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在山西的八路軍
——以閻錫山檔案為中心的探討
抗戰初期，中共向山西出動，在維持山西對日抵抗中發揮戰略性作用。中共通過創立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有效在山西站穩腳跟，並和中國其他軍隊一起，阻遏日軍的繼續攻擊。關於中共此一時期在戰場上的所作所為，人們較多聽到的是平型關戰斗等幾個典型戰例，而對其更多的持續努力，呈現並不是太多，尤其從中共本身材料之外予以展現的，更為罕見。本文將以台北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相關資料為中心，探討抗戰初期山西戰場上除平型關等知名戰斗之外的中共對日抵抗作戰，藉此豐富對中共抗戰歷史的認識。
一
抗戰開始后，閻錫山出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作戰地域主要為山西和察哈爾。1937年8月，中共武裝改編成八路軍后，迅速在山西及晉冀交界地區形成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三個游擊區域，和堅持山西抗戰的國民黨軍一起，抵御、威脅日軍在山西的控制。八路軍出師后，人們耳熟能詳的便是平型關戰斗，閻錫山檔案中也可看到相關記載。[1]總體看，這一階段閻檔對八路軍的活動記載甚少，倒是蔣中正檔案中可以看到八路軍配合作戰的些微線索。10月9日，德國顧問史培曼報告：“數日來，敵用大部空軍炮隊及戰車進攻，以求佔領崞縣及原平，我軍雖極英勇反攻，但崞縣終於昨日被敵軍佔去。……十八路軍之一部，現向寧武敵軍之后背進攻。”[2]此時，中日對戰的焦點集中於正面攻防，八路軍正在各地部署扎根，出現較少也事出有因。不過，八路軍的戰斗姿態並沒有被正面戰場的烽火完全遮蔽，11月，在山西指揮中央軍作戰的衛立煌致電蔣介石，建議著眼大規模的持久抗戰的游擊戰術，同時，主動為八路軍請命，提出：“朱部作戰已久，傷亡日多，懇為轉請准其派員分赴豫鄂皖、湘鄂贛、湘鄂西各邊區繼續招募補充兵若干。”[3]
中共和八路軍較多出現在閻錫山檔案中，是正面戰場的較量逐漸減弱，敵后游擊戰初顯威力之時。1938年前后，由於日軍進展迅速，很快越過河北、山東，進逼徐州，華北平原戰事漸告平息，山西由於晉綏軍、中央軍、八路軍的堅持，中日兩軍作戰一直持續，但戰爭級別已有所下降，初期大規模的會戰罕有重現。此時華北形勢，如劉伯承指出的：“日本軍隊因恐兵力耗散，隻把佔領的廣大區域內軍事之要點派兵據守，空出廣大地域，則想發展漢奸偽政權，組織以華制華。拿山西來說，共有一百零五個縣，隻有二十個縣才有日本軍隊。除晉南不計外，也空出不少的地面。這已成為發展游擊戰，組織民眾，遂行運動戰的好場所。”[4]正是由此開始，八路軍的游擊戰開始展現威力，閻錫山檔案關於中共抗戰的記載較之前一階段明顯增多。
1937年底，日軍從保衛正太路安全出發，對直接威脅正太路運行的晉察冀和晉冀豫區展開“六路圍攻”，八路軍和日軍在游擊戰場上具有戰略意義的真正交手由此開端。“六路圍攻”，日軍將進攻重點放在正太線南路，對晉冀豫區形成一定壓力，駐扎在此一地區的八路軍針對日軍進攻，連續展開反“圍攻”作戰。1938年1月，閻錫山致電蔣介石報告：“連日，朱德部進襲太原南郊及正太沿線各據點之敵，頗有斬獲。”[5]月底，閻又報告：“敵分向下社進犯，經我朱德部迎頭痛擊，狼狽南竄。”[6]閻錫山還致電朱德等，對晉察冀地區八路軍在日軍收縮戰線時，發動反攻，收復被佔據地區表示“殊堪嘉慰”。[7]由於日軍試探性的“圍攻”意外遭到中共的抵抗，很快即告收束。受此鼓舞，26日，朱德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甚至提出：“為著吸引敵人，取得一些新的勝利，並配合其他戰線，增敵將來南進困難，興奮全國軍民，已決定我各部以較集結之兵力，積極求得在運動中打擊和消滅敵伸出襲擾之支隊，並積極破壞敵之主干交通線。”[8]
1938年2月，東線戰場日軍開始策劃南北對進全力打通徐州，作為輔助戰場，西線日軍調集重兵對山西發起新的進攻。23日，毛澤東針對日軍部署致電朱德、彭德懷等，分析日軍在華整體戰略及中國軍隊和八路軍應取方針，提出：“敵軍奪取隴海平漢兩路直取西安、武漢，決勝點必在潼關武勝關。”為此，中國軍隊應該力保潼關，必要時進至敵后，牽制日軍，毛澤東具體指出了四種情況下八路軍的對策：“（一）假設在山西配合閻衛作戰有利，達到了殲滅及鉗制敵軍確保潼關西安之目的，同時武勝關尚無危險，則全部繼續在山西作戰，並准備加派一部出河北，建立華北堅強抗戰堡壘，用以捍衛中原、西北及武漢。（二）假設閻衛能夠執行前述計劃，潼關西安鞏固，但武勝關、武漢危險，則應抽出一個師轉入武勝關以東，配合友軍作戰。（三）假設閻衛不能執行前述計劃，潼關西安危險，但武勝關、武漢尚無危險，亦應抽出一個師轉入潼西線，配合友軍作戰。（四）假設潼關、武勝關均危險，則應抽出兩個師南下，一個位於平漢以東，一個位於平漢以西，配合友軍作戰。仍留一個師，活動於山西、河北，非至某種必要時期，不撤回來。”從這一計劃看，盡管八路軍一出動，毛澤東就制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發展根據地的方針，但在西安、武漢面臨危險，中共陝甘寧后方也受到威脅時，並不排除積極的在正面戰場全面配合國軍作戰，只是對這種作戰始終強調：“必須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困難，減少自己困難，造成有利於持久戰之軍事政治形勢。”[9]無論從地理、人事還是自身安全看，中共這一時期合作作戰的首選又在山西，張聞天指出：“共產黨在山西的方針，是把山西成為整個北方游擊戰爭的戰略支點。用以抵御日寇對西北與中原的前進。”[10]的確，中共這一時期誠意與閻錫山合作，造成了山西戰場中央軍、晉綏軍和八路軍聯合抗戰的局面。
