加入”，[46]它的群眾基礎是比較薄弱的。

由於“統一救國運動”缺乏廣泛的民意支持，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並未採納上海各界統一救國大同盟提出的《呈三中全會文》關於“從速肅清為患后方之殘余共匪”、從嚴處決“托名抗敵救國之反動分子”的主張，而表示對內取和平統一方針，並通過了“採取積極外交”“集中全國人才”“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等議案[47]，以緩和“九·一八”事變以來，特別是西安事變后民眾迫切要求“停止內戰”、民主抗日的呼聲。但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還不打算承認中共等持不同政見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而想方設法限制和削弱其力量。蔣介石在國共談判中堅持要求中共縮小紅軍改編后的軍隊編制、不設總指揮部、朱德和毛澤東離開軍隊、邊區政府正官長由中央派遣等，並避談中共起草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另提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任主席，有最后決定權，以達到取消中共獨立性及對革命力量領導權的目的。與此同時，國民政府查禁《民彝旬刊》《世界觀》等進步刊物，[48]羅織所謂救國會“容共”、反政府及推行人民陣線等“罪狀”，對沈鈞儒等“七君子”提起公訴，並指使國民黨籍學生組織的北平新學聯抵制中共領導的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時稱“舊學聯”），多次拒絕后者的“學運統一”主張。[49]在5月4日“五四運動擴大紀念會”上，北平新學聯因不滿舊學聯對主席團人選的意見及演唱救亡歌曲，竟武力相向，毆打其學生代表。與會的國民黨籍教授陶希聖、楊立奎等人也指責舊學聯歌唱“保衛馬德裡”，就是挑撥中國分裂﹔並說：“真共產黨投降了，假共產黨還搗亂。”[50]國民黨打著“和平統一”的旗號，行壓制中共等其他黨派力量和言行之實，這種“和平統一”雖不像“武力統一”那樣硝煙四起，但其目的仍是實現一黨專政，不過其手法具有蒙蔽性。

中共中央除在國共談判中堅決維護黨組織的獨立性和對紅軍改編后的軍隊領導權之外，決定黨目前工作的中心是“擴大民主運動”，爭取民主權利的實現，以取得最后真正的和平與抗戰的勝利，並打破少數野心家獨裁專制的企圖，“而使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得以產生，並將他放在鞏固的基礎之上”。[51]為此，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立即釋放沈鈞儒等諸愛國領袖及全體政治犯，徹底修改侵犯民權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52]並呼吁國民政府修訂1936年5月所頒布的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廢止對選民年齡、宣誓手續的限制，取消指定或圈定代表的欽定辦法，增加各黨派及學生會的代表名額等，以使國民大會真正民主化，“以制定民主的憲法，通過民族統一綱領與發動對日抗戰”，實現抗日的民主統一。[53]由中共領導的北平舊學聯一方面揭露陶希聖、楊立奎等利用新學聯制造“五四事件”，破壞學運的陰謀﹔另一方面仍開誠布公地致信新學聯，重申“國家民族的危機，需要我們統一的力量來挽救”，建議“集中所有原屬貴會及本會的各合法學生會，擇期召開代表大會，以最民主的方式決定學運統一諸問題”。[54]中共的這些主張獲得了眾多愛國人士的響應，各報刊紛紛發表有關國民大會和憲政的文章，“民主的呼聲彌漫於全國”，有人興奮地稱之為“民主運動年”。[55]營救“七君子”的言論日漸高漲，並隨著6月11日南京政府開庭審理沈鈞儒等人，而掀起了“救國入獄運動”。北平新學聯原本是利用西安事變后部分學生對蔣介石的同情而成立起來的，此時竟面臨“底下的群眾極為動搖”，倒戈加入舊學聯的窘境，連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陳公博也不禁感嘆：“北平舊學聯近加入者二千余人，聲勢似頗浩大。”[56]

