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時期的經濟封鎖與反封鎖
為了在周圍強大外敵包圍的環境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地處落后農村的中央蘇區要利用貧瘠的土地來支撐經濟的運轉，通過落后的經濟支持戰爭，開展頻繁的戰爭保護資源，使其形成一個循環，並竭盡全力保持其良性運行，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爭奪資源、開發資源。除此之外，蘇區還要面對的就是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怎樣沖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成為當時蘇區面臨的極嚴重的問題。本文以中央蘇區時期的食鹽、藥材等作為考察的對象，研究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深入分析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解決蘇區經濟物資上的壓力和困難而實行的各種措施。中央蘇區採取的措施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物資短缺所造成的壓力和困難，但是其未能真正解決蘇區的經濟困境。在“左”傾錯誤造成軍事上節節失敗的情狀下，外部國民黨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的壓力和蘇區越來越激進的政策，加上長期戰爭導致的內部資源的枯竭，造成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利，紅軍不得不轉移進行長征。
一、國民黨對蘇區實施經濟封鎖
蘇區建立后，為“剿滅”新生的革命力量，國民黨當局在對蘇區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還運用嚴密的政治與經濟手段，對蘇區形成政治、經濟、軍事、宣傳輿論等各方面全面進攻的戰略，對蘇區構成巨大的威脅。
在蘇區創建前期，國民黨內即有黨政並進的說法。如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在“清剿”革命力量時，即主張採取屠殺與軟化相結合的辦法，用“進剿朱毛，包圍弋橫，清查人口，設立聯保，各種民眾指委會，頒布共產黨自首條例等，這種硬軟並施、雙管齊下的[辦法]對付革命勢力”。[1]P34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國民黨實行軍事“進剿”的同時，同時施以嚴密的經濟封鎖政策，使紅白區域成為敵對區。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就曾感嘆：“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紅區白區)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貧農階級比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階級到忍不住時，就投降豪紳階級。”[2]P70
自圍攻井岡山開始，國民黨的封鎖政策再也沒有中斷過。1933年夏，國民黨的封鎖政策進入極端嚴厲時期。准備第五次“圍剿”時，蔣介石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對蘇區和紅軍“著重在圍”，“不急於進剿”，企圖以逸待勞，拖延時日，使蘇區物資日益匱乏，從而使蘇區和紅軍“未剿而先滅”、“不戰而自亡”。他認為，“以軍事圍剿、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三管齊下，而將共區經濟封鎖，無疑為我們一個最重要的戰略。務必嚴密封鎖港口碼頭和河道水口，斷絕與共區的一切經濟往來，使敵無粒米勺水之救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3]蔣介石判斷，“匪區數年以來，農村受長期之擾亂，人民無喘息之余地，實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則內無生產，外無接濟，既不得活動，又不能鼠竄，困守一隅，束手待斃”，[4]P1-2為此其制定了封鎖蘇區的種種辦法，並嚴厲要求國民黨高級官員“親自出馬”，“切實去辦”。