1938年2至4月，山西戰場中日兩軍激烈交戰。3月3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嚴厲指示：“查山西得失，關系全戰局至重，且全境皆山，隨地可守。希嚴令所部在晉境，雖一兵一卒不准渡河。違者即希以軍令從事。”[11]蔣介石嚴令死守，閻錫山軍政基礎全在山西，也把保衛山西作為自己生存的根基，所謂“寧願抗戰死在山西，不願流亡他省”﹔[12]中共則從保衛華北、屏障西北戰略目標出發，對山西抗戰積極投入。中央政府、閻錫山和中共在山西戰場形成良性合力。陳賡日記寫道：“以蔣的堅決嚴格的命令，在晉各部迫於法令，當必有一番積極動作。日寇以單薄之師深入，其困難更增，卻為冒險行動。”[13]道出了當時的實況。吸取初期抗戰及八路軍作戰的經驗，游擊戰在此一階段作戰中受到各方面的重視，閻錫山致電蔣介石對游擊戰不吝贊譽，談到：“自變更戰略以來，作戰方面頗覺自動，反能有多數地方轉移攻勢，使敵人小股部隊遭我扑滅。此種方略確能抗戰困敵。”[14]而蔣介石也告訴在山西作戰的中央軍將領李默庵：“整個游擊計劃，先須化整為零，再行分進合擊，對敵之輜重與交通通信機關，應特別設法搜索襲擊，不忘各自為戰與前方補充之原則。”[15]更有意思的是，山西各地國民黨軍對游擊戰也多傾心，蔣鼎文報告：“第一六九師在二三月間於武鄉子洪口南關鎮等曾請朱德講話數次。其內容大意謂游擊戰為今日所必須之戰術，不善於游擊之軍閥式隊伍必歸於消滅等語。自講話以后，該師初級軍官已有三分之一傾向八路軍，關系特別密切。”[16]
的確，閻錫山所說的能抗戰困敵的游擊戰術，八路軍使用起來最為得心應手。日軍的攻擊開始不久，各地就紛紛送上八路軍襲擊日軍的報告，在一系列與日軍戰斗的電文中，這些報告雖然不一定那麼起眼，卻充分體現了中共作戰的特色，即均為襲擊戰。3月23日，陳長捷報告八路軍在蒲縣薛關鎮襲擊日軍。[17]26日，衛立煌報告：“蒲縣西北敵千余連日被我林彪師陳旅截擊，斃五百余，死騾馬三百余匹，俘兵四名。”[18]這兩次戰斗，林彪上報衛立煌同時，還轉報朱德、彭德懷：“本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午城鎮、井溝線戰斗，殲滅敵由蒲縣兩次之增援隊，計斃敵千余，毀汽車六十余輛……我傷亡官兵五百余。”[19]八路軍的傷亡，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肖華在日記中有更詳細的記載：“我們六八六團的兩個營長負了重傷，副營長羅志堅、黨的書記肖志堅及營連干部大部都傷亡了。”[20]南線傳來捷報同時，晉西北也有戰報傳出：“賀龍師王旅於麻峪村側擊寧武北竄之敵五六百，斃敵百余名，奪槍二十余支。”[21]
4月初，日軍對晉冀豫根據地發動“九路圍攻”，作戰重點指向晉東南地區。八路軍總部要求：“各兵團以機動、堅決、勇敢，乘敵分進之際集結優勢兵力，從敵側背給敵以各個打擊與殲滅。”[22]據此，八路軍主力主動離開根據地核心區域，轉到外線涉縣以北地區，蔭蔽待機。4月16日，八路軍抓住日軍回撤之機，在武鄉以東長樂村與日軍一股展開激戰。實地指揮戰斗的陳賡在日記中寫道：“接得偵察報告，謂敵之大部已過長樂，其輜重尚在白草仙附近，馬庄僅為其少數后衛部隊。我決心不失時機，不待后續部隊到來即實行突擊……將敵截為兩段。敵人馬輜重累積河灘隘路，死傷達一千數百人，一部避入房屋，全失戰斗能力”﹔“下午三時，敵由遼縣、蟠龍增來步兵一聯隊，配合在戰部隊，共約步兵三個聯隊，炮兵一大隊，騎兵數百，復向我七七二團主陣地實行反突擊。此時炮轟如雨，戰斗之激烈實為抗戰來所罕見。敵向七七二團數次反復沖鋒，均遭我有組織之火力射殺，傷亡甚重，僅目睹即達二百余人。我為避免過大犧牲，尋求敵之弱點再擊起見，自動向鞏家垴撤退。是役我傷亡約達四百余。我們英勇堅決的葉團長頭部受重傷，恐有生命危險，這是我們的一個大損失。”[23]這一戰斗，在閻錫山給蔣介石的報告中也有詳細反映：“武鄉城西之敵為粘米地旅團之主力步騎三千余，炮廿門。刪晨復竄進縣城，銑晨被我一二九師及徐旅一部圍搏十余次，敵我傷亡均重。敵將全城民房焚毀，向我發射嚏性瓦斯，並由遼縣方面增援二千余，向我左側背繞擊。刻仍對戰中。”[24]戰斗結果，根據朱德、彭德懷的報告：“刪日在武鄉與我沖突之敵為粘米地旅團，戰斗結果，敵死傷千五百人以上。我團長葉成煥負重傷。連排長干部士兵傷亡千余名。”[25]從戰報看，長樂村戰斗堪稱八路軍打的一場硬仗，129師386旅772團團長葉成煥傷重身死，八路軍傷亡過千名，這和下午日軍的反攻直接相關。