雖然，國民黨仍力圖壓制中共的政治影響力，如蔣介石電令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共黨近日對沈鈞儒案等之宣傳，及其對國民大會選舉修正意見，仍以反對本黨為唯一對象，毫無異於過去之行動……如其果欲誠意合作，應屬其徹底改正，從速停止此項宣傳。”[57]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也制訂了所謂“一面充實新學聯，一面設法消滅舊學聯”的“統一學運組織之基本方法”[58]，由新學聯出面要求舊學聯“以個人資格參加本會”[59]，欲一舉吞並對方。但這根本擋不住多數民眾對抗日、民主、統一的心聲，中共所倡導的民主運動一呼百應，難以阻遏，而國民黨的“統一救國運動”反呈衰落之勢。如果說5月初還有同情“統一救國運動”者建議：救國應有三到，即喚起民眾（嘴到）﹔一致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手到）﹔劍及履及，收回失地（腳到），否則專務空談，“統一救國的聲浪，即便高唱入雲，大炮一響，依舊手忙腳亂，無濟於事”。[60]那麼，到了6月初，征諸各大報紙的新聞報道，連這種怒其不爭的諫言也難尋覓了。“統一救國運動”的消亡，使得國民黨最初欲借“輿論的總動員”支持其一黨專政的迷夢成為了泡影。國民黨不得不在新修的國民大會組織法及選舉法中取消了對區域代表和職業代表候選人的圈定權，增加了選舉的自由度等。北平新學聯也被迫承認“根本沒有對內斗爭的必要”[61]，同意與舊學聯合並統一。7月4日，舊學聯制定了一個徹底統一學運的方案，即由兩團體各派代表若干人合組“北平學運統一促進委員會”，推動各校同學用民主方式選舉新學生會，再召開各校學生代表大會，通過新會章，產生執委會。執委會成立之日，該委員會和原有兩團體同時宣告解散，“統一后的學聯不繼承原有兩團體之任何一系統，而為北平全體同學之總代表機關”。[62]可惜的是，3天后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學運統一進程被迫暫時中斷。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威脅。國民黨迫於輿論壓力和嚴峻的抗戰形勢，不再堅持將沈鈞儒等人定罪並送至反省院，以及國共談判紅軍改編問題上的苛刻條件。7月31日，“七君子”光榮出獄。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團結御侮的必要，事實上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至此，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從而成就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國內統一與團結的局面”[63]，為八年抗戰取得最后勝利奠定了基礎。應該說，國民黨放棄過去的武力“剿共”政策，與中共攜手抗日，值得肯定。但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國民黨仍未改變長期以來的統制政策，“現在的政府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的政府”，不可能實現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64]這不僅表現在國民黨始終沒有承認和公布國共合作的共同綱領，也體現於它並無誠心召開真正民主的國民大會。國民黨雖對國民大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做了上述修改，但在條款中又限定該大會職責只是“制定憲法及決定憲法實施之日期”，且增加了政府指派代表240人、中央候補執監委員為當然代表等不合民主的條款。[65]即便如此，國民黨仍於10月4日以“外患突發，御侮孔亟”等理由，下令延期舉行國民大會。[66]直到全面內戰爆發后的1946年11月15日，由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才登台亮相。當蔣介石在開幕式上自詡“始終以建設中國為獨立自由、統一民主的國家為我平生的志事”之時，[67]殊不知幾年后他敗退台灣，中共領導人民建立了真正統一民主的新中國。

“統一救國運動”的興亡過程，預示著國民黨由盛而衰的歷史命運。作為執政黨，國民黨擁有較中共更充分的政治經濟資源，卻不能動員廣大民眾完成統一中國的歷史重任。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如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張聞天所言：國民黨若要在人民心目中提高自己的威信，鞏固自己的地位，那開放黨禁，給人民以民主權利，是最好的辦法。“那些一方面用一切方法壓迫其他黨派的群眾運動，而另一方面想創造在國民黨包辦下的‘統一救國運動’，其結果是一定要失敗的”。“民國二十六年的歷史，不但証明武力統一中國的不可能，而且也証明獨裁統一中國的不可能”。[68] 漠視人民民主的國民黨與代表人民利益的共產黨，誰能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業，不言自明。

注釋

[①]《釋統一救國》（社論），《大公報》（上海，下同）1937年3月24日，第1張第2版。

[②]《三次全代會重要議決案：黨務政治外交軍事》，《國聞周報》（上海，下同）第6卷第14期，1929年4月14日，第11頁。

[③]蔣介石：《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秦孝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第150頁。

[④]《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62頁。

[⑤]《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935年8月1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521—522頁。