1933年5月21日，第五次“圍剿”總指揮機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以下簡稱行營)成立[5]P149，管轄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陝西十省以及上海、南京、武漢三個特別市，負責“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事及監督、指揮剿匪區內各省黨政事務”。行營成立后，即開始實施封鎖具體事項。行營頒布《封鎖匪區辦法》[6]P458，將封鎖區域分為“全匪區”、“半匪區”、“鄰匪區”和“安全區”四種類型。其中，“全系赤匪盤踞之地方”為全匪區，“常有匪患之地方”為半匪區，“鄰近匪區之地方”為“鄰匪區”，“全無匪患之地方”為安全區。規定封鎖區域駐軍最高軍事長官(“剿匪”各路總司令、總指揮及縱隊司令等)負責主持一切封鎖事宜。組織公賣會對食鹽、火油等物資實行公賣，禁止私人在“鄰匪區”和“半匪區”販賣。蘇區民眾前往國民黨統治區進行貿易偷運食鹽等禁用品，不幸被捕，則必殺無疑。
江西是南昌行營的駐地，是“圍剿”的主要區域，因此對江西經濟的封鎖最為嚴酷。江西全省除了南昌和新建兩縣被劃為安全區外，其余均被劃為封鎖區，均設立了公賣會和封鎖管理所。到1934年11月份，江西全省緊鄰中央蘇區、閩浙贛蘇區、湘贛蘇區、湘鄂贛蘇區的40個縣被劃分為8個封鎖區，各區設檢察官，由當地最高駐軍長官擔任，實行食鹽公賣的縣份有73個，外加5個特別區，共成立公賣會76個，成立公賣分會709個﹔設立封鎖管理所74個，管理分所376處，檢查卡1053個，部分檢查卡還設檢查分組若干處。在水路，則設立贛江萬(安)豐(城)間水道督察處及13個封鎖管理所，加緊對贛江沿線的全面封鎖。
南昌行營先后頒發了13種封鎖令，對封鎖事項、封鎖組織、封鎖辦法等逐一作出詳細規定。主要在物質、交通和通信三方面實行封鎖。“出入鄰匪區半匪區者，須持有通行証，始可通行。其他如河道山地之間，兩縣交界之地，均劃分職責，嚴加封鎖。”[7]P119
在三種封鎖中，核心是物質封鎖。物質主要包括糧食、食鹽、布匹等必需日用品和藥材以及鋼鐵、鉛等軍用品的材料。由於江西不產食鹽，作為一種日常生活必需品，鹽是重點封鎖的物資之一。1933年7月17日，按照行營的要求，江西食鹽火油管理局成立，代表軍方對民眾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食鹽、火油的運輸、儲存和買賣進行嚴格管控，並有權就食鹽火油公賣事務監督各縣縣長認真履行職責。隨后，行營對原已實行的食鹽火油公賣政策進行調整，出台《修正剿匪區內食鹽火油公賣辦法》，嚴格控制食鹽的買賣，實行計口售鹽。
《剿匪區內食鹽火油公賣辦法》規定，公賣委員會及各地分會需將本區人口數量、食用量、存儲量、售賣數量分別登記造冊。所有食鹽必須憑証購買，購買憑証分為護照、許可証和憑單三種。縣公賣會必須憑縣政府發放的護照採購食鹽，公賣分會則要取得購買許可証之后，才能前往縣公賣會購買食鹽。民眾則以戶為單位，持縣政府發放的購買憑單，往本地區公賣分會購買。對於食鹽購買的數量，不允許在最低限度之外有絲毫富余，規定“每人每天，隻許購買三錢(皆舊制，一斤為十六兩，以下皆同)，五口之家，得購一兩五錢”，經常有紅軍出沒，且沒有國民黨軍隊駐扎的地方，縣公賣會每次購買的食鹽不得超過總人口三日的食用量，對於離蘇區較遠，且有軍隊駐扎的地方，縣公賣會每次也不得購買超過15日的用量，分會和住戶不得購買超過10日的用量。[8]P6-14