長樂村戰斗最初的作戰目標實際是日軍的輜重部隊，這一階段八路軍進行的其他兩次重要戰斗——神頭村和響堂鋪戰斗打擊的也是日軍輜重部隊。神頭村的日軍主力是第16師團第三兵站輜重隊、第108師團輜重聯隊一部及自衛隊等，響堂鋪戰斗則為森本及山田兩汽車隊。事實上，平型關戰斗也是對輜重部隊的打擊。抓住對方輜重部隊實施打擊，本身即為游擊戰術的一種體現，既破壞對手的供應體系，又可以藉此獲得物資補給，響堂鋪戰斗繳獲達到“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十挺，迫擊炮四門，步槍三百二十支，沖鋒機槍十二支”，[26]八路軍付出的代價為“傷亡營長以下三百一十七人”。[27]對這種戰法，朱德在抗大的演講中詼諧地談到：“敵人從長治一千多人出發，在神頭我們把他一打，剩了沒有多少。據他們說，我們是專欺侮他的輸送隊。”[28]連續的作戰成效，贏得了閻錫山的贊譽，在日軍圍攻基本塵埃落定后，他致電朱德、彭德懷，對八路軍的作戰予以肯定：“執事部署適宜，將九路圍攻之敵擊潰，甚為欣慰，著賞洋兩萬元。”[29]
客觀而言，八路軍雖然連連取得戰果，但離扭轉戰局還有距離，日軍的“掃蕩”，進退基本按計劃進行，不過，中國軍隊持續的打擊的確挫傷日軍的自信，加之此時中國在東線戰場取得台兒庄會戰勝利，日軍不得不將兵力更多投向津浦方面。4月28日，蔣介石注意到：“日來各戰區之敵，紛以大部向津浦線轉用，余部改變方略，僅守有重要城市及交通線。”[30]以此山西戰場暫時轉入平靜期，日軍局限於城市和鐵路線的保有，中國軍隊不時發起反攻。5月11日，楚溪春報告：“昔陽駐敵百余，被我八路軍包圍。”[31]應該就是這種變化形勢的反映。
對這一段時期兩軍交戰的結果，日本方面的戰史寫道：“在第一軍地區，有力的中國軍退入山西省內的山地，會同原來盤踞該地的共軍，擾亂我佔領地區，其威勢已不容輕視。第一軍從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間，在佔領地區內進行肅正討伐，雖予敵以一定的打擊，但未能達到預期目的，特別是對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軍，未能進行討伐。因此，為確立治安，將來必須進行積極的掃蕩討伐。”[32]這應該是日方留下的如實記錄。
二
1938年5月以后，日軍進攻重點放在攻取武漢、廣州上，山西方面基本採取收縮防御方針。日軍戰史寫道：“為了徐州、漢口作戰，由華北調出很多兵力，兵力已顯著減少，這對確保佔領地區的安全，完成方面軍的任務相當困難。”[33]
日軍在山西兵力捉襟見肘，給八路軍進一步開展游擊戰提供了良好的機會。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的電報中明確指示：“敵之主要進攻方向在武漢，對華北、西北均暫時無法多顧及，給我們以放手發展游擊戰爭並爭取部分運動戰的機會……目前為配合中原作戰，為縮小華北敵之佔領地，為發展並鞏固華北根據地，都有大舉襲敵之必要。”[34]根據中共的這一方針，八路軍四處出擊，主動尋機打擊日軍。6、7月份，閻錫山檔案中留下了不少八路軍主動出擊的記載。6月24日，朱德報告：“我劉師閻旅長率部寒晚襲擊彰德西之水治鎮之敵，被漢奸報告。敵以全力日偽軍共二千余佔領水治附近高地。因我搜索周密，與敵作戰數小時將敵擊潰，退守城內。”[35]7月初，八路軍在翼城主動出擊，激戰兩日，“因敵增援六百余，致未能解決戰斗。斃敵三百余人，擊壞汽車三百余輛，獲步槍十余支。我傷亡三百余人。內營長六，連排長三十余”。[36]
正太線作為連接河北、山西的重要通道，又處於八路軍兩塊根據地晉察冀和晉冀豫之間，成為中共武裝破襲的重點。7月3日，朱德、彭德懷致電毛澤東，准備於“八月中旬集中十團以上兵力，首先消滅正太路沿線敵人”。[37]實際上，6、7月份破襲戰就已開始，日軍第三大隊附田副正信少佐回憶：“6月，八路軍開始活躍。侵入駐扎地附近進行政治工作。或襲擊我討伐部隊的留守部隊，並破壞道路及通信線路。對此，大隊除臨機應戰之外，還進行了有計劃的討伐。7月，八路軍以一個旅及一個團的大兵力襲擊北水泉警備隊，並伏擊增援部隊。由於我軍的機敏處置，給了敵人很大的打擊，但未能將其殲滅。爾后，逐漸擴大治安圈，或尋找八路軍進行遠距離的討伐，或緊急救援運輸部隊。望風扑影、勞而無功的討伐，也實在不少。”[38]7月中旬，閻錫山檔案中接連出現八路軍的戰斗報告。16日，朱德、彭德懷報告：“易縣城已被楊支隊攻佔，繳獲步槍百余支。守城樓敵正設法消滅中。另一部將東北摒山佔領，十裡鋪鐵路全被我破壞。淶水附近正激戰中。廣靈城我已佔三面，暖泉亦被我包圍。陳支隊攻保定，將西關佔領，車站附近因敵有強固工事，天明撤至唐興庵集結，另一部配合民眾將石家庄方順橋鐵道破壞。”[39]同一天，聶榮臻部陳漫遠支隊“在唐縣以南東西連與敵約千人遭遇激戰，我第十二大隊長辛力生英勇殉職”。[40]24日，閻錫山向朱德、彭德懷通報：“東路軍朱德彭德懷部主力在正太路沿線及交城文水汾陽以東地區，一部已挺進於平漢路北段平綏路東段及平津南北地區，實行遮斷交通與游擊。”[41]向平漢北段、平綏東段挺近的這部分八路軍，很快就有報告傳來，據陳誠轉報蔣介石的消息：“近半月承德之灤平及古北口喜峰口，平東之薊縣等處，戰事異常激烈，我方游擊隊多系八路軍，極為活躍，尤其對平熱路隨時破壞，致敵防不勝防。”[42]
抗戰之初，中共與國內各抗戰力量間的合作堪稱誠懇，在山西，毛澤東針對八路軍發展甚快，以致和閻錫山利益發生沖突的局面強調：“部隊擴大甚快，槍、餉兩缺，與閻發生嚴重矛盾，亟應停止擴大，收回部隊駐在以外之八路工作人員，一切在統一與各部范圍內工作，一切須取得閻之同意。”[43]武漢會戰期間，中共對配合正面戰場保衛武漢態度也相當積極。這一點，張聞天、毛澤東給王明、周恩來等的電報中說得很清楚：“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軍事則重在襲擊敵人之側后，遲滯敵進，爭取時間，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目前許多軍隊的戰斗力遠不如前，若再損失過大，將增加各將領對蔣之不滿。投降派與割據派起而乘之，有影響蔣的地位及繼續抗戰之虞。在抗戰過程中鞏固蔣之地位，堅持抗戰，堅決打擊投降派，應是我們的總方針。而軍隊之保存，是執行此方針之基礎。”[44]