[⑥]田光程：《最近學生界的嚴重問題——青年思想上的沖突、憂患與挽救》（1937年1月4—5日），共青團中央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3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年，第343頁。

[⑦]《英國名流羅素等營救章乃器等七人》、《美國學界泰斗杜威等營救救聯七領袖電》，周天度、孫彩霞：《救國會史料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316-317頁。

[⑧]《張學良楊虎城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1936年12月1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第3—4頁。

[⑨]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2—380頁。

[⑩]《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年1月1日， “General1937”，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抄件。

[11]《本市各界努力統一救國運動》，《申報》（上海，下同）1937年1月16日，第4張第13版﹔《本市各界發起統一救國運動》，《大公報》1937年1月16日，第2張第7版。

[12]《本市文化界發表統一救國意見》，《申報》1937年1月18日，第4張第13版。

[13]任卓宣（葉青）：《我在上海反共之回憶》，帕米爾書店編輯部：《任卓宣評傳續集》，台北：帕米爾書店，1975年，第13—14頁。

[14]《全國響應統一救國》，《申報》1937年3月3日，第3張第10版。另參見《漢各團體發表通電》、《鄂各團體響應統一救國宣言》、《全市教育界宣言贊成統一救國運動》、《開封各團體來電響應統一救國運動宣言》、《魯省黨部響應統一救國運動》、《皖陝兩省黨部響應統一救國運動》、《京市商會電致滬各界》、《統一救國大同盟昨又接響應電》、《縣黨部通電響應統一救國》，《申報》1937年1月24日，第1張第3版﹔1月29日，第4張第15版﹔2月7日，第6張第23版﹔2月18日，第4張第13版﹔2月21日，第4張第14版﹔2月22日，第4張第13版﹔2月26日，第1張第4版﹔3月7日，第4張第14版﹔3月8日，第3張第9版。

[15]《本市組織上海各界統一救國大同盟》、《全國響應統一救國》、《六日中央社電》，《申報》1937年2月16日，第4張第14版﹔3月3日，第3張第10版﹔3月7日，第1張第3版﹔《七、江西各界統一救國大同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政治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15—1018頁。

[16]《各界統一救國大同盟昨發重要宣言》，《申報》1937年2月17日，第4張第13版。

[17]《社會局令各校採用統一救國宣言》，《申報》1937年2月20日，第3張第12版。

[18]《市民教館宣傳統一救國運動本月份中心工作》、《市立民教館主辦之統一救國運動今晨揭幕》，《申報》1937年3月3日，第4張第16版﹔3月23日，第2張第8版。

[19]《小學聯運今晨開幕》，《申報》1937年5月6日，第2張第8版。

[20]任卓宣（葉青）：《我在上海反共之回憶》，《任卓宣評傳續集》，第14頁。

[21]葉青：《統一救國的途徑》，《文化建設》第3卷第5期，1937年2月10日，第5—10頁。

[22]潘公展：《統一與和平》，《文化建設》第3卷第5期，1937年2月10日，第156、160頁。

[23]葉青：《統一救國的途徑》、任一黎：《中國的統一問題》、陶希聖：《怎樣實現統一》、潘公展：《統一與和平》，《文化建設》第3卷第5期，1937年2月10日，第17、22、51、158頁。

[24]孟真：《國家統一與文化建設》、文夫：《統一與民主自由》、任一黎：《中國的統一問題》、學稼：《統一運動與中國斯太林黨》、吳鐵城：《中國統一運動之途徑》、陳高傭：《統一救國應使國民意識統一》，《文化建設》第3卷第5期，1937年2月10日，第1—3、24、31、58—59、67頁。

[25]《再論統一救國》，《讀書青年》第2卷第2期，1937年1月20日，第1頁。

[26]冷:《統一救國運動》，《時代動向旬刊》第1卷第4期，1937年2月1日，第3—4頁。

[27]《所謂人民陣線》，《新聞雜志》第1卷第12期，1937年2月，第23頁。

[28]梁客潯：《統一與聯合》，《中論》第15期，1937年2月20日，第1—2頁。

[29]駱美奐：《所謂中國人民陣線的真相及其理論的檢討》，《中央日報》1937年2月4日，第1張第3、4版。

[30]長江：《動蕩中之西北大局》，《大公報》1937年2月15日，第1張第3版。

[31]柳湜：《統一救國的真詮》，《申報》1937年2月20、21、23日，第11、10、9版。

[32]《進行中的統一救國運動》，《文化動向》第1卷第2號，1937年3月20日，第6頁。

[33]秀明：《統一救國運動的批判》，《民彝旬刊》第1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第6—8頁。