為清查人口，實行“計口售鹽”，國民黨還推行了保甲制度。1931年7月1日，為嚴密民眾組織以便利第三次“圍剿”，國民黨當局決定在江西43縣“剿匪”區域停辦地方自治，對原社區公所及鄉鎮閭鄰制度進行改組，實行保甲制度。后發現保甲制度便於“協剿”，江西省人民政府於1932年3月正式廢除鄉鎮閭鄰組織，在全省普遍推行保甲制度。江西也因此成為民國時期全國第一個實行保甲制度的省份。保甲在編制上以戶為單位，10戶組成一甲，10甲組成一保，分社設立戶長、甲長和保長。保甲內實行互相監督和互相告發的聯保連坐制度，即所謂一人“通匪”，全戶同罪，並類推而株連全甲、全保。萬年縣規定編組保甲尚未完成區域，民眾“購買食鹽數量應嚴格控制，每次隻許購買半斤或4兩”。而未組織保甲區域或赤化區域，民眾則“不得購買食鹽及布匹鋼鐵藥品等項”[9]。保甲制度以居民自治的組織形式，將國家權力延伸到了城鄉底層，形成了對基層社會和村鎮居民的嚴密控制，奠定了“計口售鹽”的基礎，配合連坐制度的實行，有效地減少了食鹽流入蘇區的可能。因此，國民黨人對其高度肯定，認為“淸匪工作靠它，代理鄉鎮閭鄰的自治制度也靠它”[10]。
封鎖初期，存在的疏漏還是比較多的，尤其是封鎖不嚴導致食鹽偷運頻繁。1933年7月20日，蔣介石電令必須馬上成立封鎖辦理及公賣的機關，僅7、8兩月，江西省設立封鎖管理所和公賣會的縣份即達33個縣之多。不過，盡管封鎖和公賣機關陸續設立，但封鎖的效果不是十分明顯，偷運食鹽時有發生。1933年10月，駐永豐的國民黨陸軍第八十三師向行營報告稱：“刻下封鎖匪區，未能十分見效，匪區之生產品，已可由半匪區之民眾代運，來我軍駐地一帶出賣，而我地之貨物，亦可利用同樣方法，輸進匪區，即食鹽一項，匪區內並不感缺乏，蓋因永豐一隅封鎖，而新淦、樟樹、豐城各地，仍可自由買賣”，並特別提到“且福建方面，封鎖尚不十分周密，食鹽仍可大批由此輸進匪區。”[11]實際上，即使到10月份，永豐縣公賣會仍“尚未組織健全”，“泰和縣僅於馬家洲、三都墟、沿溪渡三處設置分所，其余交通要隘，概未設立”。[12]
針對封鎖過程中存在的疏漏以及造成的混亂局面，為強化封鎖效果，南昌行營實行改組，由原來的四廳縮減為兩廳[13]，第二廳負責黨政經濟，主辦封鎖，廳長由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的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兼任。行營改組后，對公賣及封鎖機關進行整理，以軍法嚴懲公賣及封鎖舞弊人員﹔為減低食鹽運輸費用，允許各縣分會變通購鹽區域就近購鹽﹔制發部隊購鹽憑單，規范部隊購鹽手續。經過調整，食鹽封鎖得到進一步強化，封鎖程度前所未有。
藥材作為戰爭環境的特殊用品，也是重點封鎖的物質之一。1932年3月紅軍失利撤圍贛州后，國民黨贛州地方當局在贛州開始實行封鎖。不僅在水陸要道上設立各類關卡，並嚴密搜查與巡邏，還實行保甲制度，對鹽、布實行公賣。“對西藥藥材更是嚴加控制。抓到私運鹽、布、西藥材的人，輕者沒收物資，剃眉毛，罰苦役二、三年，重者則以通‘匪’罪，殺頭示眾”。[14]P352
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對蘇區的沖擊
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使得蘇區食鹽、布、藥材和火油等產品嚴重短缺，蘇區物質資源的不足日漸顯現，蘇區經濟日益困難。尤其是食鹽和藥材的短缺給蘇區軍民的生活和健康帶來極大的危害。中共中央將這一情況向共產國際報告，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在共產國際的發言中談到：“過去蘇區與國統區的經濟往來是相當容易的，而現在則要困難幾十倍。國民黨對於跟蘇區經商的商人不惜採取各種鎮壓、槍斃的手段，而這種封鎖產生了效果。如果說過去不管怎樣總能把一些工業品帶到蘇區來，而現在可能性極少。”[15]P274
