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創新發展的歷史經驗與啟示
延安寶塔山 資料圖片
創新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重要戰略思想。他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不創新就要落后，創新慢了也要落后。”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把創新與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一起確立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大發展理念並將其列在首位。“創新發展”將是“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發展的基本思路、基本方向和著力點。對此，全黨和各行各業都需要認真領悟和努力實踐。
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考驗磨難無往而不勝，關鍵就在於不斷進行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延安時期，黨實行了一系列理論創新、實踐創新，這些創新舉措與成果體現在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上，體現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立中，體現在軍事斗爭的創新上，體現在統一戰線的創新中，也體現在黨的建設理論的創新中。由此形成創新與發展的良性循環，使黨在極其艱巨、極其復雜的條件下，攻堅克難、披荊斬棘，取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中外矚目的成就，為中華民族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作出巨大貢獻，奠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基礎。可以說，創新是延安時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延安時期是我們黨歷史上創新發展的一個典范，這一時期創新發展所凝聚的經驗，對於我們今天更好地落實創新發展理念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1.崇高的政治信念和強烈的使命感是創新發展的動力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改造中國、拯救中國，改變中國貧窮、落后，任列強宰割的命運和中國人民被壓迫、被欺凌的困窘處境，作為自己的使命。延安時期，黨努力從各方面為此而奮斗不懈。中共中央在長征初到陝北之時，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危機尚未徹底擺脫、國民黨重兵進攻和張國燾分裂主義造成嚴重破壞的形勢下，即確定“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突破“左”傾教條主義束縛，推動革命事業發展。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嚴峻現實，毛澤東明確向全黨提出：黨要擔負“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責，“責無旁貸和義不容辭”。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洛川會議明確規定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並具體要求：“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與武裝力量，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要發揮重大作用，“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陝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要成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區域，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政治與軍事的模范區域，為實現民主共和制的模范區域。”據此，全黨開拓進取，開創了對支撐中國抗日戰爭堅持、發展和勝利具有重大意義的敵后戰場。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戰勝利后，黨都堅守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使命，曾試圖通過努力與斗爭，通過聯合政府的方式即通過曲折的道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當蔣介石發動反共內戰后，黨中央指出“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我們黨適應新形勢作出政策調整，凝聚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通過人民解放戰爭戰勝了國民黨蔣介石。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正是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在同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錯誤傾向進行斗爭中，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提供了正確思想指導。“泰山壓頂不彎腰”，黨在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道路上不斷發展，根本原因在於“胸中有了大目標”。延安時期黨的發展歷史說明，創新是需要條件的，而其基本條件就是堅定的目標和崇高的追求，這是創新的原動力、出發點和歸宿，是能否有創新、創新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2.戰略思維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前提條件