[34]胡黎人：《關於統一運動的基本認識》，《世界觀》第1卷第1號，1937年4月1日，第4—6頁。

[35]殷冷：《和潘公展先生討論統一與和平》，《世界觀》第1卷第1號，1937年4月1日，第12頁。

[36]謝雨田：《中華民國統一運動史的檢討》、殷冷：《和潘公展先生討論統一與和平》，《世界觀》第1卷第1號，1937年4月1日，第9、12—13頁。

[37]亮平：《斥葉青張滌非任一黎學稼諸托洛斯基派》，《解放》第1卷第3期，1937年5月11日，第9—14頁。

[38]絲：《中國應如何實現統一》，《北平晨報》1937年2月23日，第2版。

[39]治：《“統一救國”之意義》，《北平晨報》1937年3月24日，第2版。

[40]應：《我們需要民主的統一》，《北平晨報》1937年3月25日，第2版。

[41]明公：《如何做統一救國運動》，《統一評論》第55期，1937年3月27日，第3—5頁。

[42]《署名統一救國宣言近兩萬人》，《申報》1937年2月7日，第5張第18版。

[43]《關於統一救國運動》，《益世報》（天津）1937年4月12日，第1張第3版。

[44]《洪深傅東華等召集文藝家座談會》，《申報》1937年1月30日，第4張第14版。

[45]《市黨部通令參加統一救國大同盟》，《進化》第2期，1937年3月15日，第18頁。

[46]《中共中央關於與蔣介石談判經過和我黨對各方面策略方針向共產國際的報告》（1937年4月5日），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452頁。

[47]榮孟源：《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429、445、447頁。

[48]《“七七”事變前被國民黨反動派查禁的報刊目錄》，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丙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171—172頁。

[49]《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再度呼吁學運統一宣言》（1937年2月28日）、《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第三屆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1937年4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一二九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268、287頁。

[50]於秀：《今年北平的五四事件》，《光明》第3卷第1期，1937年6月10日﹔中大榮：《記北平新學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第31輯，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50—152頁。

[51]《國民黨三中全會后我們的任務》（1937年4月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1937年4月15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72、201頁。

[52]《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1937年4月12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190頁。

[53]《中央關於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與選舉法的通知》（1937年4月11日）、《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1937年5月1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185、206頁。

[54]《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致學生聯合會的公開信》（1937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一二九運動》，第297—298頁。

[55]澄平：《民主精神與青年運動》，《青年中國》第1卷第15期，1937年6月，第6頁。

[56]張謹齋：《關於半年來北平學生工作報告》（1937年7月17日），共青團中央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3冊，第538頁﹔《國民黨中訓部簽密函》（1937年5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一二九運動》，第423頁。

[57]《致顧祝同電》（1937年5月4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一般資料》，台北“國史館”藏，檔案號：002-080200-00278-008。

[58]《國民黨中訓部擬訂“應付目前北平青年問題辦法”文件》（1937年5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一二九運動》，第425頁。

[59]《平市學生聯合會為統一學運發表談話》，《學生周報》第8期，1937年5月27日，第3版。

[60]賣愁：《三到》，《申報》1937年5月5日，第5張第19版。

[61]《新學生團體發表談話》，《北平新報》1937年6月23日，第4版。

[62]《北平學生團體昨開執委會議》，《北平新報》1937年7月5日，第9版。

[63]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385頁。

[64]《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6—370頁

[65]《國民大會組織法》、《國民大會選舉法》，《司法公報》第189號，1937年6月2日，第1—10頁。

[66]《國民大會決定延期舉行》，《申報》1937年10月5日，第4版。

[67]《主席勖勉代表完成制憲任務》，《申報》1946年11月16日，第1張第1版。

[68]洛甫：《迎接對日直接抗戰偉大時期的到來》（1937年4月11日），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4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