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使得蘇區商業蕭條，商店大量倒閉。如閩西長汀，原本商業繁榮，大大小小的店鋪很多，但1932年后，近“80％的店鋪因沒有進貨無生意可做而停業關門”[16]P169。整個中央蘇區內“食鹽、土布、煤油、西藥等工業品，十分奇缺，價格越來越高”，以至於“有人拿走一粒鹽，店主趕過三家店”[14]P344。據毛澤東調查，興國長岡鄉“豆子可以換鹽，但鹽量大減”，“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鹽四錢(月十二兩)，今年七月減少一半隻二錢(月六兩)，十一月三錢多一點(月約十兩)。”[17]P16上杭才溪鄉：“暴前每人平均每月吃鹽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隻吃三兩二錢。即暴動前五個人的家庭月吃鹽五斤者，今年十一月隻吃一斤，減少了百分之八十”，鹽價，暴前每元十斤，1932年夏漲至每元7斤，“一九三三年每元買一斤，十一月每元僅買得十四兩。”[18]P344國民黨媒體當時也有諸多類似的報道，並認為“封鎖之效果，較軍事推進更有力量”[19]P44。
因為缺鹽，蘇區軍民隻好用香干、蘿卜水、醋壇水、辣椒干代替食鹽煮菜。長期缺鹽也導致許多群眾身體浮腫，患上各種疾病，甚至喪失生命。一些紅軍指戰員因為鹽分攝入不足，體質明顯下降，嚴重影響部隊戰斗力。戰士們“吃飯時，無鹽無油，經常以辣椒和芋頭干送飯。日子長了，大家感到力氣不足”[20]P158。時任紅三軍團第五師政治部主任的黃克誠也指出，由於國民黨加緊對中央蘇區實行封鎖和蘇區內“左”傾政策的影響，給紅軍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吃鹽也成了大問題，“當時兄弟部隊見面時，能向對方要到一點鹽，就是很難得的收獲了”[21]P115。
長期的反“圍剿”戰爭使蘇區傷員急劇增加，但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又使蘇區醫藥來源越來越困難，藥材奇缺，西藥更是沒有。在紅軍醫院，因為沒有西藥，多是用中藥治外傷，“洗傷口用甘草水，洗淨后，如無紅腫，就用玉紅膏﹔如有紅腫，就在傷口的周圍涂金黃散，傷口上用玉紅膏﹔如還有疼痛，則口服七裡散”[14]P184。在紅軍第一后方醫院，“吃的藥，大部分是中藥丸子，隻有少量西藥。外科的主要藥品有‘油少爾’和碘酒，油少爾是自己用鹽和硼酸配制的”[14]P180。蘇區不僅藥品缺乏，而且醫藥器材也十分緊缺。“繃帶、貼布是洗了又洗、補了又補。繃帶被越用越短，就用針線縫接起來，直到實在不能用才丟掉”。有時候，醫生隻能眼睜睜看著傷員遭受傷痛的折磨而束手無策。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斗中，被飛機扔下的炸彈彈片擊中，穿過直結腸，嵌在右腸骨上，傷勢極為嚴重。由於蘇區醫療條件太差，不能動手術，隻能讓電動磁鐵吸出彈片，可殘留的彈片因無法取出，結果引起腹膜炎。因為缺少基本的藥品和醫療器械，紅軍傷病員得不到應有的治療，嚴重削弱了部隊的戰斗力。
不僅如此，經濟封鎖還給蘇區的農業生產造成極大的打擊，擴大了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一方面外來工業品，如布匹、洋油、洋火、食鹽等減少輸入，價格日漸高昂﹔另一方面內地農產品，如紙、木、豆、煙葉、夏布、糧食等銷不出去，價格大跌特跌。”[22]P315有些農產品如木材、紙、煙草等，因為蘇區內部對這些產品的消費非常有限，幾乎成了廢物。[23]據毛澤東在才溪鄉的調查稱，煤油暴動前每元能買7斤14兩，1933年每元僅能買1斤5兩，暴動前58％的人家點煤油燈照明，暴動后由於煤油價高，除了政府機關辦公點煤油外，一般居民隻能點鬆明。暴動前棉布每元能買1匹，1932年要1元4毛買1匹，1933年漲至2元2毛1匹。因為布貴，平均每人隻能做半套衣服。外來日用品的價格一再上漲，而農產品的價格卻一跌再跌。以谷為例，暴動前每擔(100斤)10元，1929年2元5角，1930年5元，1932年6元2角，1933年5月10元，10月5元。[24]P348