8月下旬開始，日軍武漢攻擊戰漸見成效，其在華中受到壓力減輕，轉而在華北醞釀新的攻勢。24日，朱德報告：“汾陽孝義之敵，乘換防之便及掩護部隊之轉運，於刪日以約千人之敵，突向兌九峪之六六八團二營襲擊，戰數小時，卒將該敵擊潰。但我方傷亡頗重，營長鐘昌桂同志負重傷，營長以下計傷亡六十余人，失聯絡廿余人。”[45]9月中旬，日軍兵力調動基本完成。下旬，日軍從平漢、平綏、同蒲、正太四條鐵路線出動，對以五台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發起“二十五路圍攻”。中方文件顯示：“敵人此次進攻五台區，基於過去多次失敗經驗，而有更周密毒辣之布置。其要點如下：一、進攻時集中兵力，決不分散，且進行甚慢，採步步為營法。二、每佔一地，必迅速構筑工事，趕修公路，保持后方聯絡。三、在每股進攻部隊后均控制有強大之后續部隊。四、將我晉東北整個根據地分成數小塊，施行進攻。五、大量使用毒氣瓦斯。”[46]日軍戰史則記載：“治安肅正工作，決定按照作戰地區由各兵團自行承擔。但對主要地區有必要由方面軍統轄﹔尤其皇軍威力未曾達到的山西北部及連結太行山脈的山岳地帶，乃共軍巢穴，其影響至今及於華北全區。因此，必須徹底掃除，以絕后患。統轄所屬第一軍、駐蒙軍及一一O師團，自8月上旬進行准備，9月24日開始攻擊，約至10月下旬基本按預定計劃結束。”[47]
為牽制日軍、保衛根據地，中國方面積極與日軍周旋。26日，閻錫山致電高桂滋軍長，命令：“敵主力已集結於聞喜以東山地一帶，與衛副長官部激戰中，正我破壞鐵路之好機會。茲為增大效程起見，擬定破壞要領如下：一、十月東日黃昏各該部就擔任區段同時動作，對同蒲路太行破壞並爾后於所擔任之區域內，亦本此同時下手的要領施行。”[48]八路軍和日軍之間的攻防也空前激烈。30日，聶榮臻致電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提出：我已無絕對把握擊潰敵人一面，如勉強行之，將造成更不利之勢﹔在目前形勢下，晉察冀邊區之形勢將成為游擊區域，故我意擬將主力突出包圍線外。[49]晉察冀地區八路軍隨后展開快速的運動戰，在轉移中尋機制敵。3日，朱德、彭德懷致電閻錫山報告：“犯冀晉察邊區之敵，西北兩路連日向我猛犯，計由盂縣北進之敵三千余，陷柏蘭鎮后，艷日起經我趙熊兩支隊阻擊於下耿庄附近，已激戰三晝夜，敵我傷亡均重，我軍區參謀長唐延杰負重傷。該敵現仍被我圍攻於深谷中。”[50]8日，閻錫山轉報八路軍的戰況：“五台方面東日朱彭總副司令一部由南通過正太，尾擊由平山陽泉進犯五台之敵。”[51]9日，朱德、彭德懷轉呈聶榮臻關於日軍發動全面圍攻以來八路軍的作戰報告：“自上月20起迄現在，軍區無日不在與敵苦戰，前后大小戰斗共50余次。敵傷亡在四千以上。斃敵正亞聯隊長一名，戰斗激烈者為趙熊兩支隊，在下耿庄血戰四晝夜，王旅在直峪馮家庄血戰六晝夜，楊陳兩支隊各一部在下河北羅鎮等役以火力薄弱，雖一再擊潰敵人，但未能大成迅速殲滅之功。且敵屢放毒氣，傷我軍民，前后總計我傷亡三千余人以上。”[52]戰況之緊張激烈可見一斑。
10月中下旬，日軍的圍攻繼續深入展開。19日，閻錫山向蔣介石轉報朱德、彭德懷的報告：“敵二千余於元寒兩日向柏蘭鎮五台縣城東南進攻，與我趙熊兩支隊激戰頗烈。因敵使用毒氣瓦斯，我中毒者數十人，不得已於寒酉撤出該鎮，敵遂佔領。我又乘夜襲擊，敵恐慌萬狀，於當晚竄至梁家寨柏蘭鎮，刪巳繼向盂縣城方向潰退。我熊趙各部正追擊中。查此敵確系前由禹縣進攻五台者。原有四千余人，今次返盂僅殘余二千二三百名，已証明傷亡半數。”[53]20日，朱德、彭德懷詳細報告連日作戰情況：“進佔邊道之敵，困守據點，經我不斷襲擊及截斷其后方交通，各點均陷孤立，異常恐慌。尤以五台之敵，連日禁閉城門，不敢外出。我今昨兩日戰報如下：甲、台懷之敵步騎二千余，昨午向石咀進攻，遭我伏擊，激戰五小時，敵傷亡百余人，斃戰馬二十余匹。於黃昏敵向五台潰退。我軍今晚即將台懷石咀之敵先后克服。繳獲正清查中。此役我軍傷亡官兵六十余名。乙、五台經上口南竄之敵，被我襲擊后，急向盂縣逃竄，今復遭我進擊部隊截擊於東池附近，正激戰中。現柏蘭鎮已恢復秩序。丙、進犯龍泉關之敵昨辰被我兩面夾擊，敵據險頑抗，戰至午刻，敵傷亡二百余人。……敵后路交通在我不斷襲擊，現已斷絕運輸，兩日來時來飛機偵察路線。”[54]從朱德等的報告中可以見出，八路軍面對日軍的多路圍攻，發揮了堅強的戰斗精神。耐人尋味的是，同一天閻錫山接連向二戰區所部發出兩個電報，間接為八路軍的報告做了背書。其一為下午發出的未電，提醒各部注意軍民關系，保持戰斗精神，電稱：“據報近來各部隊，類似駐防，敵不侵我，我不擊敵，致地區附近良民，受敵摧殘，時有怨言等情。查軍隊以保民殺敵為天職，不能殺敵衛民就是軍隊的恥辱。望我官兵要有有機即打之精神，實行困敵保民戰法，努力殺敵為要。”[55]晚上又發出酉電，向各部推薦八路軍的戰斗經驗：“據報八路軍常以小部兵力出沒於曲新地區附近，該處之敵，因屢遭襲擊，常受重大之犧牲，故對八路軍甚為注意等情。仰轉飭所屬，應仿效此種辦法，遇有好機予敵猛襲，使敵難於應付，以收游擊之效為要。”[56]