延安時期，黨面臨形勢之嚴峻、遭遇困難之多之大、斗爭之艱難和驚險，是世所罕見的。黨之所以能夠戰勝困難，突破困境，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正確的戰略決策。毛澤東曾就此反復強調說：“我們提倡戰略思想”，“提高戰略空氣”，“沒有戰略，戰術也一定談不好”。正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高瞻遠矚，制定的一系列高超的戰略決策，在突破和創新中戰勝了艱險和挑戰，實現了發展。比如，黨制定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順應日本侵略造成嚴重民族危機的形勢，迫使國民黨當局改變政策，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推動全民族走向抗日的歷史轉變，黨由此突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危機，極大提高了聲望和影響力。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黨提出全面抗戰路線、闡明持久戰戰略、力倡抗日游擊戰，解決了中國如何與強大、凶殘的日本帝國主義斗爭並戰勝它的問題。我們黨全力以赴，開辟和發展了廣大的敵后戰場，使之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一個主戰場和最活躍的、致日本帝國主義於死命的戰場，使黨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成為中外矚目的決定中國歷史演變的主要力量。抗戰勝利后，黨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向全國昭示了中共反對內戰的立場和爭取和平的誠意。蔣介石發動反共內戰后，黨實行人民民主的統一戰線、十大軍事原則和自力更生的政治、軍事、經濟方針，掀起波瀾壯闊的解放戰爭，戰勝了美國支持下軍事實力極大膨脹的國民黨，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簡而言之，延安時期，黨長期面對強大的敵人，處在力量劣勢和物質條件短缺的狀態，但黨制定和實行正確的戰略，在逆境中突破和尋求發展，戰勝艱難險阻，創造了震驚世界的奇跡。創新是智慧的結晶，是戰略思維的成功。延安時期的巨大發展和輝煌業績是黨的正確戰略指導和不斷實踐的結果。強化戰略思維，善做戰略謀劃，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優良傳統，也是延安時期創新發展留給后人的寶貴財富。
3.強大的執行力是創新發展實現的主要途徑
延安時期，毛澤東特別向全黨提出明確的要求：共產黨員“應該成為堅決勇敢、吃苦耐勞、急功好義、禮義廉恥的模范”，“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按照黨的要求，廣大黨員和干部令行禁止，克己奉公，勇於擔當，埋頭苦干，由此培育和營造了良好的黨風、政風、軍風、民風，實現了黨政軍民團結統一，形成同心同德、齊心協力的強大戰斗力。結果是，黨的戰略決策和大政方針都得到堅決的貫徹實施，形成全黨勵精圖治的景象：黨的領導人運籌帷幄，根據時局適時提出推進中國革命的戰略決策和行動部署﹔黨的各級干部和工作人員全力以赴並因地制宜地，創造性地實施黨的方針政策﹔黨內外、上下級良性互動，建設性地完善黨的方針政策。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蓬勃發展，形成從東北、華北、華中直至海南島的廣大敵后戰場，並且在日軍重兵頻繁的“掃蕩”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摧殘下長期堅持，不斷發展的事實，就是明証。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戰爭奇跡中包含著無數的心血、智慧和創造力。正是因為目睹了中國共產黨艱苦奮斗浴血抗日的堅決性和執行力，抗戰時期常駐中國的美國記者白修德評價說：“中國共產黨人是世界上偉大實踐者”。甚至持反共立場的青年黨領導人左舜生，在1945年訪問延安后評論說：“我承認他們在那裡苦干”。創新理念隻有付諸行動，變成事實，才是完整意義上的創新。黨在延安時期發展壯大的歷史，就是這種創新的碩果。
4.人民群眾是創新發展的主力軍、實踐者
延安時期，是黨積極、全面踐行群眾路線的時期。全民族抗戰爆發之初，毛澤東就作出了“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兵民是勝利之本”的光輝論斷，強調發動人民群眾、實行人民戰爭是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唯一正確途徑。他說：“抗日戰爭是要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在這些新思想新戰略的指引下，各地黨組織和抗日武裝深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領導軍民廣泛開展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斗爭，形成大規模的抗日游擊戰，形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陷日寇於滅頂之災。而在斗爭中，人民群眾創造和運用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等戰法，使日軍深陷“不分晝夜、連續不斷，永無中止的戰爭”。敵后抗日戰爭的發動，敵后戰場的開辟、堅持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實行人民戰爭和踐行群眾路線的結果。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憑借龐大的軍事力量發動內戰，在國共力量懸殊的形勢下，毛澤東指出：“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黨通過人民戰爭，通過土地改革和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發動人民群眾共同奮斗，打敗了國民黨，推翻了蔣介石的統治。1946年至1948年間，大約160萬分得土地的農民參加人民解放軍。人民群眾積極支前參戰，三大戰役中的支前民工數量巨大，遼沈戰役160萬，平津戰役154萬，淮海戰役543萬。在陝甘寧邊區，1947年3月至1948年8月，26.48萬人加入隨軍擔架隊，208.12萬人加入糧草、彈藥、被服、柴炭運輸隊，92.5萬名婦女參加磨面、炒干糧、做軍鞋等支前活動。人民群眾的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和力量、智慧的發揮，解決了中國革命的力量來源問題，解決了改變敵強我弱力量對比問題，解決了如何戰勝日本和國民黨的問題。延安時期的歷史昭示我們：黨的創新理念必須和人民群眾結合，必須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黨是創新的領導者和組織者，而人民群眾是創新的實踐者和主力軍，隻有兩者緊密結合，才能實現創新發展，才能創造奇跡和結出碩果。
（作者系延安大學校長、延安大學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