另一方面，經濟封鎖導致蘇區現金銀元的不足。蘇區為購買軍民必需品大量出口銀元，但中央蘇區的主要商品，如大米、紙、木材等卻因為封鎖不能到國民黨地區去出售。所以，中央蘇區的銀元大量流向國民黨統治區。尤其是1933年以后，中央蘇區的市場上再也見不到銀元了，市場上不得不以物易物，如同回到了沒有貨幣的原始社會。[25]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彌補財政不足大量發行紙幣，又導致通貨膨脹，也因此部分推高了物價，使蘇區的金融財政狀況陷入一種惡性循環。
此外，過“左”的錯誤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物資短缺的困難。中共認為，除了封鎖之外，蘇區奸商富農將食鹽藏著不賣，從中操縱，賤買貴賣，也是導致食鹽價格暴漲的原因。據此提出要“鎮壓奸商、富農投機操縱，在蘇維埃監督之下，強迫其照價將食鹽賣給群眾。但蘇維埃對此必須予以必要的處治，以警戒奸商富農。對於有反革命嫌疑及陰謀的，應無條件的將食鹽宣布沒收，並嚴辦反革命分子。”[26]P600由於害怕國民黨暗探假扮白區商人，進入蘇區刺探情報，故對進入蘇區的白區商人，地方蘇維埃機關往往“任意沒收商人貨物，以致加以拘捕(如在登賢、會昌)”[27]。隨著中共的政策不斷“左”傾，對富農奸商的定義過於隨意，從而導致商人多不敢在蘇區做生意。物資匱乏，也導致部分士兵及民眾逃往白區。“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那邊去投親靠友。”[28]P156被陳誠第三路軍獲俘的紅五軍團十三師指導員劉子祥供稱“匪軍糧食食鹽均甚缺乏，眾心動搖，多思投誠，恨無機可乘”。[29]為防止蘇區民眾逃往白區，部分蘇區禁止民眾出口產品到白區，換回食鹽或布匹。許多地方(如萬泰、楊殷等縣)在“加緊赤色戒嚴”、“防止群眾逃跑”的借口之下，阻止或禁絕進出口[27]，這無疑使蘇區的鹽荒雪上加霜。
可以說，能否解決物資匱乏問題，關系到蘇區內部的穩定及民眾對革命的支持。解決食鹽等物資匱乏，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三、中央蘇區對經濟封鎖的應對
有封鎖就有反封鎖。早在1931年中共方面就已意識到：“目前敵人尚未下絕大決心來封鎖蘇區，所以日常用品許多還可以入口。但我們要知道，階級斗爭日益尖銳和劇烈，敵人也就必然的更嚴密的來封鎖蘇區。我們為鞏固政權，進攻敵人，在經濟上須有充分的准備。”[30]P368為了解決所面臨的經濟困難，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號召群眾來共同打破封鎖，一方面發展中央蘇區的工業生產，另一方面爭取擴大與國民黨統治區的貿易。針對蘇區鹽荒，中共中央要求全黨“為消滅食鹽困難而斗爭”，“解決目前的食鹽問題，是黨在目前最緊急的工作之一。”[26]P600
起初，打土豪繳獲物資是解決物資短缺問題的方式之一。如湘贛省蘇規定，“省軍委必須負責在上饒、橫峰、弋陽、德興積極的去布置向有鹽與有布匹的地方堅決行動，以解決目前的食鹽與布匹問題。”[31]P4651933年7月，由紅三軍團與紅七軍團第19師組成的東方軍，為“籌款百萬、赤化千裡”，“把紅旗插到福建去，開辟新的根據地”而外線出擊入閩作戰，月余時間共籌款約30萬元、食鹽24萬斤、煤油600余桶，以及大量武器、糧食、布匹、藥材等物資。當然，這些方法隻能暫時解決蘇區物資的短缺，遠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了解決問題，蘇區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加強赤白貿易
加強貿易流通是打破經濟封鎖的關鍵。為了保障蘇區軍民生活需要，蘇維埃政府努力擴大與白區貿易的渠道。1930年秋，閩西就設立了國家保衛局領導下的工農通訊社。工農通訊社的主要任務是“傳送黨的機密信件，護送領導干部出入蘇區，採辦軍需物資並保護這些物資輸入根據地”。其採購的主要物資有“布匹、食鹽、藥品、紙張、電訊器材、印刷器材、軍械器材”，運輸物資則主要依靠群眾，“群眾很有組織，一叫就來，不論雨天黑夜……群眾看見穿黑衫、帶駁殼槍的交通員一來，就主動准備好工具等待來叫挑擔”[32]P301。