11月上旬，日軍未能完成“清剿”五台山地區中國軍隊的任務，不得不按計劃抱憾結束其“圍攻”行動。經過數次和中國軍隊尤其是八路軍的交手，日軍對游擊戰術的威力已有所領教：“據五台來人談，此次敵人進犯五台時，自東冶至五台城，完全在山上行走，不由山溝通過，以避我襲擊。”[57]回撤途中，日軍燒殺搶掠，衛立煌報告：“此次翼城東犯之敵，被我截擊，受創甚重，竟遷怒民眾，回竄時沿途焚殺極慘。我隆化鎮翼城東鄉學師生數千人，悉被敵亂刃斃命。”[58]這樣的行為恰恰証明了其內心的虛弱。聶榮臻總結對敵作戰經驗雲：敵佔領各城市后似感兵力不足，后方部隊尚不能作深入之進攻，我軍除一方面分散游擊，同時集結相當兵力待敵進入山地時，堅決突擊之﹔另外以一部分主力轉移敵后，不斷伏擊、襲擊其運輸線、聯絡線，孤立、圍困深入之敵，逼退深入之敵，在敵人退卻時打擊之。[59]八路軍針對日軍兵力不足的戰法已漸趨成形。
三
從1937年出師到1938年底，八路軍經過一年多的奮戰，得到了民眾的信賴。11月底，閻錫山特電朱德、彭德懷，告以：“據孝義傅縣長呈稱：本縣駐軍多駐西鄉，東鄉各村敵匪肆擾，縣府民眾均感不安。請飭一一五師、決死二縱隊之新編第一總隊、第四保安司令派隊駐守東鄉，以資衛護。”[60]八路軍已經成為民眾的主心骨。在以五台山為中心的晉察冀區，八路軍可謂牢牢站住了腳跟，燕京大學教授喬治·但勒的調查發現，山西五台山地區“從最后結果觀之，日人未見成功。惟軍事狀態，略有變更，蓋日人已佔領平漢路西之若干縣城。邊區政府已退阜平，士氣仍振，與民間之感情亦佳。物價高漲，而食物尚不感缺乏。其游擊戰術成功之原因，在於曾經政治訓練，而與人民感情融洽之故。”[61]這應該是持平的觀察。日軍戰史也承認：“五台山及其東部山岳地帶，東西約150公裡，南北約100公裡。這一地區，日軍從未駐兵，因而成為中共勢力的巢穴。1938年秋，第一軍雖在五台山周圍進行過討伐，但未能給予決定性打擊，因而中共勢力日益擴大，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62]
隨著武漢陷落，日軍侵華與中國的抵抗進入持久階段，游擊戰爭在敵后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具體到山西，中央軍、晉綏軍、八路軍堅持抵抗的局面還在繼續。11月底，蔣介石致電衛立煌，指示：“此時敵必急清晉省，以為掌握華北之根據，我能堅忍周旋，則過一時，敵必氣餒力疲，無如我何……中央部隊決不能向南撤退，至萬不得已時，隻可向北或向東暫避，以為恢復華北之根基。”[63]和中央軍一樣，閻錫山在晉西南地區扎下腳，繼續與日軍周旋。相比之下，八路軍更加積極，不僅秉持黨政軍一體化原則大量發展武裝，建設、鞏固根據地，同時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打擊對手，發展自身。面對中國頑強抵抗的局面，日軍則調整其戰略戰術，加強對敵后軍隊尤其是八路軍的“清剿”，其控制政策也不斷完善，外國觀察家發現：“日人初欲利用階級間之仇視，將各地士紳組織所謂聯庄會，惟此已失敗。今則努力於離間人民與游擊隊之工作。彼等已不再燒殺奸淫，對農民深為慈祥，對游擊隊則取嚴酷手段。此法未必定能成功，然亦頗有加以考慮之必要。”[64]中日間尤其是中共與日軍之間的軍事、政治爭戰，將成為華北地區持久戰的主要內容。
回顧抗戰初期中日在華北尤其是山西對峙的歷史，可以看出，中共軍隊最初雖以偏師面目出現，卻通過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在對日抵抗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是當年歷史記載留下的難以動搖的事實。當然，在充分肯定這一點的同時，也必須指出，由於民族戰爭的特殊背景，以及宣傳的需要，相關的檔案文獻記載也存在夸大之處，在肯定總體脈絡成立的背景下，作為嚴肅的歷史研究，對一些具體數據的辨析必要而且有益。舉一個例：1938年6月底，朱德、彭德懷等曾向八路軍將領通報抗戰一年來八路軍（包括一一五、一二0、一二九師及晉察冀軍區）人員傷亡情況，報告傷亡總數25896名，其中一二0師傷亡數最高，為7789名。通報中特別強調：“對外宣傳統照此數目字”。[65]8月，八路軍一二0師編制了一份截至1938年6月的抗戰一周年傷亡統計表，統計一年中一二0師的傷亡數為4027人，隻及前表的一半有余。這份表格的說明中強調“整個的傷亡數目是比較精准”，[66]和前表所言用於宣傳比，有理由相信，這一數據應比較可靠。
實際上，即便按照一二0師所制表格提供的數據：傷亡4027人，其中陣亡1295人，也是一個很高的傷亡比例。傷亡數幾乎達到編制數的1/3，而這時的傷亡完全是在對日抵抗中發生，已經足以証明這一階段中共在對日作戰中的積極態度。不過，兩個數據的出現也提醒我們問題的另一方面：即在這樣一場民族戰爭中，出於宣傳和鼓舞人心等考慮，有些數據不免夸大，使用時需要審慎。比如，日軍華北方面軍軍醫部公布日軍1938年后戰死、戰傷的統計數據，其中，1938年華北日軍戰死11439人，戰病死376人，戰傷37235人，[67]由於這一數據來自專業部門，其死傷數據尤其是受傷數據應具相當可信性。從這一數據可以看出，盡管1938年中日兩軍在華北已經沒有大規模會戰，但日軍傷亡數還是達到將近5萬人，其中2月到5月由於日軍在山西主動發起攻勢作戰，死傷數據佔到全年2/3以上，分別為8321人和26765人，日軍在華北付出的這些代價，和八路軍包括長樂村、神頭村等作戰自然不能分開。