為了發展蘇區對外貿易，“迅速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進攻”，1933年4月，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成立，工作重心在於“調劑糧食，指導合作社運動和發展對外貿易”[33]。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領導下的對外貿易總局，其主要任務是：“管理蘇區對外貿易事項，設法打破封鎖，保証蘇區境內的生產品與境外的商品，得有經常的交換，消滅農業生產品與工業生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現象。”[34]中央設外貿總局，省、縣或重要市鎮相繼設立分局，重要口岸設立採辦處，逐步形成了蘇區的對外貿易管理網絡。其中，兩個最大的貿易分局是江口貿易分局和新泉貿易分局。江口分局高峰時一天“購進四千多斤食鹽，出售了一萬多斤稻谷”，“每圩都有贛州商人的成百條貨船，載著一船一船的鹽和布到江口圩來”。1933年夏，江口分局和贛州市大商戶“廣裕興”互派代表，開展貿易，廣裕興后台是廣東軍閥李煥奎和陳濟棠，江口分局在廣裕興設立秘密採購站組織貨源，“蘇區急需的物資，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通過這裡以各種方式向贛州採購”。[14]P347
在設立各級貿易局之外，蘇維埃政府還創辦各類合作社把廣大群眾組織起來，調劑糧食與一切產品的產銷，發展對外貿易。到1934年2月，蘇區各類消費合作社總數達到1140個，社員295993人，另外還有中央消費合作總社。合作社大量地輸出蘇區農產品，輸入急需的工業品，並通過廣泛吸收群眾資金解決貿易所需資金問題，源源不斷地輸入食鹽和軍用品。
為了鼓勵赤白貿易的開展，蘇區對商人採取許多措施加以保護，並對緊缺的工業品實行低關稅政策。中共閩西特委鑒於剪刀差問題嚴重，通過專門的商人條例，規定：“第一，商人遵守政府決議和法令，照章繳納所得稅，政府給予保護，不准任何人侵害﹔第二，允許商人自由貿易，政府不會限制其價格﹔第三，商家來往賬目，政府不予取消﹔第四，各地船隻、貨物來往，除非違反蘇維埃禁令物品者，否則其輸入與輸出，政府一律予以保護﹔第五，所有武裝團體不得借口逮捕犯人，騷擾商店﹔第六，除非經縣政府審判商人有罪，並獲得閩西政府批准，否則，不得沒收其商店﹔第七，商人不得私藏槍械……”[22]P296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仍然堅持保護守法商人，擴大赤白貿易的政策，規定：“凡遵蘇維埃一切法令，實行勞動法並依照蘇維埃政府所頒布之稅則完納國稅的條件下得允許私人資本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境內自由投資經營工商業”。[35]因為蘇區市場的需求，以及中共的優惠政策，白區商人在與蘇區的商品交易中賺取了較好的利潤。因此，他們也積極尋找商業渠道，開辟各類通商途徑，把大批的食鹽、布匹、藥材運到蘇區。
臨時中央政府還以稅收作為杠杆，溝通赤白貿易。征稅的原則則以蘇區群眾需要為標准。“不要的抽重些，要緊的抽輕些，一定要的就免稅，比如鹽、洋油、洋火、棉布、米谷、石灰、鐵等等都是蘇區目前極要緊的，所以進口稅都免抽。其他洋布、洋襪等則不是十分需要的，所以抽些稅。另一方面出口的東西，我們有多的抽輕些，不夠的抽重些，必要的禁止出口，比如黃豆等是我們有多的要他出口，所以抽輕些，石灰、鐵器卻是我們不夠用的，所以抽重些。”[36]P245
與此同時，針對國民黨的油鹽公賣政策，中共中央局白區工作委員會要求在邊區組織武裝販鹽隊參與販鹽，黨組織和游擊隊要幫助白區來販鹽的小商販。“在這裡加緊領導這個反對食鹽公賣的斗爭，是我們蘇區各縣委及白區工作部第一等緊急的任務”，“邊區與白區黨必須去幫助繼續在拼命販鹽的成千成萬的群眾，反抗國民黨團匪的屠殺與攔搶，贛縣、南雄、尋烏、安遠、永定、上杭、寧化、黎川、南城、宜黃、公略等重要邊區的黨，應該派積極勇敢的同志到販鹽的群眾中去參加販鹽。他的任務，去組織鹽販，組織販鹽的武裝隊伍。”[37]P10為了運鹽到蘇區，蘇區群眾想出了很多辦法，千方百計藏匿食鹽，並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嚴密的封鎖線將鹽輸送到蘇區。他們有的把糞桶做成雙層，上面裝糞底下裝食鹽﹔有的打通竹子裡面的關節將鹽裝在裡面﹔有的把食鹽化成水浸泡衣服，晒干穿在身上帶進蘇區，然后水洗再晾成鹽﹔有的還利用出殯的棺木運鹽。
(二)開展自救生產
在努力發展經濟，溝通對外貿易的同時，蘇區開展全民自救生產運動。針對食鹽短缺，大力推廣土法熬鹽。針對藥材不足，就地取材，採集中草藥，自制器材，用土方法為傷員治療。在紅軍第一后方醫院，“裝藥的瓶子是用竹筒子代替，鑷子是自己用銅打的，探針都是自己用銅打的，也有用打土豪搞來的銀子打的，甚至有用竹片子、竹竿子做的。提藥的木盆子也是自己做的，長方形，裡面放上裝藥的竹筒子。消毒的盤子有自己用鐵皮做的，也有繳到敵人的。外科用的鋸子是用鋸木頭的鋸條加上竹弓做的。病床是用廟裡的門板鋪的。”[14]P179-180
土法熬鹽運動則是在國民經濟部負責領導下進行的，其方法是利用舊牆土、廁所或墳墓等地方的泥土熬硝鹽。1934年下半年，隨著國民黨封鎖的加強，從白區購買食鹽變得越來越困難，土法熬鹽更加受到重視，被認為“是擊破敵人經濟封鎖的有力工具，是保証紅軍的供給與改善工農生活的強大武器”，“是各地蘇維埃當前的一個戰斗任務!”，吳亮平要求“每一個合作社至少建立一個熬鹽廠”，“合作社每月至少幫助5萬斤鹽給紅軍”，“宣傳鼓動群眾，打破不願動土的迷信等”。[38]
1934年8月底，蘇區江西省7個縣，總共建成熬鹽廠580個，其中合作社的224個，機關團體44個，群眾私人的314個。勝利、洛口和博生等縣部分地區(如興國的部分地區，博生的青塘區和七裡村，勝利的古龍崗和洛口的黃坡等區)據稱基本能達到“食鹽自給”，甚至“還能出售一部分”。贛南軍區一個12人的熬鹽廠，第一天熬鹽9斤13兩，第二天熬鹽11斤多，第三天熬鹽10斤多，平均每天熬鹽約10斤。而瑞金縣全縣在1934年7月，共計“發展了二十八個(私人的不在內)熬鹽廠，統計每天能夠熬鹽二百廿多斤”。[40]到1934年9月份，蘇區江西省平均每天能熬鹽約1900斤。[41]
土法熬制硝鹽的方法是將土打碎浸泡數天過濾后，放在鍋裡熬干水，剩下的即是硝鹽，然后將鹽和硝分離開來。但是，鹽和硝分離需要極高的技術，即使是當時工藝技術最先進、生產設施最完備的硝鹽廠，最終也未能實現鹽與硝的分解。這種方法生產出來的鹽，不僅味苦而且有毒性，長期食用對身體很不利，以至於中毒事件時有發生。
四、余論
盡管為了解決物質短缺問題，蘇維埃政府實施了很多辦法，發展工業，加強對外貿易，尋找替代品開展自救，但是，蘇區物質缺乏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尤其在1934年以后更加嚴重。嚴密的封鎖還使蘇區糧食、夏布、火油等物資得不到補充，嚴重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紅軍作戰。毫無疑問，國民黨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措施的強化和改進，使得一直存在的敵強我弱態勢進一步擴展和強化，加劇了蘇區應對的困境，形成了對蘇區的強大壓力。從形式上看，國共雙方這時都在實行全社會的總動員，各以其所掌控的全社會資源相對抗，但比較而言，中共和蘇區無論是從地域范圍還是資源佔有上說，與國民黨都不是處在相同相等的位置，更何況在國民黨壓縮著蘇區資源的同時，中共中央的“左”傾錯誤的進一步發展以及長期戰爭的巨大消耗，使得蘇區的劣勢進一步凸顯。正是多種因素的作用，使紅軍終未能打破“圍剿”。長征一方面是要避開國民黨毀滅性的軍事打擊需要，同時也是從資源幾近枯竭的中央蘇區向外尋找新的發展路徑的被迫之舉。
作者簡介：吳曉榮(1981—)，女，江西都昌人，江西省社會科學院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央蘇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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