當然，拿日軍軍醫部數據和中方公布的數據對照，還是可以看到雙方不盡一致之處。該數據顯示，7月份，日軍共戰死646人，而據朱德、彭德懷報告：“本路軍自7月1日至15日半月間游擊苦戰之結果，共斃敵1005，俘敵740，獲步槍750支，炮2門，輕機槍5挺，子彈兩萬余，馬50匹。燒毀汽車55輛。我共傷亡官兵606員。”[68]八路軍公布的半個月斃敵數超過日軍統計的全月戰死總數，雖然八路軍斃敵數應該包括偽軍和自衛隊等武裝，但考慮到當時偽軍人數有限，而當時八路軍更多是起戰場的配合作用，兩個數據顯示的沖突可能更多指向的還是八路軍數據中的宣傳成份。指出這樣的事實，絲毫不意味著降低八路軍在華北堅持抗戰的意義，而是從歷史本身出發，讓八路軍的艱苦奮戰不僅在檔案裡得到呈現，更經得起嚴格的數字推敲。信史固然沒有夸大的宣傳那麼聳人聽聞，卻以其踏實可靠更能讓人真正信服，這是了解八路軍山西抗戰不能不提出的另一面。
注釋
[1] 閻錫山電朱德我決殲滅平型關之敵希電林師夾擊敵之側，1937年9月23日，台北國史館藏：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19-201 。
[2] 史培曼呈蔣中正崞縣寧武等地戰況及我增援各部進攻日軍情形，1937年10月9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8177。
[3] 衛立煌電蔣中正今后亟應避實就虛著眼於持久抗戰的大規模游擊戰術等，1937年11月2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90300202004。
[4] 劉伯承：《論游擊戰與運動戰，1938年3月》，《劉伯承軍事文選》上，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頁。
[5] 閻錫山電蔣中正等我朱德部游擊頗有進展，1938年1月9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0-057。
[6] 閻錫山電蔣中正等進犯下社之敵經朱德部痛擊南竄，1938年1月25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0-073。
[7] 閻錫山電彭處長轉朱德等貴部克復名城殊堪嘉慰，1938年2月15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0-162。
[8] 《朱德、任弼時關於衛立煌抽六個團歸八路軍指揮等問題致毛澤東等電，1938年1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頁。
[9] 閻錫山電行營政治處等規定本戰區中心游擊區域及游擊作戰方略，1938年3月2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2-007﹔閻錫山電蔣中正等綜合報告第二戰區及我採游擊戰術后各地戰情，1938年3月3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2-023﹔閻錫山電蔣中正戰地各省提前准備游擊辦法尤為困敵切要之圖，1938年3月6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 116-010101-0122-050。
[10] 張聞天：《把山西成為北方游擊戰爭的戰略支點，1937年11月15日》，《張聞天文集》二，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修訂版，第253-254頁。
[11] 武昌蔣委員長0220令一元電 1938年3月3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2-018。
[12] 《劉少奇、楊尚昆關於山西工作情況向張聞天的報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頁。
[13] 陳賡日記，1938年3月8日，戰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頁。
[14] 致武昌蔣委員長電，3月6日發，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2-050。
[15] 蔣中正電李默庵速定整個游擊計劃化整為零再分進合擊，1938年3月9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5007。
[16] 蔣鼎文電蔣中正第一六九師曾請朱德講話數次該軍官兵已有三分之一傾向第八路軍，1938年8月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90300205082。
[17] 陳長捷電閻錫山敵千余由蒲縣西去大寧在薛關鎮曾被八路軍襲擊，1938年3月23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3-039。
[18] 衛立煌電閻錫山蒲縣西北敵千余被林彪師截擊斃五百余繳獲槍支百余，1938年3月26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3-073。
[19] 《林彪關於向衛立煌上報午城、井溝戰況及要求補充彈藥事致朱德、彭德懷電，1938年3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頁。
[20] 肖華：《午城殲敵日記》，《山西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政協山西文史資料委員會1986年編印，第5頁。
[21] 衛立煌電閻錫山賀龍師於麻峪村石湖河擊敵，1938年4月5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3-162。
[22] 《粉碎日軍向晉東南圍攻之部署，1938年4月8日》，《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331頁。
[23] 陳賡日記，1938年4月16日，戰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頁。
[24] 致武昌蔣委員長電，4月21日發，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4-069。
[25] 朱彭總副司令巧辰電，1938年4月18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4-056。
[26] 《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關於響堂鋪戰斗情況致八路軍總部等電，1938年4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頁。
[27] 楊國宇：《劉鄧麾下十三年》，重慶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頁。
[28] 朱德：《一年余來的華北抗戰》，《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資料叢書·文獻選編》抗日戰爭時期（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頁。
[29] 閻錫山電復朱德彭德懷嘉許將九路圍攻之敵擊潰乃賞洋兩萬元，1938年4月22日發，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典藏號：116-010101-0124-080。
[30] 武昌蔣委員長儉電，4月28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4-125。
[31] 楚參謀長真酉電，5月11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5-053。
[32]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華北治安戰》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頁。
[33] 《華北治安戰》上，第81頁。
[34] 《毛澤東關於配合武漢作戰問題致朱德、彭德懷、周恩來電，1938年6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頁。
[35] 朱彭總副司令敬卯電，1938年6月24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6-127。
[36] 朱彭總副司令虞辰電，1938年7月7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7-067。
[37] 《朱德、彭德懷關於集中兵力消滅正太沿線之日軍等問題致毛澤東等電，1938年7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頁。
[38] 《華北治安戰》上，第83頁。
[39] 朱彭總副司令銑巳電，1938年7月16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7-142。
[40] 朱彭總副司令蓧酉電，1938年7月17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7-151。
[41] 致朱副長官敬酉電，1938年7月24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7-200。
[42] 陳誠呈蔣中正承德之灤平及古北口喜峰口平東之薊縣等處戰事激烈我方游擊隊多系八路軍隨時破壞致敵防不勝防，1938年8月7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200-00501-062。
[43] 《毛澤東關於必須堅持統一戰線政策的補充意見致朱德等電，1937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頁。
[44] 《張聞天、毛澤東等關於武漢會戰應避免不利的決戰的意見致陳紹禹、周恩來等電，1938年8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頁。
[45] 朱彭總副司令敬電，1938年8月24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8-171。
[46] 致楊孫總副司令等艷酉電，1938年10月29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1-081。
[47] 《華北治安戰》上，第80頁。
[48] 閻錫山致高軍長等 1938年9月26日發，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0-006。
[49]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1938年9月30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頁。
[50] 朱彭總副司令江辰電，1938年10月3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0-058。
[51] 致武昌蔣委員長電，1938年10月8日發，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0-113。
[52] 朱彭總副司令佳午電，1938年10月9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0-123。
[53] 致武昌蔣委員長電，1938年10月19日發，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1-027。
[54] 朱彭總副司令號酉電，1938年10月20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1-041。
[55] 致各部隊號酉電，1938年10月20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1-036。
[56] 致各部隊號未電，1938年10月20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1-035。
[57] 致各部隊蓧申參戰電，1938年11月17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2-050。
[58] 衛副長官佳亥電，1938年11月9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1-149。
[59]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1938年10月21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頁。
[60] 致朱彭總副司令等東未參戰電，12月1日發，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32-145。
[61] 董顯光呈蔣中正燕京大學教授喬治但勒對華北情狀華北游擊隊漸被日軍肅清等原因之報告書，1939年5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200515152。
[62] 《華北治安戰》上，第129頁。
[63] 蔣中正電衛立煌日必急清晉省嚴督所部中央部隊決不能向南撤退，1938年11月23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5024。
[64] 董顯光呈蔣中正燕京大學教授喬治但勒對華北情狀華北游擊隊漸被日軍肅清等原因之報告書，1939年5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200515152。
[65] 《八路軍一年來傷亡總數通報，1938年6月29日》，《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檔案選編>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
[66] 《八路軍第一二0師抗戰一周年傷亡統計表，1938年6月》，《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檔案選編>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
[67]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2284000、陸支受大日記（普）別冊，昭和16年1月27日東京參謀長會議に際し，北支方面軍狀況報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8] 致各部隊寢未電，1938年7月26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7-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